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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讲:66运动中的7“没有”/武振荣
(博讯2006年3月12日)
    ——66运动博客讲稿(1)
    武振荣
     开场白 (博讯 boxun.com)

    
    这本讲稿第一稿写作成于2001年6月,原名叫《66运动大讲义》(以区别于1989年写作的《66学说小讲义》),今天在我在网上发表它时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其所以起这个名字,有两个原因:一是,同写作时我所想象的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它会很容易地发表之情况完全地不同,我来到自由的韩国社会已经有3年时间了,这样的稿子非但没有出版的可能,就是出版了能够有几个读,也还是个问题,因此采取我写作时的那个心态来看待这本稿子已经是完全错误的了;二是,我现在好歹也算是一个网上的“作者”,因此,我视自己为一个蹩脚的博客大概不会招徕反对,而一个博客有时候甚至为一个读者写作的情形也是有的,于是,就有了这个书名。在作了这些说明之后,我接着讲:
    
    这本有关66运动的讲稿,应该拿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去讲,或者拿到上海复旦大学去讲,要不然,也可以拿到西北大学或陕西师大去讲,为什么这么说呢?众所周知,北京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祥地,而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又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舆论阵地,在左毛派(毛泽东左派的简称,在本稿中和“右毛派”对立)人物得势的那个年头上,许多代表毛的观点的“重要文章”多署“梁效”(即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之名发表,因此这样的课在这个两个学校可以产生出效应那是不用说的;上海在那时又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发祥地”,在全国的大城市中,它是一个唯一的工人、市民完全掌握了运动主动权的城市,因此我在把文化大革命运动看成是一个人民运动时,这个城市中的运动就有了特别的意义,所以我认为复旦大学作为上海的一所有代表性的学校,可以接受这一份讲稿中的内容;而设在陕西省内的上述两座大学,其所以也可以是我选中的学校,原因就在于,我个人是在陕西省境内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在运动中,我除了去北京见毛一次而外,全部的活动都在陕西省内,切不说构成66学说的那一卷书稿也都是在陕西省境内写作的,因此把它拿到西北大学和陕西师大去讲,我认为是顺理成章的,所谓的一方黄土养一方人也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你不要认为我是一个“但书”的作者),以上仅仅是我个人的想象,在一贯奉行着中世纪思想统治和精神专政,并且因此而大兴文字狱的国家中,我的这一份讲义是绝对拿不到上述学校中去讲的,于是,一个我根本就不愿意看见的事情就发生在我的眼睛下面:一个专门为中国人写作的书稿也只能够拿到境外或者国外去“贩卖”了,可是,天知道,有可能使我自己把这个建设于30年前的学说第一次公开地、自由地、无拘无束地宣讲出来的学校今在何方?
    
    话又说回来了,一种学说,一个思想,一旦形成,不让它发表,不让它传播,把它象刚刚发芽的豆芽菜一样地想捂死是瓦盆中的那一种做法也许很不奏效,特别是在一个全球网络化的时代中,专制主义分子一手遮天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因此这一份讲稿中的内容要传播,要发表,是预料中的事情,谁也拿它没有办法的。
    
    以上是我所作的开场白,只是需要一个附带性的说明: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我的讲稿可以拿到大学去讲,那么,这个开场白可以不要,但是如果它一定要在一种“墙里开花墙外红”的现象中被人听到的话,那么,这个开场白就一定要有,和旧小说中的“看官,你看”一样的非要不可。
    
    2001年写于中国,2006年3月3日星期五修改于韩国首尔特别市。
    
    关于“7没有”
    
    今天,我对各位读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是怎样听说或者怎么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如果说这个问题你当时一口回答不上来的话,那么,我接着提出另一个问题:“你在听到文化大革命时,出现在你的脑海里的哪一幅图像是什么?”
    
    如果说上述问题可以勾起读者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印象的话,那么,我可以肯定地说你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是“听”(我不说你“道听途说”)来的,或者是在流行电视剧里看(我不说你“雾里看花”)到的,那么你想象中的文化大革命就和我要讲的文化大革命可能有很大的区别,你想象中的文化大革命,或者你知道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挥巨手”(其实毛泽东手小得如同女人手一般)亿万红卫兵和人民群众就跟着干起来……,这样你的看法就和我的看法相差十万八千里的了。
    
    我在没有正面地讲出我的观点之前,可以作这样的一个假设: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你是一个孩子,而你的母亲不幸又是一个“地主婆”,或者你的父亲不幸又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那么,你能够回忆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一定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画面,因此,在如何对待和看待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上,你有意或无意地与邓小平等“6-4”杀人犯们的口径“保持一致”就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你有充足的理由反对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运动,对它的分析产生出多种观点的对立,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现象。如果说我的66运动的研究和毛泽东、邓小平的有所不同的话,那么,就是我个人承认在我的看法之外还可能存在着真理,因此,我的看法如果也称得起是真理的话,那么真理就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多个,与此相关的是真理就不是出现于研究的终端,而是出现在研究的过程之中——关于这一点,我在已经发表了的《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的书稿中已经作了说明。
    
    因此,不管别人怎样描述1966年中国社会的巨大的政治事变。我依据处身于当时事变旋涡中的我个人的亲身体会而言,总结出来7个“没有”:
    1、没有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它设在陕西省会——西安市内,是西北地区的共产党最高机构);
    2、没有了中共陕西省委;
    3、没有了中共咸阳市委;
    4、没有了中共兴平县委(当时我是兴平县人);
    5、没有了中共兴平县文教局党委(兴平县内各学校归它管);
    6、没有了于阡中学党支部和共青团总支部(我所在的学校);
    7、没有了中共小南大队党支部(我所在的村庄)。
    
    诸位:以上的“7没有”是指可见的、有形的东西,还是有一个无形的“没有”,大家都没有注意到,那就是“没有”了“党中央”,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摧毁了“党中央”,把“党中央”的5位副主席打得无踪无影,使“党中央”在1969年的4月以前连一次全会都召开不了,变成了一个“稀巴烂”的东西,而“党中央”也就变成了“毛主席”的修饰词了。
    
    论述至此,我说出了这个“7没有”你大概就知道了你想象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抓住要害;就要害处着眼,我提出的“7没有”可以归结为一个没有,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共产党”,那时除解放军师以下单位中的共产党组织安然无恙的存在外,全国的共产党结构和共产党当权派人物都毁于造反派的“炮火之中”了,共产党员不是跟着当权派带了灾,就是纷纷加入造反派组织,或者是变成了社会的“游民”(文化大革命前他们是“先进人物和模仿人物”)……这样你说,你大概就知道我说的文化大革命是什么了吗?
    
    与上述“7没有对立”的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地产生了政治上绝对自治的红卫兵以及造反派组织,这些在今天许多人的眼光中被视之为“乌合之众”的组织却是那个时代的真正的“新生事物”,从直辖市、省、区一级算起,经地、市、县,直到基层,所有以前由共产党专制派人物所控制的权力归于自治组织掌握,权力运作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无政府现象就这样地被克服了。
    
    但是各位: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上述情况和1919、1949年发生的情况不一样,它是由两种互相力对立、对抗的政治力量在公开斗争的情形下所行使的一种权力,因此,它好象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也就是说缺乏设计上的故意。乍一看,它的确很乱,但究其实质,它是一种秩序,是我们理应叫作“自由”的那种秩序。“公共自由”,埃得蒙-柏克说:“先生们,并非如许多人向你宣讲的那样,是一种深藏在艰深科学中的东西。它是一种恩赐,一种福利,并非抽象思辩。所有依据它的正当推论都非常粗浅,那些享受它,保卫它的人们的一般的智力就完全领会。几何学和形而上学中的命题不允许有任何程度上的摸棱两可,每一环节要么正确,要么错误。与次大不相同的是,社会的和公共的自由,像日常生活中所有其它事物一样,视各共同体的风俗和情况之不同,而错综变化,异态纷呈,可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无限多样化的表现形式”(柏克《自由与传统》中译本第228页)。
    
    我把66运动当成一个自由化的运动来讲述,并不违背柏克的上述思想,首先我们认为那时的自由,“与日常生活合作的其它事物一样”,是一种普通人的智力所“就能够完全领会”的东西,是一个普通人“享受”,受普通人“保卫”的东西;其次,它又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风俗和情况之不同”,而具有中国的特征与特点;至于说这种特征与特点同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并且受到过人类许多思想家的评论的诸多自由化运动都不雷同的话,那么最后,柏克先生所强调的人类“公共自由”的“无限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中的一种就被我提了出来。正因为如此,对于听惯了西方自由化运动历史的人来说,我所讲的内容也许是别出心裁的东西,因为,我讲述的1966年中国自由化运动不是人们用西方自由的模式所能够了解的,更同人们耳详能熟的文化大革命有着很大很多的差异。至于说到你所想象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挥巨手”的那一回事情,我也承认,“巨手”的确也挥过,我也亲眼见过,但是只有一次,他站在敞蓬汽车上一晃而过了,此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就凭这你们说我受他的领导,不就是瞎说吗?因此,我对我参加了的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是:我个人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广义上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并没有到场,因此那个运动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走过了40年的今天,我假设在全国又一次地出现了“7没有”,而胡锦涛的“党中央”还存在,那么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势呢?读者们可以自己去思考。不过我要说明的是在一份讲义中,我所要讲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如果你认为我讲的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不一样,和邓小平的也不同,和已故中国文联主席巴金和现在任上的文联副主席冯骥才的也不同,那么,我请你比较一下诸家的文化大革命版本,分析一下谁的版本更符合文化大革命的事实还是真相: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由一系列只言片语组成的“语录”,外加上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而邓小平的文化大革命是由秘书写在了纸上的一份《决议》,至于说到巴金的文化大革命那则有一本叫《随想录》的书,冯骥才的文化大革命叫《一百个人的十年》,而我的文化大革命则是隐藏在大概有200多万字的压在“箱底供老鼠的牙齿批判的”未见天日的一叠手稿里。现在,我就对它做一个串讲。
    (第一讲完)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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