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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讲:“革命权利”——一种毛坯型的人权/武振荣
(博讯2006年4月03日)
    
    ——66运动博客讲稿(7)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3、关于“革命权利”的讲解:
    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种变化,都是在一种特定的过程中进行和完成的,因此,在过程还在进行时,处于变化之中的人也可能了解它,也可能不了解它,也可能有个别的人了解它,大部分人不了解,也可能大部分人不了解它,而个别人也对它知之不多。所以,当这个过程作为一个阶段完结而变为“历史”的时候,研究它,就存在着一个对它的“复原”。在对1966年中国伟大政治事变的研究中,我们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在我从事的近30年的研究中,如果说有一个与别人不同之体会的话,那就是我认为,研究中每一步都存在着我们对“复原”中的“历史”的某一段把握程度之准确与否的问题。职此之故,我对所谓的“历史真相”这样的东西的理解就有一点不同于别人。在原则意义上讲,它虽然也可以被看成是“客观”的,但是它作为一个“历史”上的“客观”和物理世界的“客观”是不可能相提并论的,是一种“主观意义”上的“客观”。因此,它所包含的“历史意义”和我们所需要的“现实意义”好象存在于一个我们谁也琢磨不透的时间的隧道里。就此,我们理解“历史必须是研究的一部分”的话,就会产生出深刻的感触。
    
    我作为当年参与了66运动的人,并且在66运动中也算得上一位积极分子,自己的主要的体会是:在争取自由的行为中,人才有自由,在要求民主的情境中才,人才可以抓住民主;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即使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或民主的国家中,人也是有可能丧失自由与民主的。因此由我提出的1966年的历史故事,就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杜撰,而是我作为从中过来的人对于当年我们能力与知识都不可能理解的运动的一种事后的反省,就真实情况来看,我们在参与那一段“历史的创造”时,完全是处于无知的年龄上,并且又受制于这个社会中的以国家教育方式所强加于我们的专制主义思想和理论的“束缚”,可见,我们是在精神和思想上都不得自由的情况下以寻求自己政治解放的。这样以来,造成我们行为“闪光”的东西就不是我们当时的言论,而仅仅在于我们的行为和那种为了追求真理而可以牺牲一切的信念。如果对此缺乏了解,那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价值的解读66运动中那一代人的行为。对于下一代人来讲,解读不了66运动的那一代人的行为也许是无关大局,因为历史并不要求每一代人都理解前一代人的作为,只是,当66运动的那一代人的政治行为在事实上和我们中国社会近二、三百年以来的最伟大最有意义的民主化、自由化运动交上了好运时,情况才有了变化,一个人类历史上常常会出现的“历史分期”问题原来就发生于这里!
    
    对于1966年之前的那一代人来讲,他们可能告诉后人的有关他们“革命的历史”,那是非常简单的,也是没有任何历史知识的人都可能接受和了解的东西,其内容也不外是“打江山”的辛苦,战争的残酷,在血和泪的状态下的人民的痛苦和呻吟,而在“革命”取得了成果之后,又面临着一个如何“坐江山 的问题”——所有这一切,虽然批上了一个“共产党革命”的新外衣,其实它是完全“旧”的东西。因此,在1966年红卫兵们反对“四旧”的潜意识中,可能就包含着对此的厌恶与抵制。就这样的意思去分析问题,66运动前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实际上也包括国民党)的历史就没有后一代人所不可能理解的内容,把这样的情况和上一个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一代中国人情况相对比,人们便可以发现其间的不同了。66运动的这一段需要理解而又没有多少人理解的历史在以“破碎”的形式留给后一代人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得到了一个“破碎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也只可能把他们引导到“价值碎裂”的时代,因此当他们感觉到自己在朝着一个价值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却又身不由己的在“破碎价值”中徘徊,而一时间失去了方向感。
    
    因此,我认为如果要为中国的历史作一个大体上准确分段的话,那么1966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上,人们不仅可以发现“传统”政治变化的复杂现象(共产党内部路线斗争),而且还可以发现与之并存的“现代”政治中的人民运动现象,而这个两大历史现象的共同存在,就使得一元化的中国历史在不知不觉中变化成为了多元化的历史了。因此,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你只看见那个“传统”的一元(毛与刘的斗争),而没有发现这新的一元(人民自治运动),就不可以自称为有历史知识的人了。而现在中国社会上许多的以“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自居的人,其手里到底有多少的历史知识,我的确是怀疑的。“人民在运动之中”——这就是多元化的1966年历史中的最有价值的一元,如果说这样的一元也不是无中生有的话,那它就是从“人民在战争中”的传统历史走了出来的!历史如果在这里存在着“进步”的话,我就认准了这一点,同时我也希望大家尽可能地思考这一点。我理解大家在一说到文化大革命时,就免不了要谈论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斗争,而在1966年,的确存在着这样的斗争,并且斗争的单方面的意义又为当时的所有中国人所知道,所以,在“翻案”之后,人们又从运动中失败了的刘少奇一派人事后的辩解中好象就“全面”地了解文化大革命,其实呢?这只是了解冰山的一个角,而更大部分还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之外。到我写作这一份讲稿的时候,当权派不知道怎样推进“改革”,中国人民对于如何参与“改革”也满怀疑虑,都是根源于对1966年中国伟大变革历史的无知。在这个意义上,你问:“一个民族的历史对它有什么用处?”我就不好回答的了。
    
    你说一个民族所走的道路和道路的方向本身都寓于它的历史之中的话,好象没有多少值得争议的,若说有争议的话,焦点也就在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而这种历史是存在于一个有价值的历史意义的建构之中,还是被非历史意义的建构所排挤,就这一条头绪去思考66运动中的问题,你就会感觉到对所谓的“历史问题”的发言不是写作“小品文章”。人生活在意义之中,因此即使有人说所有的意义,包括历史意义在内都是人构造的,我并不反对,只是当人们认为历史的意义是一个僵死的存在物的时候,我才加以反对,特别是在那些充满了伟大事件的历史中历史精神表现得最为充分。所以对这样的历史意义的寻找之于一个特定的民族来说,就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就此而言,人不仅仅是活着,而且是活在历史当中的。所以一个没有历史的人类生活是不可想象的,就此去理解,那些谣远的,几乎全部都是由荒诞的神话构成的上古历史其所以每一个民族都有,也几乎在我们这个已经现代化了的时代中,它被每一个民族也在不同地程度上讲述着,并不因其不真实而失去价值,原因又在哪里?
    
    黑格尔在他的时代里曾经说过:“东方人还不知道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相——是自由”。这是18世纪的话,到了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革命”(如果它可以叫“民主革命”的话)本质上应当还自由于人民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革命”所亟须之纪律和秩序却非得要牺牲人的自由不可,到66运动爆发的时期,人的自由的失去若是说已经到了“极端”的话,那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就在“极端”处产生了自由的新开端。面对这样的突如其来的变化,不要说外界的人视它为“奇迹”,就是我们那些处身在事变旋涡中的人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对于一个极端的缺乏自由教养和自由传统的民族来说,66运动的这一段历史的价值之“闪光”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看点。这时,历史的事实是:人民参与了一场为争取人的自由而斗争的运动,于是,我们民族在近-现代的那种“历史缺陷”才给真正地在所谓“民主革命的补课”中给“弥补”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刻,中国现代的真正“缺陷”才被“补课论”这样的不经意的说法——“中国民主革命不彻底”——所触及,如果说在这个意义上,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不彻底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种“继续”的话,那么毛的“继续革命论”也在某些的意义上接触到了价值。
    
    1966年前,中国人民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享受“幸福生活”(不止是青少年人是这样,人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好象“七宝楼台”“闪闪发光”,但是1966年的人民忽视发现自己是饱受奴役的人,备受压迫的人,那么“七宝楼台”就必然的要被拆了开来,就“不成片段”了。在这里。1966年的历史对人民事实上同时地具有两种因素:一是中国共产党的“28年民主革命史”+“17年社会主义革命史”欺骗了人民,愚弄了人民;二是,这种历史同时地又“教育”了人民,给他们灌输了一种在而后的时间中如果运用得当就可以改变自己生活的精神,从而使完全没有准备的66人民运动有了一个次级意义上的“准备”。现在,在许多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人们只是看到了前一点,而没有看到后一点,但是我提醒大家注意:关于这“后一点”特别是在人民独立地需要自己历史的时候,就表现得特别的重要了,尽管在今天,它之意义摄取对于许多人来讲,又却是非常困难的。
    
    对于未曾经历过66运动的人来说,他们读到这里一定会发问:“人民为什么要在政治解放行为中,苦苦地寻找历史呢?一种没有历史的人难道说就没有要求民主的权利了吗?”其实,这样的发问如果是对着今天的中国人讲的,我认为答复是肯定的,那就是要求民主的行为不一定非要一种历史不可,一个无历史的民主的要求和一种有历史的要求同样是有效的,但是在1966年,情况远不是这样,一种处于创造性的民主的诉求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在于它一定是要有“历史根据”,这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统治中国后造成的“后果”,行为人不可能无视此种“后果”而行动,在这里,共产党政治教育的意义事实上给66运动画出了一种可能的前景,所以,当从共产党集团利益中“造反”而出的毛泽东在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定性时,那种“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只能够在运动者身上寻找了。
    
    在那时的中国,“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是指工业无产阶级,也不是指工人阶级,不是针对一个特定的社会阶级和特定的人物群体,它同西方基督教社会中的“上帝选民”一样,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它有时候非常严格,连那些拿了一辈子枪杆子的“老革命”也不够格,但是有时候却宽泛得什么样的人都能够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中学生的一个政治表态就可以使自己的头戴上“无产阶级”的桂冠。依据严格定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等人物都不是,而林彪周恩来这样的人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依据它的宽泛定义,那时除了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本人外,任何人(包括上述“五类分子”的子弟)都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的”人。66事变的具体意义,可以这样去把握,就是说,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事实上被“驱逐”出局了,宽泛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概念却接纳了“人民大众”。有人说:“这是鱼龙变化”,我说:“就是!”
    
    我作为从66运动中过来的人告诉大家,我们那一代在校学生们突然间认为自己已经是“无产阶级化”的行为,若是遭到反对,反对的人若这样问:“你们凭什么就认为你们是无产阶级呢?马克思主义——你们懂吗?列宁主义——你们研究过吗?共产主义——你们又知道多少呢?”我们正确的回答是:“不!我们不是从‘理论’,也不是从‘主义’上判断我们是‘无产阶级’,就凭我的感觉、直觉以及那种从灵魂深处滋生出来的情感判断我们‘是’”!就凭这个——我们不需要别的,判断自己是“无产阶级”的行为已经打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教条主义”,事实上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是“民主”的判断。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的判断所产生出来的逻辑力量却是非常巨大的,可不是吗?“文化大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那么,谁还有权利拒绝我们这些“无产阶级化”了的人“进入”行为呢?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拿到了“进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剧场”的“门票”了,因此,我们堂堂正正地走,大大方方地进,不是小心翼翼的左顾右盼,偷偷摸摸地钻。可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不是“钻”了毛的“空子”,而是“拿着”毛的“鸡毛”当成了“民主”的“令箭”搞了一场“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运动。在这里,共产党的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已经遇到了“终结”的问题: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把人民群众都变成了“无产阶级”时,那么无产阶级革命的寿命,不也就是应该结束的了吗?诸位,你如果是一个自认为“反共”的人,那么,你就不应该忽视66运动中的人民运动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意识形态所作出的这致命的一击,不过,我和你是有些不同,我对自己的政治定位是“民主”而不是“反共”,因此,你如果把66运动当成一篇“反共”的文章来读,你肯定读不出什么名堂的,但是你把它作为一篇“民主”的文章去读,你就会发现许多你所想象不到的意义。
    
    讲到这里,我强调,自毛死后,中国的统治者、当权派再也不敢唱“无产阶级革命”的“老调子”,原因何在呢?你说得上来吗?邓小平用“发财致富”的“专制资本主义”的“经”取代了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是他乐意这样作吗?在一个共产党专政保持“不变”的社会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被共产党自己的“政策”所取消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若不从66运动“终结”了它这一点来观察问题,66运动之后中国社会的一切真相问题人们也就无从认识的了。在这个问题上,你说66运动在失败之后,它的意义才得到了充分地暴露,那是一点都不假的。
    
    当时,中国的学生阶层肯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但是他们却在社会中享有一种几乎可以说是“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政治身份,就这个身份而言,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求走出政治“培养时期”,而直接地要“接班”,也有着一个逻辑上的理由和力量。在一个极端专政的社会中,青少年人的政治解放行为在寻找不到“法律”根据时,却找到了“政治”上的根据和“理论”上的根据,如果说这个社会是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争取“无产阶级的革命权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健康发展”,其行为就不应该受到社会的“贬抑”,而应该受到“褒奖”!又如果我们当时对于这种“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的认定是发自于“内心深处”的,那么,社会所许诺给我们的“革命权利”就不应当给我们看成是“骗局”。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要骗我们的,这一点我不否认,可是我们在“受骗”中赢得了“权利”这却是非常“真实”的事情,此时此刻,你说“历史”同我们“开了个玩笑”——这话一点不假,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要官僚化了的政治组织,不要“对文化大革命运动阳奉阴违”的共产党人,而把“希望寄托”在这“新一代的接班人”身上,也是事出有因的。
    
    在这以前,毛对我们早先就做出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比喻和他一贯的重视对青少年人教育的特点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成了我们反对那些在我们的眼睛里已经是“跟不上飞速发展着的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共产党人,直接地越过他们“靠拢”毛,也正是这样,在别人看来,我们是在一个本应当好好读书的年龄上竟要作社会中的“革命先锋”,把读书的一代变成了“造反”的一代。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这个允许“革命”的社会中,以我们自己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找到了一份“革命的工作”,这样社会要求于我们的和我们回报于社会的东西便发生了“吻合”。在我们行为的前夕,社会给我们准备的“革命权利”是未来时空中的一种设置,当我们这一代人的“革命精神”在出现了急剧变化时,那种“未来的权利”就不能够应付我们当下的需要,于是把“未来权利”“兑换”成为“现在的权利”——就构成了我们行为的民主意义。
    
    事后,有人批评我们,说我们当时的行为是“非法”的,这样的看法若不是出于别有用心的目的的话,则是出于一种误会。1966年人民行为的合法性,可以得到两种辩护,一种是现在我正在进行着的民主的辩护,另一种是已经过去了的毛的辩护。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辩护,在研究66运动时,是可以协调在一起的,因此,这就要我们改变一个传统的观念:民主与专制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事实上,不但在1966年它是发生了“相容”现象,在1989年,也是发生了“相容”现象,试想赵紫阳同情和默默地支持学生运动的事情不就一例吗?虽然赵紫阳是一个也起劲地“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就此而言,如果说在我们中国已经存在着66道路,那么每到最关键的时刻,它就会表现出自己的存在的,如果说在中国存在66传统的话,那么即使“反对”它的人在他们自己行为的关键时刻也会变成传统中的人。1989年的中国大学生就是这样,他们所受到的学校教育告诉他们“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的一场大动乱”,但是,当他们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高举起了民主大旗时,红卫兵的传统就产生了“高自联”,66学生运动的传统就在北京就引发了市民的运动……等现象,不就是证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吗?所有这一切,你只有把它放到一个“历史”中去看,那么你就不会“迷失方向”。
    
    上述的意思还可以这样地表述,如果说在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中寓设着一种“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未来权利,那么,在1966年,我们的行为就有了“枪班夺权”之嫌疑,事实上,在右毛派人物们掌权后,人们也是用这样的话来责难我们的。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权利这样的东西是上帝赋予人的,那么,人在失去它之后,要求它的回归就可以接受任何意义的解读了。因此,在一个权利观念蛰伏的时代,我们运用了“无产阶级革命权利”的语式启动了一场争取人权的伟大的斗争,非但谈不上是什么错误,而且可以说是我们“功劳”。权利是争取来的,不争取就没有权利——这就是66运动中的我们的最大的收获,藉着这样的收获,我们就有权利正告那些“反对”66运动的人:“你如果是要做人的话,那么象1966年的人学习吧,争取权利,即使天塌地陷,也应该勇往直前!你们把希望寄托在‘改革’上,寄托在‘别人’身上,而惟独忽视了你们自己的‘争取’,这才是真正的错误!”
    
    值得指出的是,在1966年,毛并没有批评我“抢班夺权”,相反他们“完全支持”我们的行为,于是,我们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和看法,“毛主席是革命”——这就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共同判断,这个判断使我们同社会上的最有权势的人物站在了一起的行为,使我们由“党”的“人”变成了毛的“兵”——这是发生于1966年的一个突然的转机,抓住了它,我们把对共产党当权派和共产党制度所发起造反的“反革命行为”以毛的“革命理论”成功地转化一个解放的政治语式,并最终地做成了一篇解放的文章,这就是66事变的真相。
    
    当权利的拥有者在事实上运用权利的时候,这样的行为便促成了权利所有者可能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变化后的人,似乎只是一个道德上的个体,因此他们并不把权利的拥有和运用作法律意义上的理解,而认为它是一种个人“推动社会进步”的道德的行为,也许正是这一点,蒙蔽了人们的眼睛,从而把“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权利看成是一种对未来的目标的追求,而根本就没有看出那个“革命的权利”是一种毛坯型的人权,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民主革命所一次性的许诺给中国人民的权利。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个人才不认为权利在1966年只是毛泽东的“赋予”,而事实上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赋予”。在这里情况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即当行动的一代红卫兵在认为自己已经是“革命化”了的人,并且以“革命接班人”的身份名副其实地来“推进”正在进行的“革命运动”,使之脱离运动前的那个“压迫”人的基础的行为,就把一个发自于“革命者”个人诉求中的权利的“个人模式”给合盘地托了出来。解读这个现象,我们并不是要“复原”毛的理论,也不需要在这个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中去寻找根源,它的本质是个人对于“革命”的一种自由解读;解读中,“革命者”个人丧失了的那些权利才开始了一种全面的回归,因此到最后,当“革命者”在已经事实上掌握了解释革命、理解革命与推进革命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又在运用中可以反对当权派的政治权力时,一个“个人权利的王国”就建构成功了。那时这个“王国”是异常的尊严,容不得半点的侵犯,因为居住于中的人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捍卫”它。
    
    把上面的意思若是要用我们中国目前流行的话来表述,就无异于说,1966年的运动者“绕过”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学、政治学体系,而以自己独特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提出了同一的问题,并且把“个人的权利”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在这里情况的区别是:作为西方人,他们不了解中国社会中发生的这一事件,那时情有可原的,但是作为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参加了66运动,事实上也以自己的力量推进了66运动的人,也不了解它,不就是非常错误的吗?在66运动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很不好的现象,那就是一部分文化人在反对和批判66运动时,拿不出自己的观点,于是他们就在西方理论那里去寻找“批判的武器”,并且完全地不顾中国现实的“运用”它,就使人对他们的行为不能不表示厌恶。我认为,中国人吃一点西方的精神粮食,为何不可,但是吃得多了,消化不良,就不见得是好事。
    
    在20世纪,我们中国历史的意义可以这样的表述:一条专制的道路如果“终结”了的话,那么由此而引出的后果是民主道路的重新开启!就此去理解中国为什么发生了66运动,你也许不会站在“否定论”的立场上,而一味地要“否定”它(未完待续)。
    2006-4-2(笔者注:本稿初稿共30讲,这次整理时作了删节,大概有20多讲,争取在5月中旬发完)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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