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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英:劉工昌評述《南方周末》奇跡般存活之道
(博讯2006年4月03日)
    (歐洲導報張英按) 劉工昌,江蘇作家、講師。曾來稿《在太阳升起的地方眺望法兰西的天空》、《我的第一次》、《回首2005》、《短发》。
    
     我在丙戍春節《致中國作者群綜合復函並拜年祝好運》中,點評:劉工昌畢竟是專業老師,寫得很好,劉先生“眺望法蘭西的天空”,比生活在法蘭西大地上的我們,更加情真意切,文筆又佳,實在難能可貴。“短髮”不短,“回首”不長,在東方大地上“眺望”西方的天空,凡事總有“第一次”。以文會友,歡迎有機會光臨法蘭西!並稱讚他為作者群中的“江蘇領軍人物”。 (博讯 boxun.com)

    
     劉工昌今日惠稿,評述《南方都市報》的姐妹報《南方週末》存活下來奇跡之道,在《亦步亦趨,若即若離——從《南方週末》看中國媒體與現實政治關係》中,指出:對於中國現今的平面媒體而言,在夾縫中生存的《南方週末》,既“亦步亦趨”,又“若即若離”,其存在本身簡直是個奇跡。“我們說它是奇跡,就是因為在整個版面仍是領導人的臉和明星的屁股所主宰的大陸輿論系統 ,《南方週末》則能有效避開這些東西而另闢蹊徑,走一條比較嚴肅的以政治財經包括較為高檔的文化產業之路”;奇跡二,“《南方週末》則是沒有任何的權力背景下的攤牌,完全靠市場的自主選擇發行量竟然超過了100萬份,這是多麼了不起的數字”;奇跡三,“《南方週末》在它的受眾中產生了其他媒體很難產生的影響,從時效性的角度看,它很可能超過了許多的權威的學術刊物。從知識份子的角度講,這無疑是相當了不起的”。
    
     劉工昌為人師表,現身說法,希望剛踏入社會不久的年輕人都能看看《南方週末》,因為它“以冰一樣的文字告訴你,那種高高在上依靠描摹流光異彩的彩球來一求取人信任的歷史已成為過去,真正的信賴來源於揭示真相的勇氣和決心。自由的真諦是對每個人自由的尊重與認可,一個真正的自由者應該知道,以任何藉口來掩蓋落實到弱者頭上的苦難,都是不符合自由的精神的。你可能不那麼喜歡,但你不由得不對它崇敬,因為歷史就象唐古喇山上一塊巨石,沉默中蘊涵著高尚的莊嚴”。
    
     生活在欠自由氛圍的劉工昌,直言不諱:“《南方週末》更令人側目就在於,它讓我在真實的見識了我們民族在過去那個多災多難的世紀裏最後幾年最為真切的日子。過去的一個世紀註定將要成為我們民族歷史上最值得銘記的日子。對於一個在舊制度的陰影下徘徊了上千年正於現代化的路上蹣跚邁步的民族,一個現代的民主政體剛剛確立遠未完善,支配著整個社會的權力體制和人們社會行為心理的基本上仍然是封建等級秩序輔之以庸常的人倫關係的民族來說,經過了80年代的浮躁冒進到89年政治風波特別是90年代初的蘇歐劇變後,殘酷的現實令每一個理想者清醒,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儘管已被商品大潮撞開幾道口子,但還遠遠無法承受現代民主思潮的動盪,為了保證土地上的人們生活能夠穩定前進,就只能採取經濟上闊步破冰前行,政治上小心翼翼跨過雷區,思想上則儘量向內轉保持統一。這也許會犧牲一部分思想比較超前的人,也會令很多真心為這個民族著想的人感到委屈”,但從國情來講,這是無奈卻又是明智的選擇。
    
     經濟領域,《南方週末》“很可能是目前唯一的一份敢於直面現行經濟體制運行中一些不容回避的現實問題的報紙,只有在這裏我們才能比較明白的窺見歌舞昇平背後那些鮮為人知的東西,才能較為清晰的透視中國經濟艱難爬行的軌跡。今天當我們為日趨正常的經濟運行機制正漸漸步入正常軌道而歡呼時,人們常會忘記那些在軌道交接處用良知和靈魂在呐喊甚至做出重大犧牲的人”。
    
     在政治上的所為,《南方週末》給人看起來是極其有限的,似乎它在有意回避,其實“有關政治的那些技術性的東西,比如,基層民選中的村民自治,社區物業管理,人大代表的海選等等,在這裏卻見的很多。它似乎很難看出什麼轟動性的東西,其實對我們這個在專制的陰影下躑躅了幾千年且民眾極其講究實利的民族來說,這些是非常必要的。我們有無數的人在反思,卻沒有人來結繩記事,在這裏,《南方週末》不是一個鼓動者,而是一個記錄者。它的作用也許若干年後才能真正體現出來”。
    
     作為一份紙質媒體,《南方週末》在文化上也奉行一條較為獨特的路線。“它大致圈定起這樣一個範疇,一方面遠離那些純粹追求感官休閒沒有內在意義支撐的流行娛樂資訊,另一方面又與主流思想完全欽定的政治宣傳性文化資訊有相當距離,集中於尚未被主流媒體完全承認卻又在民間有較大影響力的電影電視以及某些原創性音樂戲劇作品等”。於是“在這個高速商業化的時代,它一方面小心翼翼的呵護著作為主流知識份子精英文化意義的形態,另一方面又通過許多與時代伴生的文化形態的廣泛關注來間接的影響,甚或是消解著以權力為中心的傳統的意識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所做的許多事都是開創性的,儘管它的意義也許很長時間以後才能為人們所充分知曉”。
    
     劉工昌還表示:作為一個有良心的傳媒,“沒有依靠政府的強制力而基本上靠自身的巨大影響而贏得百萬讀者的媒體,《南方週末》獲得了令其他同行難以企及的成功,但卻還遠遠沒達到它所應該達到的高度。因為作為一個在民眾中擁有巨大聲望的媒體,人民的信任是一種財富,但同樣也是一種巨大的壓力”,“許多大家都看到卻有許多人不願意或是不方便講的但卻是必須要講出來的東西,這是《南方週末》義不容辭的責任”,當仁不讓。
    
     當然,“我們能夠理解在大陸特殊的社會政治背景下《南方週末》生存的艱難。一方面,捆綁在牢固的意識形態領域的以權力為導向的輿論系統封建家長制專橫依舊,輿論控制是有增無減;另一方面洶湧而來的商業化浪潮又在過度侵襲著先天發育不良的輿論系統。在夾縫中生存的《南方週末》也不斷體現著它的多方面妥協後的力不從心。就在2005年,一批資深報人相繼離開了它,尤以其上海站站長在網上發佈的公開聲明更令人震驚。《南方週末》正在使一批熱愛它的人失望。很顯然,它在掙扎”。它現在做的十分有限,但至少還在做。拿詹母斯•納西微的話來說,“我認為我們每個人都要做,假若我們不做,那誰會去做呢?”
    
     大標題《劉工昌評述<南方週末>奇跡般存活之道》為編者所加。我上面開場白讚賞他詩歌般《在太陽升起的地方眺望法蘭西的天空》一文,今附後一併發送,供讀者欣賞研判。
    
     那就請看下面劉工昌的原文吧!
    
    
     亦步亦趨,若即若離——從《南方週末》看中國媒體與現實政治關係
    
     ●劉工昌
    
     對於中國現今的紙質媒體而言,《南方週末》的存在簡直是個奇跡。我們說它是奇跡,就是因為在整個版面仍是領導人的臉和明星的屁股所主宰的大陸輿論系統 ,《南方週末》則能有效避開這些東西而另闢蹊徑,走一條比較嚴肅的以政治財經包括較為高檔的文化產業之路。瞭解中國國情的人都知道,在輿論管制仍然只在有限的文體淺層面有所放鬆,而具體的政治經濟層面仍是諱莫如深雷區縱橫的情況下,《南方週末》能夠完好的存活下來,並由此獲得許多媒體花多少錢廣告也很難換來的一個輿論監督的好名聲,其間奧秘當是耐人尋味。《南方週末》第二個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現代傳媒業發展極不正常,民眾對媒體的看法大多還停留在官方的傳聲筒上,媒體的生存還遠未走上借助正規市場選擇來完成,而主要還是靠各種權力或是權力背景下的關係。有些沒有這方面條件的則只能靠拼命拉贊助甚至不惜刊登各種虛假廣告來換取慘澹經營。而《南方週末》則是沒有任何的權力背景下的攤牌,完全靠市場的自主選擇發行量竟然超過了100萬份,這是多麼了不起的數字。奇跡三,在中國,機關報大多限於攤牌所以閱者幾乎都是應付;娛樂小報則主要供於消遣。《南方週末》的閱讀對象則主要集中在中高擋知識份子,他們一般比較自負,不會輕易光顧那些他們認為沒什麼意義的東西,而一旦他們肯注意特別是肯花錢買這樣一份東西,他們通常會花比較細緻的工夫來琢磨它,這就使得《南方週末》在它的受眾中產生了其他媒體很難產生的影響,從時效性的角度看,它很可能超過了許多的權威的學術刊物。從知識份子的角度講,這無疑是相當了不起的。
    
     我是從1997年起因上年一個偶然的機會開始訂閱《南方週末》的,中間有過斷續,由同事或某個班級在訂,不過總起說來所訂的每一期我幾乎都認真看過,其內容的瞭解可能比它的主編還要詳盡些。後來又陸續借助閒暇時刻,上了它的網站,對它創刊10多年來的各份基本上做了個流覽,因為沒什麼本事去搞點實際的事,再加上又沒什麼其他的愛好,以小人之軀卻把大腦掛在遙遠莊嚴的國家大事上,閱南方週末》就成了我教書完後最主要的工作。說句實話,從個人做人的角度,《南方週末》帶給我的不僅沒用反而可能“有害”,因為這裏既不能找到青春期聊以慰籍的呻吟,對於個人面對複雜多變的社會環境如何閃轉騰挪求取最大的生存利益也是毫無幫助,反而要人容易掛上一副憂國憂民並且時而怒不可遏的臉,讓見過的人都討厭。也許在時下的中國,真要對什麼東西保持一點長久的興趣,大多只能是這樣子了。這大概就象人的婚姻,認識了3天,談了3個月,好了3年,吵了30年,卻還一直過下去。對《南方週末》大致也屬如此。
    
     如果說句實在話,對於一個剛踏入社會不久的年輕人來說,我希望他們都能看看《南方週末》。因為在這裏,他們能得到一種比較真實的對生命的重新體認方式以及看待社會的一種真正的也是必須的角度。象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對生活總是呈現出一種極不成熟的狀態,因浮躁而淺薄,因虛榮而矯飾,由於身心的不成熟對社會抱有過高的期望,而一旦這種希望迅速破滅後立刻被無限制放大為所謂的痛苦。在你仔細讀過南方週末後才可能更為真切瞭解我們的社會大多數人實際的生活狀況。只有在這裏,在我們真正見識了那些來自於底層的血淋淋的真實後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痛苦。廣東那位為救人而落得欲哭無淚的劉秋海,深圳周立太律師家那些奔討無門的殘廢勞工。山西那些個遭三盲院長銬起來無辜毒打的訴訟者,河南上蔡那些因輸血感染愛滋病而在家等死的農民,還有廣西南丹那些永遠埋斬在井底的冤魂——在龐大而幾乎是無所不在的陰影籠下,生命的光亮顯得如此的黯淡和脆弱。那些飽含熱淚的東西構成一個黑白兩分的大的夢魘世界,令每一個觀者揪心。這些難以掩飾的真相仿佛在傳遞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我們所曾經熱愛的一切行將死去。所有這一些你在中國內地其他報刊上是很難看到的。當然你在這裏所收穫的遠不止是絕望。你看到牟其中跌落雲端,胡萬林走下神壇,李乘龍痛哭流涕,儲時鍵黯然神傷——對著鏡頭的懺悔是這些人的強項,但我們更多的是感受到手術刀剝離腐後的犀利和意味深長。我們不會輕易不觸動,但總有一次感動讓你淚流滿面,總有一次撕裂讓你刻骨銘心。《南方週末》以冰一樣的文字告訴你,那種高高在上依靠描摹流光異彩的彩球來一求取人信任的歷史已成為過去,真正的信賴來源於揭示真相的勇氣和決心。自由的真諦是對每個人自由的尊重與認可,一個真正的自由者應該知道,以任何藉口來掩蓋落實到弱者頭上的苦難,都是不符合自由的精神的。你可能不那麼喜歡,但你不由得不對它崇敬,因為歷史就象唐古喇山上一塊巨石,沉默中蘊涵著高尚的莊嚴。
    
     《南方週末》更令人側目就在於,它讓我在真實的見識了我們民族在過去那個多災多難的世紀裏最後幾年最為真切的日子。過去的一個世紀註定將要成為我們民族歷史上最值得銘記的日子。對於一個在舊制度的陰影下徘徊了上千年正於現代化的路上蹣跚邁步的民族,一個現代的民主政體剛剛確立遠未完善,支配著整個社會的權力體制和人們社會行為心理的基本上仍然是封建等級秩序輔之以庸常的人倫關係的民族來說,經過了80年代的浮躁冒進到89年政治風波特別是90年代初的蘇歐劇變後,殘酷的現實令每一個理想者清醒,我們腳下的這塊土地儘管已被商品大潮撞開幾道口子,但還遠遠無法承受現代民主思潮的動盪,為了保證土地上的人們生活能夠穩定前進,就只能採取經濟上闊步破冰前行,政治上小心翼翼跨過雷區,思想上則儘量向內轉保持統一。這也許會犧牲一部分思想比較超前的人,也會令很多真心為這個民族著想的人感到委屈,但從國家大政方針來講,無疑卻又是明智的選擇。特別是到了90年代後期,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依靠這個民族傳統的內省再也無法解決日益尖銳的新舊矛盾,不得不借助外來的先進的規範秩序突破僵化凝固的舊有的權力體制時,打著民族主義的利益集團不斷以愛國的名義叫嚷那些面向WTO的條款就是新的“21條”,我們可以想見高層所面臨的巨大壓力,我們同樣可以想像80年代那位睿智的老人說 “不要爭論,先做了再說”的情形。
    
     90年代的《南方週末》很好的秉承了這一宗旨。經濟領域它很可能是目前唯一的一份敢於直面現行經濟體制運行中一些不容回避的現實問題的報紙,只有在這裏我們才能比較明白的窺見歌舞昇平背後那些鮮為人知的東西,才能較為清晰的透視中國經濟艱難爬行的軌跡。今天當我們為日趨正常的經濟運行機制正漸漸步入正常軌道而歡呼時,人們常會忘記那些在軌道交接處用良知和靈魂在呐喊甚至做出重大犧牲的人。傳銷神話,互聯網奇跡,股市泡沫,這些曾經喧囂一時的東西如不及時打碎擠幹,就極有可能發展為腫瘤。這裏《南方週末》義無反顧的站了出來。而在這方面,《南方週末》上出現的 最有力的質疑者就是吳敬鏈老人。我至今還記得,在互聯網最不可一世之時,與吳老抗辯的方興東的話,“不要成為阻礙知識經濟的罪人。”類似的話在後來股市泡沫飛漲時吳老與北大七經濟學家的論戰中也不時閃現。任何時候,沉浸在狂熱中的人們對那些清醒的質問者送出的總是這些令人心悸的東西,這其間自然也包括容忍這些清醒者的媒體。
    
     很多人都說《南方週末》長著一副輿論監督的面孔,其實它在政治上的所為給人看起來是極其有限的,似乎在有意回避。除了間歇性的就著主流媒體的聲音時不時聲討一下近鄰的日本外,印象最深的就剩下那篇聲討轟炸我駐南大使館的《沒有高度的紀念碑》。相反,有關政治的那些技術性的東西,比如,基層民選中的村民自治,社區物業管理,人大代表的海選等等,在這裏卻見的很多。它似乎很難看出什麼轟動性的東西,其實對我們這個在專制的陰影下躑躅了幾千年且民眾極其講究實利的民族來說,這些是非常必要的。我們有無數的人在反思,卻沒有人來結繩記事,在這裏,《南方週末》不是一個鼓動者,而是一個記錄者。它的作用也許若干年後才能真正體現出來。一個民族最扎實的現代化進程恰恰來源於底層最樸實的民主事例的積累。當然,它也並不是完全避開政治人物的摹寫。在2003年的中共16大期間,就有一個對前任總理的專版。我相信它的目的和大家看後的感受應該是一致的,那就是它這樣做並不是為了銘記一個偉人,而是為了銘記這段鍛造偉人的歷史以及在歷史行程中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完成現代化轉型的曲折與艱難。也就是在這樣的報道中,我們仍然能夠清晰的體會到作為一份沒有多少權力背景的媒體生存的艱難,我們不時看到它在頂著巨大壓力在主持正義的同時卻一次次無奈的站在正義的審判臺上,網上也時常流傳著南方週末的某個編輯或是記者因為觸犯雷區而被迫離去的傳言,無論在什麼時候,我們都應該牢牢記住這些人,記住他們為我們所傾注的激情、理想。正如茨威格在《異端的權力》中所言,理想是一種沒有人看的到的概念,只有通過人們的設想、人們的努力,並準備為了理想向充滿塵土通向死亡的道路行進的人們,才能在現實世界中加以實現。
    
     作為一份紙質媒體,《南方週末》在文化上奉行一條較為獨特的路線,那就是在思想方向上與主流媒體保持高度一致,緊密的配合著整體的政治形勢,比如在90年代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思想上顯示了明顯的向內轉,比如對陳寅恪、錢種書、巴金等老人的較為集中的讚美就引起了許多從心底崇敬它的人的不滿。還有就是幾乎每期都要出現的那些在文化的名義下堆積起來的關於民俗古建築舊器皿的東西,但所有這些都不是它的文化取向的主體。它大致圈定起這樣一個範疇,一方面遠離那些純粹追求感官休閒沒有內在意義支撐的流行娛樂資訊,另一方面又與主流思想完全欽定的政治宣傳性文化資訊有相當距離,集中於尚未被主流媒體完全承認卻又在民間有較大影響力的電影電視以及某些原創性音樂戲劇作品等,比如在國外電影節上獲獎的國產電影,在內地有較大影響的電視劇和演員,在內地較高層次人中有廣泛影響的音樂作品如搖滾樂等,特別是那些在社會的底層默默的記錄著的DV作品人,孤獨的耕耘著卻始終不為社會主流所承認的第六代電影人。在這裏都得到了較為充分的關注。我們仍然能夠清楚它的一片拳拳之心,在這個高速商業化的時代,它一方面小心翼翼的呵護著作為主流知識份子精英文化的意義形態,另一方面又通過許多與時代伴生的文化形態的廣泛關注來間接的影響甚或是消解著以權力為中心的傳統的意識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所做的許多事都是開創性的,儘管它的意義也許很長時間以後才能為人們所充分知曉。
    
     作為一家沒有依靠政府的強制力而基本上靠自身的巨大影響而贏得百萬讀者的媒體,《南方週末》獲得了令其他同行難以企及的成功,但卻還遠遠沒達到它所應該達到的高度。因為作為一個在民眾中擁有巨大聲望的媒體,人民的信任是一種財富,但同樣也是一種巨大的壓力。一個有良心的媒體首要做的不是考慮著怎樣利用著這巨大的信任去賺錢,而是該想著怎樣做才真正對得起這份來之不易的信任。就象一個家庭,對你的衣食父母,最貼心的不是三天兩頭呆在一塊講些寬心的話,而是要急他們之所急做點實事。具體到今天,到我們這個在歷史陰影裏徘徊了太久而艱難的向現代化蹣跚邁步的民族而言,那些好聽的話也許講出去能長點志氣,但已輪不到你們來講,相反有許多大家都看到卻有許多人不願意或是不方便講的但卻是必須要講出來的東西,這是《南方週末》義不容辭的責任。
    
     我們能夠理解在大陸特殊的社會政治背景下《南方週末》生存的艱難。一方面,捆綁在牢固的意識形態領域的以權力為導向的輿論系統封建家長制專橫依舊,輿論控制是有增無減;另一方面洶湧而來的商業化浪潮又在過度侵襲著先天發育不良的輿論系統。在夾縫中生存的《南方週末》也不斷體現著它的多方面妥協後的力不從心。就在2005年,一批資深報人相繼離開了它,尤以其上海站站長在網上發佈的公開聲明更令人震驚。《南方週末》正在使一批熱愛它的人失望。很顯然,它在掙扎。它有很多問題,但這樣的時候,我們卻不能拋棄它。在無法吃到一頓真正的飽飯的時候,有人遞來一塊餅乾也是好的。
    
     著名的戰地記者詹母斯•納西微說,我為什麼要拍戰爭,通過拍攝(戰爭)就能結束有史以來人類就開始的這種行為嗎?這看上去很荒誕,但恰恰是這種觀點使我感動。時至今日,我們就象行駛在汪洋大海中的一條大船,班駁的船體和超載的船重使船身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儘管船上還不時有人為副教授和副局長的座位吵個不休,但形勢的險惡還是要求船上大多數人能夠下水去推船前進。所以我們還是把詹母斯•納西微的話拿出來共勉,“我認為我們每個人都要做,假若我們不做,那誰會去做呢?”
    
     《南方週末》其實也是如此。它做的十分有限,但至少在做。
    
    
     在太陽升起的地方眺望法蘭西的天空
    
     ●劉工昌
    
     古老的歐亞大陸兩端衍生著兩個奇特的民族,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明使得他們都有了輩受吸引的本錢,但關山的阻隔使彼此的關注都因地域的遙不可及而顯得那麼的奢侈。拉伯雷的磅礴和盧梭的傷感對地處大陸東端的那個講究直覺和實用的民族而言無疑於來自另一個星球的鼾息和呻吟,而500年前,當馬可•波羅悅耳的駝鈴聲把遙遠的中國的片段支離破碎的呈現在大陸的西端時,來自東方的和諧與神秘曾深深的折服了一個名叫伏爾泰的法蘭西人。在這位蒙昧時代的拓荒者眼中,來自東方的中國似乎成了這個動盪的星球上最後一片令人矚目的平靜的聖土。正當此時,大陸東端那個有著千年成熟帝制歷史的民族用那雙專制的手織出最後一片華彩,而大陸西端正翻動著革命的陰雲。一波一波的雲浪把一撥一撥的殉道者推到前臺又無情的吞沒,直到一個叫拿破崙的矮個子突然鑽了出來。
    
     這個矮個子的巨人似乎給了一向浪漫而脆弱的法蘭西民族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強硬,也把這個因動盪而積貧積弱的國家短暫的推到了令人生畏的高度,儘管其墜落的歷程迅速得令人驚訝且極富戲劇性,但傳奇般的經歷還是為他贏得了其他充當同類角色者所沒有的寬容甚或尊敬。而對於萬里之外的中國,拿破崙那句關於東方睡獅的預言在200年後的今天得到了實實在在的驗證。
    
     波旁王朝的潮起潮落並沒有影響作為西方藝術中心的法國在中國人心中的聲名雀起,文學無疑是這一時期藝術最有力的代言人。在地球東端那個有著廣袤土地和悠久歷史的民族似乎很難理解,在哪個極其動盪的年代,那塊並不寬廣的土地上,為什麼突然之間會迸發出如此寬厚的創造力。在巴爾扎克、雨果、司湯達爾、福樓拜、莫泊桑、左拉們背後,閃耀著葛朗台、高老頭、冉•阿讓、迦西莫多、于連、包法利夫人、羊脂球、瑪蒂爾德們動人的光彩,在普通中國人心中他們也許並不比法國人陌生多少。象左拉那樣直接純自然來表現人與人的媾和的方式也許為這個有著禮教傳統的民族所一時無法接受的了,但上帝賦予人類的情感畢竟是共通的。一個多世紀以來,那個身份低微但為了愛卻不求回報的醜陋的敲鐘人伽西莫多曾如此執著的俘虜了一代代中國讀者的心,而小仲馬作品中那個以脆弱之軀投身欲海最終完成愛的洗禮的茶花女更是賺取了多少少男少女的眼淚。也許是他們身上那種恬退隱忍尋求自我犧牲來求取完滿的精神與強調克制與奉獻的東方傳統哲學有著某種令人無法可知的契合。與地域及其經歷更為相近的俄羅斯相比,他們豐厚而過於蕪雜的傳統對於講究簡單和直覺的中國讀者時時形成了巨大的壓力,而浪漫、脆弱、故事膾炙人口且似乎總是散發出一股令人心碎的陰柔氣息的法蘭西文學似乎更能在中國讀者中找到知音。地處歐亞大陸兩端的兩個民族,儘管人種、性情、風俗、傳統包括社會發展水準都有著難以彌合的距離,但或許是歐亞大陸的過於遼闊恰恰使這種差異成了彼此吸引的魅力。
    
     當歷史的車輪邁入西元2000年的最後一個世紀,我們這個動盪的星球經歷了它誕生以來最為無理同時也許是最有意義的一次動盪。儘管地處漩窩中心的巴黎仍在一如既往的展示其不可抗拒的魅力,潮起潮落的美女給了畢卡索大海一樣綿延不絕的激情和靈感,遠在大洋彼岸的海明威也來到這裏開始了迷惘一代的宣言,寫了巨人三傳的羅曼 羅蘭還在試圖讓他的英雄主人公約翰 克裏斯朵夫以法蘭西式的浪漫優雅另賦以德意志式的冷靜堅韌,但傲慢地喋喋不休,對周圍的一切毫不在意,好像是一個已被打上死神印記的人想再一次張口說話的普魯斯特還是在這眩目的繁華背後敏銳的嗅到了一股腐爛的氣息,可是,所有這一切都猶如那極具諷刺意味的馬其諾防線,在人類有史以來最邪惡的洪面前,一切都是那麼的不堪一擊,一切都失去了意義。誠如加繆在《鼠疫》末所言,美麗似乎總是脆弱的代名詞,在邪惡面前,它總是最先死去。沒有人會想到,戰時的巴黎竟成了大師名言最好的驗證品。
    
     當然,法蘭西終歸是法蘭西,在戰後漫長的歲月裏,對這個通體永遠散發著芝蘭般幽香的民族而言,藝術的氣息已滲透進了她高貴的血液,就象嚴肅的禮儀之於中國。當戰爭的陰雲剛剛散去,天才的法國人就象習慣了被它征服的中國讀者展示了另一番星辰。畢卡索、加繆、薩特與波伏娃、阿蘭•德隆、碧姬•巴澤、瑪格裏特•杜拉斯,與以往不同,他們為中國人所追逐,不僅僅在於他們事業所產生的超越國界的精神魅力,還在於他們每一個人背後都有一串串令許多普通中國人所為之著迷的故事。與他們一同泊來的還有令人心醉的香水、時裝、艾菲爾鐵塔——而所有這些真正為中國人接受、熟悉並且津津樂道已是那個世紀最後20年的事。一個比拿破崙還要矮小的東方巨人在中國的南海歷史性的劃了一個圈,封閉了幾千年的那道鐵門終於緩緩打開。對那個有著令人自豪文明的民族來說,如此徹底、如此真誠的敞露自己,在他漫長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那是一個純真的年代,那是一個饑渴的年代,這個大病初愈後的民族已經厭倦了無休止的爭鬥和空洞的政治信條,人們渴望平靜,渴望享受,渴望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幸福。尤其是那些人稱天之驕子的大學生,端著吉他,在鋪滿青草的校園裏,彈著羅大佑的歌,誦著雪萊的詩,似懂非懂的侃著薩特和加繆成了最大的時髦。其實對很多人來說,對薩特與波伏娃瞭解的最多的恐怕不是《噁心》和《第二性》,而是他們那令人稱奇的愛情故事。兩個用心愛著對方的人盡力不讓自己陷入情網。也許這就是法式愛情真正浪漫之所在。至於畢卡索身邊無窮無盡的女人、阿蘭•德隆的英俊、碧姬•巴澤的激情、還有那個60多歲了還能與20多歲的學生弄出一段轟轟烈烈的愛情的瑪格裏特 杜拉斯似乎更能來事,“夫妻之間最真實的東西是背叛;任何一對夫妻,哪怕是最美滿的夫妻,都不可能在愛情中相互激勵;在通姦中,女人因害怕和偷偷摸摸而興奮,男人則從中看到一個更能激起情欲的目標。”所有這些都令這個剛從漫長的令人窒息的封閉中擺脫出來的民族的青年人有著難以遏制的興趣。要知道認識了三天、談了三個星期、愛了三年、吵了30年的範本是我們這個民族多少年來對愛情與婚姻的真正詮釋。
    
     當時間進入20世紀的最後10年,薩特與波伏娃的故事在歲月的敲打中悄悄的老去,曾經以其無與倫比的精神力量支配了人類幾個世紀的文學在人們勢利的冷落下漸漸褪去了光彩,正如評論家赫伯特•裏德對畢卡索的巨幅油畫《格爾尼卡》的評述,我們所曾經熱愛的一切都已死去,萬古流芳的藝術早已不會再現…唯一符合邏輯的不朽就是某種與不朽背道而馳的東西…當這種不幸淪落到我們曾用生命來加以寄託的法蘭西文學頭上時,除了傷感以外也許我們再無所言。可是歲月終究無情,美好的東西似乎註定了永遠短暫,如輕煙繚繞。從喬治 桑,到西蒙 波伏娃,再到瑪格裏特 杜拉斯,100年已然過去,豐腴的肢體合著澎湃的海浪無聲的翻過去。在充滿黑色的情緒流淌中,最為重要的是她突然就喚醒了你的記憶,她們用自己的身體還有心記錄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奇特的經歷,這種經歷就像無聲的音樂,覆蓋了我們貧乏而空洞的過去,在心靈的底層靜靜地睡著。在她們的引領下,我們曾身不由己地進入一個遙遠的空間。她們用筆讓法蘭西的瞬間永恆,也把自己生命中美麗的一部分永遠留給了曾如此久遠的守望她們的人。可是不管你願不願意,也不管你是否做好準備,你沒法拒絕時間,看見時間的殘酷施加在美麗的她們身上比自己體驗它的殘酷更加驚心動魄,沒有什麼比看見一個美麗女性在時間的曝曬下逐漸蒼老更具震撼力的了。我們之所以認為她們是如此美麗,是因為我們內心深處知道她們註定要在時間鋸齒的撕咬中失去這美麗,我們知道要保留這美麗的一切努力都將受到時間的嘲弄。不過也許正如瑪格麗特 杜拉斯所言,“一個女人在她白髮蒼蒼時回首她的青年時代,對愛的恨的可能都付之平靜而溫厚的一笑,時間打磨、削平了一切極端化的情緒。如果是一位女作家就不一樣了。愛的更愛,恨的更恨。”可是我們只是一個讀者,一個來自遙遠中國的普通讀者。
    
     與此同時,東方這塊古老而遼闊的土地也正在一片平靜中孕育著他有史以來也許最為深刻的革命。而其中最為焦灼也最為真切的就是代表這個民族未來的年輕人,他們穿著鉦亮的皮鞋、筆挺的西裝、梳著一絲不亂的頭髮、品著加了糖的咖啡、露著誰也看不上的冷峻,只有當電視鏡頭上顯過那個似乎已不再遙遠的地方,鎂光燈閃爍的會場,激情的音樂,高挑的美女,迷人的時裝時,他們才肯極其少見的垂下慣常的傲慢,當鏡頭掠過巴黎上空,金碧輝煌的夜晚,高聳的艾非兒鐵塔,寬闊的香榭利大街,塞拉河水發出一如既往的嗚咽,年輕的情侶正如饑似渴的吻別,這是這一代的中國孩子所孜孜以求的巴黎,令人心醉的巴黎、浪漫的巴黎,時裝、香水、美女、空氣中漂浮著奶油的氣息。似乎也只有巴黎才能夠包容這群時而清醒,時而酒醉的年輕人。30多年前,令他們的父輩血脈噴張的那幕鮮紅的圖景,精疲力竭的無產階級戰士無助的舉著手中的槍,高唱著雄壯的《國際歌》,悲壯的倒在了巴黎公社牆下,似乎已成了來自遙遠時代的回憶。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歷史就是男麼無情,才短短的幾十年,大地已經象陶輪一樣翻轉過來。
    
     在這樣的時刻,也許唯一能精確闡釋那個久遠的紅色激情的就是在這個世紀人們所創造出的一種新式“藝術”——足球。素有西方藝術中心之美譽的法國人當然不會錯過這個弄潮的機會,他們把這個世紀最後的瘋狂——最後一界世界盃留在了法國的同時,還為世界貢獻了許多遠比他們的前輩都令普通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名字——普拉蒂尼、齊達內、亨利、德塞利、特雷澤蓋、巴特斯——這其中,普拉蒂尼是義大利移民,齊達內有著標準的阿爾及利亞血統,亨利、德塞利等很明顯是有色人種後裔,巴特斯則可能是純粹的法蘭西後代,他們的粗俗令有著浪漫優雅傳統的法蘭西人所不齒,他們的表演卻令這個星球上大多數人折服,他們的奔騰令我們血脈噴張,他們的遺憾令我們黯然神傷。所有的人都在這裏平等的呼吸,所有人都在這裏共同分享歡樂。也許很難想像多少年來,無數先哲孜孜以求的夢想只有到了今天借助這個小小的皮球在短短的90分鐘裏才得以真正實現。這個世界並不缺少陽光和空氣,也不缺少土地和風雨,多少年來,人們苦苦尋求的是真摯的友愛和信賴,今天足球很好的承擔了這一載體。當齊達內用他魔術般的腳旋進一個個皮球時,他應該知道,在注視他不僅僅是正和他擁抱的對友,還有遠在萬里之外,大陸這一端的中國人,為你歡呼,為你祝福,他們是中國人,齊達內的球迷,法蘭西的球迷。當齊達內在足球的天空閃爍時,請不要忘記它背後燦爛的法蘭西,也不要忘記在遙遠的東方那許許多多默默注視你的人。我突然想起了那首久為傳誦的詩:
    
     公園裏
     普列維爾
    
     一千年一萬年
     也難以訴說盡
     這瞬間的永恆
     你吻了我
     我吻了你
     在冬日,朦朧的清晨
     清晨在蒙蘇利公園
     公園在巴黎
     巴黎是地上一座城
     地球是天上一顆星
    
     “有兩種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日新月異,不斷增長,這就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這是人類思想史上最氣勢磅礴的名言之一,它刻在康得的墓碑上,在新的世紀,願我們兩個有著久遠歷史的民族共勉。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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