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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不能说”的“改革” /黎阳
(博讯2006年3月16日)
    
    张维迎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说;“许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改革者常常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甚至关掉灯摸着黑往前开”。
     (博讯 boxun.com)

    这可真不太象张维迎的风格。人们早就见惯了张大教授从来一开口就是一股牛津牛气直冲人脑门子:“我不与无耻的人辩论”、“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应该迎合任何人”、“讲策略不是学者的事”、“大众不应该用评价政客的标准评价学者”、“必须防止‘多数人的暴政’”…… 想不到从来一副“我是‘精英’我怕谁”架势的张大教授居然也有吞吞吐吐的时候,居然还知道有“能做不能说”的“改革”。这就有点令人好奇:什么天机如此紧要,居
    然能让从头牛到尾张大牛人也学会了“能做不能说”?
    
    真该感谢美国最大的亲台湾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跑来指点迷津。该报2006年3月10日的一篇社论一语道破了张维迎等“精英”们“能做不能说”的“改革”天机。现摘录要点如下:
    
    《世界日报》社论。题目:“建立和谐社会 党不应该大于法”(2006年3月10日)
    
    ——“应该充分重视体制外的呼声,而体制外的呼声有时侯正与体制内的呼声互为呼应,形成观察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指标。”
    
    ——“在这一波体制外的呼声中,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最为重要。他上书全国人大,呼吁人大代表行使‘修改宪法’的权力,公开讨论修宪问题,废除宪法中有关‘共产党领导’的条文,终止共产党凌驾一切之上的绝对权力,这样才能推行民主化政治化的改革,才能解决中国改革开放中存在的所有问题。”
    
    ——“中共应该倾听孙教授的意见,倾听体制内外的专家民众呼声,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大规模修宪,包括是否将共产党领导的条文废除,也应该公开讨论,这对中国的发展前途来说,是有利的。”
    
    ——“在这次两会前,左派回潮相当明显。准备了近十年的‘物权法’被一个北大教授的上书质疑就遭遇搁置,因为他从护宪的角度提出‘姓资姓社’的问题;而XXX重要智囊郑必坚写了一篇文章探讨共产党在新世纪的走向,就被左派点名质疑,其理由竟然说郑的说法违反了宪法。由此可见,中共党内的左派们反对改革开放找到了新的立足点,对XX形成了严重的挑战。”
    
    ——“为了确保改革不走回头路,确保中国崛起的大好形势,确保海内外对中国发展的长期信心,北京应该有决心讨论修宪的问题,并可以从内部先做起。”
    
    ——“XXX时代已经不同于邓小平时代,无法再靠一个人的威信将‘姓资姓社’这样涉及到国家体制根本的大问题‘搁置五十年’不讨论。”
    
    ——“经济学家吴敬琏就在会议分组讨论中明确指出,真正的市场经济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分界线就是公平独立的法治,宪法保护私有财产。农村问题的症结就是土地私有制没有落实,政府官员可以从农民手中获取土地,形成腐败。”
    
    ——“只要共产党凌驾在法律之上,就没有办法建立真正独立的法制社会,而民众在维护自己利益的时候,也不可能相信和依赖法律的保护,最后只能采取抗争甚至暴力抗争的手段,导致社会稳定的消失殆尽,这才是共产党执政面临的真正危机。”
    
    ——“左派们要求中国置身在全球化之外,并以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来否定改革本身,其最大的意图就是维护共产党一党独大,不受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束缚,也不受国内法律的制衡,回到毛泽东‘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时代,那才是是中国发展的死路。”
    
    ——“为了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北京应该考虑修宪。”
    
    《世界日报》的社论实在可爱。可爱就可爱在坦白得肆无忌惮,赤裸裸不加任何掩饰要求共产党下台。如果没有这番不打自招,人们对“精英”们彼此会意、心照不宣、“能做不能说”的真正的“改革”目标只能猜测判断,却不那么容易让全社会信服。即使费了半天劲分析论证,也很容易被“精英”们赖掉,而且还反咬一口说你制造冤案。
    
    巩献田教授说《物权法》(草案)违宪,“精英”们一哄而起群起而攻。但攻来攻去除了人身攻击外就是喋喋不休“证明”《物权法》(草案)没有违宪。也就是说,大多数“精英”们只敢歪曲宪法的条文,还没胆子直接挑战宪法。倒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钟凯敢于赤膊上阵直接叫板宪法:“即使承认《草案》在形式上违反了宪法12条,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违宪’也有良性和恶性之分。……即使形式上违反了现行宪法的规定,也是可以容忍的。在宪法理论上
    就有关于守成型宪法和过渡型宪法之分,只有充分启动了人民制宪权的宪法,才禁止任何形式的违反,在过渡型的宪法中,人民的制宪权尚未充分行使,按照人民意愿突破现有框架,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钟凯的可爱的坦白性多少有点折扣。他敢主张“良性违宪”;敢主张“形式上班违反了现行宪法的规定” “可以容忍”;敢宣布“人民的制宪权尚未充分行使”;敢主张“按照人民意愿突破现有框架”,但还不敢直截了当主张修宪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让共产党下台。而其他“精英”就更不用说了,只敢翻来覆去闪烁其辞曰改革之所以有种种弊端,是因为需要“政治改革”,需要“限制政府权力”,不能让“政府掌握资源太多”等等,总之是点到即止,惟恐让“局外人”当真看明白抓住话把。
    
    《世界日报》的社论则没有这许多顾忌,直截了当宣布所谓“政治改革”就是要让共产党下台。头一步是彻底修宪,取消共产党领导这一条。社论把张五常、吴敬琏、张维迎等“精英”的市场产权理论跟政治的关系一古脑端了出来:没有私有制就没有市场经济——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全面私有化——要全面私有化就必须立法保护私有制——要保护私有制就必须“同等保护”、“主体平等”——
    要产权平等就必须政治平等——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建立公平独立的法治,宪法保护私有财产——要公平独立的法治就不能允许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必须修改宪法,取消共产党领导这一条——最终结果:共产党下台。这才是“精英”们完整的“改革路线图”。但国内的“精英”们从来只说前半拉“基础理论”部分,只“论证”到必须“政治改革”便赶紧打住,真正的最终结论——“取消共产党领导”这一“政治改革”的画龙点睛之笔那是绝对“能做不能说”的。“精英”们心中很有数:只要把前边基础打好,到时候自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谁知如此天大机密居然让《世界日报》的一群笨蛋在社论里给捅漏了,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只做不说”“打左灯向右转”将会有什么样的“最终结果”?
    
    情况一:把你引到万丈悬崖边,然后说:看,多么蓝的天。走过去,你就可以溶化在那蓝天里了。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明白吗?快,去吧!快,快走啊……
    
    情况二:和蔼可亲的“精英”们告诉“弱势群体”,将“重新安置”你们,“为每一个人,寻找一个合适的工作”。然后把人们引到一个坐落于绿草鲜花环绕的美丽环境中,在制服整洁年青美貌的姑娘揍起的欢快轻音乐的伴揍中进入一个注明“浴室更衣室”的建筑,让大家脱掉衣服,整齐地迭好放好,然后发给每人一块肥皂,让毫不怀疑的人们列队进入“浴室”淋浴。等大门一关,毒气进入,这时人们才明白这一切都是骗局。“精英”们的真正的目的是消灭“弱势群体”这样的“劣等人类”。而其真正的嘴脸目的只有当受害者被骗入了“改革成功”的毒气室、再也没有任何反抗机会时才会让你知道。在此之前一定要将欺骗进行到底。
    
    当然,这一切都是比喻性的虚构。但问题的本质是一样的:走向深渊,走向死亡。“打左灯向右转”的“精英”其实就是现代版的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死亡特别工作队”,同样是千方百计花言巧语欺骗自己的同胞安安静静走向死亡。为什么这样说?道理很简单:把共产党赶下台,之后呢?“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中国人早已忘了遍地匪患的日子是什么滋味,当然更想不起来这要归功于毛泽东。现在“精英”们准备通过打倒共产党来请中国人再品尝品尝“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日子的滋味,领教领教“国破山河在”、“大卸八块”的感受。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改革最终目的”,所以绝对需要“只做不说”,连张维迎这样的牛津牛人也能学会这“江湖规矩”。
    
    《世界日报》的社论比改革派还改革派,是超改革派:“建立和谐社会,党不应该大于法” 、“为了确保改革不走回头路,确保中国崛起的大好形势,确保海内外对中国发展的长期信心,北京应该有决心讨论修宪的问题,并可以从内部先做起”、“中共应该倾听孙教授的意见,倾听体制内外的专家民众呼声,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大规模修宪,包括是否将共产党领导的条文废除”、“只要共产党凌驾在法律之上,就没有办法建立真正独立的法制社会”……如此“积极”的“改革”是否也“不能动摇”?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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