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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文革与人民—关于人民概念的解释
(博讯2006年4月06日)
    
    如何界定“人民”这个词的准确内涵,是解释社会主义国家中——专制集权性质国家中——人民真实概念的关键。哈耶克说得好,“用新自由代替旧自由 ”的涵义,就是以自由的名义消灭之。(《通向奴役的道路》)既然“自由”是被纳粹理论家这样界定的,所以毛对人民之界定,也应该也不难。这个界定的最终含义是,毛本人的意志描述了他心中的人民,而“人民”在和毛合而为一的可悲过程里,变异和堕落,成为各个时代毛之意志的最大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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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代名词从他的阶级分析开始,把中国人定义为各种阶级,定义为敌人和人民。而在所谓人民革命时期,他利用和半塑造了他的人民并且运动他的人民进行革命,以达到他的个人取代人民,民族和国家的目的。他的做法,超过中国历代王朝保留农民土地的基本国策,将农村的精英阶层尽数毁灭,从而毁灭了五千年的中国文化,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在这个人民革命的过程里,人民逐步消失,转变为毛的顺民,贱民和奴隶(含奴才)。正是在这个前提之下,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一个没有人民只有敌人的国度。
    
     人民这个概念成为意识形态的空壳。不只是哈耶克谈到这个问题,许多别的哲学家同样在谈论空壳问题。齐泽克说道——“。。。。。。我们就大城市中无家可归者的境况发表一些深刻见解,可是我们对他们的实际困难根本一无所知——不丢面子的做法是通过一种纯正的倒装造成“深度”效果:“现在,人们读到和看到许多关于我们城市中无家可归者的境况,关于他们的苦难和贫困的东西。可是,这种困苦,虽然悲惨,也许最终只是某种最深层的苦难——现代人不再拥有专属的居所,在自己的世界中越来越是一个陌生人这一事实的征兆。即使我们建造足够多的新房子让所有无家可归者住进去,真正的苦难也许会更大。无家可归者的实质就是实质的无家可归;它存在于一个事实:在我们这个被疯狂寻求空虚的享乐弄得脱节的世界上,对于真正是实质意义上的人来说,没有家,也没有专属的居所。”。(见齐泽克《图绘意识形态》)。——于是,关于无家可归的问题,就变为是一个“哲学”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无家可归,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真理;即使有家者,精神上也是无家者;所以,无家者,你们不要寻找家园,工人无祖国,也无家园;所以,一个实质的家和意识形态的无家,是划等号的。卑鄙的哲学家就这样阉割了无家可归者的维权意识。
    
    意识形态笼罩语言和修辞学的时候,革命、人民、甚至科学、民主、自由一类大词,就是这样完全被颠倒,被掏空,被扭曲,被抽去核心。
    
    人民概念也可以如法炮制。首先人民不是个人。个性解放,是反人民的。接下来,就是,人民是一个集合名词。凡是反对集合名词的个人权益,都是要“斗私批修”的;再就是,解释和代表人民的人是“我”,是毛——他的解释权是不言而喻的,不可怀疑甚至无法争辩的。
    于是,人民,就悄悄地转化成为“我”——毛,及其党。所以,人民者,存在,也不存在。
    不存在人民分子组成的人民,只有人民的实质和实质的人民。你,他,或者我,是人民以外的范畴。等等。但是值得补充的是,至于人民之敌,则很具体。比如,某某某。他就是人民公敌。公敌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所以,“我”把他枪毙了。
    消灭了隐患。知道吗?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也是很具体的。所以,人民是很抽象的,敌人,则十分具体。等等。
    
    再如:“无产阶级”,也可以如法炮制。——无产阶级,按照“无产” 之原始定义,好像的确是革命前的定义。但是,在无产阶级被利用攻克冬宫以后,他们是不是还是“无产”呢?那些无产阶级还是无产,但是,已经成为“未来的”反/不无产的代表阶级。无产阶级的领袖则需要“现在”马上,不容迟疑地改变无产状况。因为他们是革命的心脏。心脏要有营养,不然,革命就中止了。所以,无产与否,是有相对论的。你,要相信未来——而“我们”,是相信现在的——这个,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辩证统一。占有者和支配者,之所以占有和支配,是因为他们既占有今天,也占有明天。明天,是你们改变无产的坚定不移的信仰之时间指向。但是,如果你们今天不一穷二白,就不是最好最美的图画。你们热量过多,会生出两个脑袋四条腿(见张戎『毛』)。故此,你们还是要艰苦奋斗,愚公移山。“我”,则可以祸国殃民,抢男霸女,胡作非为,是因为,我们是象征未来的人,这样的人,是要有物质保护的,不像你们,只是现在时的人,只是需要一点点精神——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所以,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等等。
    
    依然声称无产阶级斗争胜利者,就这样,把人民打发了。
    
    而现在,不久前,他们又来炮制其他意识形态词汇了——因为,无产阶级这个词汇,据说要更动一下,和资本家融合一下,等等。(我们暂且不来解释他们的全民党。他们的全民党和赫鲁晓夫全民党的异同,也待以后解释吧!但是,“方法论”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一种革命概念的大洗牌,大换算。)
    
    所以,齐泽克说,他们改变了能指的指向。是的,他们是以无限度改变可以解释和只是由他们解释的所指,从而改变这些能指。所有无法探视的所指被悬置,而没有尽期,于是,能指,就是小孩子唱儿歌,内容变得无足轻重了。文革中人上街,游行,呐喊,他们就是一些能指主义者了。
    
    其实很明显,在所有政治辞藻的解释后面,存在着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解释权究竟把握在谁的手中。而人民,不可以按照逻辑和常识来对抗这个官方解释。如果有谁解释之,就是冒犯圭皋,违背教义,成为异端。辩论的习惯本身,就不合乎意识形态空壳化的思维稳定性。
    还有,关于党、国家、民族一类大词,被扣上革命桂冠,闪闪发光。其光耀内涵,和通常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如果有人较真,则完全可以成为思维之敌,成为叛国者或者民族败类。
    
    人民之语言上的消失,成为人民消失的第一步。内涵空洞的人民之实际存在,变得犹如一个滑稽场。人民在此场域里慢慢被销蚀,其社会地位,也就被公然的“人民儿子”们剥夺和削弱。接下来,是观察人民文化归属和人民宗教地位的演变,被销蚀和被改造的历史。这个历史也是不堪忍受的一场荒诞剧。其重要革命成果是,作为文化载体之人民的文化诉求,在毛式文化的蚕食下,大约在文革爆发前后,被尽数消灭。其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涵义都被强行改造和涂炭。1966年,中国没有任何普世意义上的报纸、图书、音乐、戏剧和艺术。红色经典的出现取代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积累,而这个取消,尽然可以和纳粹焚书行为一样,使得人民一夜之间进入文革的“狂欢节”。
    
    我们看到,毛式革命涵盖整个革命和文革本身。毛在取消一般意义上的人民概念方面,在全世界历史上做得最为干净利落,不留余地。而斯大林和希特勒多少还保留了贝多芬和福特文革勒,萧斯塔克维奇和姆拉文斯基,而毛,连贝多芬和德彪西也要批判。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可以记忆那种城市农村一片红的情景,人们举着那本语录如痴如狂,歇斯底里。人民,1966年的毛式人民,究竟要做什么,其实已经一目了然。人民,成为毛的替身,而毛也转化为人民——这个革命或者反革命的载体。一个人“代表”亿万人民及其意志,这个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也就是说界定人民,按照哈耶克的思路,人民一词,已经在“新人”这个政治大词的主导下,滑向人民含义的反面,最终消失在红海样当中。
    
    从稍微抽象的意义上考察之,人民,作为一个集合概念,从复数悄然滑向单数,成为即是复数,又是单数的不确定概念,而且,打破其定数的意志,在分裂和整合人民的政治游戏中可以随时转换之,玩弄之和辱没之。毛的口头语是,百分之玖拾是好的 ——这个绝对少数的绝对值虽然成千上万,但是“数字党”(亦见哈耶克),可以使人民千千万成为肉体被消灭者。斯大林说过,杀死几个人、几十个人是杀人,杀死几百万人就是一个数字。毛们动辄就是要派出几十万人上前线。死掉几千万人,成亿人,就是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人民,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人力资源,给了毛们多大的革命便利啊!
    
    对于人民,我们看到独裁者整合之的艺术。但是,整合和分列是钱币的两面。我们看到,毛式文革在需要人民分裂—— 派性斗争,和需要人民整合时打出的旗帜,是极为不同,又完全如出一辙的人民牌。我们已经说过,在一个短命的开放和大民主时期,毛得以地看到全中国分裂的局面。他高歌这种分裂是革命的天下大乱。而后,他完成乱局的改变,让“魔鬼”回到瓶中。所有这一切,毛是打出人民之名义来完成的——而人民,在高呼毛万岁的癫狂和残暴中,同样完成了他们的毛式洗礼。一个毛在喊“人民万岁!”一个人民在喊“毛万岁!万万岁!”
    
    亚里士多德说,“ 在依法统治的平民政体中没有平民领袖的地位,主持公务的是那些最优秀的公民;然而一旦法律失去其权威,平民领袖就应运而生了……荷马说过‘由一个人来统治众人是不好的’。但是,他在这里指的是多数人合而为一的统治,还是那些单独一人的统治尚不得而知。”(《政治学》)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也许有含糊不清的地方 ——对我们中国读者而言。问题是,单独一人,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而人民,则简化为那个“单独一人”。这个转化的实质是人民消失,而单独者存在,或者说毛代替了人民。
    
    最值得注意的是,毛们懂得利用“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这个卢梭信条(阿克顿《自由与权利》),来兜售他改造过的人民意志。而人民也看到毛和主流人群高调合一的鼓噪。他们知道的是毛和人民都“不会犯错误”。既便是要摆脱毛或者摆脱刘邓的观点,也只好制造一个毛之捍卫者的前提。天啊!他们究竟是在说毛的真理,还是在说人民的真理呢?(这个一和多的转化很可笑,很真实——严格而论,一人,一神对于多数神,人众甚至集团的转化,就是柏拉图预言的,向一神基督的普遍转化——而伪基督,利用了这个致命的单数!这当然是深刻得多的课题。)
    
    越过这个也许无法展开的课题,我们只是转向我们注重的毛的问题——也就是,他的造神运动,在中国发生的问题。可惜的是,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人民不可能领会一个希腊人,对于他的小小城邦发出的警世之言。除去一两个也许是特别一点的中国学者,如吴宓,他其实在五。四运动第二年的1920年就说过,让中国人学习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西方主流哲学,而非学习了马克思(加上借鉴儒家而非法家)。(见《会通派如是说》)。
    
    在西方政治哲学的分析中,除去上述对于人民实际内涵的判断之外,他们基本上纠缠于人民的多数和少数。在追求自由和民主,自由和平等方面,西方哲学家多讲述更多的,是不可以用平等和民主来取消自由。在这个概念的区分和提示之下,他们所有争执,但是基本上在理论和实践上敉平了他们凸现平等和民主而误伤自由的某种伤痕。
    
    他们知道,绝对的平等和没有自由的民主之危害。他们知道宗教自由,是对于信仰宗教的自由,自由本身不可以取消宗教信仰,甚至,自由本身之来源就是耶稣之精神——法国革命取消宗教自由就是取消自由本身。而文革中的人民,是不是有一丝一毫的非毛信仰可以存在呢?当然没有。如果我们不做通常的跳越式叙述,那么毛替代耶稣成为伪基督革命本身,是不是从反面来抵制和消灭自由呢?他改造民主为“大民主”,纳粹们改造自由为“新自由”——这些手法,是不是涵盖纳粹和文革之同一性呢?在此意以上的无教无宗,无法无天之毛,之人民,是不是在杵逆东,西方千年文化的规范和准则呢?答案很清楚。(反而言之,文革七十年代主张“大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者——他尚未提到法治—— 是不是归属于毛式新民主之列,归属类似纳粹新自由之列,而不能归属于民主自由先驱者之列呢?这个容忍和宽容的拒绝,是对于人民及其概念的历史考证之必须,无法退让。)
    
    在正常的政治游戏里,博弈双方必须给人民之多数与少数一个同等的游戏规则。这个规则,在亚氏陶片放逐法里——即对希腊城邦里少数杰出者,施以驱逐之的惩罚之规则里,有所体现。这个多数派对少数派的惩罚,并不被西方后来的政治哲学所认可。但是陶片法的含义,已经接近了承认多数原则这个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原则。而在一般的民主规则里,他们早也认识到保护少数之必须,之必要(见托克维尔等)。于是,人民分成多数或者少数,政权或者政府,对多数和少数一视同仁,并就此制定游戏规则,成为普世真理。
    
    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说法,应该加上信仰决定论这个补充。也就是说,“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决定存在”——成为西方历史上人民诸多选择的现实存在。经济地位的差异和宗教信仰的不同,是其社会存在的常态。绝对多元的选择,不同的选择,遂导致人群中产生不同的宗教乃至派别。没有这个分野,历史就变得简单划一,或者被迫实行某种简单化一的整治。简单划一,却是纳粹和文革的第一原则。纳粹和文革罪行的一致性,多半起源于对于信仰的颠覆和围剿。希特勒很像拿破仑,要教皇走开,自己加冕。只是,他们之间尚有很大不同。
    
    在毛时代,中国有没有政治上的多数和少数呢?我们的简单回顾和答案是:有。从1940年代末开始的土改运动,就呈现了广大农民对其精英阶层的毁灭——这是毛式多数的镇压的开始,且运用了以后文革中人民斗争人民的群众运动方式。地主,这个少数阶层,被贫下中农阶层打倒,毁灭,将其财产收为己有,又很快被党“集体化”了。这是多数暴政的演习。文革中,由于我们所说的毛式驯化,国人的多数,又成为再次实行暴民斗争的载体。他们斗争那些已经被剥夺者,被缴械者,投降和完全服从的人。他们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甚至他们的子女,也是“心不死”。等等。在文革校园里,则呈现造反派响应毛式号召,旗帜所指,狼奔逐突的多数场面。“一小撮”,被镇压。他们没有丝毫可以抗争的可能性——毛说,百分之玖拾是好的,言外之意,百分之玖拾之外,就是敌人。这就是毛的多数和少数,一种尽人皆知的暴政哲学。这是一。
    
    二,这个多元化被消灭,被扭曲,遂产生纳粹式选择和毛选择,于是,不可以选择的选择——成为唯一的选择。对于人民文化倾向的强迫一致化,成为一对一的选择:就是,看你是不是赞成毛,否者,就是毁灭(耐人寻味的是,这里的毛,究竟是多数还是少数,是很成问题的——因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毛是利用宣传,来达到他整合多数的渐进过程的——他,一度成为整个体制中的少数派,只是当时的他,掌握绝对权威之伪基督,假救星的宗教,或者伪宗教资源,以致他可以改观其少数者的地位,使一变成多。)
    
    三,经济多元化的有限度复原——如中国改变某种经济性存在的计划性,使得“人民中国”呈现一种难以解释的政治局面。人民成为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累加物——这虽然很虚伪,但是,还是出现了一体化缝隙,如外资和精神外资的进入,带来了西方意义上的商业化和共产党的商业化齐头并进的局面。我们一再强调,如果所有这些存在性差异被取消了,人民之多数和少数的争执和斗争,就都指向了人民自已——因为,唯一的价值取向是,服从——是唯一的价值乃至生存前提。二十世纪,文革和纳粹制造了史无前例的人民单一性存在。历朝历代,古今中外,这种一统天下,全民万岁的场面,是极为罕见的。肉体消灭之外的诛心之论,尤其使得极权主义保持了他的看似已经消失的惯性。在1960年代,一句“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写下了对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之巨大反讽。我们的说法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和反动力!
    
    于是,自古以来的人民性差异,也就是所谓阶级痕迹和信仰痕迹,被毛的烙铁给烫平了——巨大的哲学皱纹,成为毛厌恶之的敌对存在。而人民却认可其自身保留的巨大伤疤,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荣耀花纹。观点各异,情绪不一,品质不同的人民,被统一为毛式人民,人民至少在文革高潮时期,对于这个统一皆大欢喜。不同的人民性,成为人民取消人民的斗争对象。“一切人反对一切人”,是文革的极大特点。“剃刀”所到之处,一切都丧失殆尽。甚至国家和族群认同,也首先需要取得毛认同。古已有之的人民平等之诉求,转变成为毛一人高高在上,人民统统在下的横向平等和纵向的绝对毫无平等。财产和精神财产(宗教文化)被一扫而空的国人,他们,已经成为活尸体,死魂灵。试问,我们看到的“人民文革”,是不是死魂灵和活尸体之间的机械斗法呢?这需要『动物庄园』一类作家来刻画之,提示之。
    
    在古代希腊城邦里,选举权是和财产资格相适应的——这个传统甚至延续到法国革命时期。而一般所谓中产阶级,是法国革命填补国家分配原则不公,而进行反抗的革命载体。但是,在中国式和苏联式革命中,集权统治消除了一切阶级分野,人民,被纳入革命这个整体机器,所有西方意义上的阶级分野,统统消失了。暴民攻克了冬宫。以后,他们把全社会转变为这架机器和机器上的零件。意识形态的空洞,转变为实质上的杀戮。到处是索尔什尼琴所说的法律和判决。强迫和诱导的迫害,使得最为高贵的人,也变得萎缩不堪和居心不良。本来的国家,变为今天的动物园。此间,没有中产阶级。没有工农“领导”阶级,只有那些人民主人。也就是说,人民意义上的人民,转变成为人民的对立面——革命也好,改革也好,不是寄托于人民,而是寄托于主人。等等。
    
    那么,人民,又何以被党言必称之呢?因为他——人民,成为一种党的替代符号——其能指在所指的变更中被偷换,且可以任意解释,并不被追究解释者的任何合法合理性,是否存在。因为,人们无法知道,是谁,在诠释和定义“人民”这个大词;谁,有权解释谁是人民,谁,不是。他,或者他们,有何解释权,为何,有这样那样的权利——而所有这些问题,是不可以问津的。人们当然不知道权威叙述的权威来源何在。他们也不知道后现代中心反拨论者和一如利奥塔那样的寻根问底者,及其思维方式。所以,当意识形态大词重压在任何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人民(分子)身上的候,他可以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以个性存在,对比这个无比巨大的“人民”一词,且产生不幸的对照和“合乎逻辑”——合乎意识形态逻辑的自我否定。他们往往说,是的,我们没有考虑到人民(利益)。等等。。。。。。殊不知,他们考虑的自身,其实就是人民;而毛,或者其他专制主义领袖做出的所谓人民考虑,恰恰是剥夺组成人民的无数个体存在。于是,对于人民的权威解释,就演化成为对于人民的整体解构和消灭。这个可怜的现实,甚至和法国革命,这样诉诸人民主体的革命,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情。古代,自希腊和基督教时代以降,他们宣称的人民和上帝的关系,如“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一类说法,在中国,根本无法类比之,定义之。因为,西方修辞学和解释学,很难从词源的意义上,取消上帝和语构的最原始关系;虽然,尼采以宣称上帝之死,来改变这个源流。但是,上帝真的死了吗!这是西方世界自由主义体系,在语言上不可否认的民主优势。显然,从古代就露出端倪,并且被古代之自由主义认可的人民说辞,对于中国而言,则还是一个未来时态和未定之数。
    
    中国党和统治者,则在继承古代极权主义传统方面,成就不菲。因为东南西北方的古代专制,虽然尚未无所不用极其,甚至有学者提出,可以“用专制来消灭专制”,但是,专制就是专制。古代专制,毕竟启示了现代独裁者,虽然他们比起恺撒,显得很渺小和庸俗。不能说,专制没有产生魅力和文化。西方文化的两轨制其实就是专制和民主——且这两个极端都产生文化。一般而言,英国的宪政精神,法国的革命精神,也许可以简单概括其文化的两端。
    而独裁者有兴趣于革命,则是因为革命最为接近专权。避免革命的皇权(英国)和导致革命的反对皇权(法国),在我们这里正好可以相反相成——皇权,新皇权,倒是要倡导革命的——他们鼓吹的不是英国而是法国,是俄国;而文革和革命,则是在凸现极权和施行专制方面,得到革命与皇权的合一。可以说,中国革命是既反对英国宪政也反对法国人民主体的革命-或者说,是反革命——因为,中国是皇权指导下的没有宪政精神和人民关怀的革命,是皇家革命——这是令人发笑的。因为一如前述,革命之第一目标,是取消人民,把他们整合为一架革命机器。在东方,在中国,既缺少人民,又缺少上帝的情形下,悲剧的发生,荒诞剧的发生,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而在此悲剧里,其实,任何悲剧的正剧因素已经所剩无几,留下的,只是导致悲剧荒诞结局之因素。悲剧凸现的矛盾冲突,在文革里,一言以蔽之,就是你们统统要变成毛,从精神到肉体;反对者,甚至赞成者,也许都是反对毛的。这就是革命的矛盾。这还不够荒诞吗!一切反抗,不具备任何个性和细节,没有任何变奏和发展,一个重复一万遍的语势就是,毛是这样说的,你/你们反对,就是反对毛。等等。……
    
    在这个“水至清已无鱼”的党社会里,党国家里,政治经济的国有化,伴随着思想和情感的国有化。在这类动物园中的人民,早就被驯兽师驯化为毛的一群确定,或者不确定性的半人半兽。他们在最大限度上完成了退化和堕落,使得毛式文化大行其道而丝毫毋庸收敛。可悲的是,就像一些德国人和一些前苏联人怀念他们的前领袖一样,毛,至今还被他的子民们大肆怀念。他们之所以怀念之,确实有许多因素,但是,他们膜拜毛的目的,是请他走出棺材,实行一种普遍平等。他们不知道,毛的平等,是历史上最大的不平等——毛的对于平等的看法,就是不考察不平等的起源,消灭任何一道自我/自他的篱笆,甚至消灭任何自我——于是这个平等成为物化和非人的同一性。
    
    我们曾经亲受这类文化熏陶和毒化。由于这个文化的过度野蛮和怪异,其美学和政治接受性日益式微。加上政治危机的屡屡出现,毛式文化,基本上,在 1973 年林彪事件以后,逐步瓦解。而这丝毫不能说明,上述人民毛化的现实没有发生,或者不是整体而是部分发生。正是由于其发生,发展达到极致,从而走向反面。然而,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文革中,沉默的少数和为恶的多数不成比例,减弱了不接受者的群体反抗力度。(正像德国新总理默克尔说过的,在德国纳粹时期,正直的德国人是少数。在文革里,正直者是多数吗?)这里的情形极为复杂。沉默,既表示失语,也表示拒绝和不服从,甚至表示沉默是一种失语的真理和真理的失语。因为,所有可以上得台面的红卫兵造反派的观念,都是毛式观念,不是反抗者真实的思想。思想之存在,其实是人民存在的前提,而且是大前提,反之,就是人民在呐喊中的失语。沉默和呐喊,正好说出了文革的两种思维状态。而这两种思维状态,一个是显学,一个是隐式。我们的意思是,只有剖析多数人信奉的所谓显学,才能够最后启动国人必须的启蒙(——你没有必要让陈寅恪来参加学习。他是什么学习也不参加的)。
    
    一些纳粹思想家那时辩护说,人民没有思维的必要。施本格勒说,“私人是不能存在的 ”,他们是精确钟表里的零件。或者说,德国只有“公”务员——这个说法我们很熟悉——就是毛的螺丝钉论。这样的螺丝钉和钟表零件,谈何个人和个人思想呢?连肉体也是党的……这个残暴的现实,也使得最为愚忠者也产生了怀疑。毛,几乎得罪了所有的阶层。在划一和怀疑并存的局面下,四十年来,争执毛革命意义的人群还是无法统一。毛的意志得以继续生存下来,像他的遗体还在“生存”一样。人民被思想言论一律法则的腐蚀,与其说是他们跟随文革的脚步声,不如说,他们跟随的脚步一直迈到今天。国人拒绝过文革,有限度拒绝之,在1970年代中叶和后期。但是,许多人对文革究竟如何估价,各说各话。取消思想和思想者的游戏,今天转变成为评价文革内容和形式的游戏。这虽然不可以说,今天的人们还是思想懒惰甚至思想堕落者,但是,思想的真实转变却还远未达成。这个远未达成,使我们想起,二次革命者呼吁人们起来再次文革!而这个再次马上让人想到——文革时期,北京,包括中学女生和小学生,也可以像最无情的刽子手一样,致人死地而义无反顾。而这就是国人对于文革的拒绝和欲罢不能!
    
    
    (原载『人与人权』,此发有改动。)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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