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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再统治五十年”?—中共基层官僚探测
(博讯2006年3月11日)
    
    
     日前一个与我相交近十年,目前在中共体制内担任处级干部的朋友,从外地到北京来办事。象往常一样,我们相约在他下榻的四星级酒店共进一次晚餐。席间起初所言甚欢,聊着聊着,不觉中扯到了一些官僚腐败、社会不公、道德沦丧等社会的现实问题。对问题的存在双方是认同的,但对产生问题的根源与解决问题的途径,双方发生了意见分歧。我一直认为一党独裁的专制极权政体是导致中国今日诸多严重社会问题的根源。他认为世界一切国家都存在问题,就算换成什么制度也好不到哪去,既然如此中国的问题也就无可厚非。对他固执这种中共一贯的“别国既然不是完美的,就无权对我的残废置喙”,或是“别国既然也存在问题,我就有存在问题的理由,甚至有不改正问题的国情”的无赖逻辑,我本来懒得去理会的,但考虑是朋友就多说了几句。结果交谈变成了辩论,辩论发展成争执,争执到最后双方就亮明观点,宣示结论,各自觉得中共还能统治多少年。他一口咬定“中共能再统治五十年”,而我认为“十年内必有大变”。他一听十年就近似于诅咒般地说:“我看你活不过十年,十年中你要么气得吐血而亡,要么就将被人杀死”,并且直截了当地宣布:“从今后我不再认识你了”——双方到此就只剩下不欢而散了。 (博讯 boxun.com)

    
      对于这位朋友的咒诅我本是一笑置之,不以为意的,然而对他提出的“再统治五十年”我却颇感震惊。记得当时我似乎追问了几个“为什么?凭什么?依据在哪?”但遗憾的是,他因忙于咒诅我而听不到问话,直到最后他也只是洒脱地一挥手,抛出一句“不理你啦!”,将我的问题挡开,起身走了。我之所以震惊,当然不是五十年出乎我意料之外,而是有一次北京市警察来找我时也说过同样的话。
    
      记得有一次北京市警察来找我时,交谈中一名警察就直截了当地问我觉得中共还能统治多少年。当时我没有直接回答,也的确回答不了。于是说统治多少年都不是由谁说了算,历史会有公断。耐人寻味的是,当我反问对方认为中共还能统治多少年时,他居然肯定地说“还能统治五十年”。
    
      这两个中共的基层官僚居然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说出完全相同的话。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许多疑惑:他们是怎么得出这个五十年的结论的?难道他们中共内部有什么文件或精神传达?要不就是某个“核心”又重要地讲了什么话?
    
      自此,这两个中共基层官僚所讲的“再统治五十年”,成了我急欲知道究竟的一块心病。于是我带着这个疑问,有意地去问我能接触到的每一个中共基层处级官僚。至今共征询到九位县处级官僚的意见:他们其中五人认为中共还能再统治五十年;一人觉得统治可能超过五十年;三人感觉统治可能达不到五十年,甚至有个别觉得大变乃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十年都是太长的估计。
    
      通过这些有意的交谈征询,我发现其中一些耐人寻味的共同特点:
    
      首先,中共这些基层官僚对社会存在的问题是清楚的。对腐败,对社会不公,对下岗、失地者的苦难,他们都公认不讳,并且谈起来也似乎痛心疾首。但在产生问题的根源及解决问题的途径上常常回避制度的决定性因素。
    
      其次,这些认为中共还能统治五十年者,年龄多在五十岁左右,文化程度一般在中专以上;那些认为达不到五十年的相对来说更年轻一些,且都是大学毕业;那个认为中共统治还能超过五十年者,已将近退休年龄,且是高中文化。
    
      再次,这些认为中共统治能达五十年者,都谈不出或是不愿谈依据什么。从他们一些闪烁的言词中,我感到他们说五十年,不是理性的推断,而是一种感觉,甚至是一种愿望。
    
      由这些认为中共还能统治五十年的说法,我们也可以看出:
    
      一、中共官僚们已经放弃了他们前几代的自信,或者说狂妄。我们应该记得在毛泽东时代那是喊“万岁”的。中共认为统治中国的时 间要到共产主义到来,一切政党消亡时,它才最后消亡;到邓小平时代提出了个“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言外之意是一百年后可以动,或一百年后就管不住了。到今天中共这些基层官僚就打折成“五十年”了。从这个角度而言,也算一种与时俱进吧。
    
      二、中国社会今天的现实苦难,中共这些基层官僚是清楚的,许多灾难(如下岗、破产、征地等等)甚至是他们在直接参与制造。导致他们去制造灾难的动因,无非是制度性的被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与人性恶(贪婪、自私等)的自觉。但他们通常缺乏自省,更无忏悔。他们不愿或是不知从制度层面去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路径。
    
      三、“再统治五十年”是立足自身利益的愿望。正如前面所言,这些声言还能统治五十年者,谈不出什么客观依据。但有些他们在言谈中无意说出的话也许正注解着这五十年的深意。如“唉,管它那么多干吗。我只要管好我这生,最多为儿子操操心,孙子就不必我管了。五十年后我早见马克思去了。”“五十年是我所能操到心的极至了,能保住五十年,就是我尽了人生最大的责任了。”“有五十年,很多人生的问题可以交托了,该了结的事也可以了结了,了结不了的也该过去了。”
    
      原来五十年是这样的,这与“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有异曲同工之妙。维持五十年的立足点是为“管好自己一生”,是为尽人生“为儿子操心的责任”,如此的确需要五十年。由此我们可以听出“五十年”更多的弦外之音:1)五十年是人生牵挂的时间范围。凭自己混到基层的县处级阶段是可以规划泽被至五十年的。2)五十年也是人生收获的五十年。在中国基层为官,“混斗”到县处级有实权的地位,那是很不容易的,绝不象国家部委机关,座下去就是处级。基层竞争可用惨烈二字,需要搞倒多少人,需要送出多少礼才轮到自己升上县处级,只有那些身在其中者,方知个中滋味。到了这一级基本上就有收获了,能分享权力带来的成果了。当然再统治五十年就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时间保证。3)基层混到县处级时难免作了不少孽。社会许多灾难的后面都有自己参与的影子。五十年后这一切账就算不到自己头上了,自己儿子也算不到了。逃避罪责的时限也是五十年较合适。4)五十年自己利用权力该捞的也捞了,儿子该安排的也安排了,就是资产该转移安置的也应该转移安置或是洗白了,可以到阳光下享受了。所以五十年是个不便明言,但官僚自身心照不宣的年限。
    
      好个五十年!这是后极权社会基层官僚的心态反映。由此也可管窥中国权力结构稳定性的构成要素之一斑。
    
      不过一个社会的政权稳定与否,一个政党的执政长短与否,决不是由政党或权力分享者自己说了算。秦始皇希望千万世统治中国,只二世而亡;罗马尼亚共党书记齐奥塞斯库,倒台前一月,开党代会时还全体起立鼓掌欢呼几十次,显示出高度团结与充满希望。中外历史一再昭示:一个政权的存亡决定在民而非官。一个政权存续五十年,还是一百年,或者是三五年,不是凭官僚的盼望,而是关键看这个政权能给他的人民带来多大权利上的尊重与保障,提供多大的活动发展空间,维持多高的社会公平,由此而赢得人民多高的认同度。一个制造灾难,割裂社会,离失公正的政权,是绝不会长久的,哪怕它能给参与其中的官僚带来多少收益,相信人民自会找到结束它的途径的!
    
    2006-3-8 北京
    
    首发《民主中国》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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