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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人民文革者思想探源
(博讯2006年4月03日)
    
    
     (博讯 boxun.com)

    人民文革者——一个二十一世纪新名词——说,他们全部用心是要在体制内找到撕裂党的契机,实行类似起义之举——这是"最最"重要的人民者的观点,而笔者还是无法接受。
    
    我们的看法简单说来就是,中国问题,几千年的历史稳定性,稳定系统问题(控制论把这种系统称为超稳定系统:"ultrastable system",见金观涛),农民起义之所以循环往复,不见长进,无法突围封建专制而只能做到改朝换代问题,其关键是,我们祖辈没有发现新思潮,新体制,新人民——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找到类似"一声炮响"以外,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本来是一个常识问题。早在古罗马时期的民主派哲学家西赛罗就说过,凡是不能继承伟大事务的事务,没有伟大之处(见『法律篇』)。
    
    中国人寻找政治体制突破,以造就伟大事务的努力,五千年来,只是到了今天,才有了一点眉目。这个进展,首先是他们摒弃了毛式革命,并且在摒弃这个革命的全部思想基础上,寻找一种普世价值。再是,这个普世价值的寻找,也许甚至排除了民主的暴力(卢梭式)和科学的异化(官僚科技化体系)之观念——这个为五·四运动所不知的思维提示——而是找到了自由主义,民主宪政和权利制衡。
    
    至于这个新改革,新革命,如何进行,人们还在讨论。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任何回到其他人民起义和人民革命中去的努力,都是一种复辟和倒退——因为这个努力,只是在实际上企图规避自由主义的时代选择,从而不具备任何历史和现实意义。
    
    换言之,评介历史上任何非自由主义选择,应该匡定,其大致上,只能产生荒诞和负面意义。对于文革的批判之核心,正好在此。文革中有没有反抗,有没有反抗的合理性,合法性,这是个退而居其次的问题。我们说过,人民革命,甚至农民起义,不也是反抗吗!而且是大大的反抗——但是,这个反抗,是一种对于反抗的反抗,是原地踏步甚至是倒退式反抗——马克思就欣赏这个原地踏步——他说,罗德岛就在这里,就在这里跳舞吧(大意),云云——而我们,正好要批判这个丑陋和天真的反抗。这个反抗,与其说是作用于老百姓,不如说是作用于用老百姓抬出新皇帝的恶劣行径——难道历史不是这样写就的吗?百姓打倒蒋介石刘少奇,难道不是这样被党炮制出来的吗!
    
    谁要是亲信了这个谎言,就显示他不懂得反抗本身,其实,是为了下一拨主子上台,开辟道路。这是一切时代反抗者,成为反抗之反面的历史悲剧和历史闹剧的实质。
    
    我们的意思是,讨论人民文革者鼓吹的"反党"和"撕裂",其最终的意义是,在回避人民今天选择的前提下,重蹈历史上人民起义抑或类似农民起义的思维盲点,而不适当地夸大那种小规模存在的革命和起义之意义,达到回到"凡是反抗就是正确"——这样一个老式思考道路上去,从而重复不应该重复的,在历史上反复上演,而不见任何实质改观和真正进步的,那种起义和反抗。这个"反抗就是正确"论,其实非常浅薄,非常有害。
    
    阿伦特曾经对于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做过恰当无比的批判。那时,是人们起劲遵循麦卡锡主义的年代。阿伦特把他们唤作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共产主义者"。她说,他们以共产主义的方式来批判共产主义,"如果我们自身也是龙,那么,两条龙中间哪一条龙最终会生存下来这一问题就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延伸这个判断,就是,人民文革者,就是这样一批反对文革的原文革主义者。他们和党的斗争,也许也是"两条龙之间"的斗争,而这个斗争,其实,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二,因为,凡是不提供自由主义前途的革命和起义,其结果无一例外,是重复历史上毫无意义的革命循环论,只是起到改朝换代和供奉新主子,压迫新奴隶的革命。这样的反抗和撕裂,甚至不如改革和渐进主义——如费边主义和自由主义者所提倡的那些观念。而人民者,既不考虑边沁和穆勒,也不考虑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思想反馈和思维习惯——这本来就是文革后遗症患者的一个思维特点。这个思维特征,究竟是一个偶然,还是他们的确在思维上留下了空白,且要一生保持,抱残守缺呢?
    
    从历史的严酷性而言,1966年的造反,和1968年的清队——出现了革命和反革命交替使用的毛主义戏谑——历史上最为短暂的反抗和服从的实例,就出现于兹,在这三年不到的时间里,毛,重复了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的农民起义的失败,胜利,胜利,失败的闹剧。毛很欣赏农民起义,他说,"秦皇汉武","还看今朝"。这个循环的实例说明,反抗的庸俗和尴尬。
    
    1949年前后的易帜,同样说明了反抗——革命的虚妄和有害。反对压迫剥削之举是不是正确——这是个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今天,由于几个时代的思潮侵袭和思想争论,马克思主义,已经没有他昔日的绝对正确性。孙中山早就指出,美国福特公司的做法,就是对于剩余价值学说的最为实际的批判(见孙中山"民生主义")。我们的意思是,即便退一步讲,文革时期人民文革者大获全胜,请问,他们当时获取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资源究竟如何!如果没有这个思想资源,他们在中国要实行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政治货色!是巴黎公社,还是人民公社呢!他们究竟要造就何种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呢?人们可以设想,他们的胜利,庆典和宣言,是一种何等样子的新事务呢?这些推论简直是匪夷所思,不可理喻的事情。
    
    我们暂且回避文革造反派,在进入官方革委会以后的堕落和秽行,实际上,这些"边缘人"什么政治,思想资本都不具备,只是毛式走卒和棋子。
    
    我们看到,关于革命是解放还是建政,也是西方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建设过共和和民主的西方社会而言,如果这个问题照样存在,那么,对于中国人,这个问题就是开天辟地的新事物。这个新事物是未来时。整个新事物,没有出现在文革之中。其中可以解释的地方有二。一是,正如同样是阿伦特说过,通过革命来实现社会问题是不可能实现的。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所以堕落为恐怖政治,就是因为强行通过革命来解决社会问题而造成的。(川崎修『阿伦特公共性的复权』)
    
    我们对于阿伦特关于革命是政治建构而非社会解放,则需进一步梳理。但是,她提供的,关乎于革命不是解放——不是毛式打倒——而是要建设政治结构也就是美国式的宪政建设,当然可以理解。我们的推论是,人民文革者没有拿出任何政治建设的方案,以符合革命和建设的一统论——也就是说,人民者,没有任何政治建设的资源,可以提供。他们无法提供他们不同于毛式,革命式或者社会主义式的任何理论和预言。他们是要起义的,以后呢?"迎闯王,不纳粮"吗!
    
    再接下来是,即便是社会解放,在文革里,当然也是子虚乌有的梦想。一致通过、两报一刊、样板戏、毛语录……我们也许不需要再来描绘这个"社会解放"了吧!
    
    三是,人民文革者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下鼓吹过自由主义,这是一个大问题。他们的思想资源,除去被歪曲的巴黎公社之外,上不见,他们援引其他任何思想资源,下不见,他们对此加以补充的,任何毛以外主义——他们只是说,我,反党了——如此而已——但是,你的反党,其实是用党资源反党,党,不但不会全反对,其有大智商者,说不定还会暗自窃喜,说,看,一个反党者,是我们思维队伍里的人——一般而言,人们说,那些造反派又要来了,也就是说,他们的反对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魔鬼一样的暴力倾向——而这个倾向,是党文化真髓所在——"运动了"——人们喊道!。
    
    我们准备分析的,他们的思想资源,其实都是毛玩弄政治,革命游戏玩剩下的一些垃圾——如,巴黎公社、大民主、社会主义法制、四一四思潮(所谓造反派打天下,坐天下——本来就是他们打了天下,坐了天下——其他都是奢谈——他们颠来倒去的打天,坐天下,其实只是根据他们解释而言,不可能根据任何民间解释;还有不上台面的太子党思维,联动思维,中学生幼稚的四三派思维(笔者就是四三派,知道其反叛的全部虚假)……此外,人民文革者尚有何"新思维",至少,笔者完全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如此贫瘠的思想基地上,旗帜所到之处,还有什么是值得人们效法的伟大造反精神呢!
    
    1970年代出现的阅读潮中,无论是哈耶克,还是沙夫和伽罗缔的思维,没有出现在任何造反派的思维之中——林昭式的基督教普世价值说,也不见于李一哲和杨小凯的思维——这个现实告诉人们,文革中人民文革者的思维,大大落后于北京或者其他地方独立思考者的思维境界。而到了今天,我们还是没有看到人民者们,在其文章和宣言中,如何界定普世价值和文革价值的区别和本质。他们除去运用一种义愤填膺的大起义、大革命一类鼓噪,不见他们占有任何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以证实和解释人民文革,解释人民和毛。
    
    其实,我们讲过,人民一词能指和所指的内涵,已经被党完全强奸了。奸后怨妇情结的大爆炸,无以改变该概念的历史过时性质。
    
    " 人民"这个词——是毛,以及其他独裁寡头的代名词,像是齐奥塞斯库,卡斯特罗和金日成等等。人民和社会主义等等词解,已经在百科全书里变得很负面——至少相对普世价值和政治常识而言如此。至少西方人士,自由世界人士,把"人民"这个词汇,看成是列宁主义的一个象征——虽然,笔者以为他们一多半愿意采纳公民或者市民这个说法的——在其政治学里如此。我建议人民文革者还是另找理论资源。
    
    四,有人说,你反对人民!看看人民不是在选择克林顿或者老、小布什吗!
    
    难道还有比如此无知,更加无知的无知吗?
    
    人民在自由体制内部的含义和在"人民中国"的含义,难道可以如此危险类比,荒唐对照,且一视同"认"吗?……毛的人民和美国人民,难道有任何享受权益方面的共同之处吗!你,有一张选票揣在口袋里吗?
    
    五,是不是笔者反对"人民"呢?如何定义集权制度之下的人民意识和人民本质呢?这个问题我们写过文章。这里再行补充之。
    
    关于极权主义制度下之人民概念,许多读物里都再三论述。他牵涉到我们如何定义此种制度里的人民大众之真实状态,包涵思想和意志,梦幻和现实状态。按照极权主义研究学者的说法,思想的国有化,是源于经济制度的国有化——这个论断,已经成为共识(见哈耶克)。反之,人民之思想的非国有化,反倒是思考文革时期,国人思维之不现实的一种判断。这个判断得出一个结论,人民起义,是不国有化的——其实,我们说过,起义和服从,只是思想一致性的硬币之两面而已。
    
    何以人民是有梦想,有理想呢?结论很简单,就是他们相信意识形态的空洞说教。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大一统面前,正统,呈现出反对派和赞成派,两种形态。其实质是,都是枉顾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正如我们不厌其烦印证阿氏所言,他们无论是反对者,还是赞成者,思维源泉,都是共产主义。
    
    她进一步说,"彻底丧失自我这种难以置信的现象;大众对于自己的死亡和他人的死亡表现出来的冷漠和漠不关心,大众对于抽象的观念所产生的过分嗜好;为了能逃避常识和日常性,不惜把自己的人生陷入到愚蠢的概念中去,对此倾注他们的热情。"(见『极权主义起源』,下同)
    
    她的这段话,同志们看懂了吗?
    
    这对中国人而言,是很熟悉的描述。丧失自我,爹亲娘亲不如毛亲!
    
    这个亲,是中国人总体梦幻的一段惨剧。而除此之外,恐怖,也是造成这个惨剧的原因——阿伦特说。想想1957年,还有许多政治恐怖吧!
    
    人们对于梦想和"抽象观念"的膜拜,是宣传使然,是源于毛和林共襄之造神运动。
    
    于是,国人之人将不人,成为阿式另一段判断的证明材料——
    
    "恐怖的铁笼企图使众人变成单一的人。
    
    "逻辑的强制必须预防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产生新的思考。极权主义恐怖的强制把人们压缩成为大众,从而消灭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空间。
    
    "逻辑演绎的强制,依靠恐怖的力量,强迫每个人加入到运动中去。
    
    "为了使极权主义运动保持不断运动的状态,这两种强制结合为一体,互相配合,相辅相成。"
    
    (这里不得不解释一下,阿伦特说的"运动",是符合我们伟大领袖说的,七八年搞一次这个真理的——她说,"极权主义支配为了使历史的或自然的过程得到发展,并使其运动法则贯彻到整个人类社会中去,就必定要恐怖。"反而言之,恐怖,也就必须伴随运动。等等。)
    
    我们的解释是,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的解释,是对于她未经历的文革的解释;这说明了文革的极权主义特征之"全球化"。这些特征就是,人民是一个单数,是一个复数的单数。这里,人民文革者,也被包涵在内。此为1。
    
    2,意识形态同一性,在中国人的整体性质上,被判断为:国人,几乎无一列外地成为毛式人民,而非非毛式——整体而言如此。不排除像一些大师,是另外者。
    
    3,这些国人,无真正思维活动。
    
    4,恐怖和伪造的思维活动,合而为一。
    
    这个基本的判断,排除了人民者说的任何异端的存在——退一步说,排除了任何"整体"异端存在的任何可能性。
    于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文革文革人民,几乎毫无不同。这也是毛成功左右其革命和统治艺术的原因之根本。人民如何,是评定集权如何的另外一个说法。并不因为诽谤人民或者赞扬人民而有任何改观。所以,人民文革者的载体人民,其实,就是阿伦特描述的人民——这样的人民,是爆发文革和形成国耻的可悲载体,如此而已!
    
    我们人民启蒙的重要性,完全由此出发,不能有对于"国耻"反思的任何回避。现在,文革研究几乎到了"文革无罪人"之地步,就是因为启蒙的失败和人民者的纠缠不清。
    
    六,文革主流和整体是不是一个痞子运动,新义和团运动,源起于人民革命,列宁主义和毛主义革命的革命或者起义,我们和许多作者有言在先。
    
    现在我们来做个一个分析。这个分析就是,何以人民者的思维局限很大,很尴尬,很浅薄。一个主导思想是,66年的人民思想状况大大倒退于57年。说个笑话,如果也有"人民反右"的话,笔者反倒是有些赞同的。因为,引蛇出洞时候,蛇们,确实打出了反对毛统的自由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已经被历史证明为,他们来自中国的胡适,外国的宪政和民主思想,如"轮流坐庄",反对"党天下"等等。这些思想,毛是无法利用的——一些思维之所以可以被毛利用,就是因为他们和毛思维的内在一致性,如造反,革命,起义——而反对党天下,毛无法利用其于万一。这个判断,具有决定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道路和轨迹。
    
    我们很早说过,中国的事情复杂,就在于其思想和政治势力,政治派别,多少无法从党文化里摆脱出来。除去去了台湾的胡适等人,在大陆的自由主义者,或者1949年来入伙,或者党内反对派,其出身和党,党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同构关系,使得其历史和思想特征很难和自由主义思想尽相一致。于是,整体而言的反对派思维,无法,也不可能和党文化各自分离,而呈现良莠不齐,黑白兼是的思维风格和思维方式。
    
    66年的思维状态是,由于林彪的造神运动,在政治较逐中受到毛的支持而获得成功以后,从64,65年开始的宣传,开始在党文化里,加入比较一般性党文化更左,更荒唐和更残暴的狼化内容。其中一个重要信息是,毛打出革命,造反的老旗号,以针对其政敌。颠倒了所谓打天下,和坐天下之区别。这时的思想状态是,毛一反执政党的应有宣传,将其改造成革命宣传。这个革命,当然既没有革命发动的所有应有前提,也不具备任何有价值的革命理论先导——像是法国革命的卢梭式民主和俄国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等等,当然更不具备美国革命的预设的政治框架——文革,是毛捡回其拙劣的痞子运动理论,将水浒传里的杀人场面,再呈现于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大地上。
    
    这是一个绝对倒退和无耻的政治伎俩。无论从政治手段,还是从思想方式上,都是国人蒙受的一种亘古未有的耻辱和灾难。这个灾难,首先表现在毛成功地,设法使国人忘记了 57年的"人民反右"——那些在中国大地上说出自由主义话语系统的人们。二是,其镇压并兼蛊惑之道,在几乎十年间成功地使得人民忘记了右派真理——提起右派,国人完全失去了判断。所有右派人物届时无不噤若寒蝉,保持沉默。其实,这个可悲的沉默已经开始于反右运动中,后期。人们所说的毛式酱缸文化,一方面,使得右派被分化瓦解,一方面,老右们自相戕害,告发,表态。他们的思想,完全被另一种可悲的共识同化。
    
    正是在这个文化整肃和思想灭绝的前提下,文革,得以爆发。文革的思维,人民的思维,人民文革的思维,得以在66年产生。其延续的时间之长,是令人惊异的——这个毛思维,一直延续到人民文革者时下的鼓噪之中。
    
    我们要说,1976年的悼周时期的拥邓,89年的拥毛——学生把涂炭毛象者,扭送逮捕——说明:文革人民思想的遗产,在起作用。虽然,事情在大致到了 1970年初期,尤其是到了林彪事件后,人们开始摆脱毛思维桎梏,开始了独立思维。以至于,产生民主墙,产生"第五个现代化" 之独立政治见解,等等。但是,这丝毫不能说明,在文革前三年,有任何整体,主流和本质而言的民主、自由思维。这是我们判断文革性质的前提。
    
    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者,根本,就是心里只有红旗。我们说过,异教徒资源不是圣经,不是耶稣,也不是彼得和保罗。是其他!"打着反"者,是异教徒吗?不是。
    
    第二种忠诚,是吗?不是。起义和造反者,是吗?也不是。
    
    只有那些保持沉默者,也许,只有他们,才是。我们说的是,比如,在文革里同样受难的陈寅恪,吴宓,甚至党内文化出身的李慎之等。他们当然知道造反,起义之荒唐,但是,他们根本不可能出来说话。他们说话,等于找死。他们也没有说话的机构和载体。国家是封闭的。不像俄罗斯作家可以流亡。毛,不知道流亡为何物!他只是知道打倒,杀戮,要武!这就是真理的沉默和沉默的真理。
    
    于是,文革成为一个文化黑洞。这个黑洞,由于引力巨大,跳出的光线,几乎成为例外——如遇罗克,这颗绝无仅有的星辰。
    
    重复而言,在没有思维的时代,是没有政治思维的——在没有政治思维的时代,是没有政治诉求和政治斗争的——我们按照阿伦特的政治含义而言——文革,不是政治斗争和政治思维,而是兽行!
    
    七,最后,我们来说说类似理论问题的问题。这牵涉到如何研究文革,这个问题。戏言之,文革研究,是不是要在文革档案完全开禁以后,才可以见出眉目。这里存在几个估计。『第三帝国兴亡』,是掌握了档案资料的。但是,希特勒问题,法西斯问题,甚至法西斯美学问题,还在讨论。希特勒是不是对于杀戮犹太人负有直接责任,据说,德国,也有不同意见。我们的意思是,文革高层决策之披露很重要。如,伍豪事件和5·16事件,就是要等待解禁档案。
    
    但是,并不是不解禁档案,就不可以定出大是大非。比如,毛,是不是要对杀戮负责,这样一个问题,就不是什么解禁问题。
    
    反而言之,如果在不能获得解禁档案的时间段里,过于注重材料收集而忽视理论和思想源流的梳理和判断,就会被类似红学研究式的繁琐考证淹没。我们发现,一些以为自身掌握了资料者,恰恰是一些是非不分者。他们甚至说,文革不是经济增长很快的时期吗?毛不是很伟大的试错者吗?云云。(他们其实只是根据官方数字来证明这个"很快"。你可以信任文革的官方统计吗?你忘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吗?数字党,是一个对于数学的党治化产品,这个还要多说什么吗?……)
    
    萨特和本雅明都说过类似"从未来走向过去"(萨特),"一个特定的现在把一只救赎的手伸向即将埋没的特定的过去"(本雅明)这些历史不可知论的话——本雅明说,"起源"不是靠实际发现来发现的,是要和以后的发展相联系的。他的意思挪到文革研究里,就是,是不是有人民者的"二次文革",是解读国人有没有避免造反和革命的二茬罪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国人真的选择了"二次",那么,所有我们坚持的文本就会塌陷而失去意义。"将这个封闭体系炸得粉碎的是现在这个集合体。"(均见『本雅明 / 走向革命批评』 伊戈尔顿)
    
    本雅明甚至还说过,只有等到无产阶级时代,普鲁斯特的原意才会浮出水面。他们还引用了所谓托拉经卷的空白处,以等待上帝之填补——"现在托拉文本中字母间的空白处其实是隐约而不见的字母,这些字母我们将来最终可以解读"。所有这些说明,历史和未来的互相牵动,是历史研究的根本。文革研究如何发展,也许要等待以后,等待未来,也未可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只是在已知范围之内。未来,也许是历史的揭示者,从道理上讲,如此。但是我们不可以在完全知之以前,不为真理铺路。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中国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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