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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南: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及与共产党“分道扬镳”
(博讯2006年4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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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博讯 boxun.com)

     1989年,我流亡到海外,对国内局势的基本估计是:共产党“气数已尽”。当时我经常引用法国总统密特朗的一句话:“一个屠杀自己年轻人的政府是没有明天的政府”。再补充一句他们“伟大领袖”说过的话:“镇压学生运动绝不会有好下场”。
    
     十七年过去了,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气数确实尽了,但中国共产党的气数似乎还长得很。有人可能会对此提出疑义。那么,我们先不论它将来的气数长不长,它在6.4之后又延续了十七年,这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十七年,虽然在历史长河中是一瞬间,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相当长的阶段。毕竟,人生又有几个十七年呢?从中共建政到文革,也不过十七年。老毛曾经概括过共产党的生存斗争是七、八年来一次。那么可以说,两个回合下来,共产党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中共靠什么存活到今天?
    
     如果这个问题想不清楚,那么,我们将来的路怎么走,也不可能想清楚。
    
     许多朋友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有人从检讨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出发,来解释中共至今还在中国存活的原因。较有代表的是曹长青的“寻找好狼论”和胡平的“犬儒论”。我们暂且称之为“狼论”和“狗论”。
    
     曹长青在一篇演讲中提出了本文关心的问题:“為什麼歐洲全部共產政權都垮臺了,中國共產黨就沒垮呢”?他认为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知識份子的責任。 他认为俄国有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捷克有哈威爾和昆德拉。他们都从根本上否定了共产主义,他們指出“共產主義是邪惡,邪惡是不可以改革的,沒有溫良的邪惡,邪惡就是邪惡,邪惡就是撒旦,撒旦只能被結束”。而中國的知識份子却一直在找善良的狼。他以反右运动为例,57年打了五十多萬右派。从“今天看這些右派的言論,幾乎全是為共產黨好,給黨提點意見,結果就被打成右派。只有極少數是否定共產黨,絕大多數是給共產黨提意見的,根本不是否定共產黨”。
    
     曹常青认为从改革年代到6.4之后,中国的知識份子先是歌颂邓大人,然后是寻找胡耀邦、寻找趙紫陽、现在又寄希望于作亲民状的胡和温。最根本的想法是“寄望溫和派,希望共產黨改革,把共產黨變成好的黨”。 然后又以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为例,说明“中國知識份子總是要尋找善良的狼、好的狼、改革的狼、溫和的狼,結果不斷地被狼吃掉,有些成為狼的一部分,雖然可能不是主觀上,最後中國還是被狼統治”。
    
     曹长青的“狼论”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可以质疑的是,我们也有许多“从根本上否定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呀,我认为其中最杰出的有郑义。曹常青先生本人,也应当是其中之一。如果非要怪罪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那么从80年代末的刘晓波,到今天的曹常青,你们都批了快二十年了,流毒该肃得差不多了吧?难道你真以为共产党至今还中国存活的原因是靠知识分子的“第二种忠诚”?
    
     我们再来看胡平的“狗论”。他引用密尔的话:“专制使人变成犬儒”,共产专制既是一种极端的专制,因此它更会使人变成犬儒。因为共产党绝不容忍不同政见,所以只能“无政见”,“无政见”之后便只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讥诮嘲讽,等等。胡平非常正确地分析:“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间只有一步之差。一般来说,愤世嫉俗总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义。玩世不恭则是彻底的非理想主义,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义反倒很容易转变为彻底的无理想主义”。无理想之后是看穿一切,看穿一切之后是物质主义的泛滥。
    
     胡平认为: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
    
     一般来说,这种说法没有问题,但回答不了我今天提出的问题。首先,“犬儒病”不是今天才有的流行病,根据胡平的引经据典,好像从古希腊就有了;也不是中国的地方病。胡平引述了史密斯笔下的俄国人,好像前苏联也曾经很犬儒了一把,但并没有档住苏东波的大潮和前苏联的剧变。
    
     回顾87年学潮失败以后,当时的大学生也很有点“犬儒”的味道。流行的是“麻派”(打麻将)和“托派”(考托福),很让人担心他们会不会是“垮掉的一代”、“麻木的一代”。在这之后不到两年,他们一声呐喊,让全世界都为之侧目。在这之后又是十七年了,反而全国上下都“犬儒”起来了,这又是为什么?
    
     所以,胡平的“狗论”可以解释共产专制在中国延续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但解释不了共产专制至今还在中国存活的原因。
    
     显然,我们还需要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2)
    
     为什么共产党至今还在中国存活,也有人认为部分原因是西方政府的“姑息纵容”以及海外商人的“图利忘义”。他们无视中国的专制独裁和恶劣的人权状况,不仅与之交往热络还送去大批的投资。看看密特朗的继任者西哈克对中国的那份献媚,听听比尔.盖茨对中国“最佳资本主义”的那种赞扬,似乎也有点道理。但我们如果平心静气地梳理一下过去十七年的历史脉络,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
    
     我们把镜头倒回十七年,1989年6.4之后,主要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是一片谴责之声、制裁之举。欧共体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即始于此,至今尚未解禁。已进入的外资准备撤走;原来打算进的外资开始却步。当时哈佛商学院曾经有一个问卷要我回答:外资企业是否应当撤出中国?我的建议是可以留在那里观望。曾几何时,他们何止是观望,而是蜂拥而进。天下攘攘,皆为利忙。过去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错了,应该是资产阶级(商人)没有祖国。哪里有利哪安家。五十万台商在上海早已乐不思“薯”(不是别字,因为他们的故乡为番薯状)。刚看了一条新闻,说也有一些韩国人开始且把他乡作故乡了。美国两任总统,刚上台时都气势汹汹。克林顿要谴责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后来却认老江为战略合作伙伴;布什一上台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现在则准备把小胡看作他们在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共产党到底施了什么魔法?
    
     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也有人把部分原因归咎于海外民运的不成气候。海外民运确实没有能成气候,这其中也有本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们还是要问,在可比较的海外反对运动中,又有谁成了气候?苏东波之后,我们访问波兰,曾问过团结工会的朋友一个很傻帽的问题:当年在波兰军政府镇压之后,也有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流亡到海外,这些人在后来的波兰变局中起了什么作用?他们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任何作用。他们马上意识到我们的尴尬,然后用安慰的口气对我们说:那些流亡者有过一点作用,给我们送了一些传真机什么的。
    
    
     海外民运没有成气候,也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够“流氓”。我们不想流氓、也不能流氓。因为我认可这样的说法:手段是检验目的的标准。如果说我们将来的目标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那么我们今天的手段也要符合这样的标准。我很早就对海外民运的作用有了自知之明。在海外我遇到戴晴,她对我说:在中国未来的变化之后,将没有你们的位置。我回答:是啊,中国的变化好比一场化学反应,有参与物,也有生成物。我们是促成这场化学反应的温度、压力、催化剂,在将来的生成物中当然没有我们的位置,但我们愿意,可以吗?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可惜有些人至今还听不懂。
    
     也有人把责任归于民众的素质。一般而言,这当然有道理。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但这就是共产党气数未尽的全部原因吗?我们从知识分子、从外部环境、从自身、从民众,都可以找到部分原因,但都没有切中要害。
    
     其实,我们应该换个视角,从共产党本身的演变来讨论这个问题。今天的共产党,还是原来的共产党吗?一方面,它还是原来的共产党,甚至比原来更共产党;另一方面,它已经彻底蜕变,完全不是原来的那个共产党了。套一句李敖堪称经典的流氓话来比喻今天的共产党,除了该硬的部分硬了,其余的部分都软了。
    
     该硬的部分,是指共产党镇压反对力量的意志和决心。此话怎讲,且听下回分解。

(3)
    
     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因为共产党在八、九民运和苏东波大潮之后,在面对任何反对力量出现的时候,镇压的意志和决心更坚定了。在这一点上,它更共产党了,该硬的部分更硬了。
    
     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天下靠什么取胜?其中有一条就是敢于牺牲的意志和决心。所谓敢于牺牲,就是敢于牺牲战士的生命,大规模地、成建制地牺牲战士的生命。林彪有段语录,清华四一四在文革中曾把它拿来当战歌:“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就死在这个战场上!”
    
     共产党打天下靠这一条,坐天下同样也靠这一条。政权是什么?还是林彪说得明白: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维护政权就是维护镇压之权。中共建政之后搞所谓镇反运动,就是要杀人立威。在需要杀人的时候,就要敢于杀人。枪一响,上广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杀,就杀他个二十万,保共产党的天下二十年太平!这就是六、四屠杀时共产党所表现出来的镇压意志和决心。
    
     六、四事件中有这样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曾经感动了全世界。一个青年站在长安街上阻挡坦克的前进。坦克向左转,青年站到左边去阻挡;坦克向右转,青年站到右边去阻挡。这被认为是中国青年敢于反抗暴政的标志性画面。对此还有更深一层的解读。1990年,我们在东柏林参加欧洲民主论坛。波兰团结工会的首席理论家致开幕词。他说:“这是一个没有理论的时代,这个时代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画面”。他列举了两个画面。一个画面是在布拉格之春期间,许多市民企图翻过铁栅栏进入美国使馆,政府的卫兵“例行公事”地拉着他们的腿。另一个画面就是长安街上的坦克企图绕过阻挡它的青年。他认为这些画面表现了专制政权在反抗面前表现出了犹豫。正是因为这种镇压意志的动摇和犹豫,才使得东欧共产党政权的气数到了尽头。
    
     他的话,对东欧共产党政权来说,是讲对了;但对北京的共产党政权来说,他低估了邓小平的镇压意志和决心。的确,当时赵紫阳犹豫了,所以他只能出局。当时邓小平说,幸亏他们这些老同志还在。江泽民在封杀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事件中表现了镇压的意志和决心,所以被钦定为第三代领导核心,;胡锦涛在西藏戒严时曾头戴钢盔。据说邓小平指着录像画面问:这个娃娃是谁?他欣赏小胡在关键时刻的镇压意志和决心。
    
     在六、四之后,东欧和苏联发生剧变之前,共产党内相当一部分干部对动用军队和坦克来解决学运问题很不理解。但在苏东波大潮之后,他们凝聚了共识:要维护共产党的政权,镇压反对势力的意志和决心绝不能有半点动摇。任何心慈手软,都会葬送他们的红色江山。殷鉴不远,东欧和前苏联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从这一点出发,才能理解他们提出的那些口号。“两手要硬”,主要是说镇压的那一手要硬;共产党要有“执政意识”,就是说要有镇压意识;要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说的是要提高共产党的镇压能力;“稳定压倒一切”,说的是为了我党政权的“稳定”,可以采用“一切”镇压手段。记得一些读书人写文章跟他们理论:稳定不是一切,稳定也压不倒一切。这简直是鸡同鸭讲,根本没搞清楚共产党是什么东东。
    
     老江毫不犹豫镇压法轮功,说明第三代政治成熟、考试合格了。小胡关于要学古巴、北朝鲜的内部讲话,说明第四代也不负邓望,在思想上已过硬了。最近发生的广东汕尾事件,他们称之为突发群体性事件,张德江处置果断,开了六、四后的第一枪。外面就传什么张到中央去作检讨,过不了关;广东要发动什么驱张运动了。全是胡说八道。照我看,张德江今后应该官符如火才对。
    
     但是,如果认为共产党仅仅依靠有了镇压的意志和决心,就能维系它的气数不绝,那就把问题想简单了。当年齐奥塞斯库也有镇压的意志和决心,如今安在哉?中共比他们高明,不仅有镇压的决心,还在不断提高镇压的能力,讲究镇压的手段、扩充镇压的资源。共产党是如何做到这些的?我们不仅要认清共产党的硬,还要搞懂共产党的软。
    
     硬的部分讲完了,软的部分且听下回分解。

(4)
    
     六、四之后,邓小平讲过三句话:一是“不当头”;二是“不争论”;三是“发展是硬道理”。这三句话,高度概括了共产党的软。“不当头”是对美帝国主义输诚、服软。“不争论”是全面背叛共产主义之后的嘴软;“发展是硬道理”则是为新生资产阶级的成长扫除障碍、铺路架桥的身段软。你说这样的共产党,还是原来的共产党吗?如果张春桥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作这样的评论:这就是典型的修正主义的两个投降,“在国际上向帝国主义投降,在国内向资产阶级投降”。平心而论,共产党里头还是很有些明白人的。往右看,邓小平算一个;往左看,张春桥算一个。
    
     在苏东波之后,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了“头”,剩下的“小猫三两只”鼓动中共出来当头。邓小平的回答是“不当头”。这自然是“守拙”、“韬光养晦”的意思。但这个世界总得有个头,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让美国当头。当然话不能说的这样白。经过包装后的表述是这样的:中国谋求的是“和平崛起”;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决定接受全球化”;中国“不認為自己正與資本主義進行殊死鬥爭”;“中國不尋求傳播激進的反美意識”;“中國不想與美國發生衝突”。再看看他们从此在联合国投票时再也不敢挡美国的路;老朱正在美国舔着脸要给老班们“消气”的时候,自己的大使馆被炸了,老江只会躲起来当缩头乌龟;最近簿家公子为中国缴了几千亿美元的保证押金,还换不来美国老板的信任而抱屈。听其言、观其行,说他们“在国际上向帝国主义投降”,不委屈他们吧?
    
     本来号称“钢铁公司”的邓小平身段放得如此之软,所为何来?为使中共政权的气数不绝,争取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你看这十七年来中共外交如何从千夫所指、四面楚歌的狼狈中东西连横、南北合纵、迂回脱困,就不得不承认邓小平软得其所、软得有成效。
    
     我们再来看“不争论”。因为理亏,所以嘴软;因为嘴软,所以不敢争论。看看共产党这十七年来的所作所为,有几宗符合共产主义的基本教义?这就是为什么不识时务、不能“与时俱进”的老、少左派不时要搬出党章和宪法来和当局理论。小平同志本来就耳朵聋,可以装听不见;泽民同志则拿出上海生意人的基本功,“闷声大发财”;小胡同志一方面不分左、右,干脆利索地通通封杀,另一方面悬赏一千万,给老、少左爷们去办一个马列主义学院,让他们关起门来鼓噪。单就这一招,可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说的,邓小平的“改革”就属于这一类。既不可说,就不争论,为的是减少社会成本,争取时间,少废话、快干活,把经济搞上去,为延续中共政权的气数多积累一点资本。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其实应该读作“发财是硬道理”。道理是硬的,话却是软的。按照春桥同志的点评,这是“在国内向资产阶级投降”。在这个问题上,我稍微有点发言权。当年我办的四通,八八年时销售收入已超过十亿人民币,在中关村一条街上独占半壁江山。被西方媒体称之为“邓小平与资本主义十年调情的一个最杰出的成果”。当时有西方记者问我:“你认为邓小平是站在你一边的吗”?我毫不犹豫的回答:“当然,因为我是站在他一边的”。六、四屠杀,使我没法继续再同他站在一边,从此我就同共产党分道扬镳了。许多朋友因此为我扼腕,我想给这些真正关心我的朋友捎一句话:在绝对重要的利益之上,还有绝对重要的人类良知。
    
     共产党原来标榜自己是“领导穷人翻身解放”的党,现在蜕变为赤裸裸地为有钱人服务的党,因而赢得了全世界资本家的欢心。他们带来了投资、上缴了利税,朱老板曾拍着自己的口袋说:我这里每一分可都是真金白银啊!共产党的软,换来了资本家的真金白银。资本家的真金白银,又滋润和延续了中共政权的气数。这好像是一笔不错的交易。
    
     共产党真的就这样脱胎换骨,变得软扒扒了?如果你真这样认为,那你就小看共产党了。毛曾经评价邓是“棉里藏针”。知小平者,老毛也。我们分析了中共的硬;又分析了中共的软;我们还要分析中共的软下面还藏着的硬,也就是棉里所藏的针。共产党的软,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卷旗不缴枪”。此话怎讲,再听下回分解。

(5)
    
     据说,“卷旗不缴枪”的提法出自邓英淘,被认为是对改革开放的经典概括。共产党玩这一套,由来已久,并不是什么新把戏。玩得最大的一把是抗战期间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摘下了红五星、红领章,换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不但“卷了旗”,而且是换了旗。不但“不缴枪”,反而夺了枪,最后夺了江山。这一幕,堪称是共产党“卷旗不缴枪”的经典杰作。
    
     “卷旗”是软,“不缴枪”是藏在后面的硬。明乎此,才能读懂共产党的政治口号。“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提的,“四个坚持”也出自邓小平。前者是“棉”,后者是“针”,这就叫“棉里藏针”。“不当头”是软,“学古巴、北韩”是藏在后面的硬;“发展是硬道理”,讲的是软话;“稳定是硬任务”,说的是硬话;“关心社会弱势群体”,是软性语言,是装模作样的“菩萨心肠”;“把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则是硬性语言,是“菩萨心肠”后面的“霹雳手段”。
    
     在过去的十七年当中,江泽民在位十四年。前几年作不了主,因为小平同志说得很明确:“我在,我说了算”。太上皇一走,江还真当了几年家。所以我们分析共产党的十七年,不能不说说“江核心”。江泽民这个人,一般人都看不惯他那种“轻骨头”的样子。江喜欢不分场合到处作“才艺表演”:拉着赌王姨太太的小手引吭高歌;抱着法国总統夫人翩翩起舞;陪州長夫人弹吉他、唱情歌;吊在叶利欽的脖子上表示友好;當著西班牙国王的面梳頭。这类让人恶心的镜头比比皆是。江泽民骨头虽轻,块头却很大。他为共产党做了两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是提出了三个代表,明确地改变了共产党的性质;二是下台的身影虽不是很利索,但终于为共产党权力继承的和平过渡找到了可行的方式。
    
     说起三个代表,许多人都把它当笑话讲。有个笑话是这样的:有一天,三国领导人在一起商量如何对付本.拉登。小布什说我拿三颗导弹炸死他;普京说我派三个美女迷死他;江泽民说我用三个代表“烦”死他。这个“烦”字,用得极为传神。当年国内铺天盖地的宣传、言必称三个代表,让人不烦也难。其实这种庸俗的宣传手段,反而淹没了三个代表的伟大的历史意义。
    
     三个代表说的是: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三个代表是虚晃一枪,多头则无头,谁都代表就是谁也不代表。所以这是句空话。关键是前两个代表。什么叫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说穿了,就是要代表有钱人的要求;什么叫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讲白了,就是要代表社会精英的价值取向。江泽民同志在这里明确宣布了:今天的共产党,不再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而是代表有钱人和社会精英的政党。作为组织上的配套措施,就是宣布资本家也可以入党。
    
     我之所以能说清楚、讲明白,因为我曾经也可以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主张过中产阶级改造中国论。当年一位左派大人物点名批过我的谬论:
     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万润南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生的中产阶级要求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根本上同共产党的现行制度是对立的。”“中产阶级一方面憎恨这个制度,一方面为了赚钱要与这个政府合作,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用金钱物欲来腐化这个政府,又 从消极方面促成这个社会的演变。”“他们要发展,就要用种种手段, 主要是用金钱去推动、运转、润滑共产党僵化的官僚制度,这就使中共政权无可挽救地腐败了。是中产阶级的钱使共产党腐败。这个政权越腐败,这个社会转型的可能性也越大。当新生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取得一定地位后,就会希望有知情权、议政权,进而有参政权。这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可以认为,这些话相当透辟地指明了资产阶级产生所导致的政治后果。
     最杰出的政治后果就是江泽民同志宣告了三个代表。
     共产党权力继承的不确定性,曾经是可能给社会带来巨大不安定的动乱因素。在江泽民这一代,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难题,其意义非凡。以年龄划线,一任不超过两届。规则简单明确,创造了专制权力继承的新模式。它比血缘继承更合理;比民主选举的社会成本低。这就使得中国未来政局变化的方向和他们的行为方式变得更可预测。
     从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1, 鉴于前苏联和东欧的教训,共产党镇压反对派的意志空前明确而坚定;
     2, 经过合纵连横,共产党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国际环境;
     3, 经济的持续增长为他们提高执政能力提供了充分的资源;
     4, 在“不争论”的掩护下,共产党已经全面扬弃了原来的意识形态;
     5, 共产党已经成为代表有钱人和社会精英的政党,这些新生的中产阶级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稳定基础。
     6, 权力继承模式的确定为他们的持续执政消弭了隐患。
    
     如果说一样东西的存在包括两个方面:精神的存在和躯体的存在,那么,作为精神上的共产党,它已经不复存在,它气数已尽,它已经自我了断。作为躯体上的共产党,它还在,没有了灵魂,现在讲的“以民为本”、“八荣八辱”,大多是从中国历代统治思想库中寻找精神资源。在可预见的将来,我看不到“中共的崩溃将突如其来”这样的可能。也许“枭”眼是从天上看,能看到我们凡人在地上看不到的愿景。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也有一些另类思考,这就不在这里罗嗦了。
    
和共产党“分道扬镳”

    
    万润南
    
    宾雁先生走了,我心痛,但无语。那么多人在说,真情怀念的、虚情标榜(自己)的,我想再说也增加不了什么;又看到善意评价的、恶意泼污的,我想公道自在人心,所以依然无语。直到读了曹长青先生的《和刘宾雁分道扬镳》,我才觉得该说点什么了。
     一
     在谈《分道扬镳》之前,我也先交代几句我与宾雁先生的一些交往。
     我第一次见到宾雁先生,是在文革期间,我岳母冯兰瑞家里。我岳母是个很有独立见地的老太太,她同宾雁是熟识的老朋友。她请宾雁来家里帮忙做一些资料的整理工作。我好奇地注视着这位著名的大右派。康同璧说“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是大好人”。我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右派都是才子,大右派是大才子”。我看到的这位大好人兼大才子是个标准的东北大汉:伟岸的身材,宽阔的方脸,饱经风霜的前额。
     后来读到他写的《人妖之间》,觉得写得棒极了。在79年的时空环境里,如此痛快淋漓地揭露“伟光正”的阴暗面,把一个人不人、妖不妖的王守信写得如此栩栩如生,无论是政治含义还是文学意义,都让人感到震撼。
     同宾雁先生真正相知相熟,是在流亡到海外以后。89年7月在巴黎商量筹组成立民阵,我又见到了先生。在成立民阵倡议书领衔的几个人当中,宾雁先生和苏绍智先生是我尊重的长辈,严家其先生和吾尔开希则是代表当时知识界和学运领袖的风云人物。但总得有人跑腿办事,于是就把我列名其中了。
     我们这一代人,完全是在党文化的教育下成长的。虽说因为6.4同共产党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但一开口、一举手、一投足,处处是党文化的印记,所以一开始招来许多口诛笔伐。我在批评声中慢慢地学、悄悄地改,逐渐体会到民主不仅是一种理念、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但要彻底同党文化分道扬镳,又谈何容易。所谓“清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宾雁先生关于要警惕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的警语(注),道出了根除心中贼的长期和艰难。
     严家其先生做完第一任民阵主席后不准备连任,我也老老实实地表示理解。我也清楚那不是我的角色。所以我诚心诚意地找过方励之先生、管惟炎先生,请他们出山,都没有得到首肯。后来找到宾雁先生。我们谈得很晚,他详详细细问了许多问题,我恳恳切切作了回答。最后他说还要同朱洪阿姨商量。那晚我就在宾雁先生家睡沙发。第二天一早,他告诉我朱洪阿姨不同意。他动情地说,朱洪阿姨一辈子跟着他历尽坎坷,到晚年了,不能再让她担惊受怕。那时候我还不是很懂。现在,我有点懂了:这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男人的回答。
     后来宾雁先生和朱洪阿姨到巴黎来,我接待他们。他笑嘻嘻地对我说:“我发现批评你、说你坏话的人,大多数都距离你很远、甚至是没见过你的人,距离你越近的人,越说你的好话,看来你这个人坏不到哪里去”。我想因为我也是在不断地调整自己,所以身边的人更能感受到我的变化。宾雁先生后来在许多场合为我讲公道话,也因此让先生招到许多无端的攻讦。这也让我一直觉得对宾雁先生有所亏欠。对民运队伍中形形色色的“小毛泽东”,我们大致都有相同的观感。看到网上有人不怀好意地把先生称作“民运的良心”,想以此来否定先生是“中国的良心”。我要说,宾雁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良心”,也确确实实是“民运的良心”。我还记得93年华盛顿会议上面对“小毛泽东”们的丑陋表演,宾雁先生一声“天地良心”撕心裂肺的呼喊,震撼了许多善良的心。
     每次我途经普林斯顿,都会去拜访先生。最后一次是先生在病中、手术后。每一次话题总离不开他念兹却不能在兹的那片故土:吏治的腐败、民怨的沸腾、道德的沦丧、三农的困境,那种痛心疾首、那种悲天悯人,每一次都让人深深感动。
     我们也常常谈到“小毛泽东”,谈到毛式思维、毛式语言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许多朋友到了西方,话语内容变了,话语方式却依旧。我自己就是这样。有一次在海外讨论新权威主义,我讲过诸如“当前,是扬弃还是坚持新权威主义,是区分真假民主派的分水岭和试金石”之类的昏话。这种典型的毛式语言、这种自以为真理在握的狂妄、这种不知深浅的无知、这种非黑即白的蛮横,自然引起了许多批评。在批评声中,我慢慢学到了一种谦卑、学到了对他人的尊重、以及对不同意见的包容。
     宾雁先生走了,但身后并不寂寞。曹长青先生因为“顾忌昔日友情”,又不想惹你生气,所以在你生前没有写什么。现在你走了,他要同你分道扬镳了。
     二
     曹长青先生在《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一文中,把他同宾雁先生的分歧归纳为两大问题:一是“至死眷恋社会主义”;二是“用特权写报告文学”。我想就这两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说一点自己的看法,就教于大家,同时也与曹长青先生商榷。
     左派社会主义思潮,本来就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说宾雁先生对此至死眷恋,这大概没有错。问题是“眷恋社会主义”本身不是错,就像曹长青先生推崇右派保守主义不是错一样。我能理解宾雁先生对社会主义的“眷恋”,也能理解曹长青先生对资本主义的“推崇”,但理解不了的是他因此要“痛恨”左翼的《纽约时报》,因此要“和刘宾雁分道扬镳”。左派与右派、《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是美国文明的组成部分,他们可以各自“扬镳”,但不应当“分道”,也分不了道。
     就我本身的背景和经历,我可能会更倾向曹长青先生推崇的右派经济理论。但这不妨碍我去倾听左派的说法,不影响我与宾雁先生成为好朋友。89年刚到美国,NYU邀请我去演讲,我自己讲了些什么,已全然记不得了,据说这是老年痴呆的初步症状。但我却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女士的提问。她是NYU的教授,人长得漂亮,问题也提得漂亮。她说:“我完全支持你们反对你们制度的斗争,但当你们反对你们制度的时候,千万不要对我们的制度评价过高”。我想,正是因为还有这种清醒的声音,所以才让我们对美国的制度更有信心。
     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完善是相辅相成的。九十年代初,苏东波之后,欧洲左派社会党纷纷在大选中败北。法国社会党也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又要面临新一轮左右共治。在地中海边的一个小镇(Ramatuelle),召开了法国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据说那个小镇是法国社会党的发祥地。法国朋友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与“伟光正”开得完全不一个风格。打个比方吧,在会场里更像文革中一派内许多不同观点的战斗组聚在一起开串联会;在会场外则像是Book Show,布满了各个派别的摊位;摊位上摆满了宣讲各自观点的出版物。大会演讲非常精彩。一位创党元老回顾了历史:当年,几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在地中海边的沙滩上,规划了法国未来发展的蓝图;然后是一次又一次,在法国政治生活中迭创辉煌。这时候,大会的气氛,也像大海的浪潮,一波又一波,不断High到最高点。紧接着,一位年轻人站了起来,我记得好像是法比尤斯,社会党的领袖之一,给滚热的大会气氛浇了一盆凉水。他的声音略有一些低沉:“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其实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勿庸置疑,左派社会主义思潮,在法国、在欧洲、在全世界,都在退潮……”会场的气氛,也像退潮的海水,逐渐沉寂下来。他的声调突然高亢起来:“……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不正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才成为可接受的?”
     面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退潮,面对东欧和前苏联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的阵痛,我理解宾雁先生的关切和忧虑。他想到了中国未来的变化将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一边倒”、“一刀切”,中国有过一次了,代价巨大、损失惨重。难道朝另一个方向再来一次“一边倒”?宾雁先生的担心不无道理。
     面对近几年左派社会主义思潮在拉丁美洲的迅速抬头,宾雁先生“有兴趣”收集资料、分析研究,何错之有?难道“痛斥”一番“疯狂”和“小丑”,美国式的民主就能在后院开花?
     在这些问题上,宾雁先生的思考可能更全面、也更深刻。
     宾雁先生的《第二种忠诚》及其对共产党的看法,是让曹长青先生要“和刘宾雁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之一。曹先生在文章中说:“刘宾雁的‘忠诚论’,不管提出第几种,最后还是要‘忠诚’共产党。”这种说法,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
     首先,对共产党来说,只要不是“第一种忠诚”,就是反党、叛党,刘宾雁鼓吹“第二种忠诚”,实际上就是鼓动反党、叛党。对此共产党绝不会手软。报告文学中的主人公的命运、刘宾雁先生本人的命运,就是明证。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比曹长青明白。
     在70年代末的时空条件下,让刘宾雁不要讲什么“第二种忠诚”,而要“像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那样,从整体上否定共产党,主张结束共产主义”,这可能吗?同共产党专制作斗争,不是光喊“爽”就行,而要“可能”和“有效”。从斗争艺术而言,否定“第一种忠诚”,在当时就对共产党构成了可能的最大挑战。在这一点上,刘宾雁比曹长青明白。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邪恶的 ,不等于共产党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是邪恶的。这一点,好像曹长青先生也同意。那么,宾雁先生对其成员作某种区分并寄希望于某一部分人,又错在哪里呢?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不都是前苏联共产党人吗?
     共产党至今还在中国存活,不仅依靠暴力和谎言,而且因为它比其他人、包括反对它的人“聪明”。一个著名的关于开车拐弯的政治笑话:当年齐奥赛斯库打着左灯往左拐,结果车毁人亡;戈尔巴乔夫打着右灯往右拐,车毁了,人未亡;邓小平打着左灯往右拐,结果车、人都保住了。89年之后,面对苏东波大潮,邓小平说了三句话:一是“不争论”;二是“不当头”;三是“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话不多,但能说到点子上。一是政治对策;二是外交对策;三是经济对策。这三句话帮助共产党渡过了难关。如今,他们又归纳出一套“卷旗不缴枪”、“让利不让权”的应对策略。
     反对它的人呢?有像样的对策和策略吗?
     共产党有两手,左的一手和右的一手,而且“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把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又在说什么“关心社会弱势群体”、“建设和谐社会”。他们有两套发动机,左边陷入泥泞了,上右的一套;右边陷入泥泞了,上左的一套。
     反对它的人却自己在那里搞“左、右互搏”,有意思吗?
     我提一个假设性的问题:面对两个人,一个是“左到如此地步”的刘宾雁;一个是 “右到如此地步”的曹长青,共产党更怕谁?
     依我说,共产党更害怕刘宾雁。首先,共产党不害怕曹长青。他推崇的右派经济政策,共产党正在做。连比尔盖茨都称赞中国搞的是“最好的资本主义”;曹长青写的那些声援“台独”、“藏独”的文章,共产党正好拿来做煽动民族主义的反面教材。对宾雁就不一样了。你不是说要关心弱势群体吗?刘宾雁会真心诚意地去做、去说、去写。他可是“刘青天”啊。共产党受得了吗?所以共产党聪明,坚决不让年过八十、身患绝症的老人回去。他们真的怕宾雁,连宾雁先生的骨灰都怕。
    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不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还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
     三
     从西方的新闻规范来看“报告文学”这种体裁,曹长青先生所言极是。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把这种体裁的文章写得如此精彩、造成的社会影响如此巨大,则是宾雁先生的贡献。
     中国历来就有“奏本文学”和“状子文学”。前者如《出师表》;后者如《窦娥冤》。把这两种文学功能结合起来自成一体的,便是刘宾雁的“报告文学”。这是“在文字狱世界里创造了一种新的抗争文体”,苏晓康先生对此有非常精辟的解读:“刘宾雁是一个撕开口子的人,他从怀疑细节开始,怀疑整个庞大的乌托邦;他也最先开始讲真实的故事,讲得全中国如梦初醒;他独领风骚,撩起一场暴露文学、揭短新闻的风潮,竟无意间赋予记者职业一项‘为民请命’之冕,在没有法治的中国,曾将传媒业的社会干预功能最大化,可谓‘无权者的权力’风光一时。”
     如果要说刘宾雁有什么“特权”,那么就是这种“无权者的权力”。我想同曹长青先生商榷的是:究竟是刘宾雁通过写报告文学为自己争取到了这种“特权”;还是依靠了这种“特权”,刘宾雁才写出了他的报告文学?
     在曹长青看来,显然是后者。他在《分道扬镳》一文中质疑刘宾雁:“为什么到了美国之后,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里,他再也没写出任何一篇报告文学呢?在很多原因之中,有一条大概是因为他失去了当年的特权地位。”
     刘宾雁有什么特权地位?一个摘帽右派,通过自己的道德文章带来的社会影响,使得当权者也不敢怠慢。如果非要说这就是特权,那么也是先有文章,后有特权。我同意苏晓康的说法,这是“无权者的权力”。
     共产党对“无权者的权力”很在意。独裁政权不可能容忍任何人同他们分享权力,尤其是“为民请命”的话语权。共产党的天,怎么能变成“刘青天”?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一定要点名整肃刘宾雁,要批判他、放逐他、至死都不让他返回故土。
     曹长青却能把特权的受害者说成是特权的享有者。
     至于后来为什么宾雁先生“再也没写出任何一篇报告文学”,还是苏晓康的理解到位:“与其说中国不能没有这颗‘中国的良心’,倒不如说刘宾雁不能没有中国老百姓。於是放逐他,便是把他从中国的胸膛里摘除出来”。离开了故土、离开了百姓,一颗从胸膛里摘除出来的心脏,其存活尚且艰难……
     曹长青却质疑他为什么不能像原来那样跳动。
     我和曹长青也算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他的文章大多观点鲜明,有时候甚至“异峰突起”,但还都在常识和常情可理解的范围之内。只是这篇《分道扬镳》,我实在跟不上趟了。有话不吐不快,写出来向曹长青先生请教,同时也和关心这篇文章的朋友讨论。
     但愿我们在尘世的喧嚣不打扰宾雁先生的在天之灵。
     (注)关于“小毛泽东”的提法,发明权属刘宾雁,发扬光大的功劳则属王若望。我记得是在欢迎王老到旧金山的会上,宾雁说到“人人心中有个小毛泽东”, 王老接茬说他是个资深共产党员,恐怕小毛泽东比较顽固。后来王若望先生在华盛顿会议重提这段,使得这一精彩比喻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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