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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草庵:评中共“两会”提案与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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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4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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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凡:各位观众好,最近中共有召开了“两会”。这次两会中有了一些不同的现象发生,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谈谈这些现象和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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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庵居士:随着国内外华人的维权运动的高涨和兴起,中共遇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国内的参政人员也鼓足勇气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提案。比如: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先生就提出了13个议案,11份大会发言.其中他就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其中一组数据很说明问题:“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这个比重,比日本的 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 13.97、12.53、11.93和9.13个百分点。而且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还在大跨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长23%!”
    
    伍凡:他说:“现在我们国家财政收入每年都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今年已经突破3万亿元。拿今天的财政实力讲,我们将有可能逐步解决教育和医疗难题,也有可能加快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但由于行政管理经费增长缺乏规范和制约,导致许多地方的财政不管怎么增长,都有可能被吃净花光。”,有不少地方财政收入几千万元时是“吃饭财政”(够发工资和吃饭),当财政收入达几亿元时仍然是“吃饭财政”,许多百姓期待的事还是做不成。
    
    草庵居士:这是个很实在的提案和问题.如果我们按照国际上各个国家的资料上看,中国的问题确实非常严重.中国政府去年的税收已经超过三万亿人民币了,大约是 GDP总值的四分之一多.也就是超过了GDP的百分之二十五.德国2004年8月公布了其联邦政府2005年的预算草案,预算总额预计为2583亿欧元。联邦教研部的预算预计为84亿欧元,比2004年增加了2亿欧元,其中德国研究机构的资助将增加3%。联邦经济与劳动部的研发和创新预算为9.19德国GDP比中国高, 但是预算比中国还省, 还能有高福利,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很明显,中共在政府开支上存在着极大的浪费.行政效率是非常的低下.同样,对于和印度相比,印度的人均收入和GDP与中国有相当大的差距,但他的财政收入也比中国低很多,但同样在印度,印度政府建立了庞大的免费医疗系统,基本上可以保证所有穷人的医疗问题.这也是印度官员总是引以为荣的:”我们虽然经济不发达,但我们可以保证每个国民生病都可以得到治疗”.
    
    伍凡:如果和美国日本相比.中国政府的开支也是非常庞大的.如果按照GDP的比例计算,中国政府的财政开支远高于日本,基本上和美国接近.但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他们都有庞大的免费教育开支,完整的免费医疗体系,社会保障体系,退休福利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而这些费用的开支大约都占全部美日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如果按照这样的计算,中共财政开支实在是太大,几乎是中国百姓的吸血鬼.难怪有人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成本最高的执政党.
    
    草庵:在这个两会其间.很多代表提出了很重要的议案,很多是针对中共的这些问题.其中就有一位委员提出了一个议案,这个议案很简单,他问政府:”国有企业为什么不分红,赚的钱都哪里去了,既然是国有企业,与百姓争夺市场和利润,是全民所有的企业.那么,国有企业也需要把赚的钱回馈给社会,给政府上缴,也是政府财政收入,让百姓享受到这部分利润的好处.怎么只见国有企业赢利,不见国有企业分红?”
    
    伍凡:这个问题问的也非常好,国内的国有企业为什么不分红?赚的钱都哪里去了?
    
    草庵:你不要急,这个议案虽然代表提了,但被退了回来,没有被正式列入议案.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了太多的内幕,你想一想,如果国有企业都分红,中共怎么维持?官员们怎么得到自己的利益,这个提案与上面谈的不同,上面的议案是全民涉及,但对相当部分的官员涉及不到他们的具体利益,而这个议案涉及到了几乎每个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同样涉及到了各个部长和官员.所以,在议案中,有选择的被封杀了.
    
    伍凡:在两会其间还有个非常有趣的经济现象,在开会之前,中国股票市场暴涨,国有基金大举抬高股票市场,造成了中国经济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实质上中国的经济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变.相反,北京市社会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一项针对1260名北京市民的最新调查表明:因为在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的实际及预期消费,北京人的心理一点都显不出“富裕”的痕迹。去年,北京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金额与总支出金额的比值)降至31.8%,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温饱型”,上升到目前的“富裕型”。但是,只看食品支出会掩盖许多问题。按照恩格尔先生的本意,除食品支出之外的家庭主要支出,只有大量用于家庭设备、服务和娱乐方面时,才能算是富裕。但是,根据北京市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目前,北京市民“家庭设备”、“服务和娱乐”方面的支出仅为6.9%和5.9%。而同时,教育、住房、医疗保健三方面的平均支出共占46.3%。大家知道,在饮食之外,教育、住房和医疗都是现代社会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正如不吃饭,人会饿死一样,没有教育,人无法就业,无业则无以为生,同样,无房则无家,无医疗则无以保命。从这一点来看,可以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46.3%的教育、住房、医疗支出+31.8%食品支出=78.1%,这才是北京市民的真实生活水平,不仅不“小康”,连“温饱”也很勉强。
    
    草庵:您说的才是真正的北京百姓的现状,因为在西方国家,他们普遍采取恩格尔系数是有一个基础,那就是西方国家都普遍采取高福利社会制度,在这个制度基础之上进行衡量,而中国没有任何福利制度,更不用说是高福利制度,而在这两个不同的制度基础之上进行比较,这就存在很大的误区.按照恩格尔的理想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设计,当社会居民的收入大大提高的同时,在食品支出金额相对降低的同时,社会福利将大幅度提高。但是,我们的情况却是相反,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居民福利被大幅度削减,居民被迫将收入大笔投入教育、住房、医疗的消费和储备。这是一种被强行扭曲的居民支出结构,不仅难以令人欣喜,而且足以令人警惕。
    
    伍凡:在两会中,中共提出了一个口号:”总体目标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圆满和谐、协调发展”。目前中国的状况是什么呢?是个三角,这个“三角”型改革布局中,政改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执政”问题,经改重点在解决“效率”问题,社改则侧重于解决“公平”问题。目前的体改格局还只能是“不等边”三角型,经改边长,政改边短,社改边尤短。“三角”型体改的归路,应该是从“不等边三角型”到“等边三角型”,而后形成“半圆形”,再加上“发展”这个半圆,形成一个“整圆”的推进,中国的各项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同步进行,所以中共政治改革一直都仅仅停留在“点一点”、“点到即止”的层面。而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中国体制改革的“领头羊”,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后来的“线”式推进,其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在世界各国发展史上都属少见。社会体制改革则更多体现“面”的特点,因为社会是政治、经济运作的平台,起着容纳、保障作用。但由于中国解放以来长期搞“空头政治”,耽误了30年的发展时间,改革开放这20多年为了补经济发展这一课,全心全意把精力放在了“效率”上,社会公平问题迟迟未能摆上位置。这就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导致政改、经改基本脱离了平台保障。
    
    草庵:在这个三角中,政治改革是最重要的,政治改革不进行,社改就没有办法公平,效率产生在不公平的基础上,就必然会产生腐败,社会必然就动乱.目前还有一个最明显的案例是中国的不良资产也被“贱卖”了.不久前,香港银建国际实业公司(0171.H K)公告称,该公司以5.466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账面值为364.4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包,同时以2.733亿元的价格将该资产包的50%售予了花旗集团。因为此次收购创下了两个之最:一是创下了外资收购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规模之最;二是收购价格仅为资产面值的1.5%,创下了外资投行收购中国不良资产的价格新低。所以也引起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是不是“贱卖”了不良资产的疑问。是不是“贱卖”了,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以前的几次不良资产处置都有“贱卖”的嫌疑。
    
    伍凡:是不是“贱卖”了还是有据可查的。如,2004年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将账面值达569亿元的不良资产打包以8.5亿元的价格转让给银建国际,作价仅约账面值1.5%,随后银建又将这笔资产以2%的折扣卖给了花旗银行。银建国际的超低价甩卖在当时引发了极大争议,但国资被贱卖却不容置疑。再如,2002年“流产”的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向高盛协议转让账面值40多亿元的两个不良资产包,以及中国建设银行将江浙一带的账面值35亿元的不良资产打包出售,如果交易成功,国资流失要比收回的多很多。
    
    草庵:除了出售价格“是最容易藏有玄机”之外,我以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良资产的交易市场不开放,缺乏透明度。因为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大都采用向境外投资者打包销售不良资产的模式,因为这样一次就可以处置金额数以百亿元计、内含上千项资产的不良资产包,正是由于求大求规模以高价把一些想购买资产的人挡在了“一级投资者”之外,迫使想购买资产的人不得不再从购买成功的外资手中购买。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是把巨大的利益让给了外资。
    
    伍凡: 其实,不良资产交易并不神秘,只是因为政府增加了门槛,才使不良资产交易披上了神秘面纱,并且由于不良资产交易不透明,妨碍了交易的公平公正,也致使有些不良资产被“贱卖”。只有打破垄断,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不仅要对外资开放,还要对内资和民营资本开放,让更多的买家加入到这个市场中来,同时,建立内部激励机制,并确定一个资产处置的回收底线,在底线基础上建立一个多收多得的递增的激励制度,形成多种途径处置不良资产,形成多层次竞争的处置不良资产格局,才能真正保证不良资产交易的公平公正。
    
    草庵:这次两会,中共并没有新的政策出台,经济方面也没有新的花招.参加会议的委员们也没有提出多少新的有实质改革意义的新议案.相反是有位中共非常出名的女士提出了一个令人非常可笑的议案:中国外嫁的女人需要男人给中国政府写保证书.这个议案让我大开眼界,也算是见识到了中共参政委员的真实水平.
    
    伍凡:中共召开两会,本身就是虚伪的行为,没有实质上的改革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里,谢谢各位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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