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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讲:关于66运动中的“动乱问题”/武振荣
(博讯2006年3月20日)
    _66运动博客讲稿(3)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产生对66运动致命的误解是发现在“否定派”掌权之后,“否定”的调子一旦在定了之后,弹唱此调最有力量的人不是政治家或社会学家,也不是所谓的“理论工作者”或哲学家,而是一批十分有名气的文学家、艺术家或诗人,其中许多人在中外都是挺有影响的,这些人在谈论66运动时,就不是运用这个社会上特有的枯燥无味的理论方式,而运用文学和艺术的方式,其中的许多人并不是谈别人的问题,而是直接地写作他们的遭遇与不幸,如果说他们本来就具有的天才被运用到对自己落魄景况的描写时,艺术的那种为不幸的人哂泪的功能就有可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何况,叫众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去住牛棚、蹲马圈,本身并非虚构。事情还不至于此,当80-90年代中国出现了电视机的普及化时,上述的文学家、艺术家的作品在被三流、四流的电视剧作者们所“再创作”时,出现在电视连续剧中的人物的命运就变成了66运动中的“人民命运”的一个缩影,就这个缩影去理解66运动,对于没有经历过66运动的人来说,这就是他们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的“来源”了。因此我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关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那个《决议》肯定是没有几个人去读的,但是《决议》的“精神”通过大众媒体所提供的廉价的文艺宣传品却操纵了受众。
    
    在上面,我已经说到了,66运动是继辛亥革命、共产党战争之后的又一个中国民主的文本,现在对这个文本所作的诠释也不过是“视听”式的,按理,“视听”式的诠释如果说会出现多元化的现象,那么也许非常正常,只是当所有的诠释者都认为自己是“文革”的受害者时,就具有了众口一词的特征,于是在普通人还没有能力从事对运动的诠释时,一个人民的“解放文本”就变成了“害人的文本”了。我认为66运动是一个“解放文本”这样的看法并不排斥1966年的时间上出现许多的骇人听闻的害人事件,事实上我非但不否认它,而且我认为正是发生了这种制度性迫害人的事件,才加剧了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生存的危机,以至于许多人在运动爆发的前夕都生出了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恰恰是这种感觉在好象要窒息人生的希望的时,人民大造反运动才骤然来临,其势有如李太白诗中所说的“黄河之水天上来!”
    
    我劝在座的各位去读一读《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那一本稿子,在其中,我对于66运动发生前夕的那些害人的运动作了一个真人真事的描写,描写不是开始于1966年,而是从1963年底,在被描写的内容中,14岁年龄上的我也是一位受害者啊,尽管那时我已经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变成了我所在学校中的“共产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我的情况尚且如此,可以设想,那个运动如果继续进行下去其他那些不积极的或者“后进”同学的命运当怎样,不就是可以想象的了吗?在党办红卫兵的阶段,我也害过人,但是不久造反运动的发生就终止了迫害不幸的人的行为,造反的红卫兵的“政治大方向”是“打倒党内当权派”,正是“党内当权派人物为了转移运动的大方向”好使自己“蒙混过关”,才把运动引上了“斗争地、富、反、坏、右”的“邪路”,把这一切同66运动的解放性质联系起来思考,中国其所以爆发了政治大解放运动就不是中国人民“心血来潮”的结果了,米涅在《法国革命史》一书中说:“革命从来不是一种心血来潮的结果,一个民族决不会为了无足轻重的细故闹得天翻地覆”。
    
    
    
    
    66运动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一场伟大的政治运动,因此,我们在研究它时,一定不要把目光仅仅局限在60年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寻找不到66运动的真正价值。正因为我是这样看问题的,所以,我在《66运动论说》一书中已经指出66运动生产的“近代”背景。基于这样的看法,人们在说到20世纪中国“社会大动乱”的时候,应该是指1911-1949年,还是1966-1976年,不就是非常明显的了吗?说蒋介石毛泽东林彪、邓小平这些人生长在“社会大动乱”时代,成长在“社会大动乱”,并且是“社会大动乱”时代的“英雄人物”——这样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你说象我这样的一代红卫兵生长在“社会大动乱”之中不就是有一些不妥的吗?
    
    就上面的情况来说,毛在1967年所谓的“视察大江南北”时,坚决反对把发生和出现于全国的自治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说成是“天下大乱”,认为这是一场“革命”,对它作出了“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判断的确是有价值的。这样作的结果是,毛虽然是在主观上为他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辩护,但是当这个运动在已经完全地转化为人民运动的时候,他事实上就为人民运动作了辩护;在辩护中,毛把人民运动说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虽然与事实不符合,但是被辩护的东西却不会因此而失去价值。在这里,我认为毛的辩护是“正确”的,但是却决不能够说它是“科学”的,其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民运动在已经变成了民主与自由的运动时就可以接受任何人以任何形式、以任何理由所作的任何辩护,而不论这种辩护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当然毛的辩护也就包括在内了;说它是不“科学”的在于,人民运动已经充分地表现出了多元化特征和特性时,他对之做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元化”解释就是文不对题。
    
    也许因为毛对形势的判断不是“科学”(左毛派认为是“科学”)的,所以这种判断的“正确”性就不能够被他坚持到底,事实上也是这样,到年底,上海《文汇报》(这是左毛派的一个主要的舆论工具)在刊登出了《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的文章时,就已经完全地表明毛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这个时候又被他批之为“资产阶级派性作怪”的运动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派”也同时地变成了“被资产阶级派性”“这条大毒蛇”“缠住身”的人了。从此之后,毛在没完没了的文化大革命中就是一直在反对他曾经对之做过辩护的东西,可见,毛事实上为他的这一种“判断”付出了代价。问题是如果我们要“研究”文化大革命,而不是要“宣传”它的被定义了的意义的话,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其中的任何一项价值,哪怕这一项价值是微乎其微的。
    
    进一步的研究就会发现,在毛文化大革命现象的有关“乱”的看法上的确维系着一种价值,这就是说他至少在许多人认为是“天下大乱”的事情上他看出了一种价值,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毛的看法本身就是价值,而是它可以接受价值的解读,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可以谈得上是“研究”它,否则,我们是把它当成了一个在研究过程中用不着怀疑的事实来叙述的话,那样我们怎么可以称得起是研究呢?
    
    我虽然反对把66运动当成胡耀邦所说的“浩劫”,邓小平所说的“动乱”,但是我的这一看法如果说站在“学术意义”上分析的话,却并不想否定66运动中广泛存在的“乱”的因素,这就是说,当有人要用“动乱”来叙述运动意义的话,我倒是愿意思考其间的问题的。其所以有了这样的看法,并不是因为我读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以下简称《剑桥史》),因为书中有“中国在动乱”中的叙述题目,就顺从了权威,而承认66运动就是一场“动乱”,不,不是这样的,在研究66运动时,我如果真的服从权威,就不会有《绝妙的戏》和《66运动论说》的东西写作,因此,我在阅读《剑桥史》这样的严肃的著作时,发现所谓“中国在动乱”中的描写与论述是指运动的“现象”和“过程”,而非是“性质”,就现象上看,它的确是混乱的,没有秩序的,看不到任何的人为的“设计”的东西的存在,所有运动中的事情都好象是在人的“设计”和“掌握”之外进行的,说它是“乱象”一点都不假,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却表明1966年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机会、充满了变化的年份,而这样的变化在平常的时间和平常的年代里是不可能发生的——就这意义你去理解一个专制的已经“武装到牙齿”的社会忽然间发生了一场民主、自由的运动,没有这个“乱”的“现象”的发生和没有一个“乱”的“过程”的出现就完全地不可能了。
    
    这样一说,我不反对别人给66运动套上一个“乱”字,倒是乐意来解释这个“乱”字的意义,我在没有说出我的全部观点时,可以说这样的话,就是在专制的政治中,一旦出现了66运动式的“乱象”,那么,肯定就等于发生了“动乱”,但是在民主的政治中,如果出现或者说发生了如66运动那样的“乱象”,那么这恰恰是民主政治和民主生活中的最正常、最基本的事情。就这样的观点去理解问题,邓小平把1966年运动和1989年运动都看成是“社会动乱”不是没有理由的,而与之相反的看法,认为这两场运动都是“民主”的,也不是说没有道理。因此,谁在这里取一个什么看法的问题事实上关乎着对同一个问题的专制与民主的两种判断和两种看法。所以站在正常的观点上,专制大家毛泽东,对于66运动的“革命式”看法才被我评论为“精神出偏”。
    
    民主政治同专制政治相对比,总是一种套着“乱”的图像的政治,因此从消极的意义上定义民主政治,可以说它是一种与“动乱”有着内在关系的政治,所以即使人们对民主政治作出了“动乱型政治”的说明,我也是同意的。情况正如我在此前所写的文章中说的,民主总有一些“险峻的意义”需要我们抓住,而在今天,我们在发展中国民主的时候,就需要努力去扑捉那些“险峻的意义”。就普通人的看法而言,有人提出了“民主止乱论”(如1989年),何尝没有道理,只是当这样的道理再需要推进一步时,就会有一个深层的道理显示出来:民主必须允许出现动乱,于之相应的是动乱在被看成在一种秩序时,民主就最后地安顿下来了。仅仅抓住这一点,我认为中国人现在对民主的看法还停留在表面意义上,对于我所说的民主的“深层意义”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发掘。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在说到66运动的时候,就可以接受“动乱说”了。1966年的中国到处都不“安定”,人民也很不“团结”,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才有了民主,有了自由;反之,在毛泽东的“安定团结”的呼吁下,当社会恢复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时,民主、自由也就失去了……诸位:这就是1966年我们中国人民的“经验与教训”。若不是这样的话,试问:1966年已经“上”了中国人民之“手”的民主、自由怎样给丢掉了呢?
    
    民主政治不仅仅允许动乱,而且要周期性的“创造”动乱,从而为每一次动乱不至于损害民主体制而提供政治上的保障。民主政治不是要排除政治上的“乱”,而是要把它制度化和秩序化。因此民主政治,与其说是在“治”中展开,不如说在“乱”中被推进。我个人的猜测是这样,在66运动中,毛对民主的这个意义似乎有着某种程度上的领悟,他一再告诉人们:“不要怕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乱”有周期,“7、8年来一次”所有类似的话好象触及了这个意思,因此我在《无奈楼论毛》的书稿中,提出了毛在1966年“打了个民主的擦边球”的观点。1989年的赵紫阳,也几乎要打这个民主的“擦边球”,但是他因为对毛的66“擦边球”的“否定”,而失去了从毛那里获得“经验”的机会,所以他惨败得一塌糊涂!朋友们,1989年的赵紫阳,如果他象毛泽东那样的不怕乱,写了一张《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跑到广场上同手提喇叭高喊“凡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情况会怎样?你们大家想象!可是呢?他不是这样,他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亏的人根本就不敢这样做,“怕字当头”,不敢碰邓小平的权威,跑到广场上,“哭丧着脸”(邓小平语)劝学生不要饿死自己,并且说他“无所谓”了——这样的人,能不失败吗?
    
    1966年8月,当造反的学生运动在可以“打乱”共产党社会的政治秩序时,共产党上层就想着要镇压,但是“革命”的毛却没有这么看,他对“乱”做了一个“我看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的民主解释,并且坚决的反对镇压,在他的权威的支配下,发出了“两条著名的通令”:1966年8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联合下发了《绝对不允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和8月22日公安部发出的《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通令,是这两个“令”保护了运动,而1989年的赵紫阳身为党中央总书记兼军委副主席却不敢对军队发一句话,这样的的人在政治上的失败,就好象是命中注定的。其实造成这一切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也还是在于赵紫阳的思想深处隐藏着一幅动乱的图像,而它有又来源于他对于66运动的回忆。
    
    辩证的意思在这里可以表述如下:一个社会一旦允许“乱”,那么这个社会中所有可能发生的“乱”就很少会危机到社会本身;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因为“怕乱”而不允许“乱”,那么社会必然会在“乱”中解体。就民主的政治就功能来看,它其所以是人类现有制度中最具有“长治久安”的性质,就在于它把“乱”本身也转变成为一种秩序,形成了一种“乱而不乱”的政治。66运动初期,许多反对运动的人都是以“乱”为口实,对运动横加指责,说运动会导致“天下大乱”,如果说运动的成功产生和打破了这种观念的话,那么在运动失败、右毛派人物掌权的情况下,它又复活了,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民主政治是一种赋人权于人的政治,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是享有人权的人则不是中庸意义上的人,这一点就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的。譬如,一个享有言论自由的人,梢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便沉不住气,必然要站出来说话,不仅是说,还要把所说的话,写在纸上,发表出去,以造成声势,进一步,他还想把同自己一个鼻孔出气的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意见,如果他们认为这样的意见没有受到社会的重视,那么也仅仅是为了这个,他们就可以采取游行、示威、罢工、罢课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于是,社会就出现了在专制政治中从来也没有过的“乱象”——66时期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正常的专制秩序被“打烂”这一点而言,的确是出现了一个“乱象”,但是就运动被数以千万记的人民自治组织“操纵”着一事来看,它又是高度组织化的。对于这些现象,你说它“乱”,的确“乱”,街上有游行、示威的人,政府门前集合着要“炮打”当权派的队伍,就是造反派也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几大派,互相攻讦,“打派性战”,但是,我告诉你,在这样的现象中毛都看出了价值,你却连价值的影子都没有看着,不就是很可惜的吗?在这里我退上一步讲,如果民主政治没有上述的“乱象”套在其上,那么,它就不是民主的了。民主政治的本义不是要“造就”上述的“乱象”,而是民主政治运做的过程中必然地要出现上述“乱象”,于是,民主的一个深层的价值——它只有在“动乱”中才能够保持自己的“青春”——就需要我们思考了。
    
    如果我们在坐的各位对民主的古典理论素有研究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对法国神甫马布利在分析17世纪英国革命时所说的话有着高度的理解。针对那时的人们认为英国革命是一种“动乱”的问题,他却说英国人从“动乱”中“得到”了“许多好处”,其中“自由”和“爱国主义,是这种动乱的产物”。基于同样的道理,他反对“安静”,明确指出:“凡是能够理解人心的人,都不主张安静,因为安静可以使公民麻木不仁,并必然会导致法律的废止。”他以罗马的例子说:“如果那时的人民甘愿安静,不久就会被贵族奴役,而我们现在也就不会知道罗马人这个名称了。相反地,由于他们不断争吵,引起公民之间展开竞赛才使政府达到高度的完善。”正因为马布利在有关公民权利的研究中,发现了斗争主义的线索,因此,即使这种斗争不幸转化为“内战”,马布利也不后退,他甚至公然主张:“内战有时是伟大的福利”(《马布利选集》汉译本第126-128页)。
    
    在66运动爆发前,每一个人好象都意识到中国要发生“动乱”,但是伟大的人民运动在发动起来之后,亿万人民用“革命”解释了“动乱”,于是在中国的数千年的文化和精神上就出现了一次伟大的“革命现象”,而这种现象在我们今天的解读中,它不是民主又是什么呢?但是遗憾的是,运动消解后,人民就远离了这种正确的解释,在毛的“安定、团结”的要求下和继之而来的邓小平的反对“社会大动乱”的说教中,就变得日益的“麻木不仁”了。在66运动中,人民是那样的伟大,那样的精神焕发,那样地富有热情,而在今天,在“否定”了66运动后,人民变得如此“麻木不仁”、如此萎靡不振和如此小心谨慎,这其间的问题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难怪美国已故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惊人性”和“规模、影响与复杂性”,“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值得世世代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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