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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直面国家罪和错/夏明
(博讯2006年4月09日)
    《人民心中的胡耀邦》
    
     夏明/我们有许多理由来纪念为中国改革作出杰出贡献的领导人胡耀邦。从我个人角度而言,我一九八一年进入大学,正好赶上了中国现代史上最开放的年代。胡耀邦与其他开明的领导者一道开创的改革开放之风冲击着整个校园,激活了一代青年。同时,他也提出了让更多大学生入党,让年轻知识分子给党添加新鲜血液,从人事上保证改革的深入。这一举措激发了一代年轻人献身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博讯 boxun.com)

    
    然而,从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胡耀邦最值得我们纪念的是他直面国家罪错所作的重要贡献。在中国经历了恶梦般的二十多年后(“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作为主管党的意识形态和人事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胡耀邦在“极左”思潮仍然盛行的改革初期发起和主导了一场“知错,认错,改错,防错”的努力。尽管他本人也是共产党一系列罪错的牺牲者,他为整个党肩负起了十字架来求得人民的原谅。
    
    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讨论国家对错的传统,所以即使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来犯了许多的过错,最多只是轻描淡写地讲几句,而没有勇气纠正自己的错误。事实上,这种应付式的道歉通常只是以一种新的虚伪去掩盖过去的过错。由此观之,胡耀邦已经跳出了传统共产党领导人的一贯作风,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政治遗产。今天我们纪念他,也可从他的政治遗产中得到许多启迪。
    
    国家罪错是一个政府或其官僚们从事的犯罪行为。它可以是对国家自身制定的宪法、刑法及其他法律的违反,可以是对国际公约和人权法规的践踏,也可以是对人类普视价值的破坏和藐视,由此给社会和人民造成的恶果和侵害。它既包括政府及其官员的罪错,也可以是他们不作为造成的不良后果。中国共产党在其执政的半个多世纪中犯下了无数的国家罪错。有些在中国近现代史甚至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和宋永毅主编的《文革大屠杀》,STEPHANE COURTOIS等人主编的英文着作《共产主义黑皮书》都记录了文革中的罪恶,恐怖和镇压。
    
    从国家罪错的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多年,基本上可以分为明显的三个阶段: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是国家罪错严重泛滥的时期。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是中国共产党纠正自己罪错最有成效的时期。当然,在“民主墙事件”和“反对精神污染”运动中又有新的最错过失。由于胡耀邦的所作所为,这两件事件都及时被阻止了,未能发展成更深的灾难。从一九八九年至今是一个新的阶段:此间中国社会和经济都取得了许多惊人惊世的进步,但中国政府的一些作为和失职也酿就了许多新的国家罪错。一九八九年暴力镇压学生民主爱国运动,一九九九年对法轮功大肆围剿,以及无数的局部的国家暴政都是例证。不幸的是,某些领导人不允许人们讨论反思这些过错,而是将错就错,从而造成了更深的历史死结,妨碍了中国走向真正的富强和民主。
    
    戴煌先生所着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记录了胡耀邦最重要的政治贡献。该书的每章每节都反映出一位诚实正直领导人的政治智慧、政治勇气和政治责任心。
    
    首先,知错需要有反省意识。傲慢的执政者是不会有反省意识的。执政者最大的傲慢是坚持认为他们手中的权力是不需人民选举的认可,因而也是不需要对人民负责的。这样傲慢的执政者极容易犯错又难以纠错。对此,胡耀邦希望党的干部和领导人从挫折和错误中汲取教训,“善于倾听实践的呼声,及时猛醒,努力改正,力求避免再发生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错误,奋起扫除我们队伍的一切阴暗面。”他还说,“如果仍用人民授予的权力掩盖和否认已经存在的错误,那么这种掩盖和否认比那些错误本生更不可原谅”。
    
    其次,认错需要有求真勇气。真理是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的检验的。一旦实践,历史发展和人民利益确认了某一真理,我们就因该跟随它和实现它。然而这一过程却可能会触及他人的利益,也可能会触及自己的利益。胡耀邦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就碰到了重重困难。他的名言是:“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这就是难能可贵的求真勇气。第三,改错需要有人文关怀。胡耀邦纠正的冤狱包括共产党执政前和执政后两段历史时期,涉及几百万案子,牵涉千万家庭,波及上亿人。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小案件,他不满助于成绩是主要的,因此可以容忍少量失误;他也不满足于大多数冤狱得到了解决,因此可以忽略涉及小人物的少数冤案。正是他执着的彻底纠正每一个冤案的人文关怀使得八十年代民心振奋,人道主义复萌。在他去职后接近生命末期时,胡耀邦对张扬──一个他解救的作家说“我可以不做事,但是我还要做人。”在胡耀邦看来,“做人”比“做官做事”更为重要。一个党,一个体制可以不让你做官,也可以不让你做事,但它没法阻止我们做人和维护做人的尊严。选择做好人,选择人的尊严,自然就会选择人文关怀。
    
    最后,防错需要有政治远见。胡耀邦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建设的想法。政策上,他提出了有名的“四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工作方式上,他倡导“两宽”政策:宽松和宽容。制度上,他提出了法治建设。他曾说,“我们党内向党外作威作福,称王称霸的事时有发生,上面发现了,道歉了事;上面不发现,人家还得忍气吞声。今后怎么办?靠上面发现仍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可否向党外朋友提倡诉诸法律?”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胡耀邦还无法超越自身意识形态框框的束缚,因而也无法想见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他的设想和做法已经超出了他的同志和继任者的水平。
    
    今天中国任上的绝大多数掌权者都多少受惠于胡耀邦的三大政策:思想解放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吸纳青年知识分子入党。中国的执政者在纪念胡耀邦之际自有自己的功利目的。但他们不应忘记胡耀邦直面国家罪错的勇气。他的纠错,改错和防错的政治遗产对胡温新班子正确处理历史问题和选择未来政治发展方向都有宝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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