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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的权利/武振荣
(博讯2006年3月30日)
——66运动博客讲稿(6)

    
     2、表现的权利: (博讯 boxun.com)

    
     66运动爆发之前,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政治表现决定他个人的政治命运,至于说什么是政治表现,它是没有一种科学意义上的定义,是那个时候政治上的一种流行语言,主要是指一个人在社会中的阶级出身、政治地位以及和这些连带在一起的个人政治行为与道德行为所得到之综合性判断。大体上讲,它可以分成为积极的、消极的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性的三种。那时,一个人若从一个单位调动到另一个单位去的话,他档案中的“政治表现”一栏要被本单位的负责人填写,因此,一个人即使由一个单位走到另一个单位,他的政治表现就以在案记录的方式保持了连续性质,不因为单位的变动而中断。在一个单位制的社会中,所有人的政治表现的结论都是由本单位的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作出,可是,这样的结论只供社会上的政治组织秘密掌握,对行为者本人是“不公开”的,所以,这在严格意义上讲,这是把人当“物”来分类处理,是专制社会控制人的众多手段中的一种,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控制职能。
    
     66运动的爆发,打破了上述控制人的手段,出现了人的政治表现的自由化现象,若说这样的现象有一个“极端自由”的意义需要解读的话,那么,我认为它是对运动前,人“极端缺乏”自由的一种补偿;在补偿中,人的政治表现由“完全的没有自由”的这一个极端走到了“极端自由化”的另一个极端。在这里,我又一次地指出,虽然民主的理论和自由的学说都可以放到“中庸之道”中去解读,但是民主自由的行为却必须被趋之于“极端”之处才会有意义。人们常常批评,66运动中的人好走极端,其实这样的话完全是出于对人性的误解和对于人类知识的错误理解,民主制度并不要使人变得四平八稳,而是要趋人于极端处而后控制之,也只有这样,民主制度对人的控制才可能是有效的,否则,它会和专制制度控制人一样,其有效性只会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时间内。
    
     弄清了上述的道理,我们再来研究66运动中的人的权利的表现,它的自由价值就会被我们肯定,我们就会看到“单位”对人的以往统治算是完全地结束了,要说“解放”嘛,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把这个“解放”同1949年的“解放”做一个对比,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就非常的清楚了。在66运动前,中国社会上的任何人都不享有以自己的方式和以自己的偏好评判自己政治表现的权利,普通人没有,当权派也没有,所有人的政治表现都受党、团“组织”的控制,而不允许有任何例外。66运动的兴起彻底地改变这个状态,由红卫兵带头而开始了中国人对于自己政治表现的自我式评判。评判中,个人偏好把被评判者自己提高到了政治上的最高水准,无形中造成了民主政治必须的人与人之平等的新现象。首先,是红卫兵认为自己是“革命的”的,之后,工人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市民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农民认为自己是“革命的”,普通干部也认为自己是“革命的”,甚至连在“商业战线上工作”的广大“商业工作者,”其中包括零售商店的售货员、国营食堂的大师傅以及大小饭店的服务员,都对自己作了个“革命者”的评价与表态,于是,人与人政治上的平等的基础就这样地在66运动中建立了:“我们大家都是革命的!”既然如此,社会中的“老革命家”的特权就一下子给丧失了。看不到这样的变化现象所包含之意义,从而把66运动曲解为上层人物之间的“勾心斗角”,那才是看错了它,妄说了它的意义。
    
     对以上的问题换一个说法,无非是说,当“革命的造反派”的“炮火”在“摧毁”了中国共产党从下到上的组织之后,社会上就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了参与了66运动的“7亿人”的政治表现了,一个自由化的现象也就出现在这样的时间内。人被自己给“革命化”了,而“革命化”后的人却几乎全部地立足于“革命化”的自治组织之中,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个发生于35年前的现象,“革命化”不是“自由化”又是什么呢?政治表现一旦获得了自由的意义,在派别对立的情况下,它就会产生出“政治竞争”的意义,而正是这种“政治竞争”才把一向政治上被动的人变成了政治上的积极分子!
    
     在66运动前,中国社会的确出现了一大批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如果说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政治上的“进步”的话,那么这种“进步”没有民主的意义是十分清楚的,因为积极分子制度在66运动前已经完全地变成了一个“亚特权”的组织,它只对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信仰”的人开放,而对于其他的人却是封闭的。66运动的爆发,破坏了这个现象,出现了一个我们民族在近2、300年的时间内唯一的一次自我“积极化”的现象,在这里,我并不是没有企图解释这个现象的来龙去脉,而是要肯定这种现象的存在,并且要把它放到近-现代的历史中去考察。我在《66运动论说》的书稿中,其所以写作了“论66运动的渊源”一节,就是想要从一个更广泛的视角上去看66运动。
    
     我认为我们这个民族其所以在近2、300年的时间内备受他民族的凌辱与欺负,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我们的制度和组织皆处于“中古时代”,其间缺少了一个“近代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下子由“中古状态”直接地过渡到“现代”,于是,近代化过程中的自由,就与我们擦肩而过了。因此在1949年以前统治中国社会的力量实际上是“中古的宗法”性质,而66运动前的政治统治力量却是现代的“政党力量”,缺乏的是民间社会政治上的自治与自理。因此当国家和社会需要力量的进一步凝聚时,出现的就只能是专制权力的“强化”,而一个极端性的“强化专制”的行径事实上引发了66人民造反运动。就这样的意思去分析66运动中的人的自我表现问题,自由生活的源头事实已经被发掘了。
    
     说了以上这么多话后,接着上面的话题继续讲吧。当我们发现在1966年,一些连中学课本也没有读完的中学生们在判断文化大革命的是是非非时,把自己的看法“凌驾于”共产党组织之上,这种行为到底对不对?值得还是不值得肯定?
    
     正如我在前面说的,对于上述问题,你若是站在了共产党的立场上看,用共产党的那一套去解释,那你就会认为中学生们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连学校大门也没有走出的人,有什么资格和能耐可以谈论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样的大事件呢?他们的年龄限制了他们年可能了解文化大革命,而且他们的知识、文化以及教养都不足以对文化大革命作出独立的理解,所以他们只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控制这一条路,也就是说,他们应当象以前中国人民接受“四清运动”、“社教运动”的那样来接受正在部署中的文化大革命,而不允许有任何的例外。换一句话说,按照人们的正常观点,他们在这样的年龄上只有当奴隶的选择而没有做人的权利;如果说他们要做人,那岂不是“嫩”了一点。所有认为66运动没有价值的人,不论他是外国人,中国人,也不论他经历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都在他们的思想存在着一个上述的“底本”,依据这样的“底本”,他们可以列举出众多的反对66运动的理由,特别是在66运动失败以后,否定它的理由可以说是俯拾即是。
    
     我反对上述的“底本”,我把中学生们不甘当奴隶这种事情并不同他们的年龄联系在一起,认为青少年人在知识不足、教育不够的年龄上就应该当奴隶,不,绝对不是这样的,相反,我倒是认为若是要在年龄上做文章的话,那么青少年人不甘当奴隶的行为同成年人比较起来,更值得赞扬,正因为这样,我在为红卫兵运动做辩护时,心中就没有一个“他们不应当那样做”或者“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的假设,我认为:存在着压迫的地方,就可能产生出反抗;在有权利存在的社会中,就可能有斗争,因此,我就对66现象做出这样的理解:红卫兵事件其所以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且完全地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就在于它突然地引发了我们那一代人的做人的强烈意识!当一个进行着的运动要现实共产党的目的时,它是一种搞法,当它要现实一般意义上的“人”的目的的时候,它又会是另外的一种搞法。
    
     我记得非常清楚,1966年5月,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潮在我们学校刮起的时候,当时我们学校的“工作组”就一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你们这一代接班人是一次实际的考验,能否经得住这种考验,就看你们自己的了。你们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如何,是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是做一个观潮派,消极地对待或逃避文化大革命,最后都必须有一个组织的结论!”那时说这话的人和听这话的人都没有想到再过几个月,要给每一个人做“结论”的“组织”竟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我们给“铲除”掉了。因此,在运动中,我们是自己在给自己“做结论”的,已经用不着别人和“组织”了。也仅仅是过了3个月,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我自己生活的陕西省境内,能够给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行为做结论的人连一个都没有了,因此从理论上讲,只有毛泽东林彪(当时他们俩是我们的正副“统帅”)可以对我们的行为做出评判,可是,他俩离我们太远了,中国有一句话叫“山高皇帝远”,事实上他们评判不了我们的行为,更不用说,在运动的发难期,他们为我们的政治造反的行为还打了个“100分”。自由——1966年的自由就这样地与我们发生了关系,对这种关系,我们用自由大师密尔的话如下的话来解读也是没有错误的:“服从远方的君主,本身就是自由!”
    
     在我们身边,实际统治我们的人都我们给“打倒”了,实际统治我们的“机构”被我们“炮轰”了,解放就发生在此时此刻,如果有人不服我的话,反驳我:“不是毛泽东林彪统治你们吗?”那他就是不识事理的人了。在《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的书稿中,我一再说我们同毛、林的关系是“宗教的”而非“政治的”,这样的话他们怎么就听不懂呢?事后的分析,我才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自己所立的那个巴掌大的造反组织,就是我们自己建构起来的一个法学家所说的“权利的王国”,在这样的“王国”中,我们“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原来是权利本身就许诺给人的事情。就这样的思想去认识问题,当年我自己把我们学校那一个不到百八十号人的“中学生造反司令部”看成是“解放全人类”的一个工具时,就好象同加利利那些跟随了耶稣的无知的农夫、愚蠢的渔夫认为全世界只有他们得着了“生命”一样,宗教——如果说在这个时刻以人所不能够想象、不能够预料的方式提高了人的生命的价值的话,这其中的道理是横贯古今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才有幸理解了精神之与人到底是怎么的一回事。因此,如果你认为66运动是一个人民在“精神”上进步了的运动,那么,你不能把它放到“自然科学”体系中去解读,就是一个原则。
    
     就单纯的政治问题而言,在66运动中,人们的政治表现是一点而也不存在“过分”的问题,因此,即使我们在自治组织的生活中,充分地表现了自己,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才能,那也是权利中的事情,不但正确,而因为正当!在事后的批评中,就我们权利运用行为的最后失败一事而言,虽然当时我们“吹了牛”,但是,我却说民主政治是一个允许人“吹牛”的政治。在专制政治中,除专制党和最高领袖可以“吹牛”外,任何人都得“谦虚”,都不得“吹牛”,恰恰是民主的政治运动改变了这一切,给了普通人和毛泽东一样的“吹牛”权利,因此,我们那个“昙花一现”的“中学生造反司令部”被我们“吹”得和共产党一样“伟大”的事情就是当时正在剧烈“膨胀”着的我们的“政治野心”的一个“大暴露”,而在运动前,这样的“野心”是一直被我们自己“伪装”起来的,并且是一直受到社会道德的压制。现在“暴露灵魂”的事情就等于“暴露野心”,而任何的政治上的“伪装”都是完全多余的。在这个时候你若说:“我要上天去摘星星!”社会和他人是支持你的!
    
     若不是这样的看待问题,那么你就抓住“自吹自擂”这一点,去批评我们当年参加了66运动的一代人,情况会怎么样呢?我的观点是:在一个民主的政治中和民主的生活中,任何一个个人和团体都有为自己的存在而大做“广告”的权利,以至于我们日常所说的“自吹自擂”的事情竟然在民主的秩序中变成了一种正常的现象和正常的道德。把我当年所立足的“中造司”看成是一个雏形的政党,那么,我们为它而做的政治“广告”不就是表现了民主政治的“市场意义”吗?66运动对于广大中国人民来讲,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民主“介入”,而是一个具有深刻、深远意义的民主“参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社会也有许多个政党,据一份材料讲,那时在南京政府注册的政党就有300多个,但是,为什么那时的中国不是多党制呢?而这个多党存在的政治为什么又不能够叫“多元化政治”呢?就这个意义去研究66运动中的人民参与问题,多党制和多元化政治的问题就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了,它是那时的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了,虽然那时没有流行“多党制”、“多元化”这样的词。66运动的民众参与,造成了与共产党政治截然不同的新政治,这样的新政治,毛泽东是不可能最终接受它的。66运动后期,他针锋相对提出了用共产党“一元化”政治以取代运动中的多元化局面,这一点如果我们现在也还是看不到的话,那就太愚蠢了。
    
     在对66运动作进一步的研究时,我们就可以发现,被打倒了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实质是传统的大王朝统治的一个缩影的话,那么相对比之下,全国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生的自治的小组织,才真正的构成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的单元;分析这些单元你对于民主政治在人民社会中间的存在就不会持怀疑态度了。一个象共产党这样的如此庞大的组织以纯粹的战争方式取得了大陆政权,而在维持政权的过程中,又不得不借助于专制手段,其结果,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给中国人民的政治许诺,除了有限的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内容外,政治实质上已经走上了“违背”“民主革命”原则的道路,在这里如果说中国人民在66运动爆发前对于“民主革命”不象今天的文化人那样的失望的话,那么被推进着的66运动是“不彻底”的“民主革命”的“补课”,就产生了66运动的伟大精神。也就说在66运动中,中国人民发扬了“民主革命”的那一种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是66运动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如果说对这个条件所做的分析又可以发现一种构成进步的“历史假设”的话,那么在一个“后革命”时代,我们看到了与“前革命”时代一致的精神,就是中国社会的一笔宝贵的财富。66运动中的民主,就是这笔“财富”在时间上的“兑现”。
    
     在那个至今都未被解读的“历史假设”中,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如果被理解成为“民主革命”的话,那么这个“革命”的“继续”就应当还权利于人民。所以,在人民已经“革命化”了的文化大革命中,人民享有权利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容不得半点的马虎和动摇。这样,在人民的社会中,一个“虚假”的历史,却给出了人民一种“真实”的权利,就是66运动的又一个“绝妙”之处了。我是这样看的:在1966年,权利不是纸上的东西,也不是口上的东西,它是每一个人行为中的东西,是组织一个“战斗队”,是书写大字报,开展政治批评和政治批判,是政治上表现自己,宣讲自己的观点,是进行街头辩论,是自由地发表演说,自由地散发传单……。
    
     正确的看法是这样,在1966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路线斗争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这样的情况就类似于古代的“宫廷政治”,所以,在1966年,毛决心用单方面曝光的手段处理它时,便附带地就引出了“89运动”中所说的“公开性”问题。就此而言,尽管在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中,共产党政治由“秘密”向“公开”的转化并不成功,但是在66人民运动中,这种“转化”却是完全成功的和富有价值的。秘密政治,说到底不过是一个单元政治,这种政治把政治过程的参与者的行为严格地限制在单元所可能控制的范围内,就必须要有一套规则的约束。结果是:每一个人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不得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公”的角色,而不允许任何人表现自己的东西。政治的合法性的尺度是“公”,而反对的是“私”。正因为这是政治的基本的设计,因此政治过程在展开时,它就事实上具有了一个道德上的外观,如果说这种“外观”也需要一个内在的“核心”支持的话,那么它就会不可避免的流于道德型的政治。于是,在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中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具有道德的性质的,而政治作为一个公开的社会现象,也是给那些不可能参与政治的老百姓看的,所以,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它有一个道德上的审美价值。与此相应的是,政治上的失败者或者失意者,都被社会看成是不道德的人,因此把这些人象垃圾一样地处理掉,也是符合道德律的。就这样的事情去分析1966年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也是不出这个范围的,但是,由路线斗争所引发的66运动,却是对于传统的道德型政治的一次总批判,批判中产生出了一种完全新型的政治!
    
     发生于人民社会中间的66运动是在两个政治单元中进行的,是对一个单元的政治的否定,因此,这样的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就没有秘密可以保守的了,政治公开化的事情不是出于人的故意,而是对立的政治派别斗争别行为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在这里政治不是被别人观看的,而是参与政治生活的人的一种“实践”,“实践”中人对自己的政治行为的“正确”性评价就无意识地打破道德型政治的模式。人借着对自己政治“正确”性的辩护,就远离了原来政治中的道德基础,而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趋势,不止如此,这种新趋势又因着政治竞争而强化。你想一想,在一个地区,在一个城市,或者在一个农村,在一个学校都出现了两派的时候,政治上的行为又会是怎么样展开呢?当两派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并且因此而展开了斗争时,道德型的政治又怎么能够存在呢?
    
     如果我们会使用对比的方法研究问题,那我们就会发现共产党政治是一个不断地堆积意义的政治,政治意义的消费被推到了遥远的未来,66人民运动就不是这样,它不再是一个堆积意义的政治了,而是一个完全地意义消费型的政治,也就是说,那些在一个匆忙的瞬间才,出于行为人的一时偏好而成立起的小组织内,是可能有马克思那样的人物产生的,因此,每一个组织尽管都有纲领,都有宣言,但是那绝对不是可以产生出如《共产党宣言》那样意义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小单元,正是在这个小单元中,中国传统的大政治的弊病才被彻底克服了,政治与普通人的生活的意义才第一次地“挂”起了“钩”,政治意义也就在人的日常生活中被消费着,它再也不需要堆积到“共产主义”才好“兑现”。在政治中,人要干什么?能够干什么?可以干什么的问题,全都摆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了,变成了供人公开谈论的问题了,政治上已经没有秘密需要保守了,也没有什么秘密档案,也没有跺在暗中可以操纵一切的人的存在,所有的政治行为都遵循着民主政治原则运行,没有人想到要去改变它,事实上也没有人能够改变它!
    
     可以这样说,一旦人被置之于自由的境地而不得不自由表现时,情况是可以改变的。在此之前,人认为政治若非做出一种事先的安排,人则无所措其手脚,但是在已经破除了那种事先安排时,人才感觉到了自由的存在。与这样的情形一致的是,当社会上一贯的“政治中心”在突然地失却后出现了一种政治上的“多中心”时就意味着政治中的人可以各行其是。也正是在这个“多中心”造成的局面中,“7亿人”的政治表现才是可能的。可见,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人为的造成的东西,不存在一个“制作”上的意义,而是“多中心”政治的一个必然的产物。于是,人的政治积极性的问题在这里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不再是一个由外在的力量所“强加”于人的,而是人的内部的力量的主动发挥。试想一想,那时一个人若在政治上不积极,他的组织的其他成员若和他一样,都不积极,这样的组织就会在一夜之间垮掉,失去了组织的人,就会变成政治上的“流浪儿”,而在一个人人都有政治归宿的年代中,这样的人是很可怜的。要么,你就得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去积极地努力的为自己的组织工作,于是,政治积极分子就产生在这样时刻中了。政治上一贯消极被动的人,在这个时刻齐茬茬地变成了积极主动的人。
    
     政治解放是以个人为单元而实现的,但是在政治的发展中,个人又必须借助于自治组织,并且变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人探讨自由结社的原理,但是政治的生活已经把每一个人置之于不和别人结合就寸步难行的境地,因此,人在政治上表现的单元是自治组织,是当时我们叫做“战斗队”的东西。可见,我们虽然缺乏有关自由结社的观念,但是我们已经是自由结社中的人的事实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人只有在自治的组织中才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自己的政治发展——这已经是一种不言而自明的事情了,因此,在整个的66运动中,自治组织是一个最为关键的因素是需要我们好好解读的。如果解读的结果可以破除目前中国社会上流行的“中国人的本性是一盘散沙”的谬论的话,那么,你研究一研究66运动,看一看66运动中人民结社行为的伟大历史,你对于“中国人的本性”就会得与此完全不相同的结论的。
    
     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虽然在66运动中,人的政治表现是借助于自治组织实现的,但是实现中的意义完却全是个人的,而没有组织的哪怕一点点,这和共产党组织中的人的政治表现必须是党的性质的情况是完全地相反,不研究这里的情况变化,把人民运动和共产党运动混为一谈,不就是犯了大错误吗?从这样的分析研究入手,我们对66运动者反对刘少奇的“党的驯服工具论”的行为就可以做出很有价值的判断了,自治组织实现的是个人意义,这样的意义若被推到极端处,就是说自治组织是人的“工具”,这和共产党要求党员和人民做它的“驯服工具”的情况是判然两样的。就此你去理解66运动的“革命性”,也不是没有对象的。
    
     议论至此,我得需做一个说明,即66运动最难理解的地方就在于66运动中的许多事物不都是在人的明晰的主观思想指导下的产物,没有表现出人的主观设计的意图,因此对于这么多的事情也不存在理论上的探讨,当人们的认识在没有可以说出其间的道理的时候,你说人受毛操纵的话,不是完全的没有道理。因为如果毛真的是一位“神”的话,民主的运动并不是不要“神”,而是它可以接受“神”的解读,在人管不了的场合下,对秩序之成为秩序的最终的解释,也不外是人受制于“神”的管理。这样,66运动在一个无神论的社会中以纯粹的政治运动的方式所引申出来的“造毛为神”的现象就象征性地提出了类似于西方社会中的“高级法”或者“自然法”的问题了。有人不理解这其中的奥妙,把一个本身也许具有价值的话题在转化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东西之后,又把它强加给66运动,以为那运动是属于毛的,不就是一个可以笑掉人的大牙的笑话吗?
    
     我在解读66运动时,紧紧地抓住了这样的一点,即一定要区分价值和对价值的认识与捕捉的行为,事物具有价值是一回事,对价值的认识与评价又是一回事,在某些场合下,人们对一个有价值的事情做出了非价值的判断,或者人们对非价值的事情又做出价值的判断,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屡屡发生的,因此,我在研究66运动的时候,所要作的事情并不是要澄清一切,而是我想努力为66运动的研究建立起一个同毛泽东、邓小平不同的“人民模式”;依据“人民模式”普通人在分析自己的66行为时,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视角。就此视角去观察66运动,你就会在一个表面上的“动乱现象”中,发现民主的因素和自由的东西。在这样作的时候,我并没有告诉别人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而是把1966年中国人民已经做过了的事情放在一个民主与自由的模式中去解读,即使这样,我的方式所可能提取出来的民主与自由也是“带有水分”的,但是我的看法是,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不“带水分”的民主与自由,因此不“带水分”的民主自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对我们来说,66运动一晃就过去了35年,但是我相信在我们中国人民最后地建成民主制度的那一刻,66运动的“复活”就是一个可以论证的事情了(未完待续)。
     2006-3-29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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