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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反道德的钦定“荣辱观”
(博讯2006年4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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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越讲道德越没道德的中共官场
     (博讯 boxun.com)

    今年的中共两会期间,在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中,中共党魁胡锦涛突然大谈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罗列了八荣八耻,被外界舆论视为“保先活动”的继续,是衡量“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道德纲领,并被写入《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政治决议》:“会议认为,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本次会议民盟民进联组讨论时提出的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非常重要、非常及时,与会全体同志热烈响应,并认为,‘八荣八耻’论述精辟,内涵深邃,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应该使之深入人心,成为规范,蔚成风气。”
    
    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八荣八耻”教育运动在全国展开,中共各部委和军队各总部,全国各省市和社会各界纷纷表态,赞美党魁胡锦涛的钦定道德。中共组织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中共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并把实践“八荣八耻”作为干部考核评价和任用的重要标准;中共宣传部、文明办发出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宣传教育作出安排部署的通知,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强调努力践行“八荣八耻”推动全社会文明风尚,使之成为引领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团中央号召全国青年做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先锋;教育部部长周济表示要把“八荣八耻”要引入课堂和学生头脑,让“八荣八耻”贯串整个教育过程中,达到入眼、入耳、入脑、入心。小学生谱写的《荣辱歌》已经在全国中小学传唱,人大附中学生会的同学们把亲手制作的“八荣八耻”便携式卡片发放到了全校每一位同学手中,号召大家争做“少年君子”
    
    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文章、开办专题,中央电视台开始在每天新闻联播的黄金时间道德楷模的事迹,与配合“保先”教育的“时代先锋”,甚至还有“10岁‘小记者’跑两会 向政协委员问‘荣辱’”、“悉尼华人华侨对‘八荣八耻’引起强烈共鸣”这样的新闻标题;大渡口中华美德公园将雕刻“八荣八耻”,作为该公园的标志性景点。网络上出现以下专题:八荣八耻进社区,八荣八耻讲话,什么是八荣八耻八荣八耻具体内容,八荣八耻宣传,八荣八耻体会,八荣八耻是非明,八荣八耻心得体会,八荣八耻学习。
    
    在一个道德败落的时代呼唤荣辱感本没有错,但由党魁为全党全国全民来钦定道德,非但无法解决当下中国的精神荒芜问题,反而将贻害无穷。许多人把现在的道德沦丧归咎于改革开放,正如把两级分化和社会不公归于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一样。自由放纵着物欲,市场败坏了人心,似乎根治两极分化和道德堕落的唯一出路是回归毛泽东时代,似乎只有禁欲主义、平均主义和苦行僧,才能保证人心的纯正。大都以“爱国主义”面目出现,在互联网提供的虚拟空间里,理直气壮地对“自由”实施着语言暴力和词句猥亵。然而,言词的激烈并不能掩盖人格的懦弱,最下流最无耻最暴虐的网络语言常常是蒙面懦夫所为。
    
    1949年之后,每次党魁出面钦定道德,都要利用独裁权力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和铺天盖地的宣传。现在,胡锦涛的“荣辱观”一提出,其社会动员和舆论宣传的方式,已经很类似毛泽东发表“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的文革时期了,恍如回到狂热的个人崇拜时代。惟一的不同在于:与邓时代的“三热爱”相比,胡锦涛荣辱观更强调“爱国主义道德”,取消了“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而只留下“爱国之荣和害国之耻”并排在首位,再次说明中共现政权把民族主义作为新意识形态核心。
    
    胡锦涛提倡的“八荣八耻”与此前的“保先”活动一脉相承,是为了加强中共的思想教育,遏制中共官场愈演愈烈的腐败。但是,由党魁为全国全民钦定道德,来自毛泽东极权时代的强制道德,最终落得道德高调唱尽而缺德坏事做绝。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证明,无论中共高层如何强调反腐败、如何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都无法遏制腐败愈演愈烈、道德日益堕落、信仰完全丧失的灵魂荒漠化。比如,就在胡锦涛钦定新道德的两会上,“两会综合症”恰恰是对“八荣八耻”的反讽。比如,“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但中共两会每年都要挥霍掉50多亿;“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但两会期间代表们享有的种种特权和笼罩北京城的恐怖气氛,恰恰是官权的违法乱纪。无怪乎在湖北省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无党派人士王福霖委员坦诚地说:“每年‘两会’都花不少钱,警车开道,名为庄重,实则扰民,每天的伙食费就上百元,这让我们政协委员于心不安。”王教授大声疾呼应降低会议成本:“完全可以降低标准,主要是把会开好,开出成效。成本太高,我们也于心不安啊。”
    
    也有全国政协委员在此次两会上透露: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一年里,中共官员的公车、招待、出国等花费,竟高达7000多亿元人民币,而2005年中央财政建设新农村的资金投入才3000多亿元。
    
    中共最高检察院院长贾春旺的报告透露,2005年检察院全年共立案侦查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罪的国家工作人员41,449人,并对30,205人提起公诉。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99人,厅局级干部196人、省部级干部8人。此外,还有9,117名国有企业负责人因涉嫌挪用及侵吞公款而被立案调查。
    
    看到以上数字所凸现的现实,任何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能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即便胡锦涛在“保先”之外加上“荣辱观教育”,也根本无法拯救中共官场的腐败。想当年,江泽民政权也在依法治国之外加上了“以德治国”,并发布多个决议和纲要之类的圣旨。换言之,遏制官场腐败和全社会道德急遽败坏的趋向没有错,但胡锦涛显然开错了药方。他不思从制度改革上入手,不从根治权贵集团普遍腐败上着眼,反而再一次利用特权祭起了专制主义的钦定道德标准的陈腐旗帜,企图靠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强制来重建社会的道德秩序。但是,无论这类钦定道德管不管用,中共党魁已经养成了这样的道德傲慢,总想扮演集法统和道统于一身的先知型救世主,利用独裁权力来向全国民众推销党魁的道德说教。
    
    二 钦定道德本身是最不道德的权力狂妄
    
    在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上,制度、法律、思想和道德的建设、改进、创新和完善,皆是自发演进、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完美的统治者、思想权威或道德教主创造并颁布的。文明越进步,政治权力对思想和道德的强制干涉就越不具有合法性。任何统治者都无权把某种思想或某种道德钦定为唯一权威,无权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向社会进行强制性灌输,无权为维持其统治权力而强制建立一元化的思想或道德的秩序。相反,政治权力必须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采取中立态度,让思想和道德在多元化格局中,通过自发的自由竞争进行交流、对话、包容、渗透、融合,才会使一个社会具有健全的道德秩序和不断的思想创新,才会使人类在优胜劣汰的公平自由竞争中保持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
    
    而在中国,一方面,中国古代就有皇帝钦定礼仪的圣谕传统,对中国人的精神毒化可谓源远流长;历代帝王们都企图把道统置于皇权法统的主宰之下,以最高皇权为衡量一切的标准,通过发布圣谕来为民众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常常就是皇帝本人的圣谕,把各类禁令和各种礼仪昭示天下,真是“一览众山小”,一权天下威,一人天下父。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从唐太宗的“贞观礼仪一百三十八篇”到宋太祖的“礼仪诏”,翻开二十四史,中国古代皇权钦定礼仪之繁复,令我不敢想象。比如,朱元璋统治下的明代初期,皇权管制之宽之严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大陆,比如,朱元璋的“圣谕”规定,从皇帝到庶民的男人,可以分为几十个等级,皇帝、皇太子、亲王、公、伯、一至九品、平民,平民又分为士农工商;女人从皇后一直到妓女,其等级也有几十层;层层排序,各守本位,不得逾越。森严的等级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宴请等所有生活的细节,明太祖洪武三年对服饰定制:乐妓衣饰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在农人与商人之间也规定了严格的服饰界限:农人衣饰由纱、绢、布做,而商人不能用纱做衣服。农家有一人从商,全家都不能用纱制衣。洪武二十年对民房的定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此类规定即是法律,违者必受刑罚,重者可以因穿衣盖房而丧生。生活于这些钦定礼仪中的国人,还有什么个人和自由可言?真真是“专制到细胞和灵魂”。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又用马克思主义的高调道德观对中国人进行了五十多年的洗脑,其毒化功效决不次于鲁迅眼中“吃人”的礼教。马克思虚构一个在道德上最纯洁的无产阶级来领导人类,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来创建完美的人类未来;列宁又进一步把这责任赋予了靠暴力革命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毛泽东更是发表过一系列高论,什么痞子运动就是好!什么满手老茧的工人心最红、农民脚上沾满的牛粪最香。当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乌托邦红遍大半个世界之时,共产国家的阶级灭绝与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共同构成了二十世纪人类的最大灾难。而当共产乌托邦崩溃之后,当列宁式的先锋队蜕化为自私的特权集团之后,巨大道德空白的出现便不可避免。
    
    凡是顽固坚持专制统治的独裁者及特权集团,都患有严重的“自我认知障碍综合症”。他们个个都是狂妄之徒,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习惯于为社会为民众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这种陈腐而野蛮的权力狂妄,是对人的自由及尊严的蔑视,这样的统治者除了绝对相信自己的能力之外,把其他人皆当作无独立能力的依附者──无思考能力和选择能力的弱智者或残疾人,把一个人代替众生进行思考和选择视为赐福于民,因而也就把剥夺人的自由的思想权利和选择权利视为理所当然。一言以蔽之,钦定道德恰恰是反道德的,因为它只能早就主奴道德。
    
    所以,胡锦涛的钦定道德,只能让我想起了民国时期的“训政”和“新生活运动”,想起毛泽东时代的“学雷锋”等一系列再造共产新人的道德运动,想起邓小平时代的“五讲四美三热爱”运动,想起江泽民时代的“以德治国”运动,以及数不清的《加强党风建设决议》,《爱国主义教育纲要》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事实上,最高权力者为全国全民钦定道德的传统,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独裁体制中最腐朽的传统——独裁者的权力狂妄综合症。谁握有最高权力,谁就具有绝对的道德优势,甚至就是拥有惟一正确的道德,因而谁就具有资格做道德教主。而独裁者的钦定道德,又必须利用政治权力来进行行政强制和舆论灌输,它本身就来自最不道德的强制性主奴关系——除了接受钦定的标准之外,个人就别无选择。所以,它只能扼杀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而培养出惟命是从、唯唯诺诺、麻木不仁的奴性,最终落得道德高调唱尽而缺德坏事做绝。即便在这样的钦定道德体制下能够培养出无数个 “雷锋”,那也至多是“忠诚的奴隶”,是独裁者操纵民意的“工具”。也就是说,钦定道德及其舆论宣传所奉行的统治逻辑极为陈腐,与现代人类文明毫无共同之处。
    
    在如此森严的等级制之下,中国人已经彻底丧失了被剥夺自由的耻辱感,每个人从未把自己当作人,统治者没有,被统治者也没有。所谓“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中仅仅是区别于兽禽的称呼,而一进入社会,便只有主子、臣子、妻、妾、妃……就是没有人。所谓历代之改制,也从未触及特权等级制和钦定道德的传统,而仅仅是为了使之更完善而已。奇怪的是,在统治者如此高高在上地俯视众生甚至完全无视人的制度下,居然无人对此制度提出过根本的质疑,无人把人本身的权利作为其思想的基础。
    
    但是,不管怎样,古代帝制还有法统和道统的某种分离,儒生集团对道统还具有解释权,天道原则还多多少少能够约束一下皇权。到了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列宁式改造以后,他首创一个民族、一种主义、一个领袖的党国体制,也就是道统和法统完全合一的个人极权,三民主义与党魁权力集中在一人身上。这也是孙中山留给蒋介石毛泽东的共同遗产。
    
    中共在野时,毛泽东就通过延安整风在党内完成了道统和法统合一的党国体制。1949年中共掌权之后,每一代核心都既代表法统的最高权力又代表道统的最高权威,从毛思想到邓理论至江学说再到胡道德,莫不如此。古代帝制的钦定道德的手法,远不如当代独裁统治的舆论造势手法之荒谬,毛泽东时代乃是这类荒谬的极致,其闹剧余韵至今犹在。文革林彪提出的学毛着运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也很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点石成金之中世纪巫术。我在读中小学的时候,经常被迫参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凡是上台发言的人,干部管理、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学生学习、军人练兵、知识分子搞技术革新……都是在最困难最灰心最没有希望的时刻,忽然想起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于是,所有的困难迎刃而解;每一位学毛着的先进人物都要讲到:在私心萌动的关键时刻,忽然默念伟大导师的语录,于是,转念之间就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者。
    
    当下中国的所有极端的不道德行为,都曾在毛泽东的极权时代受到来自最高领袖和制度本身的鼓励,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野蛮和残忍、下流和委琐、谎言和背叛、自私和仇恨之人性邪恶的大爆发,只不过当时的人们被红色革命所席卷,并不认为那就是人性之邪恶,甚至直到今天,文革中的大小造反派们也不肯自省,参与抄家打人的红卫兵也没有向受害者表示歉意。这一切野蛮和良知缺席,皆在恐怖政治的压力和虚幻乌托邦的迷惑之下,直接服务于绝对极权制度的日常运行。独裁者毛泽东为这些人性邪恶的宣泄提供了某种人治秩序——周期性再造共产主义新人运动和一系列政治运动,造成人性堕落的周期循环。这种周期循环又是与独裁者的生理及心理紊乱之周期,也是与绝对权力的痉挛周期相协调的。毋宁说:当一个没有任何道德自律的野心家在毫无约束的制度中执掌了绝对权力之时,他就可以毫不脸红地自称是“和尚打扇无法无天”的独裁者,可以无所顾忌地交替采用放纵和压抑的手段,把亿万懦弱、野蛮和愚昧的人群作为政治工具,只为了满足他一个人人性的狂妄、邪恶和阴暗。
    
    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人性堕落的积累,包括学雷锋运动中的大吹大擂和指天发誓,数不清的大小政治运动使全社会的不讲道德积累成日常的习惯性行为,它可以在任何解禁的时期和领域爆炸性地凸现。压抑人的正常物欲和放纵人的畸形破坏欲、攻击欲的毛泽东时代一旦解体,鼓励一切向钱看的新秩序就把人的物欲解放出来,但是毛泽东以革命和造反的名义所制造的无赖精神却没有任何改观,它又在新一轮的金钱梦中得到随心所欲的发挥。现在大陆社会的全无信誉的道德混乱状态和文革时期全无任何自律的打砸抢造反行为,其内在精神乃一脉相承。我们习惯了说谎、背叛、仇恨和暴虐,习惯了一切皆由领袖、党和国家负责的生存方式,诚信、爱、同情和个人责任感便无从谈起。换言之,独裁政治培育仇恨和阴谋,鼓励说谎和无耻,造就懦弱和暴虐,纵容无赖和狂妄,养成自私和无责任感,政治无耻用之于商场就是全无商业道德。
    
    正因为独裁者为全民钦定道德是滥用权力,而滥用权力必然是反道德的,所以,胡锦涛的“荣辱观”,与其说是为了从思想上道德上遏制腐败,不如说只是为了突出胡锦涛本人的道德形象,“爱国等于爱党”,爱党等于爱“胡总”;与其说是为大陆社会的道德建设指出了方向,不如说是又一次倒行逆施,只能使目前“缺德”的现状愈演愈烈。
    
    2006年4月2日于北京家中(首发《观察》2006年4月5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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