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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在运动之中/武振荣
(博讯2006年3月10日)
    ——66运动研究提纲之三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一) 新问题:关于民主的人民历史观
    
    “假使有人问历史学家,近代最新奇的、具有最大影响的发现是什么?”詹姆斯-哈威-鲁滨逊说:“他可以回答:近世最新奇、具有最大影响的发现就是我们对于普通人和普通事的重要性有了认识和兴趣。我们的民主精神和它所具有的希望和志愿,就是以尊重普通人为根据;我们的科学和它所有的成就和希望,就是以尊重普通事物为根据”(《新史学》汉译本第92页)。1966年中国社会发生的政治运动其所以被我认为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件,就在于这个运动完全是我们中国“普通人”的运动,虽然在运动中,也出现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这些所谓的“伟人”的身影,但是它在严格的意义上是一场人民群众的运动,这一点,连上述的“伟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文化大革命的“王牌文件”——《16条》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运动”的字样。既然是这样,把66运动同“我们的民主精神和它所具有的希望和志愿”联系起来分析,就是本文议论的中心。
    
    但是中国事情的出奇就在于明明白白的一场人民运动因为毛泽东对它最先地作了解释却好象是变成了一个毛泽东的运动,别说是在40年前人们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在40年后的今天,持这种认识的人也还是不在少数——从这样的事情中,人们体验我在30年前建立66学说时之情境,其中所包含的那些迫不得已的因素就可以被大家理解了。在这个意义上,你说象毛泽东这样的一个人能干多大的事情,就会得出一个不同于别人的结论,在毛泽东已经不是“神”而是一个“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情况下,他个人在死前对66运动所作出的“定义”(认为它不是中国人民的,而他毛泽东自己的)到现在还被人们维持着,“搞专制”的人维持它,“搞民主”的人却也维持它——这就是现状。
    
    如果你是一个对毛泽东素有研究的人,那么你就会发现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议论完全是蜻蜓点水式,连一篇象样子的文章也没有写作,因此,对于一个据说写作了“雄文四卷”(文化大革命用语)的人来说,他写作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最好、最长、最标准的文章也不过是那一张只有千儿八百字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它的东西都是用“最高指示”、“最新指示”的形式发表的,多则几百字,少则四、五个字(譬如,“要斗私批修”),但是别小看这些东西,到今天我们许多中国人对66运动的认识还是被它统治着。直面这样的事实,人们不仅要问:“毛泽东威力就 这么大吗?”我的回答是:“毛其所以有这样大的威力的主要原因是,人民中间到今天都没有拿得出可以敌得过毛泽东只言片语的理论是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当人民中间还没有争取到66运动的话语权的时候,毛的有关66运动的话语的就会照常发生影响,因此即使发生了话语内容的改变(如文化大革命由“好”变“坏”),也并不就意味着话语本身的结束。
    
    我个人的上述认识是在31年前写作《绝妙的戏》的时候形成的,那时,我对66运动的认为虽然没有今天这样的明确,但是有一点却是非常敏感的,就是我认为毛泽东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说出的“文化大革命意义”是“违背”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的真相的,因此,我作为一个小人物——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副连职干部——感觉到对社会上已经演出了1966年政治“活剧”有重新“解说”的必要,于是,就有了《绝妙的戏》的副标题——“一个青年解说员的话”。在这一本书稿中,我把“老头子”(毛泽东)对“文革”这一出戏的“解说”说成是“热昏的胡话”(恩格斯语),认为它是对文化大革命事实的重大歪曲,并且以从文化大革命中刚刚走出的青年人特有的造反气质对之进行了“口诛笔伐”。如果说我的“口诛笔伐”同后来的巴金、季羡林等知识分子在《回忆录》、《杂记》中所反映出来的观点有所不同的话,那么,就是我在批批判毛的“文化大革命理论”时,没有否定这个“理论”所包裹的66运动。这样以来,在批评和批判毛的“道路”上我和当时上述知识分子上就形成了“分岔”:一条路是全面“否定文革”道路;另一条路是“否定”毛的“文化大革命理论”而“肯定”人民的政治大解放运动的道路。
    
    这样,在1974年,我就实际上接触到了“一个文革,两个版本”的问题,当然我作为“人民版本”的建立者对毛的版本(他是毛“个人”的,而非共产党的)就必然要批评和批判,认为那是一个叙述不真实的、违犯了叙述要“真实”的“叙述原则”的版本,因此,是一个“坏”的版本,但是随着我个人思想的不断的发展,我对于所谓的“真实”的“陈述事物”的“原则”的认识也改变了看法,原来所谓的“真实”并不是一个我在那时理解的是完全“客观”的东西,不,不是的,“真实”本身也是“主观”的,于是,我在这个时候才认为毛的版本也是一种叙述,而我的叙述的真理性在确立的过程中并不就意味着毛的版本意义的全面丧失。这样以来1966年运动本身的多元化性质就在人们对它的叙述中也表现出了多元化的现象。
    
    2006年元月份,在66运动40周年前夕,我检讨自己对66运动的研究,回忆了《绝妙的戏》、《运动之10年》、《略论毛泽东主义之历史使命》、《66运动论说》、《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我们的经验与教训》、《1966年的故事》、《66学说小讲义》、《66运动大讲义》等书稿的写作的过程和情形,发现我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到“人民在运动之中”这样的一个架构去思考,无论怎么说,我论证中的人民仅仅是运动中的人民,因此运动纵然一晃而过,它在“人民”中间和“人民社会”却留下了最深刻和最具有持久性的影响,也是从这样的思考着手,我才理解了民主制度为什么要用“法律的方式”在民主的生活中周期性的“创造”运动的道理。如果说在民主的生活中,政府之寿命因为受到宪法的限制而到期就终止的话,那么民主运动就只能够表现在选举上面了,于是运动中的人民的分歧就表现在选举什么人的问题上了。谁都知道在发达的民主国家,选举是要花大把钱的,但是任何一个民主的制度都要进行这样的选举就表明了民主与运动的关系;就从这样的关系中,我发现了民主的本质寓于民主的政治运动之中就是我的一条意见,因为如果没有周期性的民主政治运动来激活民主国家中的人民的民主意识的话,那么,民主也会象苹果一样地“烂掉”。也正是从这样的思路中,我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自己思考民主与运动的关系。结论是:我作为一个中国民运人士在说到民主的时候,就不能够离开政治运动,而在中国近50多年的政治运动中,我惟独钟情于66运动,也在于中国人民以“整体”的行为进入了政治运动,因而也就造成了中国民主的伟大的第一波。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虽然在4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民主的运动,但是到今天我对这个运动的研究还缺乏根本的理论和方法,因此,运动的民主意义在40年后的今天还处于“五里雾”中就是我所关心的问题。现在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多半停留在毛的理论和邓小平的水平上,而毛的理论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革命的古典理论,而邓小平的那一套,却是我们中国古老的观念和古老意识在“后革命时代”的复活。
    
    (二)关于毛“无产阶级革命论”的古典性之批评
    
    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说在人类的思想史上也有一个立脚之处的话,那么,马克思的有关工业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事实上也包括了一种广义上的人民革命的“民主”内容,因此,当工业无产阶级在西方社会之外的社会中是一个空缺时,马克思主义在非西方社会中的传播,就得突破“工业无产阶级”概念的壁垒,于是一个原本就很模糊的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民革命的东西就越来越变成为“正宗”马克思主义的了。就这个事情去思考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们的理论把工业无产阶级革命完全地解读为符合俄国和中国“实际国情”的“城市贫民革命论”和“农民革命论”就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了。
    
    许多批评家家认为列宁和毛泽东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人,这一点的确是事实,但是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却没有看到事实的另一面,即这种“歪曲”在很大的程度上却意外地产生出了一个“民主”的意义就有待解读,就是说,在这些国家中,如果说民主这样的东西肯定和这个国家中的居民大多数有着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话,那么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发动和组织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居民进行革命运动,就产生了我在过去所说的“第二民主”;我们如果认为第一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那么“第二民主”虽然不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但是它却可以在宣传上吸引居民中人口的大多数就变成了一个“替代性的民主”,因此在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极端专制的社会中,却也是存在着民主的机会和民主的因素。这样人们只有在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后”,人们才有可能看清楚它之中的那些潜在的、不经过解读就不会被认为是民主的因素。
    
    就上面的意思,我们来分析中国1966年的政治运动,我们就会对在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条件(他和毛所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提法有些进似)下所发生的这一次人民的民主运动的来龙去脉可以形成一种正确的理解,如果说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本意是要求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的话,那么这样的运动如果说在被发动的时候已经唤醒了处于蛰伏状态的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我们就不会对人民运动的出现抱着一个不切和实际的看法了,不可否认的问题是:在60年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无产阶级”话语中,它总是关乎着大多数人的事情,所以在1966年,当大中学校的学生们(他们和“无产阶级”是不沾边的)认为自己已经是“无产阶级”,并且以政治的实际行给自己戴上了“无产阶级”的红帽子的时候,“无产阶级概念”的非科学性就等于“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如果说站在我们今天的观点上来看上述问题的话,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中,“无产阶级”的概念可以容纳当时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的事情就为它在后来容纳被学生们数量更大更多的工人、市民、农民作了准备,于是,一个专制的概念在1966年的这个特殊的时刻却容纳了民主的内容就不是一个运用简单的逻辑方式所能够解读出来的事件了。与此相关的是,一个民主的运动为什么会在1966年由非法变合法的问题也就在毛泽东支持之外形成了另外的原因,探究这样的原因,就是我们民运人士的事情了。
    
    正如我所说的,毛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是一种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用来的东西,因此,毛本人就同其他的任何人一样地享有对古典理论的解释权,在这一点上我可以承认毛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样的事情并不就意味着我也承认中国社会60年代的情况是可以适应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的,我的看法是这样,中国在这个时期大量存在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与古典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因此如果对马克思主义作最粗糙的解释,认为它是一种“解放的理论”(而不论解放哪个阶级),那么受共产党制度压迫的阶级和人民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理论”中寻找到解放的根据,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在这里问题的要害是解放,而不是解放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因此在1966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中,人们可以发现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本人对运动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支持就不能够被我们看成是“理论”的,它事实上是“政治”的。明白了这个一点,我们在研究1966年政治大事变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当66运动的造反者行为在事实上寻找到了一个理论上的辩护的时候,而这种辩护本身又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衍生出来的,那么人民解放的民主内容就被这样顺顺当当地安排在它之中了。就这个意义讲,毛把66运动定义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好象也是有一个说辞的。
    
    把上述的事情再分析一步,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的,那就是说在1966年人民进入运动的时候存在着一个“发动”的问题,而在运动的“发动”阶段人们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表述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发现“专制”运动向“民主”运动的过渡情况,因此当过渡阶段随着共产党当权派的垮台而结束的时候,民主运动就失去了理论上、思想上的辩护了,但是与这样的情形有关的是,民主运动本身却没有停止,它是按照自己内部的规律继续运行的,特别是在1967年年初,当全国的派别分化基本上完成之后,民主运动的多元化趋势就造成了民主运动的“自然”发展轨迹;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毛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古典理论才没有办法适应于这个新形势,可不是吗?按照古典理论逻辑推论,一个社会只有一个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内部是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的(毛语),可见已经分裂两派、三派的政治现象,实质上已经超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范围,而我上所说的66运动,也正是在这个时间上才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羁绊,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人民参与了解放运动,在运动中获得了政治解放——这个就是我对1966年中国大事变的解读,也是我所寻找出来的66运动。
    
    把我的观点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我认为运动中的人民是伟大的(而这个一点并不就意味着运动之外的人民或者所有时间上的人民是否伟大),我仅仅是抓住了运动中的人民,研究的是运动中的人民,歌颂的也是运动中的人民,为之辩护的亦是运动中的人民。因此,我的研究就不关涉到共产党革命中的人民问题,也不关涉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人民问题,更不关涉到近300年以来的人民问题,因此,我对人民运动的歌颂和对人民行为的歌颂,仅仅是关乎着人民在运动之中抓住了民主、获得了自由的上一点,从而论证了人民有运用民主的能力,并且能够在自由的状态中享受已经到手了的自由。因此我的理论就在事实上驳斥了那些认为中国人没有资格、没有能力可以享受民主和自由的论调,如果我在这里讲的是40年前的事情,那么民主自由这样的东西在已经过去了的人民政治生活中不是“奢侈品”,而是“普通消费品”就不是一项理论的论证,而是一种“历史事实”的证明。
    
    (三)关于邓小平“否定论”古老性之批判
    
    在上面,我已经说到了对于66运动来说,毛的理论可以解释运动的前半截,而不可能解释运动的后半截,这一节就要说明邓小平的有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言论根本就解释不了运动的哪怕半截的半截,因此他除了“全面否定”、“彻底否定”外就什么也拿不出来了,把这个情况和邓小平本人在政治理论上一窍不通的事情联系起来看,他也只能够是这样地做了。毛好歹也还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在临死前的4个小时中还要看书,也多少具有一些理论上修养,邓小平这个曾经被毛批之为“不读书,不看报”的家伙,肚子是没有如毛那么多的墨水的,因此,他在毛死后,事实上变成了中国的第二个毛泽东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弥补他在理论上的不足,于是他的最拿手的“理论”:“黑猫、白猫,只要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便代替了毛的古典理论。
    
    对于邓小平的“猫论”作经济上的批评,已经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人做了,但是对这个“理论”作政治上的批评,还是有一些缺欠,在这一篇文章中,我不可能对它作专门的批评,我只要指出“猫论”在政治上的实际含义是:“黑道,白道,只要能够压住人民,就是好道”。现在在中国社会其所以出现了大面积的“黑社会化”现象,就是这种“理论”的结果。因此这种所谓的“理论”在对待66运动时,就不得不对毛的古典理论作“否定”,“否定”后的它就回到了在我们中国流行了近二千多年的传统的人民“犯上做乱”的观点上去了。因此,在邓小平等人的解释中,66运动是一个人民“犯上作乱”的运动,因此它应该“彻底”地被“否定”,而没有任何的动摇的余地。这样我们如果把邓小平在中国推行的政策放到“复辟倒退”的观点上去解释,那么它不是退到在“解放前”(陕西省在80年代初流传着一句共产党基础干部所说的话:“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子退到解放前!”),而是退到了遥远的古老的时代里去了。
    
    关于上述的这一点,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德沃金在访问中国之后,就说得非常地明白:“虽然中国已经放弃了毛泽东时代那种极端的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但是今天的中国应当担心的是一种更老式的,也许是更持久的压迫形式:就是什么都不信,但掌握了权力,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权力的人所实施的统治。我补充一句,这种形式的压迫可以建立在某种所谓的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它过去一向就是这样。”正因为是这样,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完全丧失了精神、思想或者理论上的优势就是一个事实,因此,说这种统治“一天一天烂下去”就不是危言耸听的了!
    
    把上述的问题从66运动失败之后的事情联系起来看,退出了运动的中国人民就变成了逆来顺受的人了,如果说这些人又在官方的洗脑教育中,认为66运动中的人是“犯上作乱”,那么,中国今天的这个样子就是他们“否定文革”的后果了。在毛的古典理论中,还存在着一个革命的因素,现在它也被“否定”了,后果还不止是这些,事实上它在中国引出了一个对革命(包括孙中山民主革命和共产党民主革命)的全面“否定”的趋势,当然我得承认如果说这个趋势在共产党目前的理论中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公开的东西的话,那么,在某些知识分子的所谓“超前”的表现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它的蛛丝马迹的。因此这种从“否定文革”所刮起来的“否定风气”,想把积累近百年的民主革命的思想和根基要完全地摧毁就包裹着危害民主的祸根,而在目前中国民主化运动的这新的一波中,我认为,古典的民主革命的精神和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动员人民参与这新的一波的民主运动的最关键的东西和最关键的因素,如果说在1966年的人民运动中,这种精神和思想表现得最为充分的话,那么把它重新地归于“犯上作乱”的旧模式的行为,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民主运动的脉气。因此我在66运动40周年之际指出:当前我们中国民主化运动面临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毛的理论和毛的思想,而是邓小平们的所实行的古老统治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在毛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和思想中,还存在着人民“造反有理”这样的东西,存在着人民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的这个目标,因此,我们民主的收藏夹是可以收藏它的,惟独邓小平把66运动视为人民“犯上作乱”的古老的“理论”才是我们应该全力以赴反对的东西!
    
    (四)对人民运动的人民式理解
    
    就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博讯网站上刊登了一篇报道,题目非常特殊,叫《胡锦涛不敢纪念文革40周年》。这篇报道的两位记者虽然和我对“文革”观点有很大的出入,但是他们发现了“文革”到今天为止对共产党的统治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却使接近了我的看法,于是就有了上述这个“特殊”的题目,对报道中的一些主要的话,我摘抄如下:
    
     “ 虽然中共认定已为「文革」作了政治结论,并有中全会文件总结经验教训,但民间一直有反思「文革」的强烈主张。最近,部分体制外的刊物如「炎黄春秋」、「百年潮」等,陆续刊出反思「文革」的回忆录;部分网站开辟回顾「文革」专题帖;北京部分知识界人士及老共产党人,酝酿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在「文革」发动40周年之际,对其作出新的深刻反思。
    
     中共中央传说已下达文件封杀与「文革」40周年相关活动,采取政治降调、文宣封锁的作法。中共中宣部近期开始运用审批权,不批准有关「文革」的书刊出版,不安排「文革」内容相关的影视作品播出。”
    
    上述报道是《联合报》的两名记者写作的,报道的第一句话,是“今年是大陆政治敏感年”,是“‘文革’40周年,又是‘文革’结束30周年”。我同意这样的话,我要补充的是:虽然在中国以邓小平的方式“否定文革”已经有了快30年的历史,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文革”非但没有被“否定”掉,反倒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的看法是,人民一旦对自己的运动采取了一个自我的认识,并且这种自我的认识若采取了自我的表述,那么就没有人能够阻挡人民以66精神再一次地要求政治解放的行为了。在这个意义上,人民运动在30年的被“否定”的逆境中经受了一种空前绝后的锻炼的话,那么它再一次兴起就可以产生出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了!
    
    在伟大的66运动,当人民对自己的运动还缺乏一种表述的时候,人民运动的价值是由毛泽东宣布的,与此相应的是,当这种已经宣布出来的意义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引起了人民的广泛不满,于是邓小平的“否定论”就有了用武之地。因此如果我们对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政治形势有一个正确的把握的话,“否定”行为如果是冲着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论”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于没有经历过这个时期的人来说,我可以提供我个人的例子,也就是在那时,我在部队服役,我们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后入伍的兵,很多的人都是毛泽东和“四人帮”的反对者。到1975年的时候,我们这些造反派出身的人大多数都已经是部队上的基层干部了,每在一起,大家无不说毛的风凉话,批评、讽刺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的政治笑话在我们当中可以说是广为传播。可见,当人民自己不能够说出来一个意见时,对毛说出的意见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就已经把人们推向“否定论”一边了,只是当“否定论”在日后的时间里指向了人民运动本身的价值时,人民运动才真正地面临着一种“历史的考验”。
    
    66运动对于中国人民而言,虽然是一次伟大的政治解放运动,但是在运动发生之前,却缺少人民自我准备的阶段,人民是在共产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员的被迫下以进入运动的,因此我在〈〈66运动论说〉〉中强调“人民是被逼上梁山的”,正因为这样,人民没有理解就开始了行动,从而出现了一个在运动中理解运动的现象,但是如果说66运动是一个常规性的一定,那么这也好说,只是66运动在发动起来之后,它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和任何人的计划,表现出了一种又一种的完全新的意义;这样的新意义在把每一个人包裹了之后,却没有人能够正确地表述它,换句话说,意义已经是滥觞的了,但是意义到底是什么?却没有几个人可以说清楚,因此伟大运动的“民主意义”和“自由意义”就如同存在于“梦魇”之中,可不是吗?在梦魇之中,人好象感觉到自己对于梦魇中的情况非常的了解,对于出现的那个把自己给“魇”住了的人——如果是毛泽东的话——好象也是清清楚楚的,但是说不出来,也喊不出来,这样以来,一场在外观上人和“神”“站在”一起的运动中,在人的“梦的深处”好象又遇到了“鬼”。正因为这样,人民的里里外外才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变革,这样的变革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
    
    如果说我个人对于历史有一种看法的话,那么我可以说人民在历史上的伟大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在大多数时间中,人民作为服从者的角色谈不上伟大,因此所有可以用“伟大”二字提起的人民历史一定是非常少见的,特别是在当人民所处的时代是专制而非民主时,这样的事情就显得更特殊的了。就这个意思我们理解66运动,你应该说什么不就是明显的了吗?一个逆来顺受的民族,一个不敢造反的民族,一个甘当奴隶的民族,有什么资格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
    
    因此,在40年后,我们的中国人民如果能够对66运动问上一个为什么,情况会怎么样,读者们无妨自己思考?就是说在66运动的发动的时间上,我们普通人认为共产党的社会已经改变了“颜色”,由一个“红”的社会变成了一个“黑”的社会,“新社会”变“旧社会”——这样的看法到底对不对?如果说人民要用自己参与运动的“实际行为”来要求这个社会向符合人民利益的“大方向”发展,而人民利益也在社会建立的初期给人民已经作出了承诺,那么人民行为为什么就没有理由?进一步地问:如果共产党的革命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那么在这样的“革命之后”,人民享有“炮打”政府当权派的“革命权利”又有什么不对?运动中,人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自由的、自愿的能够反映自己好恶的自治组织并且运用这样的组织方式和形式去推进运动的发展,这又有什么不对的呢?运动中人民广泛使用大字报这样的“新式武器”,广泛运用绝食、罢工、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又错在了哪里呢?运动中人民在自由法则的支配下分成了政治上的多派,出现了多元政治,使民主自由的政治力量运行在相互制约的轨道上——所有这些为什么被看成是错误的呢?运动中,人民维护自由的行为变换成为维护自己派性的行为,使自由从“理论”变成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盐”,饱饱地“调”了自由生活的“味道”——错误有在哪里呢?……,如此种种你还可以再问下去,结论是:当人民社会中的一种“反思”肯定要引起人民运动的复兴的时候,这个伟大的新潮流谁可以阻挡得了呢?胡锦涛用“封杀”纪念的方式想阻挡它,不就是“螳螂当车”吗?
    
    (五)关于两个不同的“人民概念”的说明
    
    在我30多年的研究中,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场合中曾经对66运动作了这样的几种定义:说它是“政治运动”是取和“文化大革命”的“文化”相对立的意义;说它是“解放运动”是说它是对“迫害人的运动”的一种超出;说它是“66运动”取时间上的意义,说它是“人民运动”是要把它同“毛泽东运动”、“共产党运动”区别开来,因此我的有关运动的概念就不只是从逻辑上考虑问题了,它有着一个意义应对的问题。如果说所有这些意义用“人民”二字可以标出的话,那么就有必要说一下我所说的人民同共产党用语中的“人民”有什么不同。
    
    在共产党那里,“人民”是一个被表述的东西,它是由不同于人民的共产党表述的,因此其意义不是自足和自有的,而在我的议论中,人民是由许多的不同的人自己所表述的,这就是区别。在前者那里,人民是离不开共产党的,而在我这里,人民事实上在“造”了共产党的“反”的时候才真正地表现出了自己的存在。因此现实中的人民表现也就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也正是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我们才发现了人民历史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在专制阶段,人民是被表述的一元化存在物;而在民主的阶段才发生了人民自己的表述,才具有了自足、自有的意义,这些意义也才不再是一元化的,而是多元化的。
    
    把上面的意思和我在本文开始时所引用的〈〈新史学〉〉中的话联系起来思考,一个建设中的人民历史观是什么的问题就可以脱离“历史文化主义”的束缚而获得自由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才在66运动的洗礼后变成了一个民主的常识性问题了。也许因为被“创造”的历史是人民的,所以在这种历史之上再冠上“人民”二字就属于同义反复,所以“人民史”和“民主史”可以兑换也就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了。这样的事情就应了我在写作〈〈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时所强调的那个问题,即中国目前在民主问题上所发生的误会是“常识性”而非“知识性”的。把这样的意思发挥一下,就是说,对66运动中的人民行为的分析如果不是用“常识性民主”去解读,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被毛泽东的理论引导到共产主义那个飘渺虚无的境地去,而永远发现不了66运动的普通而又伟大的价值。因此我若用民主的常识观点去解读它,那么它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它是最普通、最标准的一场民主运动!一句话:人民在运动之中,运动中的人民是伟大的——就是我们研究66运动应该掌握的一个原则,舍过了它,你去说66运动,就好象是瞎子摸象。
    
    2006-3-10(注:这一组“提纲”原计划写10篇,但是我因为要急于整理《66运动博客讲义》就只好写出这三篇)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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