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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运动博客讲稿2:应当怎样观察和研究66运动?/武振荣
(博讯2006年3月13日)
    ——66运动博客讲稿(2)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面对一座山,我们坐在飞机上看它是一种模样,走在地上看它又是一种样子,站在百里之外看是一个样子,站在百米之内看又是一个样子,舍去观察时的空间不说,在观察它时,人们用不同的目光就可以得看到不同的现象,譬如你若是画家,是旅游者,你看它,发现的是美,你是植物学家,你看它就是另外的样子,你是一个地质学家,你的观察点肯定有所改变,你看到你眼睛的就是一座矿山,而不是一幅山水画或者植物画,其实,我们把66运动当当成一种“事物”我们对它的观察也同上面的情况一样,站在不同的观察点上,用不同的方式是可以发现不同的问题的。
    
    因此,把66运动比作一坐矿山,远处看去,它的外景好象是毛泽东式的,那是一片红色,如毛在一首词中所言“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但是走近一看,它的颜色就发生了变化,变成了青色或者绿色,不仅如此,从远处看到的一片树林中的树木,在近处瞧,也是千奇百怪,各有姿态的,更不用说透过覆盖全山的植被,你去发掘它的宝藏,那里面的确埋藏着金矿(自由)和银矿(民主),是我们民族真正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笔“精神财富”。
    可惜的是,这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在遭人践踏,念起这一点,鄙人才不甚寒心,每于夜深人静之时,翻阅我为66运动所写作的那一叠厚厚的书稿,免不了生出切肤之痛,有的时候,简直可以说是腐心彻齿,顿足捶胸!
    
    作学问肯定是容许做假设的,那么我作如下的假设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为了使诸位能够比较容易地理解我所讲的内容,我假设我自己在1968年2月离开了中国而移居到法国,在法国我把我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经历(详见《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讲给法国的中学生们听,我讲我如何“炮打”兴平县委,讲我如何组织了“小南大队贫下中农造反团”,如何组织了“于阡中学中学生造反司令部”,并讲解我们如何给国家主席刘少奇写大字报,如何组织游行、示威,如何就不同观点开展辩论并且进行斗争……等等,法国的朋友们就会非常容易地把我所讲解的故事,组织在同年在法国发生的“5月风暴”中去,若是这样的话,我就会看出自由这种事情怎样地超越民族、文化的界限而为人类所理解,可惜情况不是这样,在1968年2月,我并没有出国去了法国,而是走进了解放军营房当了兵,因此向国外人讲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的事情就历史地落在了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身上了,由他们这些人所讲的文化大革命的故事不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歪嘴和尚念错了经”吗?
    
    1969年4月1日,由林彪“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所作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政治报告,是国外人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最权威的消息来源,如果说这个消息的来源随着林彪的变“坏”而失去了价值的话,那么,在其后所有从官方渠道流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消息无不是外国人厌恶的东西就用不着我论述的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外国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消息来源又增加了一个渠道,许多移居到国外的当过红卫兵的人物在国外所写作的有关传记、杂文、笔记又成为“宝贝”。这类的东西虽然我看的不多,但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些也听说过或者也读过,只是我对之没有产生过更高的评价,由这些人最先讲出的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后来由邓小平以同样的方式通过官方的渠道给讲了出来,于是就出现了“异曲同工之妙”的现象,由他们讲出来的文化大革命故事中的红卫兵造反派简直是青面獠牙,他们歪戴着帽子,横着走路,语言污秽,甚至随地大小便……。诸位,我的看法是这样,在那样大的一个运动中,如果你仅仅倾听来自受害者方面的报告,而对之怎样受害的事情又缺乏分析,便匆忙地下结论,那么人类认识自己的行为的事情就成为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了,事实上在人类最难认识的那些事情上,人类自身的行为也是当中的一种,特别是人们在面临巨大变革的那些关键时刻情形更是如此。我以为在研究66运动时,来自受害者方面的报告不是不值得一听,也不是不值得同情,而是这种报告所具有的文学性质和运动本身的政治性质不容易区分,如果以文学的方式去描绘任何一场的革命,那么即便是最温和的一场革命也完全有可能被报道成暴行。
    
    就这样以说,我们在如何认识66运动时,就应该从我在第一讲中所提出的“7个没有”着手,发现运动的最关键和最要紧的部分,只有这样,运动中所隐藏的“宝藏”才有可能被我们挖掘。这样,你在研究66运动时,还一定要把它同运动前的情况联系起来考虑,这样你才可能发现政治的变化是什么?在66运动前,中国社会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政治等式:
     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中央局=省委=县委=党支部=人民群众
    在发生了66运动的那一年,上面的等式几乎可以说是失去了中间环节,于是就变成如下的等式:
     毛泽东=人民群众
    把上面的等式同我说过的“7没有”联系起来思考,66运动的主题意义就突出来了。这就是说,在1966年的中国大事变中,一贯充当主角的中国共产党翻身落马,毛泽东和人民群众变成了运动在主角。问题是这样:全世界和全中国,人们都知道66事变的主角是毛,很少有人可能看出人民也是主角。在许多人的看法中,人民群众不过是毛的喽罗而已,根本不能够称之为“主角”,可是,我告诉这些人:在所有毛泽东不可能出场的地方,其主角又是谁的呢?
    
    在北京那个政治上代表全国的运动中,毛是主角——我也这样说,可是在地方,譬如在我们陕西省呢?主角又是谁呢?你还能够说是毛吗?在当时的咸阳地区?在兴平县?在兴平县里的一所中学?在一个大队?主角又是谁呢?肯定不是毛!高高在上的毛肯定是到不了这些地方的运动中的,而66运动的最有价值的地方不是在北京,而是地方,在基层,在一所学校,在一个工厂,在一个农村的产生大队,进一步的研究就会发现,66运动即就是毛泽东来到了陕西省,那么他怎么领导陕西省的运动我们也是说不清楚的,这时候的陕西省的人民运动从上到下地分成了对立、对抗的两派,一派叫“工总司”;一派叫“工联”,是一个“多元化”的局面,毛的“一元化”的政治领导怎么可以被接受呢?这如果说毛领导着陕西省的运动,那么他到底是领导那一派呢?是“工总司”还是“工联”?如果两派都领导,那就不符合事情的真相,也不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因为真正地是那样的话,那早就应该是一派了,为什么要分派呢?毛要求运动要是“一元化”(“无产阶级革命派”一派)的,但是,运动却无视毛的“要求”而走上了“多元化”的道路——这已经是不可挽回的事实了,因此,假设这时的毛“到场”,也是谈不上领导运动的。
    
    退上一步讲,若两派的人在主观上都对毛保持着一种敬意,也就是说,他们是“想”服从毛的“一元化”领导,但是他们已经是派性中的人的身份又拒绝了这种服从的命令。在这里,是民主的多元化的法则支配着人们,使人们的行为不得不这样,在人们的意向和思想上,也许他们认为一元化是对的,正确的,但是当人们的偏好在已经变成了支配人们行为的唯一的动机的时候,它本身就拒绝着理性的规劝。也就是说,从道理上讲,团结起来是好的,但是比“道理”更深刻和更加有力的是人性的法则在排斥着它所包含的传统的道德的内容,非把人要带到偏好决定一切的地步不可。说到这里,我已经说到了66运动的那最有价值的地方了,而这一切价值在基层人民社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观察66运动时,你的眼睛不要光盯着北京,只见毛泽东刘少奇,我劝你最好是眼睛向下看,下到基层,蹲在那里,采取“蹲点研究法”,研究一个省、一个县、一个学校或者一个工厂、农村的运动,你就不会支持66运动是毛运动的这个陈旧的观点,你就会在你的研究中发现我们那一代普通人“创造历史”的问题,如果你认为这样的“历史”才真正是“人民的历史”,那么你就会对传统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创造历史一事失去兴趣,那么你至少就同我缩小了距离,所以我所讲的普通人创造历史的事情才不会引起你的反感,相反也许会使你产生出兴趣。
    
    在《66运动论说》的那一部书稿中,我曾经说到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中国共产党设计中的运动,《2月提供》是一次设计;《5、16通知》又是一次设计;《16条》(《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最后的一次设计,但是在这三次设计中都没有“红卫兵”的任何的“计划”,《16条》制定的时候,虽然已经有了红卫兵,但是它上面却没有写红卫兵的字样,只是写着笼统地说“广大青少年变成了革命的小闯将”。因此可以这样说,“设计”中的文化大革命只是在接纳了在当时的共产党组织、共青团以及学生会组织之外冒出来的红卫兵组织时,它才发生了“质”的变化。当已经“介入”了运动的红卫兵组织直接地冲击了学校中的共产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并且也冲击了由这些组织“包办代替”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和“文化大革命筹备小组”而获得了领导运动的权力的时候,一场设计中的共产党政治运动就被人民运动所取代了。运动的名称——“文化大革命”没有变,但是运动的性质,运动的内容,运动中的主角以及人物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对不起,这些变化就是在今天,也还是被许多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所忽视,因此,由这些人说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就只能是一种不伦不类的东西了。
    
    在观察1966年中国政治大事变的时候,如果你带上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框框,总是和要和毛泽东一样地把那些发生在由自治组织领导的多元化运动中的人民的行为硬是要往里装,那么,你就不配作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工作,因此你如果眼睛只盯着毛的话,就不可能看到人民社会中间的运动情况,你就不会看到普通人获得了自由结社的权利,获得游行、示威、罢工的权利,获得了批评和批判当权派的权利,获得了政治上自我表现的权利,而所有这一切,在66运动之前,中国人民是不曾享有的,在66运动失败之后,也完全地丧失掉了,现在,你别说你给国家主席江泽民写一张大字报,就是给一个小小的县长贴一张大字报也是犯法的,你想组织一个哪怕三个人参加的政治小组织,人家也会说你“搞反革命组织”(杨子立不就是因为组织“新青年学会”而被判刑的吗?),而要判你的刑。而我说的66运动就是与人的自由相联系的伟大运动,在66运动中,上百万人的自治组织也是存在的啊!因此在我们中国人不作奴隶的时候,这个运动的伟大意义就会永远存在,相反在你打算永远服从邓小平这些人的统治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对66运动中的人民造反行为作出“犯上作乱”的评价。
    
    因此,我这一部讲稿不是要给那些安分受己地作奴隶的人讲的,而是给那些一心要争取民主和自由的人讲的,由我讲出来的这一出1966年的故事,就是一个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和民主而奋斗的故事,由这个故事所反映出来的民主与自由就不是教科书上所写作的那些东西了,它是活生生的我们中国人民的生活实践出现的东西,我为66运动所写作的那么多的东西,就集中到这一点。
    
    如果读者们没有认真地读过《66运动论说》一书中“论造反”的一节,那么你说66运动中的人民造反是瞎胡闹,是瞎折腾也许自己感觉到有道理,但是如果你读了那一节,你就会知道所谓的“造反”不过是人民政治权利的一种应用,在民主生活中是很正常很普遍的一种行为,不过只是用了一个不太正常的词而已。如果你是一个信仰民主的人,你就会对它的民主性质的认定毫不含糊,你会说这是公民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既是天赋的,也是法赋的,是一个人之为人的保证性的权利,因此也是民主的第一权利,问题仅仅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造反的队伍在打出了毛泽东的画像的时候,并且喊出了毛的口号时,你才会改变初衷,认为造反者上了毛的当,可见,在这里影响你对事物作不出价值的评价的原因是毛!
    
    你如果精通汉语,你的汉语知识可以使你绰绰有余地辨认出,所有带“毛字头”的东西,你看到毛是这个社会中的一贯的最高当权派是没有错误,可是,你的错误在于你没有发现1966年的毛事实上站在了人民一边的那个非常重要的“新事实”,我理解你,你可能因为极端厌恶毛而对于他所作的有价值的东西也会投之以非价值的目光。在这里是你错了,毛在1966年支持人民造反这样的行为是很有价值,而不论这种行为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正因为是这样,我假设1966年人民的造反队伍中,人民没有打出毛的画像,而是打出了约翰逊总统和戴高乐将军的画像,你就会百分之百地认为它是一场民主的运动,就如同在“89运动”中,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美国的星条旗和自由女神像,你就可以辨认出它的自由民主性质,可见,事物的符号影响了你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我认为66运动是继辛亥革命、共产党革命之后所建立的又一个中国民主的文本,我对之作出民主的解读就理所当然。我在这样作的时候,就不以为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们只有把“民主、自由”的口号挂在口上其行为才有民主自由的意义可究,在那些没有出现正面的“民主、自由”的口号场合中,我以为也许就存在着民主和自由。对民主自由这等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判断和对物理现象的判断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物理现象的判断中,人们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可以掌握,所有的被判断的事物和对象都得要适应于同一标准,而不也许有任何的例外,但是我们在判断所有的人为的事情上就没有所谓的“客观标准”可以掌握的了,特别是对那些社会变革中的事件,我们就得建立新的判断它的方式和方法,而这样的方式和方法即使具有“科学”性质,我们也没有理由视它为“客观”的。进一步地说,我们在判断若干人的相貌的时候,哪一个人长得美一点,也许存在着一个类似于“客观的标准”,但是我们在判断他们的精神,他的政治行为的意义,内在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一个可以被叫作“客观标准”的东西了,对若干人的情况是这样,受判断的对象在是一个民族时,而这民族在60年代的人口是7亿时,情况就更加的复杂了,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对于7亿的作为的判断却都是停留在非常简单的水平上,总是要把7亿人的运动同毛泽东个人的荣辱捆绑在一起,这不是我们的错误又是什么呢?
    
    在假设的意义上,你可以把7亿运动中的人当成是“红色蚂蚁”,你发现了在1966年,他们在“红色蚂蚁王”的带领下,倾巢出动的现象(如一位法国作家所云),那时你若是站在了法国,通过你的社会学的眼睛看见了这个奇异的现象,你会大吃一惊,但是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假设你那时是法国的一位中学生,就读于法国的某私立中学,你会说上述的话,但是我又假设你当时是一位业余的摄影爱好者,想拍摄下这“史无前例”的“社会动物学”镜头,所以你从巴黎跑到了北京,当你打开摄影机镜头一看时,发现这些“红色蚂蚁”同你一模一样,也是有鼻子,有眼睛,会哭,会笑,有爱、有狠的活生生的人时,人性相通的那种事情就免不了要发生。于是你在回到巴黎,整理自己的画册时,“红色蚂蚁”的字样就被你给删掉了。原因是你在目睹了不自由的人争取自由时的那种场面后,你也感动得掉泪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你和我才有可能理解了认识问题时的“距离”,也就是说,在认识1966年的中国伟大运动时,你离北京、中国太远了,因此,你所看见的事物的“颜色”和“形状”就不真实的了,就如同我在本讲的前头所说的从“远处看一坐山”那样。
    
    在认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上,我们犯了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的错误,我们以为自己就稳稳当当地认识了那个运动,其实呢?运动是处在了我们的认识之外。在认识一朵花(它是一个最简单最单纯的事物)的时候,我们都形不成一致的意见,诚如哲学家所言:“我们都知道,一朵花对于几何学家来说,是一回事,对于化学家来说又是另一回事,对于植物学家来说是另一回事,对于艺术家来说又是另一回事”(鲍桑葵《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汉译本第45页),在认识文化大革命这么复杂的运动的时候,那么多的有学问的人,却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你看正常吗?
    
    我上面已经说过,66运动中充满了“毛字头”的东西,如果解释它的人只满足于寻找出毛泽东个人,并只对他作了发现,好象就解释了运动,那是一种非常肤浅的看法,我的看法是这样,对运动中出现的有关“毛字头”的东西的解读固然是运动的一个方面,但是运动的其它方面的内容是要被它伟大得多和有意义的多。因此解释和解读工作如果停留在毛的身上,就等于半途而废,而这种情形和我们当年行为中的红卫兵对运动的错误式理解是很相似的,那时,我们那一代红卫兵运动在认识上述问题时就犯错误,认为保卫自己的行为、捍卫自己权利的事情是“保卫毛主席”。
    
    就我个人的切身体会而言,我是在持续地解读运动的过程中发现了运动中的“毛字头”的东西原来去是草写的“我字头”,也就是说“现象”上的“毛”的东西可以还原为“事实”上的“我”的东西,只是不好对之辨认罢了。中国秦腔戏中有一出戏叫《花厅相会》,讲得是恩姐恩弟分离之后相认的故事,其中的恩弟高文举有一句唱词说:“恩姐打得眼花了,连两个草字都认不清。”对于1966年的造反的人民来讲,情况也是这样,他们的确连个“我”字的草字也“认不清”的,那时他们这些人不是因为别人“打得”“花了眼”,而是因为政治热情“冲昏”了头脑,热情消失后,认识事物的时机也就来临了。
    
    产生对66运动致命的误解是发现在“否定派”掌权之后,“否定”的调子一旦在定了之后,弹唱此调最有力量的人不是政治家或社会学家,也不是所谓的“理论工作者”或哲学家,而是一批十分有名气的文学家、艺术家或诗人,其中许多人在中外都是挺有影响的,这些人在谈论66运动时,就不是运用这个社会上特有的枯燥无味的理论方式,而运用文学和艺术的方式,其中的许多人并不是谈别人的问题,而是直接地写作他们的遭遇与不幸,如果说他们本来就具有的天才被运用到对自己落魄景况的描写时,艺术的那种为不幸的人哂泪的功能就有可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何况,叫众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去住牛棚、蹲马圈,本身并非虚构。事情还不至于此,当80-90年代中国出现了电视机的普及化时,上述的文学家、艺术家的作品在被三流、四流的电视剧作者们所“再创作”时,出现在电视连续剧中的人物的命运就变成了66运动中的“人民命运”的一个缩影,就这个缩影去理解66运动,对于没有经历过66运动的人来说,这就是他们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的“来源”了。因此我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关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那个《决议》肯定是没有几个人去读的,但是《决议》的“精神”通过大众媒体所提供的廉价的文艺宣传品却操纵了受众。
    
    在上面,我已经说到了,66运动是继辛亥革命、共产党战争之后的又一个中国民主的文本,现在对这个文本所作的诠释也不过是“视听”式的,按理,“视听”式的诠释如果说会出现多元化的现象,那么也许非常正常,只是当所有的诠释者都认为自己是“文革”的受害者时,就具有了众口一词的特征,于是在普通人还没有能力从事对运动的诠释时,一个人民的“解放文本”就变成了“害人的文本”了。我认为66运动是一个“解放文本”这样的看法并不排斥1966年的时间上出现许多的骇人听闻的害人事件,事实上我非但不否认它,而且我认为正是发生了这种制度性迫害人的事件,才加剧了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生存的危机,以至于许多人在运动爆发的前夕都生出了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恰恰是这种感觉在好象要窒息人生的希望的时,人民大造反运动才骤然来临,其势有如李太白诗中所说的“黄河之水天上来!”
    
    我劝在座的各位去读一读《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那一本稿子,在其中,我对于66运动发生前夕的那些害人的运动作了一个真人真事的描写,描写不是开始于1966年,而是从1963年底,在被描写的内容中,14岁年龄上的我也是一位受害者啊,尽管那时我已经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变成了我所在学校中的“共产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我的情况尚且如此,可以设想,那个运动如果继续进行下去其他那些不积极的或者“后进”同学的命运当怎样,不就是可以想象的了吗?在党办红卫兵的阶段,我也害过人,但是不久造反运动的发生就终止了迫害不幸的人的行为,造反的红卫兵的“政治大方向”是“打倒党内当权派”,正是“党内当权派人物为了转移运动的大方向”好使自己“蒙混过关”,才把运动引上了“斗争地、富、反、坏、右”的“邪路”,把这一切同66运动的解放性质联系起来思考,中国其所以爆发了政治大解放运动就不是中国人民“心血来潮”的结果了,米涅在《法国革命史》一书中说:“革命从来不是一种心血来潮的结果,一个民族决不会为了无足轻重的细故闹得天翻地覆”。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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