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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是知识分子最舒服的姿态(下) ——异议作家刘水访谈/井蛙
(博讯2006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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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前)
     六
    
    井:可否简单描述深圳收容所里的狱中生活?
    
    刘:收教所实行军事化管理。早上7:00起床,15分钟用来洗刷,接着点名、搞卫生。到了8:00吃早餐,完了再点名。8:30到工场干活。中午吃饭休息,下午5点收工。晚上关在仓房收看固定频道的电视。哪怕室温40℃(仓房是铁皮屋顶),都强制犯人穿着囚服睡觉。每天在固定时间报数点名八次。每星期只在周日休息半天。出口货赶得紧,就常常加班。我们做的货,全部出口欧美国家,我做过圣诞树、灯、小鹿等,还有玩具。做的最多的是手提塑料包装袋,有几百个不同商标那么多,绝大部分都是美国商家的订单,包装袋上都有厂家网址、电话、地址等等。这些劳改产品源源不断装进集装箱,驶往美国。为了经济利益,美国某些厂商充当中共的帮凶,的确扮演了违犯国际法、侵犯中国犯人人权的不光彩角色。
    
    后期我做工厂统计员(因跟东莞市士力塑胶公司驻所技术员邵某发生冲突,中队为了安抚我不再闹事,安排了这个职务。但是没想到我跟邵某意外成为了朋友,在我游说下,有段时间他每天带进来南方都市报、参考消息各一份,让我对外面的情况略有所闻,但好景不长,他就被调离回厂了)。每个犯人每天的工作量都计算为产值,简单说,就是每个犯人一天赚了多少人民币,但这些劳务费都进了收教所的帐户。我们的劳动没有分文报酬,可是法定是有的。男犯人个人最高月产值达到700多元,女犯的产值更高(她们每天加班),加上三个女中队(每年囚押男女犯人约1200人上下。2003年日本人在珠海公开买春,酿成轰动全球的“珠海事件”,深圳扫黄严打,收教所关押犯人达1800人。仓房爆满,水泥地板睡满犯人,上铺床位卖500元,下铺800元。工厂500平方米水泥地上密密麻麻躺满了犯人)。每年深圳市收教所单此一项非法所得就有300—500万人民币之巨。在我入狱之前,深圳市收教所强迫男犯每天加班,收入远超这个数字。深圳警察系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捞取黑钱(有次广东省公安厅来人检查,偶尔点到我,问干活有没有报酬。我答从来没有。可以判断省厅也知道这些黑钱的流向,甚至参与了瓜分)。
    
    我在深圳收教所只听到过两句真话:第一句是:你们关进来的都是倒霉蛋,以后嫖娼注意些。第二句是:赶快打电话,把钱存进来。
    
     借此,我强烈呼吁:必须保障囚犯劳动所得,国际社会要制裁中国政府公然违犯国际法,出口劳改产品,践踏人权的丑恶行径!
    
    井:请问在收教所的劳动强度大吗?
    
    刘:因为不是重体力劳动,劳动强度不算大,要比我前两次坐牢轻松一些。在甘肃省劳教所,根本吃不饱,饥饿得偷偷拣拾大豆地里的大豆往嘴巴里塞;在海南省劳教所,扛石头沙包修建工业大道,昏倒在水田里。在海口秀英码头从大货轮上卸载由俄罗斯进口的化肥,十指磨得鲜血淋淋……太多了,太苦了。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活下来的。
    
    对大部分犯人来说,他们只是短期关押。按照法律规定,表现好的收容人员可在期限过半(收教刑期最短半年最长两年)就可获释。但是,深圳市收教所自2004年初打死犯人以后,所有男犯都在刑期过半后缴钱释放(因审批期限没有规定,致使各区公安分局审批时效有时相差一个月左右)。没钱的犯人,哪怕你表现再好,照样被多关押一、两个月不等。一度三个月释放的犯人,被强迫交纳半年的伙食费,这是另一种敲诈钱财的手段。
    
     名为收容教育,实为免费劳工。文化课学习根本没有。有时组织法律、卫生常识等简单学习,全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其他两、三次学习,都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每个人都要参加一次法律、一日生活制度考试,哪怕你是文盲。后期考试不及格的文盲,个别被延期关押了十多二十天不等。老犯人都明白,规定是规定,实际释放跟这些都没有多大关系,但管教每天都在欺骗叫喊“你们要好好表现!”,这句紧箍咒般的咒语,迷惑了许多新犯人,他们仍会争取好的表现。收教所放人,随意性非常大。但自由的最后一道关口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银子。坐中共的牢房,自由有价。有个叫李辉的男犯(广东阳江人,鳏夫,五保户,60岁),患有心脏病,刚进来睡在水泥地板上,释放时身无分文,收教所也没舍得拿一分钱给他做路费。这样没钱交的犯人,我见过100多人,女犯就更多了。
    
    收教所把犯人搜刮一空,至于你出了大门是死是活,从来没有可爱的人民警察过问。我坐牢几次,最苦的是前两次,最最厚黑的是深圳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所有善良的中国人都应该牢记收教所黑狱(按恶法规定,县级以上政府都应开设收容教育所,但大多地方是与拘留所或看守所混杂在一起),都应该记住深圳市公安局局长李锋、原市局副局长梁富(主管收教所,现为市局巡视员)、深圳市公安局收教所所长杨松鑫(警监,广东省梅州市客家人,50多岁)、管理科副科长戴敦仁、中队长肖新康(二级警督,广东省梅州市客家人,45岁)、南园派出所张警官等……这些名字。
    
     记不得在哪本书上读到“囚徒规则”这几个简单的字,它所蕴涵的真理命题,让我深以为然。大意是:牢狱就是犯人跟监狱管理者比底气、比智慧、比时间的地方。2004年,我有一次机会上台演说《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对法制的信念》,其中讲到“孙志刚事件”,竟然吓得肖队长脸色煞白,立即把我赶下台。媒体公开报道的天大的新闻,他们都要限制。在办公室我跟他争辩了半天。从此中队找各种借口不让我踏上舞台,剥夺我当众演说的机会。我也拒绝加入“犯人文艺队”,不让他们利用我制造“我们是人性化管理”(这是管教常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的虚假氛围。2005年犯人春节联欢会上,我终于得到一次上台的机会。讲完一个邓小平的政治笑话,台下喊着要我唱歌,我跟台下难友相约:“明年春节我在这里等你们来做嘉宾,到时一定为你们高歌一曲《好汉歌》。”随手把奖励的毛巾、香皂等日用品抛到台下。难友哄笑争抢,旁边的孙卫东副队长(二级警督,广东梅州客家人,40岁左右。2005年9月突然失踪,估计跟打人致死案有干系)表情尴尬。最后犯人起哄让他表演一个节目,他随口编个笑话,把我揶揄了一把。
    
    井:也许这就是政治犯与普通犯的区别吧。
    
    刘:在我刚入狱的时候,有些人(非犯人)还不了解我的案情,就主动找我说20万可以弄出去。几天后回话说:刘水,你真会开玩笑,你的案子是市局定的,花多少钱也没有用,老老实实呆着吧!要说政治犯跟普通犯的区别,那对我的监控要比他们严厉很多。还有一个例子:刚进去一个月时,肖队长专门挑选了11名文盲和老头,跟我同关206仓。肖笑眯眯对我说:刘水,你有文化,好好教他们学习学习。其实,中队的意图是防止我煽动其他犯人闹事,而这些人老实愚钝。还安插了一个“信息员”,记录观察我的一举一动,随时报告管教。这个犯人被我用香烟拉下水(严禁吸烟,抓住要处罚的。又是一个土政策),讲出了实情。
    
    让我底气最为十足的是:恶法规定收教犯人加期,实际执行期限累计不能超过两年,我本来就打算坐满两年,有什么可怕的。合情合理合法利用黑法漏洞。刚进去第一个月,我写了一份书面申请,要求自费订阅《南方周末》和《南风窗》,买一台收音机,想享受一下政治犯待遇,但都被肖队长以“没有先例”为借口拒绝了(又一个土政策)。我在期限过半时,书面申请“过半解教”,也被杨所长一句“两年的没有先例,你还没有改造好”打发了。我质问他难道收教所是一所两制,他转身就走。我想激怒他发发火,也难有机会。深圳市收教所为了管理便利、轻松,自己制定了很多刁难犯人的土政策。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那些有关系的犯人,通过各种渠道花费足够的钱,一个月内就被以各种名义释放了。这些被释放的人,会告诉(接见、电话)尚在里面的朋友,找市局、分局、所里某个实权人物,花费多少钱就能释放。这个报价在收教所是公开的。有钱还不够,一定要找对主管人。人财两失的不在少数。我们甚至看见一边交钱一边放人的真切场面。据一个特殊身份的老犯人告诉我:2003年通过保外就医、请假等等虚假手段,放掉的犯人有100多人。我关押一年半期间,至少50名有名有姓的犯人,也是以这种名义释放。深圳市检察院反贪局曾介入调查,但只查小贼,管不了大贼,走走过场而已。
    
    井:犯人在狱中的伙食费是在出狱的时候一次性支付的?我可没听说过坐牢还要交伙食费。
    
    刘:是的。还有更奇特、更荒诞的事情。我举两例:你恐怕没有听说过,世界上哪个国家的监狱,要求犯人捐献铁床、音响、冰箱、空调、猪肉、篮球、排球、鞋子(军用胶鞋和拖鞋)、水杯、扑克牌、象棋?捐献的物品都是有相当的数量。变相敲诈、受贿。荒唐到极点,旷古奇闻!这种恶行完全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犯人私下议论,就差给警察捐内裤了。萨达姆干不出的事,他们明火执仗干给你看。
    
     再说说另一件,每个人释放时都被强迫填写一份《保证书》,大意为释放后不准造谣生事,做有损政府和公安机关形象的事。抛开它根本就不是法律文书不谈,这不是做贼心虚吗?我早就准备了一份别人抄写的保证书,我内心根本不愿填写这份荒唐的东西。但在释放那天,被邓副队认出不是我的笔迹,要我亲手写一份,加上扣押了私人物品,双方僵持在办公室。朋友张津郡在外面已向收教所交缴了4700余元各项费用,在大门口等我。我只能愤怒地忍受他们最后一次对我的侮辱和敲诈。妥协就有自由,抗拒就是囚牢。为了自由,我违心地草草誊抄了一份保证书,并签名——那一刻我为自己的懦弱、妥协深深自责,我的心在流血啊!
    
    在我力争下,戴敦仁不得不给我一张扣押物品清单。办完所有手续,脱掉囚服,跨出铁门。张津郡看见我就伸开了双臂,我们紧紧拥抱。
    
    我和津郡整整一年半没有见面了,老友相见自是分外激动!我入狱时,他第一时间将我被捕的消息传播出去,并为营救我奔走呼号。因此,他被深圳警察骚扰丢掉工作,遭受软禁,家人也受到牵连,甚至警察去他5岁女儿的幼儿园门口跟踪。证据证明:杨松鑫、戴敦仁、孙卫东(以前是管理科副科长),偷偷打开我的被收缴封存的手机,截获许多朋友的电话号码,同时截留我邮寄信件的地址,提供给市局特工。他们还冒名是我的朋友骚扰外地朋友。我入狱期间,尽管津郡先后来了将近10次,但我们没被允许见过一次面。不过我万万没有想到,为了我能够获得自由,他刚才被迫签署一份深圳市公安局出具的《担保书》,其中有一条是强制勒令我“随叫随到”,那么,张津郡作为担保人必须随时了解我的行踪。绑架乎?连坐乎?内讧乎?土匪绑架勒索人质,也赶不上警察毒辣!据我了解,其他释放犯人,都没有签署过类似的担保书。深圳警方,政治案件非政治化手段迫害的真相,终于昭然若揭,真相大白。同样从深圳被迫流亡美国的著名学者何清涟女士等人士,为此撰文在海外疾呼停止对我等异见作家的政治迫害。在此谨向何女士致敬!
    
     我今天揭露深圳警方、深圳收教所的黑幕,虽然只是九牛一毛。他们极有可能串通起来再次逮捕我,封我的口。针对深圳警方一贯无赖、流氓、强盗的行为,在此我郑重昭告天下:我在出狱后,做了全面体检,没有任何重大疾病。此文公开后,在中国大陆任何地方,如果哪天我的生命突然消失,或者遭遇意外车祸,或者被不明身份人残害,或者第五次被逮捕,那一定是深圳市政法委书记兼深圳市公安局局长李锋,指使深圳市公安局一处(内保处)特工廖秀平(广东人,40多岁)、赖晓宇(湖北人,38岁左右)等人所为。
    
     七
    
    井:作为作家,您认为牢狱生活给创作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吗?
    
    刘:起码入狱打断了生活的秩序,陷入生活困顿。写作需要基本的生存保障。截止今天所跋涉的路途,都是我自愿选择的,我从不后悔。几次牢狱之灾,让我失去了母亲、妻子,包括亲人对我维系的最后一丝期望。我还有什么可在乎的?秉持自由作家写作立场,为中国大陆言论自由呐喊,是我毕生的圣经。过去我总是在坐牢的地方出来,之后就离开那座城市到别的城市谋生。但是,这次不会,我还会回到深圳,并不会离开深圳半步。
    
     既然深圳警方让我“随叫随到”,他们就该为我的人身安全负全部责任。在深圳,你会发现街头每个岗亭上都写着:“有困难找警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从来不敢低估深圳警察、中国警察的能耐。
    
     我期望有一个闹中取静、贴近对手、生命安全、环境优美、女人漂亮的城市,潜心记录我见证的罪恶和苦难。深圳,正符合这些特征,是唯一让我心仪的城市。
    
    井:您对坐过牢的地方是不是特别敏感?是不是感到厌恶?
    
    刘:那倒不是。专制独裁国家,一定是警察国家。这是专制国家普遍的特征,是维护暴力政权必须的一道屏障——公民的自由度是由警察界定的,而不是法律。哪个城市的警察特务都忙碌着,即使你在拉萨那么偏远的地方,照样掌握你的一言一行,照样能抓到你。王炳章在越南都能被中国特务绑架回国,他们还有什么想不到、做不到的?什么都可以怀疑,但中国大陆警察的能力千万不要有丝毫怀疑。独裁国家还有一个特征,即全面实行国家恐怖主义。它象魔鬼手里挥舞的一张罗网,铺天盖地,任何人,任何一个角落,都被完整地罩在里面。我们所做的就是,象一个人那样站起来,在这张网上捅几个大窟窿,让尽量多的人透透气,免得被窒息呛死。你敏感和厌恶有什么用?
    
    我喜欢灯红酒绿的城市。可能小时侯随父下放农村,见识太多贫穷的缘故。我在兰州、上海、海口、深圳等地都工作生活过,在其中三座城市坐过牢。兰州,是我人生第一次走进的大城市。我记得兰州街头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和漂亮女孩。它为我打开了关于自我价值、关于民主自由的第一道大门。主要大道上有我游行示威的足迹,市中心的东方红广场留下我青春的呐喊和悲号,还有红古区那个叫平安台我曾坐牢的地方。也是我作为一个半桶水诗人,初试身手的舞台。也有留在五泉山雪地的初恋。也伤害了一个朋友,让我至今不敢面对他。相隔十年再去兰州,一切如斯,都化为一捧风干的泪。如果我是一个经济动物,那比较喜欢上海,上海市场比较规范。也正是种种规范,不再适合我长久盘踞。我在海口的时候,还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离开整整十年了。希望在恰当的时机,返回我在兰州、海口坐牢的地方,旧地重游。深圳,前面提到过,不再重复了。
    
    井:您说过“总是在受伤之后才回家疗伤”。您认为甘肃最让您怀念的是什么?
    
    刘:我这次回庆阳,最主要的原因是出狱之后,身心虚脱,需要一段时间安静调养。其次,我九年没回来了,非常想念家人。还有一个不是原因的原因,即使我释放了,深圳警方还经常骚扰深圳的一些朋友和他们的家人,我希望我的离开,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减轻朋友们的压力。可能这个想法非常的幼稚,总之我必须选择离开。
    
    井:狱中有没写文学作品?带出来了吗?
    
    刘:读书都受到限制,写作根本谈不上。幸好我收集了许多素材,都装在大脑里。我很后悔,在兰州、海口坐牢时没记录详细的素材,比如虐待我的警察的名字等等,所以发表在《民主论坛》的一些狱中回忆录,没有记录这些警察的名字。那些凶狠的狱警虽然是制度下的产物,但他们就可以不承担道德与法律的审判。那是不对的。未来是历史的答卷。杀害遇罗克、杀害林昭、杀害李九莲、杀害……共产制度残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我不知道文革杀戮跟南京大屠杀,本质上有什么区别?生命在任何屠刀下,都是等价的。坏制度固然邪恶,那么,坏制度都是由人操纵的。制度只是一张面具,承担杀戮责任的,必须是躲在面具后面的、一串有名有姓的个体。他们的名字必须跟死者一样记录下来。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是跟野兽的本质区别,不管是何种原因、何种借口,都不能突破。一旦突破,就必须接受惩罚。当法律被独裁者玩弄于股掌之间,自然法则就该成为寻找正义的武器。对这些罪恶的记载是属于文学的责任。
    
     我觉得,在中国大陆,文学的首要诉求是记录,不是拯救和复活。要面对真实,不是进入主流。最边缘化的作品,最有可能进入历史。被封杀的作品,最有价值。我们可以没有作品获诺贝尔文学奖,但绝对不能没有对杀戮和苦难的记载!以“养家糊口”、“工作需要”、“执行命令”为由去作恶的人,同样应该受到制裁。在谎言世界,可以选择沉默,而不把谎言作为工具;在暴行肇行时,可以枪口向下,而不把枪口对准人民。对中共意识形态语言,寻找对立语言,往往得到的是真理。文学首先是关于人的记述。在民间口语(地下)文学中,保留着真实中国的原色。文学的出路,就在这里。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记录者,不是写作者。生命需要质感,文学也同样需要。
    
     记得有位诗人写过这样的诗句:“我喜欢看流血的伤口,因为它是真实的。”中国大陆的现实生态,给文学提供了太多太多的素材,就看我们有没有胆识去触摸。我们挑战专制的高度有多高,那么我们获得的自由度就有多大。
    
    井:您出版了诗集《走上街头》,是否给自己定位为诗人?
    
    刘:记得年少轻狂时,曾给自己印刷名片,上面写着:诗人 刘水。主要是吸引漂亮文学女青年的眼球。也获过几个诗歌奖。现在我写的诗比较少。挂什么招牌,并不重要,要靠实力说话。但是,诗人对于创新社会观念、开辟社会变革的导向性作用,我坚信不疑——普希金之于俄国,拜伦之于英国,海涅之于德国,北岛之于中国……我非常崇尚诗人张扬、纯净的气质,和对生命、自由无尽的歌吟!
    
    井:当局明文严禁您出版书籍吗?
    
    刘:即使有这样的红头文件,我也看不到——我不够资格。我很了解大陆出版业的运转机制。我那些政论时评文章,在中国大陆是不可能出版的。所以,我也没尝试出版。为了出版一本完全不涉政治的纪实文学《裸模风波》,让我差点发疯。如果我的那些文章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发行,除非有另外一个执政党上台,那我割肉卖血,也要自费印刷出来。我会站在天安门广场,免费向游人散发。
    
    井:有没考虑过流亡?
    
    刘:1996年从海口出狱后考虑过,可是,流亡就是逃离。失去母语环境的温润,随着年月日深,生涩和枯竭就会在字里行间、精神上凸显出来,让精神重心飘忽失重。流亡是给流亡者判精神死刑。作品不能进入大陆,只在圈子里流转,那是我们所有写作者的悲剧。或者弄一笔资金,搞个网站什么的,都是非常有限的手段。当然,我也有许多现实考虑。我要学会做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会坚守在大陆打阵地战、持久战。除非死亡向我逼近,并且我感觉到这种危险,那我选择逃离。
    
     八
    
    井:能否问您一个比较隐私的问题?您第二次入狱的时候,您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也因为您的株连被关起来。她现在呢?她可好?
    
    刘:哦,我们已经离异十年了,现在应该说是我的前妻了。她现在已经过上正常的生活。我出狱后特意把《监狱手记》里描写她的那部分给她看了,算是给我们曾经的感情划上一个凄美的句号。像我们这样的人,本来就应该有心理准备――说不定,哪天就会失去自由。政治犯的妻子,都是非常伟大的女性。我非常敬佩她们!
    
    井:我看到很多异议人士的妻子都在自己的丈夫入狱的时候向他们提出离婚的决定。包括这位被重判10年的记者师涛。我个人一直相信《诗经》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诗句。您是否认为中国现代的女性,在道德品性上有所欠缺?
    
    刘:怎么说呢,在感性上,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但在理性上,我不大认同。有人说:因为不了解而相爱,因为理解而分手。没有人天生就是一个政治犯,有成长觉醒的过程,说不定婚姻就诞生在这个时候。尤其象在中国大陆这样非常严酷的专制社会,发生了许多对知识分子的集体屠杀事件,只是近年互连网的出现,将所有政治案件公开化了。实际上,新中国56年,中共从来没有停止对政治异见者的镇压。所有中国人都有对恐怖的惊惧记忆。六四屠杀之前,你不会看到太多的政治犯(文革除外,右派严格讲不算政治犯,那是对他们人格的集体阉割)。知识分子都是先投降然后被招安进共产体制。可以说他们都很风光,多少革命美女追求他们,他们的婚姻恪于政治上的保障,都显得特别稳固。但是,有多少是出于爱情呢?
    
     独立知识分子向来在中国是稀缺的,甚至比大熊猫都宝贝。知识分子边缘化,是一个健全社会需要的,也是常态。但是大陆还没有多少人自愿边缘化。我说的是自愿,不是被迫。近年来,发生在政治异端身上的婚姻悲剧,数不胜数。每个人都有对监狱和死亡的恐惧。谁若说他(她)不怕,除非大脑有故障。她们没有义务为我们过上那种担惊受怕的生活。对于她们的选择,我能够理解。生活就是宽容、和解、提高的过程。即使对待自己的敌人,也要有宽容的预设心态,但是绝不宽恕他们的恶行。对婚姻,或者说家庭我没有多少体验。我觉得婚姻的实质是爱。如果没有了爱,让她们尽道德义务,对双方都没有意义。如果从道德品性上高标准要求她们,我觉得太苛刻了。
    
     从另一层面上说,中国大陆现实社会生态,杂草丛生,人们普遍没有公民意识,没有对信仰的敬仰和尊重,而且大部分国民的人格都是卑微的、顺从的、分裂的。这是威权政治长期恐怖统治的结果,也是独立知识分子严重缺席的后果。知识分子占有各种优势资源,做旗手是他们的义务。我坚信一旦有火苗点燃,象八九年六四,人民会马上跟进。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希望蕴藏在草根民间。在这个金钱可以购买爱情婚姻的社会,晓义跟随、献身信仰、博爱无畏、感恩敬畏都是国人稀缺的质素,许多婚姻都屈从迷失在暴民文化和商品文化里,政治犯的婚姻难道能够例外?我渴望爱情,但绝不亵渎爱情。我的爱人叫自由。
    
    井:可是,您知道,一个人坐牢已经是悲惨的事情了,为什么要在丈夫失去自由的时候向他提出离婚?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亲人的安慰、鼓励和支持。我不理解,我认为那是自私的行为。
    
    刘:但是,那种恐惧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受我牵连,她也坐了牢。对23岁的她,已经做到极限。我在狱中的时候,她给我写了关于离婚的信,我当时不相信,我还以为她在跟我开玩笑。我出狱后,尽力挽救我们脆弱的婚姻,但是,爱情都变质了,放弃是对双方的解放。办完绿皮离婚证,我们两个都笑了。这就是我4年的爱情婚姻(其中两年在牢狱)。每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何况爱情呢?有机会我要写一部《政治犯是怎样炼成的》书,开导美女们把爱情献给中国最可爱的人——异议人士。这让我想起了政治犯也有甜蜜的死亡爱情:俄国十二党人那些美丽高贵的夫人们,追随他们的丈夫远涉荒凉、饥饿、死亡的西伯利亚流放地。她们每天三五成群坐在井台、马车上,打扮得花枝招展,遥望自己的丈夫饥寒交迫、衣衫褴褛,在寒光闪闪的刺刀下干苦力活;暴风雪中,她们眼睁睁看着自己亲爱的丈夫被推向绞刑架。这一刻,他们的眼神扑捉到了对方,我相信彼此传递的是炽烈的爱情。她们不怕不哭,他们不怕不哭。那是何等伟大纯真、浪漫美丽的死亡爱情!我渴望这样一次爱情。
    
    井:您为了捍卫自由,竟失去了自由。您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中国的前途而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是否觉得活着特别沉重?
    
    刘:我虽然已经不是那个六四时代的热血青年了。可是,我仍然在坚持自己的信念,捍卫自己的立场。我小时候就开始怀疑这个政权,读初中时,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刘愤世”。尽管那时我不知道要反抗什么,但是感到有太多的社会不公,利剑般悬在我、我父母、我家的头上。家庭遭遇让我过早体味了什么叫政治迫害。我倒要感谢共产党,让我早早明白了它所涵藏的死亡气息。即使某一天我被中共政府迫害致死,我在自由天堂也会咬着牙齿瞑目,因为,我曾经用生命反抗过黑暗时代。
    
    井:正如您在文章引用的“对抗是知识分子最感舒服的姿态”?
    
    刘:对。这是中国大陆所有独立知识者都应该践行的。为了我们自己。我今天不怕说一句极端的话:在中共暴政的天空下,从异见人士坐牢与否,可以判断你反抗的强度有多大、多持久。
    
    井:出来后如何面对生活?还会继续从事传媒工作吗?
    
    刘:不是我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这次警方是盯死我了。广东那些有名的媒体我几乎都进去过了。发达的网络传媒,让我虚得大名。恐怕再没有机会从事我热爱的新闻业了,但会继续坚持做独立记录者。假如我能等到民主制度在中国大陆发芽的那一天,我一定会办一份自由独立立场的《自由中国报》。
    
     九
    
    井:最后,我想知道您是否支持台湾独立?您认为西藏问题的突破口在哪里?
    
    刘:西藏问题太复杂,我没深入研究过,不好说。
    
     我在牢狱里,也跟管教辩论过台湾问题。不管承认中华民国与否,台湾事实上具备一个主权国家的所有要件——有独立的外交和军事,有自己的民选总统等等制度框架。大陆盲目地去强调“国土统一论”是毫无意义的。极有可能造成台海真正的分裂。许多人没有看清这一点。武力收复台湾,没有任何道义优势,我们且不去想象日美武力介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就算收回一个焦土岛屿,中共会为无辜死亡在炮火之下的台湾民众负责吗?假如中共有足够的自信,就该向全世界承诺:决不武力攻台,用民主统一台湾。中共在现代文明社会,居然用暴力征服一再威慑台湾人民,从来没有考量台湾人民的真实意愿。根本上是反文明反人民反民主的。我有一个基本观点:独裁向民主宣战,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我们还需要警惕的是:中共极有可能借口收复台湾,转嫁日益迫近的执政危机,以维持“万岁”独裁统治。我赞同台湾的民主模型,尽管还在初步阶段。不管陈水扁如何,他毕竟是台湾民众自己选出来的。这是民主操练必须付出的代价。民主政治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的及时纠错功能,独裁政治则屏蔽这种优势功能。蒋家王朝时代,也有像雷震、李敖、柏杨那样的政治犯,但是,他们一路走过来了。布什总统这次访华,说了一句很中肯很有份量的话:“台湾是未来中国大陆民主政治的范本。”。一语点中了中共的死穴。
    
     不能否认,大陆体制内也有很多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技术精英,但是,他们都被收买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不愿意站出来说真话,推动中国大陆朝民主转向。说一句俗话:屁股决定大脑。中国大陆,第一步需要摧毁的就是言论禁锢,那么,台湾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
    
    井:非常感谢。您要保重身体。
    
    刘:谢谢,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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