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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你心中有什么?人民、当局还是鬼胎。
(博讯2006年4月08日)
    
    陈永苗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他们心中没有人民”,他们是谁呢?89以后的所有民主人士。民主人士心中竟然没有人民,问题是够严重的。但你细看他的文章,却只闻到一股“酸味”。里面既没有对正义的呼唤、也没有对非正义制造者的愤怒,而只有对同道者的诋毁。在我看来,好象矛头是针对高智晟与他发起的绝食运动的,但又不明确说出来,而用褒其他维权律师而独独不提这位的方式,让别人去猜他的批判对象,这样的手法,不得不说是恶劣的。
     (博讯 boxun.com)

    对于陈永苗这篇妒妇骂街式的文章,是当不得真的。你如果真想细细理解他的线索,就会发现几乎没有线索,只有自言自语。他心中有气,他要用道德姿态宣布别人是小人,小人沽心钓誉,利用人民事业,甚至损害人民的事业。他不去严肃阐述自己的概念,而永远是夹七夹八,拉拉扯扯,把反面的事实当成对自己论点的证据。我不得不承认,跟随陈永苗的思路来批驳他是很辛苦的。但我仍要严肃地反驳一次。
    
    陈永苗说,维权只能以现有法律为基础,只能法律维权,而现在维权政治化了。之所以政治化,是因为有人“心中没有人民”,只想成就领袖的声誉。陈永苗还告诉我们:“心中有人民”的维权是他所倡导的法律维权,其它都是歪门斜道,都是别有用心。一切错误都来自对陈永苗理论的偏离。
    
    我想,这个世界上寻求正义,可以在法庭上,也可以在大街上,前者是法律的手段,后者是政治的手段。但政治的手段并不一定不合法的,也可以是合法的、温和的、理性的。比如吧,孙志刚事件发生了,网上的签名运动可以说是政治手段,三律师要求违宪审查的请求更倾向于法律行为。但两者都是合法的。现在高智晟律师发动的全国接力绝食,是在家中绝食,确是政治维权手段,但绝对没有违法呀。
    
    陈永苗喜欢的是在法庭的维权,这很好呀。高智晟作为律师,不一直在法庭上为弱势群体“维权”吗?高智晟律师承办的维权官司时,他不是以现有的法律与法规为基础进行辩护的吗?作为一个律师,他踢开了现行法律去辩护吗?但陈永苗要把法庭维权看成惟一的维权方式,排斥一切其他方式,包括政治方式,这就有点过分了。显然作为一个公民,别人有采用合法的政治手段维权的权利
    
    法律手段与政治手段的不同,不是合不合法的差别,而是手段不同。如果以是否合法(即现有法条)而言,政治手段也完全可以是合法的,以现有法律为基础的。
    
    陈永苗反对政治维权的主张可以说是89民运“合法性”要求的进一步后退。在反对中共暴力革命基础上诞生的中国民运,一直坚持民主运动合法、理性、非暴力的宗旨,被讥为“合法性拜物教”,陈永苗更进一步,他要把合法、非暴力中的政治手段也排除出去,于是只剩在中共的法庭上,用中共的法律进行的法律维权。
    
    谁也不能否认法律维权是重要的,但谁又能把维权只限制在法律维权这一种形式,而排斥其他形式呢?政治手段当然也是一个有效的方式。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如果你陈永苗觉得法律维权最重要,在现阶段最适合,你就去做法律维权的事,那些政治化维权的人士并不反对你的法庭维权呀。高智晟一直是以律师的身份作法律维权的,现在被剥夺的开业权利的高智晟采用了政治维权的方式,他也没有否认法律权利的重要性呀。
    
    不明白陈永苗为什么会如此不宽容,只允许别人采用他所认定的法律维权道路,而把政治维权者看成是沽名钓誉之徒?是不是高智晟们的骤然崛起,暴得大名,惹得陈永苗们妒火中烧呀?
    
    下面来看一下,陈永苗反对政治手段维权的理由:
    
    1、 使用政治手段维权,就是抛弃现有法律,是法律虚无主义。
    
    这是陈永苗反对政治维权的最主要理论。对于这个问题,真是不值一驳。政治手段并不就是非法活动呀,现有中共法律就规定公民有运用政治手段的权利呀。通过合法的政治手段维权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政治维权即使触犯了当下某些恶法,如非法集会、非法游行的规定,也不是抛弃所有一切法律,谈不上法律虚无主义。
    
    陈永苗说“维权运动中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凡中共的法律,都不承认,这完全是共产党废除国民党法统的思维方式”。真不知这句话的针对性。哪里的维权运动“凡中共的法律都不承认”了?这个判断真奇怪呀。维权运动的辩护逻辑一直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的,如果有现存的法律,就直接引用。如果现有法律有矛盾,则引用有利的条款。如果现行法律与宪法有矛盾,则引用宪法原则反对具体法律。这不都是在现有法律下的维权活动吗?怎么就是法律虚无主义了?
    
    奇怪的是,陈永苗竟赞美起马丁.路德来了。马丁.路德何许人也?不是那个赫赫有名的搞政治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吗?陈永苗不是反对政治化维权,只允许在法庭上维权的吗,他怎么可能赞美马丁.路德呢?如果他赞美了马丁.路德,他怎么还能反对高智晟的政治化?如果连马丁路德率黑人向华盛顿进军都被陈永苗肯定了,他怎么还有理由反对高智晟发动大家在家里绝食一天的所谓政治化维权?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2、 政治手段是要中共的命,被当局打压理所当然,
    
    就目前维权运动来看,不管是采用法庭的方式,还是政治的方式,其诉求的目标都是很低的,高智晟们所诉求的目标,不过是要求中共遵守它自己的法律,这里不存在要中共的命的问题。相对于法律维权,政治维权手段更激进一点,但手段的激进并不意味目标就是结束中共统治,相反,目标可以是很低的。
    
    就如陈永苗指责的太石村政治化维权来说的,村民所要求的不过是实施中共制定的组织法,以便查村官的腐败,目标真是低得不能再低了,与结束中共统一,连边都搭不上。
    
    但在陈永苗看来,只要是政治手段,不管具体的诉求是什么,都是要当局的命,他引用胡适先生话“与虎谋皮,就得准备被虎咬”。姑且不说他们怎么“与虎谋皮”了,是拿刀拿枪去颠覆中共了吗?是要求中共下台了吗?我们只说,人受了压迫,为什么不能叫?为什么不能反抗?陈永苗举了的苏格拉底与人权母亲的榜样,意思说,你既然挑战当局,被抓被打你不应再叫,因为这是可以预料的结果。苏格拉底接受公民团的审判结果,但他并不认为对他的审判是公正的,他只承认它在形式上是合法的。苏格拉底没有后悔他的行为,如果他不死,他还会做他原来的事。而民主人士也经常是很听话地被警察带走,这个态度就是苏格拉底的态度:你有抓人的权利,我有抗议的权利。与苏格拉底略有不同的是,民运人士面对的是不守自己法律的当局。所以民主人士不反抗被抓,但后事会抗议被抓,因为这一行为不合当局自己的法律。
    
    比如说就以陈永苗赞美过的马丁.路德来说吧,它的民权运动的诉求是以联邦宪法修改州恶法,而高智晟只不过以中共的法律,要中共停止非法的迫害行为(不是修改法律)?两者相比,马丁.路德不知要比高智晟激进什么倍。陈永苗却能肯定前者,而否认后者,他所依据的逻辑是什么?
    
    3、 政治手段维权是盲动主义,会带来损失,
    
    陈永苗的说法是“不要把胸膛对准中共的枪口”,这是从策略上来说的。合法的、温和的、理性的、非暴力的政治维权手段,本来是尊重现有法律与秩序的,根本谈不上盲动主义。把这样的行为都看成是激进与威胁,这是当局的事。民主人士不能因为当局不高兴,就什么也不做。如果连这种合法的活动都要被打压,说明当局公开在犯法。对于一个执法犯法的当局,应该怎么办呢?听话地退缩回去吗?如果这样的话,我很怀疑法庭上的维权能有多大的成效。
    
    4、 政治手段维权成就了个人英雄,即这些维权英雄只想当人民的领袖,而不是为人民服务
    
    这是对政治维权者的道德指责。李永苗忽略了一个事实,太石与汕浘,都不是民运人士鼓动起来的,而是村民本身闹起来的,民运人士的介入,使抗争更理性,更少授人以柄。而在陈永苗看来变成民运人士不惜民众流血,来成就个人的名声,这太不符合事实了吧。是不是在陈永苗看来,为了避免当局镇压,百姓压根不应抗争?对于百姓的抗争,民主人士应退避三舍?
    
    陈永苗说政治化的维权不是为人民争利益,而是成就维权者的名声,所谓“无数的人民的人身财产,无数民间精英,最后都为了几个领袖,一将功成万骨枯”,除了挑拨之外,这还能显示什么?
    
    说实在的,跟着这位陈先生的思路转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颠来倒去,就是不好好作论证,比如“维权政治化”为什么就是法律虚无主义?为什么,维权政治化了,就是心中没有人民了?这些逻辑关系陈先生是不愿直白地告诉我们的。你得到他的文字背后去找那些若有若无的连贯的意思。而且还要经常遇到这位陈永苗顾前不顾后的思维混乱。比如他说李昌平,大叫大嚷,名动天下,但农民没有得到好处,相反另一位乡党委书记,带着农民对抗县政府,却使农民得到好处了。于是陈永苗问道:“在李昌平的名动天下和农民受损,与无名英雄的籍籍无名和农民受益之间,我们何去何从?”。显然,陈永苗是赞赏籍籍无名英雄的,而反对李昌平式的沽名钓誉的。但他却忽略了另一面。这位党委书记,带着农民对抗县政府,不仅是政治化,而且有些“非法”逼宫的味道,正是陈永苗在这篇文章中大力反对的“政治化维权”,但陈永苗却去赞美,名之为“籍籍无名而使农民受益”。可见陈永苗思路的混乱程度了。在短短的一篇文章中还要经常自打耳光,用高寒的说法,就是“左右互搏”。
    
    有时非常奇怪,这位自称“心中有人民”陈永苗先生,发动着这场在外人看来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口水之战”,其论调,与丁子霖致高智晟的公开信完全一致:说有一个以他们为代表的正宗的维权运动,除此之外的维权都是错误的,是为了个人的沽名钓誉。我从其口气中,只听出他对同道者的防范与厌恶,那切齿之声,是远高于对敌手的憎恶的。
    
    据高寒的回忆,有人在“不锈钢老鼠签名”事件中,为了争名夺利,甚至差点闹得坏事,让我们领教了民运、维权运动中有些人物的心态。一点小名小利,就争得这样不可开交,恨不得把战友掐死,这样的胸襟与心态怎么能成大事呢?
    
    
    
    
    
    
    
    
    陈永苗:他们的心中没有人民
    (博讯2006年3月06日)
    17年来民主人士的心中,有一个最深层的根基空了,不可遏止的掏空了,这就是民主运动是为了人民。人民,这个现代政治中的上帝,在民主人士心中被暗杀了。
    
    谁是杀人凶手?两个人,一个是步步进逼的中共当局,一个是民主人士自己,他们两个共享中共的思维方式,共谋暗杀了人民。通过代理上境外网站,就可以看到民主运动已经丧失了其根本的性质,这里没有人民,人民已经完全淡出地平线之外。 (博讯 boxun.com)
    
    
    
    
    
    
    1989年人民来到天安门广场,与民主人士站在一起,甚至为了民主人士,不惜用血肉身躯去阻挡军车和坦克,可是这17年来,这些共产党口中的暴徒,被残酷镇压的市民,判死刑的,无期的,海外的民主人士可曾记得起来?
    
    人民与民主人士的鱼水之情,在1989年是顶峰时刻。1989年之后民主人士难道就不会想到会被共产党或者自己不小心切断,甚至藕断丝连都做不到?民主人士一点都没有警惕自己还有没有根基,在人民之中的地位如何。那是不是说,他们还是共产党的学生,继承一个套路,像共产党那样相信自己理所当然是人民的领路人,不能或者不用怀疑就是领路人,怀疑了还是。那他们不过是另外一些在野的共产党员,他们的民主活动,不过是同一种知识精英内部的新陈代谢,新鲜血液代替衰老的血液,还是一家人。
    
    只顾自己的维权英雄
    
    89年之后,因为迫害民主人士当然首先救赎自己,维护自己的人权,在那个时刻不应该怀疑其正当性。可是时间凝固了,智力不增长了,思考停止了,十七年了任务和使命还是拯救自己,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人民。民主运动一直没有反思,他们并没有政治根基这一根本性问题。
    
    与国内的权贵资本主义遥相呼应,还有些人成了民主运动中的既得利益者,例如中国人权的刘青,诺大的资助绝大部分用来“奢侈”工作环境和发工资,而杯水车薪资助需要雪中送炭的人。面对国内风生水起的维权运动,中国人权理事张伟国提出支持国内维权运动的提案,本来应该得到欢呼,至少得到认真研究,可是得到了一鼻子灰。
    
    遭到拒绝不仅仅是权力斗争的原因,而且背后有深刻的心理背景,那就是支持维权运动会扭转了过去17年路线,这种路线首先考虑民主人士自己的人权,通过不断强化自己民主斗士地位而高于人民。如果去维权,那么就人民抬在民主斗士之上,从而他们长期以后的心理优势和自我认同都瓦解了。民主运动首先考虑民主人士自己,甚至把自己当作唯一,这与国内改革中权贵资本主义宣布,要首先补偿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受损最大的是干部,有的一拼。看来天下乌鸦一般黑,共产党内外,民主运动内外都是有权贵本主义和受压迫者。
    
    维权运动一产生之出,就被赋予克服“心中没有人民”的缺陷,从2003年开始,我就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提出知识分子和民众的结盟。最近编成的《陈永苗维权运动文选:维权运动是后极权时代的民主运动》整整6万字,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这种眼中只有自己没有人民的思维,不仅在海外,在国内也颇为盛行,而且渗透进入了维权运动,让维权运动陷入危机。例如有人写文章认为,维权运动是为了造就几个政治领袖。也就是说,无数的人民的人身财产,无数民间精英,最后都为了几个领袖,一将功成万骨枯。
    
    政治化的维权运动,与海外的民主运动一样,首先拯救自己。维权绝食,不是指向为了民众而绝食,而是为自己的身体而绝食。这一点还不如上访领袖,多少上访领袖受到残忍的迫害,还是不屈不挠地为大家。政治化的维权运动把维权人士自己的利益放在了首位,而异化了。
    
    维权运动不能忘记了共产党污蔑的“六四暴徒”,不能忘记了人民。维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权利,而不是为了造就几个政治领袖。所以不要轻易把维权运动政治化,不管这种政治化是为了人民,还是为了维权者本身。不要轻易地说,只有维权人士本身的权利得得到保证了,才能维护人民的权利。维权人士与人民的权利一样受到损害,等到维权人士的权利得到保护了再回头维护人民的权利,一切都太晚了。
    
    所以参与维权运动的维权人士首先要有个类似的基督徒精神的忘我精神。他们所尊贵的并不是自我,而是人民。参与维权运动作维权,与上帝做工一样,应该是无私的,是为了荣耀上帝,而不是荣耀自己。维权运动的性质是律师活动。律师也是一样,必须把当事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不得因为自己的利益而损害,这方面作的比较好的维权人士有莫少平,李健、张星水,李和平等人。
    
    目前国内的维权运动,有两个色彩,一个色彩就是以律师作为主导,律师或者以法律服务者身份出线的自由主义者成为维权人士;一个色彩就是基督徒,很多的维权律师都是基督教。前者逐渐靠近上帝成为基督徒,例如李柏光,张星水,李和平,可见维权运动是中国基督教化的一个桥梁(我曾经去说服想政治化的儒家来参与维权运动,他们拒绝了)。而且自由主义与基督教关系极其密切,所以自由主义、基督教、维权运动“三位一体”。
    
    胡适先生说:与虎谋皮,就得准备被虎咬。维权人士应该有基督教忘我的精神,不要在意自己在民间的地位,不要把一些肉体上的痛苦,身体的不自由当作维权运动的前提。为人民受难也是荣耀主,为上帝做工,把自己奉献给上帝,而不是急躁地想占据什么民间领袖位置。在我认识得这么多维权人士朋友中,赵昕是符合自由主义、基督教、维权运动“三位一体”的维权人士。
    
    上帝是律法的上帝,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上帝,意识形态是魔鬼和撒旦。当一些具有基督徒色彩和准基督徒色彩的维权人士用赤裸裸的政治化手段,用意识形态的语言去攻击对手时,他们的心灵被魔鬼占据了。尽管这些人在个人领域或许灵命很深,都是到了公共政治领域,很多被撒旦捕获了。
    
    不要把胸膛对准中共的枪口
    
    或许有人说,把维权案件政治化有利于扩大影响,也有利于当事人。可是从太石村的情形来看,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太石村维权运动被更改定性为民主运动,虽然影响做的很大,但是却给当事人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影响很大对于当事人来说,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利益。而且太石村维权运动政治化,引起广东当局的警惕,后来汕尾的开枪与太石村维权运动政治化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不仅仅是太石村,而且可以看到几乎所有政治化运做的维权案件,不是带来灾难后果,就是陷入僵局再也无法突破。对维权案件和人民的权利来说,政治化是以毒攻毒,饮鸩止渴。
    
    中文独立作家笔会会长刘晓波博士在总结六四运动时说,当局对六四运动负有法律责任,而他们负有道义责任。作为一个维权人士,对当事人的利益,以及引发的政治迫害负有道义责任,不能说来自当局的迫害就推得干净。所以一定要审慎,对当事人的在法律框架和公共舆论能够解决的事情,尽量在法律框架下解决,而不是用意识形态的攻击和敌我之分的办法,把敌人妖魔化,占领道德上的优势。一次次的政治作秀,一次次的维权秀,不一定给维权空间的扩大,相反很容易造成丧失,不能只求政治影响,而不考虑政治利益。
    
    政治化的运动,代表着维权运动的危机,一方面是维权人士将个人的声誉,所谓的道德性资源积累放在人民利益之上,就像律师从代理某个媒体关注的案件把自己的名声放在当事人的利益之上,把当事人的案件当作自己表演的剧本而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一样。
    
    从2003年思考维权运动的路径开始,我一直致力于把维权运动从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中解脱出来,把维权运动引导向重建公民社会,而不是政治对抗,因为维权运动政治化弊远远大于利,甚至可以说白害而无一利,从长远利益而言,去政治化是维权运动唯一正确的选择。
    
    维权运动本来就是要争取时间和空间,和共产党统治和革命比赛,获得喘息的机会,从共产党的围剿中挣脱出来,要不被敌人消灭,而要消灭敌人。要尽可能减少被定性为敌人的概率,不要做政治性维权,而是理性维权。如果被明白认定敌人,就丧失了机会。我们的目标是重建公民社会,应该要减少政治对抗,一心一意争取民意。要在公民社会中就提供公正服务方面,和中共当局形成隐性的竞争或者补充性的局面。
    
    要游击战而不是阵地站。维权运动政治化是提前的决战,是冒险主义的举动,是以卵击石,就像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指挥的反围剿一样,肯定导致维权运动的覆灭。
    
    政治化的维权没力量。我们必须看到,国内媒体掌握共产党手中,民主维权力量无法通过自己的报纸,传递消息和人民互动。网络还是有限而且目前已经围剿之中,民主维权力量现有的媒体无法沟通国内人民,所以通过维权运动必须亲身站在人民中间去,作为他的代理人,而不是立法者或者公共知识分子高高在上。
    
    政治的法律化
    
    我在2002年7月反对信息产业部和新闻出版总署《互联网出版暂行规定》的网络运动中,写了一个文章,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认为政治诉求,甚至要求一个执政党下台的诉求,对其清算,都是可以在法律之中可以完成的,而不需要赤裸裸的政治诉求。用法律诉求来替代政治诉求会使民主运动或者维权运动更加强大,而不是减弱。不是不搞政治,而是要去政治化,反对维权秀,反对民间政治表演,去实实在在搞政治。这种政治是法律化的政治。比如20世纪50年代黑人运动中,在面对不公义的州法,马丁路德金博士就放弃了原有的法律轨道(州法),而娴熟地运用了联邦宪法赋予美国公民示威、游行、结社、罢工(包括罢乘)的宪法权利为自己的反“公汽种族歧视”维权运动鸣锣开道。美国公民示威、游行、结社、罢工是政治运动,甚至在美国宪政中的理解是革命,马丁路德金博士并没有抛弃法律,而是用法律体系中高级法战胜恶法。法律化的政治和维权运动,很大程度上要用宪法或者高级法来战胜恶法。
    
    维权运动的政治化很容易超出而且背离了法律中的高级法和正义,用掩盖真相的意识形态语言来攻击对方,背离了正义和真相,自己陷入了罪恶,口中吐出了谎言。
    
    不能用高于法律的高级法来取消一切实在法,否则那是法律虚无主义。要区分恶法和善法,例如宪法中的序言,就是恶法,例如人权规定,就是善法。维权运动中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凡中共的法律,都不承认,这完全是共产党废除国民党法统的思维方式。1955年美国人权母亲帕克斯当有人要逮捕她时,她说:“你可以这么做”。 人权母亲对恶法并没有轻易地否定掉。这就像苏格拉底面对恶法判决的死刑,并没有逃走,而是服刑而死。
    
    为维权运动政治化辩护的人,一个非常有力的理由是和平理性维权的路子堵死了。这个逻辑是:和平理性维权就是一维权,中共就屈服了,中共让维权人士受些苦难,那就无法和平理性了。他们拒绝和平理性维权,面对中共当局恐惧,并且把恐惧扩大,而放弃了,甚至说谎了。这种想法的背后,还是对中共抱有幻想。和平理性维权不在于对中共抱有幻想,而在于维权运动如何才最有效果,力量最大。
    
    维权英雄兴百姓苦
    
    在维权运动中,首要的不是把维权运动吹捧为维权英雄,而是如何履行维权运动的道德伦理,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要共产党亡,百姓苦,维权英雄,百姓也苦。高唱自由民主之歌的人,未必不会成为自由民主的敌人,高举维权旗帜的人,未必不会成为祸害维权运动的罪魁祸首。种下龙种,收获跳蚤的事情还少么?
    
    很几年前,着名三农专家李昌平泪流满面,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上书,名动天下成为农民的良知,结果并没有带来他所在乡镇的减负,反而负更大。相反临近的一个乡镇的一个党委书记,他没有如此高调,却带领农民对抗县政府,通过谈判和妥协,大大减免了负担,但他本人确是个无名英雄。在李昌平的名动天下和农民受损,与无名英雄的籍籍无名和农民受益之间,我们何去何从?
    
    目前不要直接政治对抗,而全力争取民意。不是直奔天安门,而是下降到民间来重建公民社会。我在此为维权运动重提并重申一个口号: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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