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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南:山坳上的共产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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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4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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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数未尽”系列文章发表以后,有朋友说:你清楚地回答了中共何以八九之后延续至今的问题,现在我们更想问的是,这种气数可以永续吗?我的回答是:当然不。问题是: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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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今天共产党面临的问题、困境、痛苦和可能的选择。我用的这个标题,脱胎自我十八年前看过的一本书:《山坳上的中国》。这本书被认为是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100本书之一,也是我一生都能记住的若干本书之一。90年代初在巴黎遇到作者何博传,我曾当面向他请教过一些问题。他当时关于“发展观”的表述,中共领导人好像在十五年后的今天刚开始有点明白。
    
     记得我当时问他对三峡工程的看法。他说这要用什么样的“发展观”来看这个问题。如果从传统的提高GDP、扩充能源、拉动经济发展的观点来看,三峡工程应当搞;但是从现代的注重生态、人的生存环境和永续发展的观点来看,三峡工程不应当搞。分手的时候,我特别问道:“你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哪里?”他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说:“这就不是由我来回答的问题了”。
    
    
     我们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共产党所面临的困境?危机四伏、困难重重、坐在火山上、抱着炸药桶?说实在,都不过分。说它是山坳上的共产党,更能说明它现在险象环生、时时刻刻可能摔下山去粉身碎骨的险境。
    
     共产党首先面临的,是意识形态的困境。邓小平用“不争论”,糊弄了十七年,还能继续糊弄下去吗?我看很难。中国历来讲“名”要正,“言”才能顺。一个“物权法”,酝酿十年,临门一脚,让北大一个教授挡住了。他捧着宪法,跑到人大去理论。话说得很扇情:“难道穷人的打狗棍,要和富人的宝马别墅一样受到保护吗?”他给“物权法”加了三顶帽子:违宪;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开历史倒车。
    
     我们在这里不准备讨论“物权法”,而是这一事件本身,有相当重要的指标意义:“不争论”的糊弄办法,看来已经走到尽头了。而一旦争论起来,对中共政权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如何再也不能自圆其说了。
    
     网上有一位朋友,谦虚地自称“闻道迟”。他把1963年中苏论战时的《九评》中的第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重贴了出来。今天读起来,别有一番情趣。要特别提一句,当年操盘写《九评》的,正是邓大人。
    
     “一九五三年,铁托集团公布条例,规定‘合法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同年,铁托集团公布法令,规定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
     一九五六年,铁托集团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权扶植私人资本。
     一九六一年,铁托集团规定,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利。
     一九六三年,铁托集团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又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这个宪法规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
     在铁托集团扶植下,南斯拉夫的城市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似地发展起来。
     据贝尔格莱德官方出版的《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统计手册》的材料,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业”已有十一万五千多家。实际上,许多私人企业主并不是什么‘手工业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资本家。
     铁托集团承认,虽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权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个到六百个工人”。有些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额,达到一亿第纳尔以上。
     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说,这些私人企业主往往还是‘大企业主’。‘这些私人企业主的网散布得多广,他们拥有多少工人,是很难确定的。按照法律,他们有权雇用五个工人帮助他们工作。但是据熟悉内情的人说,这五个人其实是五个包工头,而这些工头又有一些低一级的工头。这些包工头往往是一些不再劳动而只是下命令、订计划,坐着汽车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并签订合同的人’。
     从私人企业主获得的利润,也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报》说,“某些私人手工业者每月的纯收入达到一百万第纳尔”。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新闻晚报》说,贝尔格莱德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业主在去年都获得了超过一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有的企业主在一年内‘得到了约七千万第纳尔的收入’,按照官价汇率折算,近十万美元。
     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企业,私人商业,私人房产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公开活动,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这样的广告:‘出借三十万第纳尔,三个月为期,归还四十万第纳尔,需要抵押品。’
     所有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
     我们要质问那些蓄意为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你们如果不是存心欺骗,怎么能够硬说南斯拉夫没有私人资本,没有私人企业,没有资本家呢?”
    
     差不多三十年后,有个左派大人物,也引经据典了一番,当然,他这里讲的是中国:
    
     据统计,到1994年6月底,我国已有雇工 8人以上的注册私营企业主32•8万户,从业人员500•8万人,注册资金1041亿多元,平均每户雇工14• 2人,注册资金31•7万元。其中,自有资金逾百万元的1992年底逾5000户,有人说已逾一百万人,其中还有少量千万富翁、亿元富翁。在一些沿海省份,已出现一些雇工超过干人的私营企业。据国务院研究室的典型调查,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约比注册数多出一倍。如果把这种情况估计进去,那么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字要比上述注册数字高得多。
     建国初期,我国是以资金2000元,工业雇工3人,商业服务业雇工2人以上的标准划定私营企业主的。根据1979年中央批准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请示报告》的标准统计, 五十年代前期我国只有注册私营企业主16万个。
     人们公认我国在1955年以前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只要把当前的情况同1955年以前的情况对比一下,就会看到,无论是在绝对人数上,还是在经济实力上,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都超过了1955年以前,何况我国现在划分私营企业主的标准在雇工人数上 要比建国初期高得多。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凡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资产阶级并不限于私营企业主,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依附于他们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无论是对于五十年代的资产阶级还是对于九十年代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然而,这里的目的仅仅在于对比,因此只比较资产阶级的主体部分即私营企业主的数字就够了。)
     据统计,到1994年9月底,我国雇工7人以下的个体工商户已达2015•3万个,从业人员已达3438•5万人,注册资金已达1146•7亿元。因此,一个小资产阶级即个体生产经营者阶级的形成也是可以认定的,其中有一部分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后备军。
    
     以上还只是十二年前的情况,到如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更是上了好几个台阶。真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我们完全可以仿照小平同志当年组织写的《九评》,写一篇《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今天的中国搞的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普天下都心知肚明,这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中共却要骗人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不许争论。世界上的事情,你可以骗一时,但你不可能骗一世。北大的教授出来发难,不过是冰山一角。到亿万工人农民也起来发难的时候,那就是天下大乱了。就算按照你们在宪法里规定要服从的马列主义,讲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上层建筑难道不应当跟着变一变吗?经济基础的变是经济改革的结果,上层建筑的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难道你们非要等到山崩地裂、洪水滔天的那一天吗?
    
     共产党面临的困境,可说是从头到脚、全方位的绝症,今天我们先聊它的头。下面的,改天聊。
    
    万润南:山坳上的共产党(2)
    
    文革结束的时候,面对当时天怒人怨、国民经济濒临破产边缘的局面,陈云有个内部讲话。他说:“怎么办?无非是三条路。一是硬着头皮顶,我看是顶不下去了;二是换旗,这样做震动太大,许多老同志那里也通不过;三就是改革,不改革共产党就没有出路。” 他这里讲的改革,当然只是指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是在鸟笼里的改革;他讲的换旗,应当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意思。陈云也算是共产党里头难得的明白人。后来有些研究党史的人争论提出“改革”的首创权的问题,即源于此。邓小平力排众议,提出的是“开放”。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军功章里,有邓的一半,也有陈的一半。因此在杨继绳写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里,才会有“双峰政治”和“两点碰撞”的记述。
    
     共产党打天下用了28年;从78年提出“改革开放”到今天,差不多又是28年,经济体制改革差不多已走到了尽头。没有相应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只能是跛脚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腐败,它们是联体婴。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气数,取决于“繁荣”和“腐败”速度的比较,繁荣得快,就能苟延残喘;腐败得快,气数就到了尽头。一般来说,“繁荣”的增长是算术级数,而且是有限级数;“腐败”的增长却是几何级数,更是无限级数。如果共产党再不改弦更张,抓紧机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气数肯定要绝。
    
     还是那个左派,十二年前对当时的腐败现象作过这样的总结:
    
    
     十几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上了两个新台阶。在七十年代以前,腐败现象仅处在送烟送酒,“走后门”参军招工上学调工作的低水平上。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为求得计划外的资金、原料、材料、能源、车皮、市场等掀起了“红包”、“回扣”风,使腐败上了第一个新台阶。九十年代以来,在“不问姓社姓资”和“一切向钱看”思想的指导下,贪污、索贿、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制假、贩黄、嫖娼,犹如决堤之水,使腐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几乎建国前旧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都已经死灰复燃,每种丑恶现象都没能把党员干部完全排除在外。全国检察机关1993年9-12月查处贪污、贿赂万元以上大案6790件,比1992年同期增长2.l倍;挪用公款5万元以上的犯罪大案1748件,比1992年同期增长2•7倍:查办县(处)级以上干部经济犯罪要案715人,比1992年同期增长6•8倍,其中厅(局)级干部61人,比1992年同期增长11倍。1993年9-12月法院系统受理经济犯罪案件13110件,比1992年上升25•67%。经济犯罪和腐败现象一旦被揭露,往往官官相护。在保护改革开放的旗号下,有些执法机关往往对这类案件重罪轻判。如江西省最近对几十名犯经济罪的干部一律轻判,再加上缓刑,或者以罚代罪,即使判了徒刑,也让医院出具假证明给予保外就医。党中央和国务院虽然三令五申反对腐败,也制定了一些纪律和法规,但至今为止,尚未找到根治的良药。
    
     十二年以来,共产党干部的腐败又上了三个台阶,犯案的从厅(局)级,上升到省(部)级、中央级、国家领导人级;涉案金额则上了四个台阶,从数万元,上升到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数亿元。反腐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成千上万的抓了、关了、判了、杀了。一个贪官倒下去,千万个贪官在滋长。这样的共产党,还有救吗?“至今尚未找到根治的良药”?其实陈云早就点明了,就是要“换旗”,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当年不敢“换旗”,是怕震动太大;如今再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就要引发地震了。
    
     腐败这种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凡是有权力的存在的地方,都会孳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从西方到东方,从富国到穷国,都没有例外。专制国家有专制国家的腐败;民主国家有民主国家的腐败,区别在于有没有解药。
    
     (说起解药,我这里插一段题外话:当年在江湖上混,一些“小毛泽东”们恨我恨得牙痒痒的,放出话来,对付万润南那种人,明枪打不过他,就用暗箭;暗箭射不倒,就在箭头上蘸毒,而且还不能给解药。所以虽然伤痕累累,还算全身而退,已属不易。如今一不小心又掉进丛林里,芦笛兄诚恳地告诫我网络江湖的险恶,担心我因老眼昏花、手脚慢而吃亏 。对芦兄这番好意,这里就谢过了。)
    
     民主国家反腐败靠的是制度。一个70岁的美国退休警官,Robert Vernon,五次去中国,传授反腐的经验和心得。外来的洋和尚,自然好念经。他也确实提了一些很中肯的建议。例如他讲到美国预防腐败有四个方面:领导的决心、信息透明、好的制度、社会的共识。他还认为:“对每个国家而言,如果想反腐败,应采取两个方法,一是比较短期的,二是比较长远的。长远的解决办法是教育。让孩子们从很小时候开始,就明辨是非,这比从技术角度反腐败更为重要。”
    
     问题是,大的制度环境不一样,这些经验共产党学得了吗?领导的决心,首先是改革政治体制的决心;信息透明,你们敢让民众有充分的知情权吗?好的制度,一个公布领导人财产状况的“阳光法案”,十七年前赵紫阳就主张搞,到现在你们的政治局还通不过。你们怕什么呢?社会的共识,现在的社会没有共识,只有怨愤。你们怕这怕那,难道就不怕民怨的火山总暴发吗?
     下回接着聊社会不公引发的民怨沸腾。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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