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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讲:为权利而斗争——66运动博客讲稿(5)/武振荣
(博讯2006年3月28日)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大凡有权利存在的社会,都不会风平浪静,总有敢于为争取权利而斗争的人物出现,如果这样的人物大量涌现的话,那么社会就有可能面临着巨大变革。1966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如果我们不是采用一种“否定”的目光来看待我们中国人民这一段历史的话,那么,一个伟大的运动存在于前的现实就使得而后所有勇于争取权利的人都可以自视为它的“继承者”。
    
    一个民族在某一个时刻会突然地平白无故地伟大起来,就和这个民族在某些时间中不可避免地堕落一样,关键的因素是这个民族怎样处理自由的问题。一个自由的民族也许并不一定就是伟大的民族,但是伟大的民族却必须是一个自由的民族。由此可以推论出:一个民族若还对于自己最自由的那一段历史表现得全然的无知,那么通向自由的道路就可能被他们自己给堵死——现在我们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就主观意识来讲,我们中国人并不拒绝自由,也同其它的民族一样地在追求自由,可是,我们在对1966年那一段最自由的生活采取了“否定”态度,把它当成“社会动乱”时,通向自由的路就被我们堵死了。1989的中国学生运动的实践就是这样,一顶“动乱”的帽子在扣到了66运动者们的“头”上时,为什么就不可以扣在89运动者的头上呢?何况89运动如果不是遭到残酷镇压,若再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它也许就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内的工人运动、市民运动(在北京它已经发展成为市民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那时,人们看到的不就是“第二个文化大革命吗”?
    
    在《66运动论说》的那一本书中,我已经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在共产党设计了三次后由人民直接完成的,因此,按照严格的意义讲,66运动(即人民自己搞起来的运动)缺乏设计和准备,所以我在《绝妙的戏》中认为它是一场“逼上梁山”的运动。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人们在研究66运动时,总是脱离不了共产党运动和毛泽东思想的樊笼,一提起它就由不得说到中国共产党内的“第9次路线斗争”,好象那是毛泽东林彪刘少奇、邓小平的一场个人恩怨之争。事实上,如果我们大家都有很高的鉴别力的话,就不会不知道毛泽东生前正是用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解释66运动的,而在毛死后,邓小平也是用“路线斗争”来“否定”66运动的(认为在运动中,党内的“好人”失势,而“坏人”得势),这样的事情决定了我们在欲独立地寻求人民运动的意义时,就必须要“打破”“路线斗争”的旧模式,最终地区分清楚人民“自己搞”起来的政治运动同共产党一贯控制和领导的政治运动之间的区别,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你就没有资格研究66运动!可是,在偌大个中国,看在了我眼睛里的情况却是:那些根本“没有资格”的人在66运动的“研究”层面上却跳得最高,相反的是,那些真正具有研究能力的人却不得不坐“冷板凳”。
    
    我是从文化大革命运动走过来的人,因此,在我所写作的〈〈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的书稿中,对我们学校、我们家乡以及我们县上发生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大革命是怎样搞的做了一个尽可能详细的报道,报道中,我记录的我们学校是怎样开展大字报运动的,校长是如何的自杀的,工作组又是如何控制局面的,学校的教师和积极分子是如何参加“兴平县教师学习会”的,在学习会上我县教育局局长又是如何自杀的,我们学校的无辜的老师们是怎样挨整的,还有党办红卫兵是如何产生的,又是怎样“革命”的等等问题,都被我“实录其事”的记载下列了,现在我们许多中国人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指的这个,可是呢?这个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8月的时候就开始脱离共产党的设计,迅速地向人民运动转变,而这样的事情就没有被我们注意到,特别是运动发展成为一个全面打倒共产党当权派的运动时,它具有的民主性质我们就没有看到,更进一步,当运动发展到最有价值的时候,出现了政治上的多元化现象,运动的自由性质又被我们忽略了,因此,在运动失败后,我们用共产党“路线斗争”解读它就形成了目前的局面,与此相关的是,当毛泽东认为“路线斗争好”,“肯定”它,而邓小平认为它“不好”,“否定”它时,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就好象只存在于“好”与“不好”之间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好”与“坏”的是道德评价和道德判断,而66运动却是一场亿万人民群众争取自己权利的运动,因此,我们若还对之做不出一个权利的判断和权利的解读的话,我们就得不到66运动的真精神,就不会进入66运动研究之“门”的。我个人的体会是,我从事66运动研究的那一天起,就对66运动做出了权利的判断和权利的批评,也就是说,我不把它放到“好”与“坏”这样的道德模式中去评价,而是在评价中,尽量地要打破这个道德模式,以最后地建立起来权利模式。若说我个人在66运动的研究上也多少取得了一点“成就”的话,那就是这一点。在长达30多年的研究中,我是一再地提醒自己和别人:若是就人的权利的立场和观点去评价66运动中的人民作为,我们就一定会得出与毛和邓截然不同的结论。
    
    我的权利解读首先要遇到的一种强而有力是挑战是:在一个权利观念很不发达的社会中,人民权利意识自然也非常的淡薄,为什么就突然产生出了一个伟大的感动了全世界的争取权利的运动呢?换句话说,在一个公民权利根本不可能发展的社会中为什么又发生了如此发达的以争取政治权利为特征的政治大解放运动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想应该同时弄清楚以下几个小问题:
    
    1、 关于权利的表态:
    2、 关于权利的表现:
    3、 “革命权利”——一个毛坯型的人的权利;
    4、 围绕权利解读而展开的一场斗争;
    5、 “树欲静而风不止”——由共产党“路线斗争”只所引出来的运动者对自己权利的肯定性认识。
    
    现在我们就讲1、关于权利的表态。
    
    66运动遭人误解的一个地方即在于人们普遍认为,运动中有关运动者个人“革命权利”的自我表态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行为,是政治上的“盲动”或者“自吹自擂”。我不是这样看的,我承认运动中广大红卫兵造反派对自己“革命性”的张扬的确可以说是“自吹自擂”的,他们在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时,好象与事实不符合,若“无产阶级革命派”诚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换句话说,我们在他们的行为中也寻找不出哪怕半点的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性”。就这一层意思而言,把这个运动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原本是不真实的,把这种本身就不真实的事情当成一种确凿无误的事实去宣传、宣扬,当然是不对的,特别是在运动失败后,它是很难承担起正面价值或者接受价值解读的。就此去理解毛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毛死后,其所以很快地就破产了,原来是有原因的。
    
    的确,就我们人类的本性去分析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意义的世界中,人们对生活中的那些本质上也许没有多少意义的事情赋之于一个意义的建构就构成了我们人类本性之一部分。就此去分析,当一个守财奴在给自己积攒起来的钱财上不断地增加意义时,由他的这一种行为所建构起来的钱财意义的世界之对于他来说就是“真实”的,在这世界中,如果说意义之大小和钱财之多少存在着一个大体上的比例关系的话,那么建构中的意义之世界就好象具有一种“无限”的性质了,把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常见的事情移之到我们研究的问题上,以它为例子去理解毛泽东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我们对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关“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体系的理解就可以产生出一种“谅解”,尽管那个被他建构起来的意义之世界,在他是“真实”,在我们看来是“虚妄”的。
    
    进一步的分析便会发现,文化大革命中的毛对1966年以前中国社会作出的不是“无产阶级社会”的判断是对的,而不是错误的,这种判断违背了专制主义常识,而具有“民主”的因素,所以当毛认为这个社会中应该开展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的时候,他的这一种思路是符合那个时代的民主潮流的。正因为如此,毛使社会“无产阶级化”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动机了。在这里,我并不关心毛的这一基础性认为之真与伪,而是要分析这种新思想是不是一种飘忽而来的东西,还是具有历史上的根源?
    
    如果大家对于毛泽东思想素有研究的话,那么你们就可以发现早在延安的时候,住在土窑洞中的毛在解释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阶级”属性问题时,就已经形成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思路。那时,刚刚出笼的“毛泽东思想”认为:在20世纪30-40年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到那时为止“资产阶级的革命”其所以要由“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太软弱”,不能够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大任。在这里,我作为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人,不想评价毛泽东思想的这一番是非曲直,只是指出它作为一种理论已经造成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空缺”,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它无异于说,“中国的无产阶级”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替“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把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放到了一边。这样的情况如果与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存在着理论上的巨大差距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在“武装革命”过程中“空缺”了的“无产阶级革命”就存在着一种或迟或早的“补课”问题,就此去思考66运动初期,社会广泛流传的“民主革命补课论”,可以从消极的意义上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若不是这样,你从积极的意义去理解文化大革命运动,认为中国共产党要最终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任务”,中国共产党内部就站不出可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了!
    
    我不是一个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专家”,如果是的话,在1974年我就不是写作《绝妙的戏》,而会写作如麦克法夸尔后来写作的《文化大革命起源》那样的作品或者《文化大革命史》那样的东西,我是研究66运动的,因此只是在66运动的源头问题上才不得不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问题,而在起源问题上,我不同样麦克法夸尔的看法,认为它产生于1956年的党内“务实”和“务虚”的分歧,事实上,我认为它产生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那个年头,并且是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第一次地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得到了“实验”。如果我在这里简要地对问题作说明的话,那就可以说在66运动前夕,专制的共产党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继续革命”的思想和传统。依据它,在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党应当一直地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斗志就是一个准则,任何人都不能够不遵守它,包括党的高级干部在内。50年代初,共产党社会的建成虽然被宣布为“铁打的江山”,但是在“继续革命”精神的解读下,它不得不变成为一个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社会;正是有了这样的“过渡”性,才最后地形成了66运动的自源之水。因此,可以这样说,在1966年,任何人都认为现有的社会秩序应当被“超越”,至于说到如何“超越”或者怎样“超越”,各人就有各人的办法了。到1966年7、8月间,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能够停留在目前的阶段上”是一种社会的共识,但是它应该怎样发展,就出现了一个“多头”、“多元”的现象: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那一元认为,它应该发展成为共产党控制和领导的传统运动;人民的一元认为它应该发展为人民的运动;而毛泽东的那一元认为它应当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就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于是“铁板一块”的社会就出现了分裂、分化,而66运动也就因此而出现了。
    
    当然,我提出的1966年时间阶段上的三元化问题是一个解读的模式,它在解决66运动的最初阶段上的内容时,往往就产生了各元之间的“混合”现象,分析这个现象,一个根本就不允许个人权利存在的社会到底还是发生了个人权利“出生”的问题。在人民这一元中,当绝大多数人感觉到自己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应尽一份“义务”时,造成“权利”出口的闸门就已经打开了。在毛的一元和党的一元那里,当人民的权利表现为“革命的义务”时,情况也就有了变化,党的压制就不得不有一个限度,而毛的支持,却自然因此而强化了。也就是说,毛要让“人民革命化”而共产党没有阻止的理由,至于说“革命化”后的人民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毛考虑得不多,人民也准备不足,惟独党持有一个贯常的警惕,但是若因此而断言,党完全不接受人民的“革命化”现象,也不符合事实,党只是半信半疑的或者心猿意马地看待人民“革命化”现象,因此而造成了党在政治上的摇摆以及意志方面的动摇,所有这一切,都为党在运动的失败作了背书。
    
    在1966年以前,中国社会上虽然已经存在着“人民革命化”的问题,但是它是一个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现实时才有可能结束的漫长过程,只是,1966年的“人民革命化”行为突然地终止了这个漫长的过程,使它变成了“行动”的人民的一个时间上的立足点,于是乎,“义务”转化为“权利”的事情就大功告成!可见,在1966年,一个本来应该由权利语式表达的东西,却成功地由这个社会中的通行的“革命”语式给表达了,已经“革命化”了的人民要“革命”——这就是问题的实质。立足于“革命”的立场,人民对自己所生活着的社会的“不革命”性质的认同才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相呼应,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毛寻找到了“革命群众”,而人民也寻找到了“革命的毛”,值得说明的是这两个“寻找”都是绕过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组织。
    
    对以上意思的最拙劣的表述为:毛开始肯定人民对“不革命”的社会和制度享有批评和批判的权利,而不论毛对批评、批判行为作何理解和作何认识,不宁唯是,当我们发现专制社会在理论上也存在着一个“发扬民主”的传统问题,也许在理论上允许人民批评的话,那么,完全地拒绝人民批评的那一种刘少奇、邓小平的思路就是不符合“革命”的新要求的,站在这一点上,毛主张“发扬民主”,使人民在社会中享有一种事实上的“革命权利”的思想就可以接受“进步”的解读了。把这一切现象同毛对中国共产党社会的全面的批评,包括对文化、卫生、医疗、文学、艺术,甚至包括小说、电影、美术、音乐、戏剧等等方面的批评和批判评联系起来看,他已经是站在制度的“对立面”上了,于是,人民的不满其所以如“弹药库”一样地“爆炸”了,毛的批评性言论是一个“导火索”。就此看来,在1966年,对于人民而言,批评和批判的语式构成了权利的第一的内容。在这里权利并不必然地依附于解释,它是被人们直接地行使着,在行使的过程中,人的那个永远也填不满的欲望的沟壑就造成了人对权利的持久追求,因此到运动后期,当这种持久的追求在同毛的主张相冲突的时候,毛就抱怨人民沾染上了“资产阶级派性”。
    
    如果我们把人民批评社会和批判当权派的权利看成是民主的第一权利的话,那么在1966年以前,人民是没有它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生恰恰是在这个当儿为人民提供了运用它的口实和方便。设计中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共产党的运动,它主要解决共产党内部当权派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仅就这一层意思来看,这种性质的运动在共产党内部得不着积极的响应那是必然的,被吹之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其实在被权力腐化的过程中也是和普通人一样的,甚至被普通人还厉害,他们也有七情六欲的,也是有私心杂念的,在保持个人既得利益方面也会表现出贪婪,自然而然,在1966年8月以前,一个“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政治运动受到来自党内上上下下的抵制和反对是不足为奇的,就此而言,毛在这个运动中呼吁群众也不存在什么“阴谋”的成分,毛不满意的地方在于,为什么在一个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中,共产党人表现得如此冷漠和如此麻木不仁,以至于他们自己不行动,反而在人民行动起来时竟压制和打击之。也是正这样的政治现实面前,毛被迫到了非要把这一大批当权的共产党人当成是“阶级异己分子”看待不可之地步,并且直接号召人民群众起来造反。如果说,毛真的认为在中国人民利益之外没有共产党的独立的利益存在的话,那么这样的思想就必然地会产生出人民群众的运动就是最纯正的共产党运动的结论。可见,在理论上,毛非但不是错误的,而且还是有理有据的,错误之在于毛没有认识到,人民的运动一旦被呼唤出来之后,它会产生出自己独立的价值,而在整个的文化大革命中,毛对此种独立的人民价值的认识一直就是错误的。无论怎么说,如下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在经过了“17年”时间后,人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赢得了批评与批判的民主权利,而在此之前,这种权利是“虚设”的。
    
    在一个极度的缺乏法律观念和法情感的社会中,人民权利发现的那一种行为肯定不是法律式的,它是一个借助于“革命权利”“出生”的事件,今天我们在分析这样的事件的时候,如果不注意被发现和运用了的权利,而紧紧地纠缠于权利发现的形式,那就不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态度。在1966年,当我们行动的那一代人在认为自己是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时,从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那里就“讨”来了“砸烂旧世界”的“命令”(这个“命令”在今天也可以接受法律意义上的解读),就执行“命令”这一点来讲,人民是被动的,但是就这一道“命令”在执行过程中的实际效果来看,人民却是主动的。他们在把自己看成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把当权的共产党人看成是“走资本主义的反动派”时,一项“革命”的安排就事实上变成了“权利”的安排,人们也就自然而然的由“革命”中的人变成了“权利”中的人了。在这里,如果认为“革命”也是一项基本的人权的话,那么,我们已经是就是双重权利中的人了。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对于那时人民行为的“天经地义”式认可就不会产生疑虑的了!
    
    在1966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中,一个人要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那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所有活着的人,即使他是一个跟了毛泽东“闹革命”的人,都不敢自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这项殊荣只有出现在讣告上才是未可厚非的,但是,我们那一代在学校读书的青少年们,不知道因什么原因竟然给昏了头脑,无视这个严酷的社会现实,在“政治胎毛”还未退去的时候,便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样以来,一个被中国真正的“老革命”们一辈子都没有解决的问题被我们这些人三下五除二地给解决了!一个表态,一个有关自己革命的表态就这样地使我们的头戴上了这个社会上最荣耀的桂冠。事后,有人批评我们:“你们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一个冒牌货”,我承认这一点,但是由这样的行为所导致出来的“人权”的后果,却是一点儿也不假的,我们已经赢得了绝对意思上的自由结社权利,有了相对意义上的政治表现权、表演权和批评、批判的权利。因此事后的分析,那个“无产阶级”的确是“假”,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名义所干出来的“权利”事情却是“真”的,是人之为人的一种基本性的东西,失去了它,人就如同行尸走肉,其生活也如同粪土一般。
    
    那个时候,我们的权利一点儿也不“假”的原因还在于它是一项根本性的权利,是人之为人的核心,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权利,构成了一棵“权利的大树”,正是背着这棵“大树”,我们的行为才表现出了“史无前例”的勇敢和果断。如果说权利可以给出人们一片希望的天地的话,那么1966年红卫兵的行为是那样的热情、情感是那样的热烈与奔放的事情就容易理解了。那时我们的确是把对人的权利的侵犯、压制的行径的声讨与批判同捍卫自己的现实的权利的行为结合在一块,这在当时就叫“造反”。在造反中,我们对共产党专政的社会的“不革命”性质的认识,不是一点一滴的,而是一下子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民主水平,也就是说具有一次成型的特点。它一次性地批判了专制制度的错误,并且把造反者个人置之于只有坚持不懈地捍卫自己的权利方能够生存的地步。经验告诉我们:在权利问题上,人们作得是那样的彻底,又表现得那样的极端,不有则已,一有便要全部地有、全部地行使,而不想留下任何一点的遗留。一时间,我们取代了共产党人、取代了共青团员,取代了官办学生会,变成为社会上真正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人物了。
    
    到今天为止,我以为在66运动中,人民对专制主义批评和批判的水准也未见有超越之迹象。89风波中,虽然民主之风气有鼓荡神州之气象,但是也未能越出其右。因此,我认为:如果中国真的要实行民主化,那么绝不能从66运动的水准后退就是我所强调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如此的重大,但是在我们中国人目前的认识中却是被人给有意的模糊了!
    
    在伟大的66运动语式中,权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天赋”的,而是要求权利的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可悲的是在66运动失败后,许多中国文化人竟然操起了17世纪西方哲学的“天赋人权论”,而好象是要故意地摸去66运动中的有关人权解放的伟大回忆。在这里,说权利是“天赋的”、“法赋的”,其间的差别到底有多大,我不关心,我仅仅关心的是权利若获得了一种有效的辩护,那么辩护所采取的语式与被辩护的内容之间的差异绝不应当任意地被扩大。在某些情况下,一种并非适当的辩护可能有损于权利的长远维护,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权利藉者辩护和辩护的方式和方法也越来越多的现象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人们把这两样事情混在一起的错误是很不好的。在一般情况下,人藉权利之“口”所说出的那一种语式有可能在一个长时间内变化不止,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权利本身又因人性的不变而保持不变的情形未必就被人们所察觉。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人的权利被维系在几条简单的宣言中的事情就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生存的权利,生活的权利,思想的权利,写作的权利以及言论、结社与出版的权利等,不管是出于哪一种法律或宪法,都是假设这些东西原本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只是出现了一个“暂时的丢失”而已,因此只是在“恢复”的意义上,争取普遍人权的事情才是天经地义的,从洛克、笛卡儿、潘恩到《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两公约”,其间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只要不是形式地看待问题,那么66运动中,亿万中国人民争取权利的那种伟大的运动,就不应该受到世界的误解。
    
    66运动中,中国人权有着与西方的人权不同的一个“革命”的出处,依据这个出处,把“革命者”的权利还于每一个“革命者”,或者说每一个“革命者”都应当享有以自己的方式推动“革命运动”的权利,便具有一种不言而自明的性质,就如同美国宪法对人的权利所作的“勿待证明”的说明一样。在一个时代,人们对于同一个东西的普遍一致的看法当中,的确存在着一个人性的普遍因素,虽然在原则上讲,它也需要理论的说明或诠释,但是它本质上存在的那一种人性的内在肯定性是完全自在的,因之,即使它在没有得到理论上证明的情况下,也能够完全正当地发挥其作用。有的时候,人们对于它的说明好象被看成是画蛇添足。有鉴于此,我才认为66运动中的中国民主模式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的,对它的研究和探讨是具有人类意义的。
    
    若不是这样的话,你仅仅是从表面现象去判断,那么在66运动中,一个中学生声称自己在“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事情上要比“老革命”的共产党组织的当权派人物们“正确”得多,不是“错误”的又是什么呢?正如我一再指出的那样,为权利的履行而做出的判断不是知识性的判断,也不是事实的判断,而是一种富有情感的并且也依据情感原则行事的表现着判断者偏好的价值判断,它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价值的内容,而不需要它之外的其它因素的支持。也就是说,在运动中,我们所从事的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那种活动,并不因为批判中我们所列举的刘、邓“罪行”不“实”而失去价值。
    
    譬如,在运动中,我个人不但用书写大字报的方式批判过国家主席刘少奇,并且还运用我个人的绘画技能画了许多引起了身边人称赞的漫画作品,非但如此,我个人在我们学校那一派的文艺演出队中演出了《画像》的对口小品,小品中,我一边作画,一边批判刘少奇……,说是“剥画皮”(详情见《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现在,刘少奇的“案”已经“翻”了多年了,当我坐下来分析这一种行为,是不是就认为我当年的行为是错误的呢?
    
    要知道,刘少奇是一个公众人物,是政治上的当权派,因此,对他的批判不可能用普通法上的“人身污蔑”或“诽谤”来评价,它本身是一种政治行为,其意义是“政治”的,而非“法律”的。因此即使在政治批判中,批判者当时所列举出的“事实”与生活中的真实情况有着很大的出入(如刘少奇不是“叛徒”),那么批判的政治价值也不会由此而丧失,退上一步讲,即使当年,我们那些红卫兵有关他“叛变”的问题是道听途说的,或者捕风捉影的,我们书写出来的“声讨叛徒”的大字报不会因此而就变成为对它的“人身攻击”,在这里,问题并不关乎私法意义上的“个人隐私”、“个人荣誉”,也不关乎道德上的是非曲直,而是一个纯粹的政治话题,在这个话题中,只要政治上的当权派的行为引起了不当权的人的“厌倦”,那么后者即使不出据任何理由,不说一句话,把当权派“拉下马”,也是合理合法的,况且我们当时还说了那么多的话,讲了那么多的“革命的大道理”!
    
    在这里,的确存在着一个我们对民主的理解问题,我的看法是,民主若不是被我们四平八稳的理解着,那么民主生活中公民对政治当权派人物们的批判的地线应该建立在“无中生有”的基础之上,情况若是相反,那么公民政治批判的权利就不可能树立起来的。反过来说,要使政治批判的权利不至于流失,批判者并不一定要在“充分了解到事情真相”之后才可以行使批判权,不,不是这样,在民主政治中,公民对于政治当权派们的批评和批判的权利应当是不受限制的,也就是说,在民主政治中,某些当权派人物即使遭到了“无中生有”的“攻击”,也不可能因此就认为这可以构成政治上的“冤案”或“错案”。在民主的古典设计中,人民把任何的一位政治上的当权派当“狼”来看待(杰斐逊语)是一项公民的权利,而不论被看待中的对象是不是“狼”,这个理论若是需要演绎的话,那么,某一位当权派人物即使高尚如基督,人民把他当“狼”来批评的行为也是不错误的。民主政治的精义是,永远允许人民把政治上的当权派当“狼”看,永远允许人民喊叫“狼来了!”不懂这一点,我们若是同中国现在这许多摇唇鼓舌的文化人一样,认为政治批判应该保持在“实事求是”的水平上,那不是误入了专制派人物的圈套又是什么呢?
    
    就以“实事求是”这个话题来说吧,政治上高级当权派们的生活是不同于普通人的,他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小圈子里,那里发生的事情是很难为外界了解的,因此公众对他们的批评、批判,根本就不可能立足于普通语言学上的“事实”“根据”上面,所以如果政治要责成公众对当权派的批评要有“事实根据”的话,那无非是要禁止公众发言。在民主的制度中,公民对政治当权派的批评、批判是“权利”中的“事实”,也只可能接受“权利”的解读,而不会接受其它的解读。在民主政治中,即使出现了大量的公众对当权派的“无中生有”式的“攻击”,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一个民主的道理在这里可以表述如下:即公众若不是捕风捉影式的反对当权派,那么,他们必然要挤入最高当权派生活的那个“宫廷”中去——可能吗?一个“宫廷”住一位“主席”,一个政府机关可以,但是它能够住得下全中国人民吗?
    
    话说到这里,我认为1966年中国人民对于刘少奇、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当权派们的批评与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说它也有“错误”的话,那就是人民没有把这种批评、批判的权利坚持下去,亦没有独立地整理出它的意义!除了这两条错误而外,我就看不出另外的错误了。在这里,观察66运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立场问题,即你若是站在了共产党的立场上,你就会认为毛残酷地“整”了刘、邓,但是你若是站在了毛的立场上,你会认为这样“整”刘、邓是“很有必要”的,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并且运用了一个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你又会认为运动只人民没有把刘、邓“彻底打倒”的后患是在中国埋伏下了“6、4大屠杀”的“祸根”。因此,要认识中国问题,对不起,请从1966年开始!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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