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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不惧严寒的广场集会——往事如昨
(博讯2006年3月16日)
    牟传珩更多文章请看牟传珩专栏
    1980年秋去冬来,中国滨海岛城虽已雪花飘飘,但民主运动却如火如荼。山东第一个公开参与社会活动的民间持不同政见组织——《民主志友学社》的朋友们同心协力,十分团结,除把《民主志友论坛》刊物办的红红火火,更重视以组织名义走向社会。正在此时,北大学生方觉将他们起草好的《出版法(草案)》邮寄给我,希望我们代为广泛签名。方觉来信说:
     (博讯 boxun.com)

    鲁基(我的笔名)同志:
    
    你好。上次给你的信,收到了吧?
    
    《出版法(草案)》已写好,正着手在校内校外征集签名。给你们寄上几份。
    
    一、请在山东代为宣传,并代为征集签名;二、如果你们同意这个《草案》,也请签名。
    
    我们还准备给全国其他民刊寄去这个《草案》。我手头有一些过去的民刊的通信地址,但一年多来情况变化较大,所以请你把现在仍有活动的民刊的通信地址寄来。
    
    那两篇评论和分析北大竞选的文章,正在抓紧时间准备。
    
    祝好!
    
    方觉
    
    80 . 12 . 12
    
    请尽快寄来民刊通信地址
    
    
    
    我接到《出版法(草案)》后,先是寄了一份给济南的周国柱代为在山东师范学院校内征集签名,接着便召集全体社员,专题开会研究采取什么方案更有利于扩大影响,推动民运。会上大家积极性很高,提出许多方案。我当时主张第一次搞这种活动应稳妥一些,力求成功,勿搞恼了当局,可先采取张贴、分发《出版法(草案)》,设点咨询答疑的方式进行。但大崑等朋友们主张场面大一些,要组织集会,出面演讲。我见大家热情可贵,便表示尊重大家的意见。但强调一定要找一处不影响交通、市容、营业等各种可为当局提供干涉理由的场所,并要维护好秩序,严防有人捣乱。后经大家反复协商确定,在中山公园汇泉广场主席台下进行,时间定为1981 年元旦午后1 点,演讲人是李协麟和邢大崑。但后来李协麟因工作抽不开身,改为邢大崑一人主讲。大家为此印制了许多公告,以“民主志友学社”的名义,向市民说明召集集会的时间、地点、原因、目的和要求,呼吁市民勇跃参加。公告制好后,学社成员为此提前10 天,划分线路,分头广泛张贴。
    
    事后几天,大崑听维邦说他不赞成集会,且形势有些紧张,突然找我商议,提出集会演讲不妥,希望按我原先的意见办。尽管最初我不主张集会演讲,但当时公告已广泛贴出,必须对公民负责,对自已的声誉负责,否则学社便很难再开展工作了。但我不想以个人意见草率决定,希望能形成集体决议。为此,在我寿光路五楼小小单人宿舍中,召开了一次紧急理事会,会上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大家分析了利弊关系后,一致赞同我的意见。大崑思想也通了。会议的结果是,仍按公告办。
    
    1980 年最后一天,学社各项筹备工作就绪,傍晚便开了“迎新年茶话会”。会上邢大崑代表学社理事会对前段工作做了小结,我则作了《我们今后工作的面向与原则》的专题发言,并作为内部材料印发给了大家,这一材料至今还在。我是这样开头的:
    
    同志们、朋友们:
    
    八十年代的又一春,将在一个人民觉醒的子夜中渡过。一场新的创造性的时代大变革,将在子夜的风寒中拉开序幕——八一年向我们张开了粗犷的臂膀,拥抱吧——时代的骄子们!
    
    我想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在这一年即将过去的时刻,心情是不会平静的。因为大家都是立志献身时代改革的正义青年,谁能不在此时此刻回想到在这一年里为社会,为时代,为我们共同生活方式的这个祖国,献出了些什么?是高贵的,还是卑贱的?占我们整个生命的几份之几,你是一个时代的改革者吗?那就不会不在这新的一年即将来临的时刻,扪心自问:社会需要什么?是华堂的仪表?空洞的语言?还是诚实的心和鲜红的血?
    
    各位朋友们:刚才邢大崑同志做了前一段工作的小结,这里我着重谈一下我们今后工作的面向和活动原则问题 -------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谈了面向社会、面向大众、深入民主理论研究的工作面向和公开、理性、遵守秩序的活动原则。茶话会上,还重点讨论了元旦集会。为防变故,大家决定:所有社员元月一号中午12 、30 分,在到会场的前一车站会面,以便汇总信息,根据最新情况,采取应变措施;集会完毕,再到中山公园牡丹亭汇合,总结经验。
    
    说来也巧,那天夜里老天突然翻了脸,西风突起,寒气逼人,灰蒙蒙的天空,乌云滚滚,新年凌晨刚至,我便被一阵急促的叩门声惊醒。我顿感有变,急忙披衣开门,只见邢大崑神色紧张地闯了进来,说青岛公安当局连夜传讯了他,并找了他的父母;还警告他,元旦谁去集会抓谁,威胁他不得外出。他问我怎么办?我沉思了一下,意识到警方的目的明显是要破坏集会,心想一场严峻的斗争是不可避免了。于是我让大崑先回家休息,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我决定明天由我一人出面。
    
    当时,我对当局可能采取的行动也把握不准,但为了学社在社会上的声誉,更基于争取民主人权理念总是要付出一点代价的考虑,我必须圆下这一局。送走大崑后,我看了看表,零点多一点。此刻我再也无法入睡,开始考虑登台演讲的内容。我思索了一阵,约有凌晨4 点左右,刚有睡意,又被一阵叩门声惊醒,开门一看,是学社骨干成员张霄旭。
    
    霄旭粗眉大眼,中等身材,眸子里闪动着热情与执着的光芒,是一位空军干部子弟 。公安当局当天告其父母,明天要抓人,其父为此乘飞机紧急从外地飞回,对霄旭进行严厉看管。其母为防他第二天外出,当夜把他锁在家中。霄旭那时正上技校,他竟深更半夜,趁家人睡熟之际,背起书包,跳窗而出,远从市郊,顶着刺骨的寒风,摸黑步行了几十里路,来到我的宿舍,已疲惫不堪,脸冻得发青。我看了十分痛心。他当时仅十八九岁,为了自己的信念,竞不顾公安当局的威胁和父母的压力,毅然投向大家的怀抱。他当时并未考虑学业、家庭和个人安危,而是担心大家的安全和学社的活动能否顺利进行。我真想抱他痛哭一场,但没有。他此刻把我看作主心骨,他希望我是可以信赖的人,能坚定而从容地面对一切变故,带他向前闯。此刻我很理解他,就像理解我自已。我给他倒了杯水,平静地告诉他,大崑也来过,信息相互印证了,我已想好了应急方案。我鼓励他振作精神,继续学业;嘱咐他上午就在我那里温习功课,集会时不要出面,以保证下午安全回到家中。同时我叮咛他中午12 点30 分学社成员在会场前一站汇合时,转告大家谁也不要出头,由我一人主持活动,以保存实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随后,我连续给烟台的母亲写了三封信,交给霄旭说,如果我被捕,半个月发一封,让年迈的老母亲放心我还安全。天还未亮,我就整理出一堆材料,转移至王钦德处。此时,我已做好了被捕前的一切准备。天刚亮,我便返回宿舍,发现楼下有四五辆公安摩托车,气氛十分严峻。约计上午10 时左右,我深情地望着霄旭,拍了拍他的肩头,与他分手,反复叮咛他当心,仿佛将是一次永久的诀别。
    
    1981 年元旦,寒冷异常,天空阴森,散落着稀零的小雪,呼啸的西风常常把自行车一片片刮倒。约计12 时30 分,我穿着母亲亲手为我缝制的便服棉袄和外罩,来到集会地点——汇泉广场边角上的一个小饭馆,在一处可以观察广场情况的小窗前坐下,要了两碗馄饨,随吃随探视广场动静。开始时我发现仅有不多一些人在走动,凭我常与对手打交道的经验判定,其中不少是便衣。过了一会,人渐渐多了起来,三人一簇,五人一帮在窃窃私语。我喝了点白水来到广场,然后看了看表,还差10 分1 点。人流开始躁动起来,许多人在议论:快到点了,为什么没有动静?是不是坑人?
    
    这时人流中有人在驱赶人群说:哪有什么演讲,是神经病,快走吧!
    
    但人们依然相互对望,在困惑中不肯离去。
    
    我看着表,正值1 点时,猛然挤上高高的主席台,振臂一呼:公民们!
    
    台下顿时哑雀无声,一起惊异地望着我。我看了看人群,放开嗓子说:公民们,正值八十年代的一个新春到来之际,迎面却向我们扑来一股寒流。本来这次集会演讲由青岛民主志友学社负责人邢大崑主持,气氛可搞得更热烈些,但昨晚公安当局却传讯了他,不准他外出,并扬言谁参加集会抓谁……
    
    凭什么抓人?
    
    控告他们去!
    
    我们上市政府!
    
    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呼声雷动,群情激奋。我尽量保持冷静、克制,稳住局面,防止混乱,以确保征集签名任务完成。为此我将话题转向集会目的和签名的意义上来。这时,会场上有人口袋里传出“东方红”歌曲声,大家高喊“便衣”,于是会场上爆发出“抓特务”的怒吼,吓的那个人撒腿就跑,紧接着群众又一阵呐喊,气氛达到高潮。这时,只见张霄旭再也按捺不住激动,一个箭步跳到讲台上,一把一把地散发着事先印制好介绍出版法的小报,大家纷纷争抢,会场顿时乱了起来。此时,学社许多成员纷纷出面疏导,维持秩序,大家又静了下来。紧接着我便大谈了中共“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都因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保障,导致的灾难性历史,呼吁大家踊跃签名。于是会议进入了主要议程,群众相互留地址、签名,成功地完成了这次集会任务。中共建制后,青岛市第一次由政治反对派组织独立召集的公民大会,在政府广场上堂而皇之地举行,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史谱写了壮丽的一页。而学社的所有成员,都是这一活动的导演者、组织者和参加者;还有其他民运朋友,如姜福桢、龚义、金永涛等,也是它的积极参加者和见证者。龚义、姜福桢还为此写了专题报道。现在看来,这已成为一起民运活动迎难而让的成功范例,信笔写来,轻松自如。但当时有谁怀疑公安当局不会当场抓人;如遭到群众抵抗,也许会酿成一起青岛的“天安门事件”。青岛公安当局正是看到会场上群情激奋的场面,才未敢轻易动手。
    
    的确,那天当集会的使命顺利完成,我手中已经握有一串长长的签名时,群众仍不肯离去。许多人担心我会被当局暗算,始终跟随着我,要护送我回家。我们一直走了很远。后来在我反复劝说之下,他们才一一散去。我摆脱群众簇拥后,大家按预先约定,在中山公园牡丹亭会合,总结经验,预测未来,深感更严峻的形势还在后面。这一活动,如同逆水行舟,是在硬顶着公安当局的重重压力与威胁下取得成功的,因而也大大鼓舞了社员的士气。
    
    当晚,我正庆幸自己竟意外地从充满风险的自由之路上,又平安回到宿舍。我兴奋之余,觉得很累、很乏,全身松懈,正想好好休息一下。不料张霄旭携同其母,满脸忧郁地来到我处。原来,霄旭当晚离家出走后,其父母即派霄旭的弟妹到广场查看,因此霄旭在广场的表现,更令其父母愤怒,便强行要与霄旭到我宿舍,当着其母亲的面,表示今后退出学社。由此可见,学社成员是在当局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为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在自由之路上挣扎前行的。这种来自家庭的压力,更令大家难以抵御。当时霄旭一面向我表示退出学社,一面向我示眼色。我内心阵阵酸楚,但十分理解霄旭,也理解他母亲。
    
    我对霄旭母亲说:我也有老母,也很担心我,我理解做母亲的心情。学社成员来去自由,不必得到谁的批准。
    
    两天后,我接到霄旭一封非常感人的信。他在信中诉说了当局给家庭造成的压力和难以割舍的亲情,但他坚定地表示,他永远与大家在一起。我看完他的信,热泪盈眶。他的坚定与执着,令我肃然起敬;他的“忠孝难两全”的心境;令我仰面浩叹!这封信我一直珍藏至今,每每读来,令人潸然泪下。霄旭的信如下:
    
    传珩:
    
    请你相信我绝不会放弃对我们的事业的追求。前天集会回家后,我母亲不给我饭吃,放声大哭,她叫我弟弟去集会地点去看我了,事情她知道了,她痛骂我是狼心狗肺,给她丢尽了脸,甚至要痛不欲生了,非要叫我写书同她断绝关系并把我赶出来不可。无奈,我只好佯说再也不参加组织了,我流着泪求我母亲才劝住了她。我并不怕被赶出家门,但在这我们刚起来干的时候,知识很浅薄,能力很弱的时候,若是被赶到城阳去,我就更难以学习和为我们组织工作了,更况且在我母亲痛不欲生的时候,我也只有劝住她的坏念头,对于她这个从解放前的一个童工到解放后受党培养,上了学,当了干部,现在家境又很好,对党有着绝对听从的感情的人,当厂组织和公安局向她指出她的儿子是参加了一个对着党来的组织的时候,可以想象,她对我的斗争要求是没有一毫让步的,为了家庭,为了我能比较安心地在我们的组织中成长,今后我只能转入密秘活动了,很多会议我恐怕不能参加了。同我母亲去你那里,是在我母亲的强硬逼迫下而去的,那是一场假剧,我只好认了这蒙骗母亲之罪了。我是和你们,和我们的事业站在一起的,等有一天,民主运动的高潮,革命的关键时刻,不要说是被家里赶出来,就是进公安局,我也会毫不吝啬地站出来的。现在请允许我密秘地活动吧,不要相信昨天那场假剧吧。
    
    你给你家的第一封信我已发出去了。
    
    另外,昨天早晨我母亲去过你单位,可能是去了解你的情况,很难说,她只从一句话里露出此事,不知你现在如何,在我这里的东西需要拿回去的话,你就让海东转达吧。
    
    暂且谈这些。
    
    霄旭
    
    一九八一年一月三日
    
    
    
    9 年后,宵旭果然践行了自己的诺言。1989 年“6 、 4 ” 血案时期,宵旭不顾个人危险,率先挺身而出,在政府大楼门前的集会上,振臂高呼,慷慨激昂地发表谴责政府向学生开枪的演讲,被重判15 年。共产党人当年也说在追求民主,追求正义,可取得政权后,就对这样一些继续追求民主、正义的赤诚青年,赶尽杀绝?令世界震惊。
    
     (《自由圣火》连载)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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