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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之许:更脏,但并不更坏——我看维权绝食之二
(博讯2006年4月19日)
    那天和胡佳夫妇以及其他一些朋友吃饭,我发现,经过40多天的关押和30天的绝食之后,胡佳还是那么的有生气,脸上的笑容还是那么的灿烂。我当然知道,这首先要归结于胡佳本人良好的心态,更要归功于胡佳那让人敬佩的妻子,但是,我也不由得想到,如果换成另一个时代,或许,我们既无缘在40多天后再见到胡佳,也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又再见到他阳光般的笑容。
    
     与包括高律师在内的许多人的看法不一样,我倒不认为官方目前对于异议人士的打压手段和力度超过了以往的时代,甚至到了所谓“彻底流氓化”的程度,恰恰相反的是,我倒认为官方目前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手段和力度前所未有的宽松,所谓“彻底流氓化”不过是掩饰其日渐无力而刻意摆出的姿态而已。在并不久远的过去,政治异议的代价是被剥夺生命;在更为接近的过去,政治异议的代价是长时间的剥夺自由,而且都是公权力的公开使用和展示,如今所谓的限制和殴打,看上去很肮脏很流氓,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这表明的是官方已经怯于公开地频繁动用其依旧在握的公权力,而代之于遮遮掩掩地限制,这样的一种转变,只能称之为进步而不是堕落,只能称之为退让而不是欺人太甚。尽管从当事人的心理来看,这很让人难以接受,但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要从肆无忌惮地动用公权力压制政治异议,过度到公权力中立于政治异议,可能难免要经历一个公权力偷偷摸摸地介入到对政治异议的管制的阶段,这样一个阶段,与以往赤裸裸地动用公权力相比,很不审美;而与期望中的不再有政治迫害相比,也很让人难以接受,但对于以民主自由为追求的人士来说,却不能不认识到,这是一个应当欢迎的变化。 (博讯 boxun.com)

    
    近年来,官方对各种政治异动的打压在表面上一直呈现出某种矛盾的状态,我个人以为,这里面存在着三种表面的矛盾:首先,是重判与轻判的并存;一方面,是对包括新青年、许万平、师涛等人不减严厉的重判,一方面,则是对刘荻、杜导斌、孙大午等人出人意料的相对宽纵;其次,是行为上的严管与言论上的宽纵,近年来,对政治异议人士的行为控制并未撤消,甚至连看管也未减少,但是,对于政治异议人士的言论,却近乎默许,刘晓波先生的大作可以通过互联网看到,陈子明先生主持的网站,也在官方的眼皮底下,存活过很长时间,更为显著的是,王怡、余杰、焦国标等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所发表的政治异议,并未造成严重的后果,连其出入境自由也未受到影响;最后,是轻知识分子重草根民间,轻言论而重活动,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异议,格于国际压力和知识分子在国内本身的影响力(尤其是这影响力依托互联网而日益放大),知识分子的政治异议基本被处于宽纵的状态,但是,无论是民间自发的上访或维权,还是知识分子试图走入民间,都受到远为严重的打压:李柏光、赵岩、陈光诚,郭飞熊等人的遭遇与上述王、余、焦等人的境遇之别,就是例子。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这些矛盾有可能出自各执法单位、各行政地方当局的政治敏感性不一致,但是,以我个人之见,在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其实有着统治当局的意志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上述看似矛盾现象,其实在透露出官方所划定的底线,那就是:严厉惩处与官方认定的境外敌对势力有接触的行为,如师涛;严厉惩处组织化的企图,如新青年;严密防范现实的串联,所以要严管行为;严密防范知识分子与民间的结合,如李柏光、赵岩、陈光诚,郭飞熊。而在这些底线之上的行为,尽管依旧不被允许,但官方已经不得不迫于形式,而作实际的退让,可以预期的是,由于这些行为长期不受到实际的追究,官方也很难在以后再加以追究或重新加以严管,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将这些底线之上的自由,看作是我们已经获得的成果!
    
    从这个角度,就可以解读高律师与丁老师在此次维权绝食中的分歧之所在。由于高律师所倡导的绝食维权,几乎是在所有官方设定的底线上进行了全面的突破:首先,是与境外势力始终保持着互动;其次,各地联动的绝食步骤,当然脱不了组织化的嫌疑;其三、已经有了与访民的互动。由此,丁老师的关心是合理的,她的担心在于,如此全面的对底线的突破,是否会有损于巩固夯实已经取得的底线以上的自由,因此她呼吁不急于全面挑战底线;而高律师则以为,这些由官方设置的单方底线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所以他当然有挑战的权利。在这一问题上,我更倾向于高律师一边,我的看法很简单,在没有正式的宪政保障之前,自由的保障在于张力而不在于承诺,也因此,对于底线之上自由的巩固,恰恰在于底线的不断突破,只有在最前沿有持续的张力存在,已经获得的自由,才可能被真正地巩固。
    
    但是,对于底线的挑战与突破,不可能一下就达成。人类社会的悲哀就在于,人们并不能彻底自由平等地生活在一起,而总是需要有统治者的存在,所谓的自由,不过是划定了统治权力的边界,所谓的民主,也不过是要求统治的权力需要被统治者的同意。因此,任何政治权利的争取,就不能不是在统治者意志下的挣扎和争取,也因此,一个让人悲哀但或许是不得不然的现实就是,我们确实只能一步一步地争取我们的自由与权利,而且我们还不得不与统治者一道争取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因为这自由和权利必然是普遍的自由和权利,是属于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回到这一次以郭飞熊被打事件为发端的维权绝食运动上来,我以为,高律师们尽管正确地选择了对底线的持续挑战,从而值得肯定,但是,以全面抗争的姿态,尤其是用绝食这一手段,却因为其缺乏渐进的可能和互动的空间,就不能不陷入旷日持久而寡有收获,从而在策略上值得商榷。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高律师已经自由地回到老家又回到了北京,如今又自由地到达了成都,并将转道重庆奔赴上海,当然,随行的也依旧是大批的便衣,不受干扰的出行自由和如影随形的行动监视和限制都集中在了高律师身上,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的论点:目前远非一个毫无希望的时刻,倒是一个可以寄望的转折点,而要想抓住这一转折的时刻,我认为,高律师以及其支持者们,应尽早结束绝食这一手段,而回到更加稳健常规的异议表达方式上来,以回答我们时代的挑战,迎接一个真正权利时代的到来。毕竟,即使那些我们自以为已经获得的少许自由和权利,也完全有可能一朝而去,丁老师们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与其用全面抗争和绝食这样的极端手段长期对峙,倒不如用更为具体也更为有节制的手段来挑战官方自行设定的底线,我相信,这样的方式获得的成果并不会逊色,却会更加持久稳固。
    (4/18/2006 4:45)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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