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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维权的政治思想基础与法律根据(连载之四)/贺伟华
(博讯2006年4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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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维权的政治思想基础与法律根据(连载之四)
     二、公民维权的政治思想基础 (博讯 boxun.com)

    (一)私权神圣---市场经济之无形之手;自生自发秩序---法治正义的根据;广义自私政治思想理论---与公有制虚伪道德价值观的决战
     作为与生俱来的被践踏者,从小至今思索着同一类问题:这种割裂人间情感、导致斗争与矛盾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道德基础与合法性根据究竟在哪里?这种建立在对其他意识形态及他人的奴役与践踏基础上的、排他性的所谓共产主义思想及无产阶级道德价值观,其本质究竟是利他主义的还是一种广义的自私与自利?人们追求自己的信仰、并在对信仰的追求中找到幸福感、成就感甚至精神寄托灵魂皈依究竟是利他主义还是一种广义的自私?各种宗教信仰、道德学说与商人的经商动机、科学家的献身精神、艺术家的美学追求及学者的追求真理与痴迷究竟谁更高尚、谁更利他?难道它们的本质不都是在追求物质或精神的幸福感与成就感吗?难道这种种行为与动机不都是一种广义的自私与自利行为吗?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标榜自己的信仰、行为与动机的高尚性、利他性而排斥其他一切的异己甚至从肉体与精神上将他们消灭?承认这一切行为、思想与观念的自利本质是否就意味着道德制高点的丧失、是否就意味着它的正义性、合法性的丧失?人类的幸福与成就、社会的公益、国家的荣耀究竟来源于具有共同广义自私本质的多元文明的平等保护与激励还是来源于对一切异己的彻底封杀?承认人作为一个具有自私本质的理性动物难道就丧失了自己的平等尊严与人格吗?把所有的所谓利他主义、所谓品德高尚者都当成一种广义自私者从而堤防他们的行为可能对社会、对人类造成危害难道不是完全必要的吗?
     激励人民的广义自私与基于社会正义的对这种自私的恰当防范才是最有益于社会公益、有益于多元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有益于人类矛盾的缓解与和谐社会的形成。建立在广义自私基础上的私权神圣道德价值观成了市场经济伦理与自生自发秩序、法治正义观念的政治思想基础,也成了现代民主政治得以建构与发展的根本性基础。从此,财产权作为近代法律得以构筑的根本逐步在这种广义自私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它根本就不丑陋,更不是罪恶,建立私权神圣的观念、用法治的正义手段保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所得才是人类的公共善。原来法治正义的基础不是什么利他主义的道德学说,它的基础在于对自利行为的激励及对自利个体的契约防范基础上的,人的潜能、人的创造性动力、人类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人类的多元文明由于这一人性解放与思想革命而获得了指数级的飞跃性发展。从此,谁也无法用任何一种排他性的所谓利他主义道德价值观来否认法治正义的思想基础与根据,任何一种所谓的利他主义因为有了排他性及某种功利动机也难以摆脱自私的属性。它的本质根本就是一种广义自私。
     私权神圣之市场经济伦理价值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伦理的冲突;自由主义广义自私思想与建立于其上的法治正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以德治国、以人治代替法治的道德价值观的冲突从建国至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虽然今天,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已成了昨日黄花,民主与法治与捍卫个人的权利及尊严已成了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实施法治、保障人权及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也已写入了宪法。但是以公有制为根据对私权神圣的实际否定与践踏却在国家公权力的主导下日益肆虐践踏私权、甚至践踏人权,它日益的助长着政府官员的腐败、权贵阶层的堕落与猖狂。这种侵权行为因为被标榜为有益于公益而获得了践踏宪法尊严与民权的超越性特权;政府官员的贪婪与丧失人性的掠夺以有益于公益为幌子而摆脱了法治的制约、甚至一手炮制恶法来侵夺民财乃至于国家资源。在此境地,我们有必要为私权神圣正名。
    
    1、私权神圣---市场经济之无形之手:
     “总的来说,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总是习惯于从道德角度来看待私利与公益问题,并想当然的就认为私利就是满足个人的私欲,因此是不好的,甚或恶的,而公益才是有价值的,符合所有人本性,是良善的,这种道德主义的判断充斥着人们的思想意识,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 然而,近代以来有关这个问题的看法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把道德伦理学的评判与法律制度的审视严格作了区分,而这种区分恰恰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斯密、休谟,甚至更早一些的曼德维尔大夫都曾指出过个人行为的私利属性,在他们看来,人是一个追逐私利的动物,不应把人一上来就设想的太高,追逐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人的基本天性,作为一个道德学家尽管可以用道德的标准来要求人,但不应把道德标准视为一个有序社会的基础!法律规则不应建立在道德良善的基础之上......追求私利才是经济秩序中的基本规律,每个人在市场行为中追求自己的私利,这一点尽管在道德上算不上高尚,但却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也是支撑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杠杆......英国思想家们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在承认商业活动中个人私利追求的本性的同时,揭示了另外一种令人感到震惊的情况,那就是每个人在追求自利的行为过程中往往会与社会公益发生内在的联系,或者说,在每个人的自利追求中产生出一种普遍的有益于社会公益的结果。......思想家们发现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欲望、目标和预期的时候,即便他们的行为完全没有考虑到其他人,没有考虑到社会公益,而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纯粹个人目的,甚至是为了个人的一己之私,但是,只要这种行为一旦进入到社会,要在社会关系中实现,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令当事人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情况,那就是他们的自利行为往往又会创造出一种对于社会公共事业普遍有益的结果,即创造出一种公益来......近代思想中是曼德维尔第一次完全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对于所谓私利与公益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不同于道德主义的看法。例如,曼德维尔在那篇有名的《蜜蜂的寓言》一书中所提示出的观点,“人性之中的普遍动机--自爱,可以获得这样一种取向,它追求个人利益的努力,也会促进公众的利益。”这一思想足以令几百年前当时的欧洲思想界感到震惊,然而,它却道出了一个普遍的规律,只要人们的自利行为不对他人构成伤害,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与幸福的同时,他所创造出来的公益,往往比那些刻意的、直接的慈善事业更加来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以利他主义为理想大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结果却导致了全社会的普遍匮乏、整整饿死几千万人!而一旦倡导私权神圣、鼓励人们物质财富时,不过二十年,人们所创造出来的财富远远超过统治者的想象而导致了物质的空前积累,即使是有限的经济自由也创造出了如此辉煌的公益事业,如果在普遍一致的私权神圣的共识之上、在法治正义的维护之下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与艺术等各方面给与人们全面的追求幸福的自由与人权的话,我们无法想象人类将步入怎样的辉煌。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德行与世界进程”中曾有过精彩的分析,在他看来:“一个人自己享受时,他也在促使一切人都得到享受,一个人劳动时,他既是为他自己劳动也是为一切人劳动,而且一切人也都为他而劳动。因此,一个人的自为的存在本来即是普遍的,自私自利只不过是一种想象的东西;这种想象并不能把自己所设想的东西真正实现出来,即是说,并不能真实地做出某种只于自己有利而不促进一切人的福利的事情。”
     “作为个人自私行为副产品的抽象规则和制度模式在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中却得到了更为丰富的论证,斯密有关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无形的手”的隐喻,不过是自由市场秩序中的抽象规则之形象化的表述。以斯密之见,每个人看似都在追求着自己的经济目的,都在为着自己利润与财富的最大化而奔波,从事生产和交换,但是,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一个抽象的市场秩序却出现了,这个构成市场秩序的规则体系虽产生于人们的经济活动,但却并不是他们在经济活动中有意识的主动设计,而是无意中创造出来的,或者说是作为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实践中的副产品而出现的。......是一种抽象的普遍适用于社会任何个人的规则系统,每个人只有遵循着这套规则,才能够在社会中得到他预期的最大化满足,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谁遵循了这套规则就能够获益,不遵循这套规则就将受损,规则在此犹如冥冥中的无形之手在调配和指导着复杂社会经济事务中的各种关系,从而实现各种利益间的调配,既可以导致某个人收益的最大化,也无形中促进了社会的整体繁荣与进化。”
    
    2、道德的限度
     中共是一向标榜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价值观,甚至以德代法、以人治代替法治,从而导致了道德的政治化、功利化、虚伪化。从此他们只对被奴役的人民讲道德原则,如今天中共当局所大肆宣扬的的所谓“知荣知耻”,却从来不以道德原则来要求自己,其本性的恶劣已经不只是腐败、堕落,而达到了一种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地步!汕尾东洲的大屠杀、苏家屯集中营的鬼火烟魂、最近被挖掘出来的上百个取了头盖骨的头颅就是铁证。这种反人类暴政、这种疯狂践踏人权丧失基本人道的政府,却还在厚颜无耻的天天通过主流媒体大谈什么“知荣知耻”,真是卑鄙、无耻、无聊之极!
     每一个党派、每一种宗教、每一种学说都有它自成体系的道德观,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如何防止强权暴政者以道德的理由侵害人民的利益、剥夺人民的自由甚至疯狂的践踏人权。成了攸关国人生死存亡的大事情,今天被杀戮的是信仰者---法轮功成员,被监禁、被绑架、被监控、被追杀的是律师、记者与作家,明天遭此厄运者也许就是我们!要防止政府以道德的理由干不道德、甚至不人道的勾当,就必须防止任何道德学说的政治化,就必须站在新的高度这些所谓道德学说所隐含的自利本质、所包含的功利目的进行深刻的批判与揭示,给道德与政治划界!
     “ 关于道德政治化的问题,早在十八世纪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那里就有过精僻的论述,贡斯当鉴于法国大革命中道德原则的极端化张扬,提出了一种中介理论。他认为道德只是人的社会生活的一个层面,它应该有自己的限度,不能僭越,而毫无阻碍地直接进入社会政治领域。如果道德原则不遵守自己的界线,踏入政治,那么危害将是巨大的,那些本来非常美好的道德愿望,一旦超越了自己的界线就变成了邪恶的力量。因此,道德要进入社会政治生活,就必须有一种中介使它转化,这个中介贡斯当认为是一种制度性的政治架构。我们看到,贡斯当的观点是前瞻性的,现代自由主义显然受到了他的重大影响,哈耶克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思想,认为这个中介,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由的宪政秩序,其核心是正当行为规则。只有法律所表现出来的正义......道德只管道德的事情,一旦僭越后果将是十分可怕的。”
     而现代著名自由主义哲学家刘尔斯更是超越于任何他律性的道德学说,建立起了构筑自由宪政的公正原则,从此,以诚信为根本的自律与道德产生于公民对自由宪政的内在信仰,而不产生于任何的外在非理性暴力与威权。
    
    3、私权与自生自发之近代法治正义观的形成
     早在近三百年前,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曼德维尔---就揭示出一种自生自发秩序,他的最大贡献不但是在伦理学中通过对于人性的透彻分析,阐明了道德规则的生成过程,而且更根本的是他揭示了这种自生秩序的思想,“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有序的社会结构--法律和道德、语言、市场、货币以及技术知识的发展--自发生长的经典模式。”
     “人类最大的公益不是什么国家目的、理想与荣耀,而是一种能够适用于每一个个体的规则系统---公正的法律,它才是人类的最大公共善。公益...并不是意味着拟人化的所谓国家理性或国家主权等绝对化的东西,公益不是一种实体,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而是一种抽象的规则,最大的公益表现为最抽象的法律规则,表现为司法行为的公正与独立,表现为这种公益能够为每个个人带来自由、幸福等合法的私利或预期的最大化实现。规则系统尤如游戏法则,只要人们生活在社会之中,对于他们来说,一种公平正义的规则乃是绝对必要的,它对每个人都是有益处的,如果说公益,那么哈耶克所指出的正当行为规则就是最大的公益。如果没有规则,社会中人们的行为也就难以区分出彼此的界线,没有分界,纠纷就难以避免,更难以调适与解决。”
     “休谟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将斯密所揭示的那种市场秩序中的“无形的手”所扮演的规则功能,进一步归结为一套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特别是集中落实为个人的产权制度上面。在休谟看来,人们的追求尽管在社会生活中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不乏自私自利的成份,甚至我们可以假定每个人都追求着自己的私利目的,但是,在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社会活动中,一种法律规则的体系不期而然地出现了,这种法律形态的突出标志是私人的财产权制度。在休谟的理论中,财产权显然是一种来自个人私利但又超越了个人具体目的的公共的产权规则和制度,正是这种抽象的财产权制度对个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护,并由此构成出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休谟对于财产权的论述与法律规则的抽象性联系起来,并由此揭示出财产权制度的正义本质。他认为财产权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规则,其关键之处并不是简单地确立对于个人利益的维护,而是一种抽象性的法律制度,它维护的乃是社会中任何一个个人对于自己财产的所有权,其突出特征乃是抽象性,抽象性的法律制度才是具有最大公益性的制度。
     “我们知道,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人都将私有财产权视为人类社会的私利之源,认为它鼓励和保护了人们的自私自利的邪恶本性,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所要首先铲除的毒瘤,古往今来,对私有制的指责多不胜数,在此不再赘述。但是,休谟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认为私有财产权是恶,反而认为它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一种最大的公益,在《人性论》中休谟专门讨论了“公正的起源与财产”以及“人为设立公正规则的方式”等问题,指出“正义只能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的供应相对于人的需要有所欠缺的状况。”[54]休谟极力想说明,是环境的性质,即他所谓的“人类社会的必然”,促成了三个基本的自然法--“占有物的稳定性、其转移需经同意,以及信守诺言”的出现,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全部法律制度不过是对这三种法律规则的表述而已。
     从曼德维尔到黑尔、斯密、休谟等人,我们看到了一条明显的揭示社会自生秩序的理论脉络,从私利到公益,从抽象规则到产权制度,从私法秩序到公共政制,哈耶克认为这种对于社会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自生机制的阐释,乃是自由主义的精髓。”
     在哈耶克看来,人类社会秩序中最能体现正义属性的乃是这样一种关系,即抽象规则与自由和财产权的关系,这种正当性的关系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基础,也是自生秩序得以产生、扩展的关键所在。他写道:“从古希腊直到现在,这种财产、自由和秩序得以存在的前提是一样的,即抽象规则这个意义上的法律。它使任何个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就谁对任何具体物品享有支配权,得出明确的看法。”
     正当行为规则:“哈耶克认为,正义并不意味着具体的结果,而是一种抽象规则的分界,也就是说,如果自生秩序存在着一种正义的话,那么这种正义不可能是结果的正义,只能是规则的正义,特别是抽象规则的正义。显然,哈耶克的正义观不同于建构理性主义所主张的那种社会正义,那种以人的职位、等级和德性等来决定分配的所谓实质性正义,正是他极力反对的。”
     “‘跑得最快的未必赢得赛跑、强大的未必赢得战争、智慧的未必挣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变得富有、灵巧的未必赢得好感;但是至关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人都有胜出的时间和机会。’正是由于我们不知道规则的适用对特定的人所具有的影响,这才使得正义在自由人组成的自生自发秩序中成为可能。”
     “哈耶克认为个人行为之正当与否,并不在于他的动机如何,不在于行为的结果如何,也不在于行为本身,而在于这种行为是否遵循规则,正是这个规则为人的行为划定了一个界线。在这个界线之内,人的行为无论怎样都是正当的,都体现了人的自由,理应得到保护,而超出了规则所划定的界线,那么人的行为也就不再具有了正当性,不再受到法律的保障。因此,所谓正义并非指人的行为本身的正当性,而是指行为规则的正当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民主政治的自由宪政与法治正义不是建立在某种伪善的道德学说之上的,作为一种自生自发的抽象规则,它也不是某个思想家(如马克思)的人为设计,它更不是来源于政府的主观臆断、暴力为后盾的强制。它产生于对私有财产归属的确认与自然保护的需求之中。它所平等保护与捍卫的恰恰是每一个公民的私权,因为有了它,从此,人的天赋人权、自由及财产才获得了根本性的保护。人才从此摆脱权力、宗教与金钱的奴役与异化、摆脱人身依附而成长为一个有尊严的个体。
    
    4、自由主义私权神圣与马克思主义公有制道德价值观的决战
     如果说近代的思想家一脉相承逐步在自利行为中发现了它所带来的隐含公益后果,并由此而奠定了市场经济抽象规则与伦理及以财产权为对象的法治正义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有必要对财产的内涵作重新的阐释,在多元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财产不再是狭义的物质财富,它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个体的生命、自由、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及知识产权、文化艺术、思想甚至信仰都成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财富而求助于法治正义的保障,这种广义的财产权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权,是建立在一种全新的广义自私政治思想理论基础上的。无论人们如何标榜自己的行为与思想多么道德和有益于公益、无论人们如何指责他人的行为与思想是如何的自私自利,只要个体的行为遵循法律的正当行为规则。我们都认为这一切行为都是直接或间接有益于公益的广义自私行为。从此,任何的道德学说、宗教信仰都丧失了它的道德制高点而让位于抽象的正当行为规则,让位于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宪政法治思想。
     从此,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道德价值观,作为一种对神圣私权构成严重威胁与挑战的政治思想;作为一种排他性的、崇尚暴力的原教旨主义宗教邪说;作为一种伪善的消灭人性尊严的道德学说;作为一种窒息人类多元文明发展与财富增长的罪恶之源,它在受到法治正当行为规则制约后才可能驯化成有益于公益的广义自私者中的一员,它的所有信仰者与追求者从此丧失了任何的道德优势而凌驾驭他人甚至法治正义之上道义优势,平等的接受来自正义的监督与限制。
     如果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天赋人权、私权神圣和市场经济作为我们挑战中共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三把利剑的话,那么,在继承前人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广义自私政治思想理论则是我用来彻底颠覆中共强权暴政合法性基础、重新调节与整合多元文明与价值之间的平等关系、构筑人人平等的观念捍卫人的尊严与自由、重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匡复宪法尊严与法治正义的强有力思想武器。因为传播广义自私理论,二十多年来而被中共强权暴政者栽赃陷害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个体,并因此而受尽了人世的践踏与侮辱,甚至至今许多人也无法解决其中的精深与奥妙,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议与争鸣。但是无论如何,我确信我求真求实的治学态度并将继续完善这一思想理论。
    
    注:所有引用来源于《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高全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_(博讯记者:反抗者)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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