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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讲:关于5个伟大发现/武振荣
(博讯2006年3月23日)
    
    ——66运动博客讲稿(4)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是藉着一代在校学生们的伟大发现而现实的,因此今天,我们研究这个运动,虽然尚不清楚这些伟大发现在当时是怎么形成的,但是就抓住这些伟大发现,我们可以说:没有它就没有红卫兵运动和66运动,那么,这些伟大发现又都是什么呢?
    
    第1个发现是:“红色的社会”并不“红”,它已经堕落成为一个“黑”社会。这是一个视觉上的发现,是看到了眼睛里的“颜色”方面的变化,因此我在修改这一份稿子时,认为它可以接受“颜色革命”的解读。这一代造反的红卫兵们对于自己出生和成长的社会的颜色一贯认定是“红”的:所谓的“红色社会”、“红色江山”和“红色人物”是他们的口头语,但是就在1966年5-8月间,却发生了一场“颜色方面的革命”,“革命的红卫兵”们认为自己生活着的社会是一个“受资产阶级黑线专政”的“黑”社会,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也变成了“黑窝子”,共产党当权派认为也变成了“黑线人物”,他们不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而几乎是百分之百地变化成为“批着革命家外衣”的“牛鬼蛇神”,是一些疯狂反对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的“反动派”,是一些一心一意只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阶级异己分子”,是挂着共产主义招牌,打着“为人民服务”旗号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诸位: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时间一晃就过去了35年,今天你研究这样的发现对不对?对它有何高见?无妨自己讲一讲。你若还认为这个发现是错误的,不民主的,那么,你在政治上就一窍不通,你也就用不着看我的稿子,因为你连政治上的A、B、C都不懂。
    
    第2个伟大发现是:处身于“黑”社会中的他们这一代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从小就接受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和“毒害”,因而他们在变成了红卫兵的那个时间上,已经立足于“受压迫者”的地位上了,也正是站在这个特殊的地位上,他们才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处境做了一个正确的评价和正确的估计,认清楚了如下的事实:他们作为这个社会中的“接班人”非但没有享受到任何应当赋予“接班人”的权利,反而连最基本的做人的权利也给丧失了,在这个时刻中,他们虽然从理论上弄不懂“若无权利,人将归于家畜”这样的法学方面的道理,但是,他们从自己生命的本能中已经理解了这一点。因此,当他们认为自己应当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堂堂正正地要求做人的权利时,政治造反行为才把他们从那种已经被严重扭曲的现状解放出来了!若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是象往常一样地以为自己是这个社会中“最幸福的一代人”,“从小就受到了阳光雨露的滋润”,也享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应该享有的权利”,试问:还会有什么红卫兵运动?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遭受不幸,并不可怕,也不可耻,可怕、可怕的是他们对这种不幸漠然处之,就这个意义去思考伟大的红卫兵运动的价值,你就不会跟着邓小平“瞎吹”的了!
    
    第3个发现是:他们突然看见了毛泽东也同他们一样地处在“危机”之中,因此一个急切地“保卫毛主席”的动机就浑然而生,后果是:一代青少年人绕过了共产党、共青团和现行的社会制度和现行的社会组织手段而直接地集合在毛泽东个人的旗帜下,开始了一个重新“站队”的行为,于是,他们就齐茬茬地站在了现有制度的“对立面”,伟大的66风暴就这样地刮了起来。如果说这一发现是一代红卫兵“内心深处”的产物,是真诚至极的内心情感的一种外在的表现,那么,它在客观上就起到了把毛泽东拉到自己这一边的作用。事实上也是这样,红卫兵们的行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1966年8月1日,在中共8届11中全会召开的这一天,毛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的回信。毛不仅仅支持了红卫兵,更重要的是,他在红卫兵精神的感动下,也学习红卫兵的样子“造反”了,1966年8月5日,他写作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字,把一个真正的党中央给“打”得无踪无影了。可见,一个发生于中国青少年人社会的政治事件在1966年就这样地造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内部的巨大变化;也恰恰在于,若没有这种变化,那时的党中央就同1957年的党中央一样,哪里还有红卫兵运动呢?
    
    第4个发现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再发现。在那个伟大的解放年代,红卫兵要造反,没有一个可供自己学习鉴戒的造反样板肯定是不行的,考虑到这是在校学生们的造反,造反的人都是学习年龄上的人,所以一个样板性的造反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这样以来,他们在学校教育中所接受了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那一种神话般的故事便派上用场了,于是,这一个经过共产党技术加工和特别处理后已经变得很不真实的红军故事,对于他们来讲却产生出了同人类所有的“教育性”故事一样的作用,于是,为“追求真理而不怕牺牲”、“不曲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就出现在红卫兵的模仿行为中了。也正是在这个样板性的故事中,中国工农红军因遭受“白军”的围困和堵截而处于生命的最危机时刻,而毛泽东在这种危机时刻又受到了红军内部的“排挤”的内容就同第1发现和第2发现协调在一起,构建成了一个反抗压迫、反抗强权、反抗不公平政治待遇的文本。分析这个文本,它是由真实的遭受压迫的人构建的,这一点用不着怀疑,也就是说红卫兵们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备受压迫的人——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因此文本故事中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遭受即使“虚拟”的、“无中生有”的、或者“捕风捉影”的,都关系不大。因为从来的文学艺术故事都允许虚构,何况在哲学和文学上,“虚构也是一种真实”。讲到这里,若有人用中国工农红军在逃亡路上是一伙亡命之徒,根本没有什么伟大精神的话来反驳我,我应该怎样回答他们呢?我只是提醒他们不要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唯物主义”来分析这个问题,我认为一定要给出“精神”一个特别的意义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精神”的“真实”并不就意味着故事中的人物和内容的“真实”,因此,就依着这个文本,一代青少年人在一个极端不民主、不自由的社会中,运用自己的方式创造了一个争取民主、自由的伟大故事——就是历史上最真实的事件了;在这个事件中,他们用文学的或者宗教的方式说出了他们当时来不及说也不可能说清楚的一番“大道理”:“造反有理”就是我们今天应该研究的东西。
    
    第5个发现是:制度并不能够保证人不受压迫,人要使自己不受压迫就得“自己解放自己”。在红卫兵运动以前,只有这一代红卫兵真诚地相信制度可以赋予他们以幸福,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只有生活在一个理论上可以被证明是“人类最合理、最进步”的制度之中,人的幸福才可能现实。红卫兵运动的突然发生,打破了这样的一种看法,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如此“美好”的制度中,他们这些人变成了奴隶的事实告诉他们:在生活中,任何人都不可能相信,“怀疑主义”就兴起在这个时间中。结果,从来也都不相信自己的人却在这一次伟大的运动中把自己捧上了天,以至于在外人的眼睛里,他们连天高地厚都不知道了!如果说这样的事情是发生在个别人身上的变化,那么我就不写这本讲稿了,只是他们是一代身上发生的巨大的变化,而他们这一代人又是专制主义模式“造就”的第一代人,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情,值得我们永远地探讨!
    
    ——好了!,按照这样的思路,我本来还可以列举出第6、第7,但是我以为列举在这里就够了,下面就每一个发现讲一点意见。
    
    出现第1个发现中的意义可以接受民主的解读,就是说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中,即使社会上被公认的生活在幸福之中(用那时的流行话讲,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没有吃过一点点旧社会的苦”)的人,如果忽然自己认为自己是“不幸的”,民主的理论也是支持他的。在民主的理论上,任何人对于自己生活的现状的评价都享有一种法律上的权利,而不论评价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可见,由新发现所引出来的意义是红卫兵们在制度的评价之外产生出了自我的评价;在评价中,他们发现自己是社会上“受蒙蔽的人”,把一种压迫性质的政治生活当成了“幸福生活”,于是,他们如同大梦初醒的人一样认清了自己生活的被奴役性质——这就是第1发现的后果。现在人们都不理解,一代在学校应当好好读书的人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突然地变成了造反派这一种事实,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理解这个第1发现的意义。
    
    上述发现产生于1966年是一个非常的事件,它把专制主义以制度的方式所灌输给青少年人的那种现代蒙昧主义的教育一扫而光,从而在人的内心深处唤起了为争取人的解放而奋斗的使命感,也正是在它的驱使下,一代青少年人才变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派。对于我们这个在近2、300年的时间内,一直以闒茸、懦弱为特征的民族来说,这一出青少年人勇于造反的行为和精神才构成了一个伟大的篇章。在已经“武装到牙齿”的暴政面前,他们发扬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争取到了自己的权利。因此,我认为:对于这种行为如果用“宁爱有危险的自由也不愿自由自在地做奴隶”(《杰斐逊选集》汉译本第391页)的杰斐逊的话去解读,而不是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去解读,我们不就是有了另外的收获吗?就此而言,别说那一场造反是“拿起笔,做刀枪,”就是真正地拿起了“枪杆子”我也看不出它错误在哪里?依据杰斐逊的理论,“造反是对于政府健康不必可少的良药,”若真是这样,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在这里我仅仅是对66运动的政治意义做出了解读,还没有留意到它的“文化”意义。我虽然反对把66运动定义为“文化革命”,但是我对它的“文化”意义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政治上解放人的行为必然要引起“文化”方面的剧烈的变化,变化的结果是,一代人以政治造反的行为走出了专制主义文化的控制范围,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文化”上的解放思潮的泛滥,因此,在66政治运动失败的情况下,人们反倒发现了“文化解放”的意义,到今天为止中国社会出现的那种“民主文化”就是它的“遗产”吗?
    
    依据“民主文化”,任何一个人都有对于自己生活着的社会的性质给出自我判断的权利,而不论此种判断出于何种渠道或者采取什么方式,也不论此种判断是否有理或者根本无理。既然是这样,所以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没有理由可以出示一个无可争辩的社会事实以赌住社会成员之口。在这里是:判断本身不可能接受裁判,判断的结果也不必接受裁判!因此当一代红卫兵认为自己是社会上的“最革命”的人的时候,他们的行为的意义也在于“革命与不革命”的判断是“个人”的、是“自我”的!
    
    这第1发现的意义还在于当红卫兵认为自己生活着的社会不是“新社会”,而是“旧社会”(“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时,这个社会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所以当他们在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身份要求一个真正“进步、合理、理想”的社会时,就必然要“打烂”这个共产党的“旧社会”,用他们的话来说:“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中国共产党执政40年》一书第277页)。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说社会是“新的”、是“红的”是“教育”的结果,是制度对青少年人的“塑造”的后果,而认为社会是“旧的”、是“黑的”是青少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发现,这种发现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人发现”和“自我发现”。
    
    我告诉各位:我作为那时的数以千万记的红卫兵当中的一员,在今天也是说不清楚为什么在“一夜之间”,我们那一代从小就受到共产主义教育的人为什么会突然地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把一个“红色”的社会认为是“黑色”社会,把一个“新社会”认为是“旧社会”,把一伙“老革命”看成是“牛鬼蛇神”,把一级又一级的共产党组织看成是“黑窝子”,把在“蜜糖罐里长大”的自己看成是“受黑线专政”的“受害者”……但是,我能够说清楚的是,我们的看法和认识是非常真诚的、认真的,是发自于“灵魂深处”的,因此,我们的发现如果使我们好象变成了《旧约》中的在旷野漂泊了40年的以色列子民的话,那么一个政治的发现给了我们一种“宗教”的精神就是我一再提醒大家要注意的问题。打眼一看,红卫兵图像是那么的简单,那么的单纯,但是,你只要研究它,解读它,就会发现它之中所隐藏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变革因素及精神,到这个时候,你就会为它的博大精深之内容而吃惊不已!
    
    关于第2个发现,由“接班人”到奴隶的发现是一个自由的发现,这种发现不是理论上的发现,而是政治上的发现,这个发现其所以产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与毛把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向社会“公开”有关,对于毛来讲,那种单方面的“公开”行为是包含着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恶”,但是它却是朝向政治公开化方向所迈出的重要的一步,当这一代红卫兵感觉到自己应该变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直接推动者时,他们的行为受到了共产党当权派的压制和打击就迫使他们要卷入共产党的“路线斗争”中去,在“路线斗争”中,如果说毛和左毛派人物要支持他们的话,那么,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传统的、一贯的势力反对他们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
    
    按照那个时期的流行思想,充当了红卫兵的那一代人,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现在“接班人”们要名副其实的“接班”,要“领导”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时,他们的行为受到了从上到下的共产党当权派的打击就有助于他们认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真实的地位。在一个被称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并没有享受到革命权利的现实使他们认清楚了自己的奴隶处境,于是,毛泽东的“奴隶们创造历史”的说教才在此刻起到了外人不可能理解的作用。事实上也是这样,一个受制度欺骗的人,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人翁”时,他的生存目的是充当“驯服工具”,只有一个起而造反的人才有可能认识到自己是奴隶!就这一点,你去思考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与1989年的学生运动,其间存在的相似性是非常惊人的。
    
    仅就此而言,我以为对红卫兵运动的最大的误解只在于人们以为一个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的行为只有在民主和自由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才会有效,殊不知民主自由知识的最深奥的部分乃在于理解非设计中的自由和不自觉式的民主。其实,在这里产生了错误的不是红卫兵的行为,而是理解这种行为时人们所遵循的那种平庸而又呆板的思维模式,因此,若用它去理解非常复杂的66运动,就不可能抓住价值。在这里,我们不是没有遇到自由的问题,而是我们对于自由的认识和看法存在着问题,在我们有限的自由教养和单纯的自由意识中,以为自由只存在于自由行为和自由知识的当然式“结合”之中,舍此之外就没有自由存在了。我们这一种错误还在于若涉及到自由事件时,就执意地要排除其中的非设计因素,好象是任何一个自由的行为和自由的运动都得要受制于一个明确无误的有关自由设计的事先的纲领或者计划,我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自由只是对不自由的景况的一种斗争或者解脱,因此,即使在一个自由的政治体制中,人的自由的问题也不是现成的,也不存在着最终的解决方案,自由制度的全部的涵义只在于它以制度的方式许诺了人的自由问题的自由式解决,除此而外,它没有别的涵义。
    
    进一步的分析便会发现,我们通常所认识的那种自由大都是“教科书”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但出于历史上一个非常正规的自由运动,而且这样的运动也完全地受到自由理论或者自由学说的“指导”,因此它是定了案的自由,而我所说的1966年的自由就不是这样,它是一个没有定案的自由,是创造状态中的自由,因此它同时包含着不自由的瑕玷,是一种瑕瑜互现的自由,对它,人们若作不自由的描述,不仅非常容易,而且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从事66运动的研究就不是这样,我认为,人发现了自己生活的非自由状态的这一种行为本身就是自由的,庶几,即使造成此种发现的任何口实或理由虽然都不是自由的,但是它却不足以破坏此种被发现了的自由之价值。也就是说,在1966年的伟大事变中,红卫兵们即便是以毛的方式发现了自己处境的被奴役状态,它也不因此而失去价值。若以为自由的价值仅仅只可能存在于事先对于自由的精心设计,那么人类的自由就会失去一大半。在我们生活着的世界上,有着标准的、经典的自由理论,但是绝对没有标准的或正确的自由的行为,自由永远存在于创造行为之中,而自由的理论却是一直被禁锢在爬行主义的束缚之中。因此,对66运动的理论评价,乃是考验我们中国人自由水平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志。
    
    自由是人类永远创造行为中的东西,因而自由理论应当是一个不断增加“新家族”的类别,在目前,许多人把举世闻名的66运动排除在自由运动之外,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把产生于这个伟大运动中的自由当成为“新家族”来接待。因此若要我对于这第2个发现的的自由意义作一个小结的话,那就是说,一个自由的人在生活中,有权利认为自己是“主人”,也有权利认为自己是“奴隶”,全凭个人的意向和偏好行为,而不一定要出示什么理由和证据。在某一时间里。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主人”,突然又变卦了认为自己是“奴隶”,这种变化亦可以归之于自由。
    
    说到第3个发现——毛泽东处于危机之中,现在被许多的人认为它是荒谬的,以为它根本就没有什么价值,我却不是这样看的。说它荒谬的人抱定着下述的看法:受到了林彪保护的毛泽东并不危机,因此红卫兵有关毛处于危机中的看法很不“真实”,完全于事实不符,其实呢?若就“事实”而论,它可能是荒谬的,但是在解读第3发现时,我们若还看到红卫兵的这一判断不是“事实判断”,而是“情感”的判断和“价值”的判断的话,情形就另当别论了。因此我就有理由认为毛在危机之中的这一发现,其所以不荒谬就在于这个发现的价值并不必然地依附于毛的“实情”,也就是说毛的处境即使非常安全,这一发现的价值也是成立的。在这里,自由的要义,不是要求一个毛的“客观”的情境,而是说发现中所寓于的价值是“主观”的,是红卫兵在完全“主观”的意义上对毛处境所做的“主观”判断,也是对毛的一个完全新的认识,和制度所给予的“客观性”相对立。因此这种发现的本意在于红卫兵要求一个“我们的毛”,而这个“我们的毛”是同“共产党的毛”和“制度的毛”冲突的,于是毛就事实上被当成了红卫兵要求的事物的一个“符号”了,何况一个对现行制度“造反”的毛的确存在着一种危险,这种危险若不是在于“眼前”,也是存在于“身后”的。
    
    我告诉大家,在这一发现中并不存在“红卫兵的阴谋”(把不危机的毛故意描述成为危机的毛),而是红卫兵们真正地以为毛处于危机之中,由此发现而引起的行为是“保卫毛”,而“保卫毛”的行为在事实上把他们自己置之于毛的“兵”的位置上时,就产生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红卫兵与毛合作。于是,66运动的合法的基础就由此而被奠定的了。仅仅是就此基础而看,红卫兵造反的运动虽然是世界政治史上非常“激进”的一种,但是就它与毛的关系看,它却是“保守”的;也正是因为同时存在着这样“激进”与“保守”两种因素,红卫兵运动才创造出了全世界人都瞠目的伟大现象。
    
    如果说造反的红卫兵不可能孤身作战的话,那么同毛“结盟”的行为就意义非常的了。也正因为有了这种“结盟”,一个非法的行为也就同时地获得了合法性,可见,1966年“非法”出生的红卫兵在没有从共产党手里拿到“生育指标”时,却从毛个人那里拿到了它,正因为是这样,红卫兵运动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无论怎么说,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合法”的造反——这就是66运动的最伟大的价值,这个价值如果不被看成是民主的话,世界上的民主是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
    
    关于第4个发现:上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红卫兵运动是一个“横空出世”的运动,所以在这个运动在亟需要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民运动的时候,便需要一种历史,由此我们去解读第4发现就很有意思了。
    
    就事实而论,一部中国工农红军史不是红卫兵历史,但是在1966年,没有历史的红卫兵在感觉到自己受一种伟大历史使命的促使而去进行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时,就得要有一部自己的历史,这样教科书上的历史——中国工农红军史——就这样被他们武断地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截”了下来(毛的词中有“把汝截为三截”的话),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历史!正象我在一本没有发表的手稿中所说的一样,他们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也对于历史学家荷林武德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创造”自己历史的行为却同荷氏所讲的某些历史学家借助于“糨糊+剪刀”写作历史著作的事情有些相似,他们在30年代的历史中,把“共产党”给“剪”掉,把他们红卫兵自己给“糊”上了。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他们真正的是历史学家,那么我们无妨对他们投去蔑视的目光,可是他们是一些热忱的执意要“创造”历史的人,因此对他们的行为就只可能做出另外的评价了;这种评价若不是“道德”的,而是“权利”的,那么,我们就只能够用敬畏的目光去看待它了。一个人应该具有自己的历史——这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运用之价值并不必然关系到被拥有的历史是“真实”或者是“虚幻”的。
    
    1966年红卫兵们把30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处境当成了自己的处境,固然于事实不符合,但是这样的一种认识所具有的天真和真诚性质却使他们感觉到自己被一片“白色恐怖”所“包围”,因此他们要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事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好象一定要付出“生命和鲜血的代价”,于是,在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中,发扬“流血革命”的精神就造成了历史价值的衔接。因此当造反的红卫兵在处于“孤立”状态时,他们才有可能在“孤立”中发现自身的价值,因为不堪忍受共产党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迫而起来造反时,新一代的红卫兵才变成了理论上的“红军传人”,如果说这样的行为的另一面就等于否认了共产党对“红军精神”的独占的话,那么那种其间出现的却是一种有关历史主动权的争夺;争夺中“创造历史”的“主角”的身份就可以见到分晓。假如30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可以用“造反有理”去解读,那么作为“红军传人”的红卫兵继承其“造反有理”的传统,就不是共产党社会可以反对的行为了。正是通过这样的论述,我才发现了“毛泽东——红军——红卫兵”这一条“历史的线索”,依着它,一个反对现行制度、反对现行统治、反对现在的当权派的行为才具有了合法性,在这一份讲稿中,我并不是要研究上述“历史线索”的来龙去脉,而是要把它从1966年中国巨大事变的迷谷中抽了出来,供大家思考。
    
    66运动的最主要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是要反对毛泽东这个具体人,而是要反对共产党这个政党和共产党制度以及共产党社会,因此,如果说在这个时间上毛个人和党也产生了分歧的话,那么正好,一贯的为共产党“所有”的毛,此时此刻归红卫兵“所有”就不是很奇怪的现象了。人是在变化的,特别是在重大的历史关头上,人更是变化莫测的,因此1966年的毛的变化,红卫兵的变化,中国亿万人民的变化,都是我们应该研究的课题,可惜的是这些本当被研究的课题,现在都被放到了“否定”的那一栏中去了。
    
    第5个发现具有心理学上的意义。66运动把那些以前只知道在“党的阳光下晒暖暖”的青少年人变成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新一代人就是它的最大功绩之所在,就此去理解66运动,它的最本质的东西就不会逃出我们的视线,因此我们在认识红卫兵运动和66运动时,就不会受到别人的控制了。我提醒大家注意,在红卫兵运动中有两首歌可以被我们看成是红卫兵的“队歌”,一首是《国际歌》,一首是《长征组歌》中的“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红卫兵运动所关涉到的人权是普遍的,具有全人类的意义,因此,“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做新世界的主人”的《国际歌》的呼唤就具有象征的意义了,尽管在一个自由而又民主的运动中,出现的旋律是共产主义的,我也不认为它就只能够接受共产主义的解读。在这个年代,如果说共产主义是一种流行的有关正义的意识和观念,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更多的联系的话,那么当红卫兵们在需要列举出正义的社会的时候,把“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一个选项的话,在反对“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斗争中,主张共产主义的行为也还是看不出来有什么错误的。
    
    那是一个拳头已经高举,而真理尚未昌明的时代,因此,在需要行为人出示真理时,共产主义的真正价值是“乌托邦”式的。但是我可以说世界上许多的人都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误会,以为中国的红卫兵就真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虔诚信徒,不过我告诉大家,这是一种非常表面和非常肤浅的看法,其实呢?我们那一代人在变成为红卫兵时,可以说几乎没有几个人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我们的所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都是道听途说的,也都是一知半解的,所以,把我们的行为同经典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那就等于理论上作践人,是没有任何的道理的。真实的情况是,我们倒是同毛主义有着更多的联系,而“抬头望见北斗星”的那一首歌的内容好象包含了不少的意义。如果说任何意义都有一个组织的问题,那么当我们用自己的情感和水平解读了毛主义的价值,并且企图把它组织起来时,“我”的“主义”也就立于其间的了。事后,我们从理论上批评和分析这种事情,它好象是一桩非常诡谲的事件,但是在伟大的行动年代,它是如行云流水一般流淌着的东西。
    
    讲到这里,我告诉各位,66运动不是一个偶然的运动,即不是毛泽东心血来潮需要一个红卫兵运动,就来了红卫兵运动,也不是在校学生们一时间昏了头脑要闹出一个红卫兵运动,就闹了出来的运动,它有一个潜在的历史渊源,又有一个现实的政治源头,因此它最终能够成功地以运动的方式呼唤和解放出中国人民伟大政治能量,造成了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光辉灿烂的一页不是没有原因的。依据这个思路,专制主义的中国并不是一个“马圈”,对它的“打扫”也并不是要“杀马清圈”,关于这一点,我的66运动之研究可以说是一个范例,我通过在一个无价值的社会提取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片段(1966-1969)的行为最终地突破了“历史否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其中的一种)的结束,赢得了认识上的自由。在这个问题上,我宣布,专制主义的中国不同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也不同于前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它是一种包含了价值而又无法承受价值冲突的社会,因此对它的批评和批判就不能够采取“全面否定”的那一套,人们若还在这里听出了我的话的话外音,那么中国传统的“断代史”观念终结在此刻,就是一个可以论证的问题了。
    
    今天,重新认识红卫兵运动,就意味着重新认识中国和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中国人应该有所作为,情况若是这样,那么,请允许我引用马克思曾经引用过的黑格尔的话:“这儿有玫瑰花,就在这儿跳舞吧!”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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