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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土改受害者阿泽
(博讯2006年3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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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缘起:2005年12月29日下午3点32分,我们一行3人,在完成了对“麻风病人”张志恩的拜访后,继续驱车在碎石路上绕行。不久抵达一个岔路口,右边的下坡是狭仄的机耕道,孙医生说,顺着这路下到底,就是团街乡治安村,以前叫养龙村,我们的下一个寻访对象就在那儿。 (博讯 boxun.com)

    
    我有些迟疑,因为司机朋友是个与我同岁的女同志,而且所驾的小车底盘矮,跑碎石路已十分勉强了。我们都下车仔细察看路况,孙医生不禁劝道,蒋老师你还是打道回府吧,下面这十几公里我们自己走,估计天黑前就到了。
    
    我也说,万一抛锚咋办,弄不好走路还比开车快些呢。
    
    蒋老师微笑着回到车里,招呼道,两个大男人让一个女人拉着跑,还这么多的废话。
    
    车摇摇晃晃地下了机耕道,一望无际的红泥巴翻滚着,犹如大片大片的伤口,有的已凝固成痂,有的还脓血流淌,车轮一碾上去,就四溅开来,没一会儿,小车就像刚打了败仗的大笨熊,显得一塌糊涂。右边是千丈沟壑,梯田沿着令人绝望的裸体山峦蔓延,我不禁叹了口气,这彝族地面的土真瘦啊,也不知他们一年到头怎么种怎么吃的。
    
    蒋老师说,这儿还不算最穷,我在楚雄州下面做过几年县长,那儿才称得上穷山恶水,几十年来,每年都吃政府救济。孙医生也附和道,对对,在与四川接壤的金沙江边,坡更陡,从山谷来的风更大,我经常下乡,也在上面站不稳,可彝族人祖祖辈辈在上面刀耕火种。
    
    路面越来越软,巨蟒一般蜿蜒的泥梗吱吱磨擦着汽车底盘,蒋老师不再吭声,似乎眼睛和双手都在用力,我在副驾座上起落着,觉得前方的坡道像一把弓,我们沿着弓背,如一颗弹丸向下滑,速度却与骑自行车差不多。
    
    先后有男女两个村民招手,请求搭便车,我们接纳了。接着撞上了修路,在两个拐弯处,两堆村民在往漏洞一般的坑里填石头,见了我们,就闪到一边,惊奇地议论着。小车先喘息,后咳嗽,终于陷入了泥潭;右轮扎进泥梗里,挣扎了半天也出不来。我们下来,动员若干村民一起推车,并在退出的空档下垫入石块和木棒。发动机一阵接一阵冒青烟,从轮下喷涌的泥浆射了我一裤裆。孙医生问一村民,路怎么烂成这样?村民答,被采石料的卡车压的,这些家伙同政府有一腿,所以光他妈的搞钱,不修路。
    
    斜阳将山水映得更红,闪闪烁烁中,有一群亮眼睛孩子围拢过来,唧唧匝匝地叫着彝语。我给他们照了好几张像,特别天真无邪,令人想起战争废墟边的伊拉克或伊朗的孩子。
    
    幸而车后又来了一辆底盘极高的越野车,司机技高人豪放,主动在前开路。如此,历经近两个小时的折腾,我们方下到山脚的一片谷地。孙医生探出头去,同来来往往的人打招呼,似乎回家了。
    
    受村民指点,我们将车停靠在一个有桥有树的岔路口,旁边的土屋据说是个村中小卖部,却不见人影。领路的村民说,没关系,一会儿人就来了,我们先去办事吧。
    
    我们在村落里穿插,与中国所有的偏远农村一样,狗们惊喜得阵阵狂吠,男女老少都出来了,领路人也就越来越多。我们还与不少驴子、马、猪擦肩而过。盘桓而上的仄道潮湿而肮脏,露天石碾,歪脖子树,除了偶然传过耳的拖拉机声,这里的一切看上去和百年前没啥两样。
    
    上了一个陡坎,再沿着两三层菜地绕回来,我们脚下露出一片瓦顶。我们一步步下,瓦顶右边有一扇柴门,狗叫了,领路人也大叫“老爹”。一个挽着裤腿的蓝衣老汉应声钻出骂狗,并拉开柴门迎客。一行人继续下到土墙边,视野开阔了,我们站在半个院坝里,又应邀上了三、四级台阶,向老板凳坐了下去。
    
    屋里屋外都很简陋,很零乱,夕阳迈过门坎透过去,使我模模糊糊望见了落满灰尘的圣母玛丽亚和毛泽东的像。75岁的瘦老汉阿泽在黑漆漆的供桌上摸了一会儿,端出半土碗蜂蜜和一双筷子,小心翼翼地放在矮凳上,连说,吃吧,野生的。
    
    天光还很充足,我照像若干张,再拿出录音机开始交谈。渐渐,夜色以猫的步态,一伸一缩地跃上台阶,接着跃上我们的膝盖;透骨的凉风擦过下巴,我们不约而同地打个寒战。一对时间,已快8点了。老人抱歉地说,我家太寒酸,没办法招待,只好带你们到另一家去吃。
    
    我们连称不好意思,老汉又说,我刚替他们杀的年猪,走嘛,村里有吃杀猪饭的习惯。
    
    的确,人家已派人来催了3次,最后竟来了3个人,打着手电筒为我们引路。几分钟后,进了那人声鼎沸的院落,坝子里已摆过好几桌,妇女们正在收拾残羹。作为上宾,我们被热情迎入正屋——角落里,一堆妇女儿童在看老掉牙的黑白电视,其中有一个包着头帕的老祖母,至少80多岁,哮喘的声响很大,几乎压过了扎扎的电视音量。
    
    矮桌上铺开8个菜,除了炸虾片,全是白花花的肉。我吞了3碗饭,还喝了两杯酒。其间,对吃得心满意足的老汉进行了补充了解——他的跟前有一碗生剁猪肝,他一筷接一筷地整去大半。我刚要去尝一筷,就被孙医生以眼色制止——里面有太多的寄生虫,他事后解释道。
    
    
    
    老威:你也坐嘛。
    
    阿泽:我蹲就是了,彝族人都习惯蹲着。
    
    老威:“阿泽”是你的姓氏还是名字?
    
    阿泽:晓不得,我从小就叫阿泽。长大以后,父母才替我取了一个“李天旭”的汉族学名,不过平时用不着。我的祖先姓禄,在曲靖、会泽、昭通一带,至今还有许多禄姓的彝族,在很久很久以前,他们与我们都属于同一血脉。不知何年何月,我们这一支从会泽迁到了这片彝汉杂居地。照彝族的习惯,这“养龙村”分两头,这边叫卡念,那边叫卡布。
    
    老威:为什么你没用祖先的姓?
    
    阿泽:这只有父母才清楚。不过我的一个堂妹,在昆明水电工程设计院工作,她要寻根,所以就改姓禄了。我还有个堂兄叫李天禄,名字中也有不忘祖先的含义。
    
    老威:听口气,你还有些文化。
    
    阿泽:只读过几年小学,家境就衰落了。我的老家是团街上头的高家乡白石岩,老爹(祖父)过世得早,我没见着;父亲还有个亲弟弟,可我这个叔叔过世得更早,刚刚结婚,连个后代也没留下。父亲好歹有我这点骨血,他38岁过世时,我才十五、六岁……
    
    老威:这是哪一年?
    
    阿泽:记不得了。有一次,父亲上山砍柴,不小心从岩子上滚下来,把腿骨摔断了。那年月,大山沟里医疗落后,家里只能找个草药郎中,遍山寻些草药来捣碎包扎。父亲整夜挣扎,吆喝连天,为了止痛,就狂抽鸦片烟,很快上瘾了。这可不得了,以后为了抽,就卖祖上留下的田产。他又不会做生意,光出不进,家就这样败了,临近解放,只剩下20多亩田和一户院子。
    
    老威:你父亲死后,家里还留下几口人?
    
    阿泽:母亲、我、媳妇和不满周岁的娃娃。
    
    老威:自己种田吗?
    
    阿泽:养了一头牛,全家都下田。当然,也佃给别人一部分,收些租。
    
    老威:你家院子有多大?
    
    阿泽:正房有3间,左右厢房各两间,下头关牲口的碾房有4间。
    
    老威:如此看,你这个地主做得有些勉强,如果放在较富庶的平坝地区,可能你只能算个富农,甚至富裕中农。
    
    阿泽:父亲再晚死两年,田和房子都抽光啰。
    
    老威:那按当时的土改政策,你就是贫农,共产党的依靠对象了。我爷爷是地主,据说他的弟弟就是靠一杆鸦片烟枪,败完了几十亩家产,而成为贫农的——撞上解放,他又翻身做主人,去分他哥哥辛苦挣来的田地了。
    
    阿泽:这是命啰,1950年,村子里20来户人家,就我和我的堂兄家被划为地主。这彝族地盘太穷了,相比之下,我家的日子稍微好过点;其他还划了3户富农,也不见得有多富。
    
    老威:听孙医生讲,你的堂兄是老革命,还当过中共云南宣威县长?
    
    阿泽:他就是李天禄,读过许多书,在家族中文化最高。1947年他师范学校毕业,就走出家乡投奔革命,从此几十年没回来。不过,这不影响他的家庭被划为地主,查抄财产,瓜分田地,他的继母还叫抓去判了刑呢——亲不亲,路线分,他是革命干部,哪怕在外面晓得家里出事,也不能吭声嘛。
    
    老威:听说在四川大凉山,黑彝被称为贵族,白彝和红彝被叫做娃子(奴隶),你们这儿呢?
    
    阿泽:我们这个方圆两里的村,除了汉族,住的都是黑彝。所以划阶级与这个没关系。
    
    老威:20来户人家就划了5户剥削阶级, 敌人的面也太宽了。
    
    阿泽:是啰。
    
    老威:接下来的遭遇呢?
    
    阿泽:解放了,上头派来工作组,下村子一摸情况,明摆着。于是提出要“合理负担”,即所有地主与富农都要照政府的要求纳公粮,每个月按人头交两百多斤。动员会开过好多次,群众也充分发动起来了,在大形势下,我们最先得雇人,走5天5夜,将1000多斤粮食背到昆明去入库;后来团街建立粮站,送粮就只有大半天的路程了。
    
    老威:有人押运吗?
    
    阿泽:农民协会来个口头通知,你就是饿饭也得送。新政府的意图就是要把你的汁水挤干,然后才抽筋剥皮。到了1951年3月,家里无粮可交了,就捕人了。
    
    老威:工作组来捕人?
    
    阿泽:我这种死老鼠,来几个民兵就吓得没魂儿了。我从来没见过工作组,只有贫下中农才有资格见工作组。3月抓了我母亲,4月又抓我,都关进团街区上的监狱。
    
    老威:你母亲被捕后,你没逃跑?
    
    阿泽:周围都有眼睛,连地缝也没得钻。
    
    老威:你和你母亲是被绑走的?
    
    阿泽:他们带了麻绳,见我们太老实,就没绑。一伙人端着枪,指着我们出门。嘿嘿,也不晓得那种老枪能不能打响。
    
    老威:他们有没有逮捕手续?
    
    阿泽:啥子手续?就说了一句“区上要捕你”。
    
    老威:“区上”是什么机关?
    
    阿泽:晓不得。总之一到团街,就塞进一户老院子,那也是从地主手里没收来的,每间屋都塞满人,有两三百号啰。
    
    老威:全是你这类的?
    
    阿泽:有一半是各乡各村的地富,其他就是小偷小摸、奸淫、土匪之流。昼夜都在审讯,搞得一片鬼哭狼嚎。
    
    老威:你没挨打?
    
    阿泽:关了几个月,审讯我3次,没挨打。
    
    老威:审你的是工作组?
    
    阿泽:本地人,也算政府干部吧。
    
    老威:地主也是罪名?
    
    阿泽:我有3条罪名:第一,抗交公粮。冤枉死了,锅都吊起来当锣打了,哪还有粮?第二,窝藏反革命。我老岳父因反对解放军被划为反革命,在没解放之前,我曾把老人家接到家里来玩了几天,村上人人都晓得,却没想到后来成了我的罪。第三,造谣惑众。有人揭发——阿泽说的——捉到一个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国民党要奖赏多少多少钱。我是跳河也洗不清嘛。
    
    老威:嘿嘿,新社会算旧社会的帐。
    
    阿泽:临近解放时,地方上很乱,今天听到这种风声,明天听到那种风声,这个也闹革命,那个也闹革命。把人都搞糊涂了。特别是我这种死脑筋,啥子叫革命?晓不得。
    
    老威:命已革到你头上,还晓不得?
    
    阿泽:晓不得。做过的事认帐;没偷没抢没通匪,你再逼我,也认不出帐。
    
    老威:接下来呢?
    
    阿泽:接下来就在龙海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公判,团街区下面几个乡的群众都参加。我们六、七个反革命地主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下接受批斗。两三个小时后,有判六、七年的,有判七、八年的,我判了5年。
    
    老威:由哪一级的法院宣判的?
    
    阿泽:区上的法庭,好像是工作组。
    
    老威:没有查抄财产吗?
    
    阿泽:这是清匪反霸阶段,没收财产是后来土改中的事。我已经劳改去了,在楚雄州的罗茨劳改农场,一呆就是20好几年。直到1978年,在邓小平手里落实了地富政策,我才彻底自由了。
    
    老威:你不是只有5年刑期吗?
    
    阿泽:罗茨是个极偏远的乡,我去时,农场有七、八百犯人,全部在开垦荒地,每天挥十几个小时的锄头,非常苦;后来又种水稻、玉米。我天天扳指头熬到1956年刑满,心想要回家和老婆团圆了,政府又来开会骗人,农场干部在会上说,现在你们已获得新生,有公民权,在人格上与我们平起平坐了。如果愿意留下来,继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场,就太好了。政府将无微不至地关心你们,给你们修工人宿舍,让你们结婚生孩子,安家落户,这总比你们回到社会上无依无靠,还受歧视强。
    
    犯人头脑简单,许多人相信政府的甜言蜜语,就留场当了工人;也有人表示不愿意,政府就来硬的,不留也得留。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一来,我们的工人资格又被取消,重新成为专政对象。以后运动来运动去,七专政八专政,我们就没清静过了。强迫劳动,强迫学习,外出要请假,违规要遭罚——政府的许愿全成了泡影。
    
    老威:这么多年来,你的家庭还在吧?
    
    阿泽:早散了。母亲也被判了刑,牢还没坐出来,就在土地改革那年死了。
    
    老威:怎么死的?
    
    阿泽:晓不得。
    
    老威:也就是说,自你们母子分别被捕,即成永诀?
    
    阿泽:以后还见过一面,那是在判完刑押送去劳改的途中。当时武定还是楚雄州的一个比较大的专区,管禄劝等十几个县,我们100多犯人由禄劝转武定,在专署门口暂时集中,再等着分派到各个劳改队。我们下了囚车,被绳子串着,周围都是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记得那天还下着雨,在飘飘的雨丝中,每个人的脸都是青的,下巴还滴着水。我们在泥浆子里站了几个小时,为了转移浑身的难受,眼珠子就东溜西溜。就在我歪颈子的瞬间,我突然看见了母亲她老人家!竟在我身后的两三米外!唉,才分开三、四个月,她的头发就已花白了,而眼睛遮在头发里,猛一撞见,还以为是个瞎子。
    
    那时她才50岁左右,却已像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了。我心里如开水煮,却紧咬舌头,不敢出半点声。母亲也发现我了,她猛然抬起绕着绳头的右手,堵住嘴。我感觉她流泪了,幸好在下雨,要不就叫解放军给看出来。
    
    老威:怎么会这么巧?
    
    阿泽:我母亲也判完刑,在武定看守所搞劳动,等着转到其它地方去。
    
    老威:她判了几年?
    
    阿泽:晓不得,也没敢问。
    
    老威:母子就那么彼此望着?
    
    阿泽:还同走了一段路。当时已捱到下午五、六点,政府才来点名分配,由于从武定到罗茨劳改农场的公路正在铺,所以许多人被弄去修路;而我和其他5名犯人被挑选出来,派到山上一座寺庙旁边去烧石灰。
    
    老威:你母亲呢?
    
    阿泽:也没剩下,可具体去哪儿晓不得。几十个犯人互相牵扯着,排着队从武定出发,在真枪实弹的逼迫下走了大约10公里烂泥路。我和母亲肩擦着肩,在犯人队列中埋头赶路,路况较平展时,领队的干部为了提神,就121,121,123——4!地喊口令,大家立马挺胸抬头,脸红筋涨地跟着喊;我和母亲也喊,她的声音只有一尺多远,却只能感觉到细细的尾音,像一根铜丝在刮耳朵。
    
    老威:那么远的路,至少要走两三个小时,你们就没有谈话?
    
    阿泽:周围都是解放军盯着,所以一想说话就很紧张,不敢转头,眼角也不敢乱瞟。遇上烂泥潭或土坎,母亲的步子就不太稳,好几次滑倒,连累了一串人;我本能地伸手去扶,觉得她浑身都在打哆嗦。有一回,我的手慢了一拍,母亲的膝盖就咚的跪到地上,绳子把前排走的人都差点拖倒。
    
    如今回想,路那么长,从天还亮走到天黑尽,再有大手电筒和火把照着,也不可能不说话。母子感情,十指连心,牵着疼啊,况且彼此不知消息已好几个月,家里的媳妇、娃娃也晓不得咋样了……
    
    我已想不起来到底说了些啥子,要不就是我说了她没听见,或者她问了我没反应。解放军也没咋管犯人说小话,可我们母子晓不得咋搞的,就是对不上号。唉,有啥说头!一样都没有了,人都快熬成灰了,顾不上顾不上了。
    
    我留在了烧石灰的地方,就像做梦一样,母亲他们不知消失在哪儿了。几十年后才晓得,她第二年就死了,娃娃也死了,媳妇也死了。
    
    老威:绝户了?只剩你1人?
    
    阿泽:是啰。
    
    老威:在土地改革那年?
    
    阿泽:一土改,我家就叫瓜分掉了,媳妇她才十八九岁,却抱着1岁多的女娃娃,被赶出自己的院子。后来恳求农民协会,给了她一个猪圈大的破屋。
    
    老威:孤儿寡母怎么过呢?
    
    阿泽:地主婆嘛,在村里讨饭,要得到就吃,要不到就捱着。有时也帮贫下中农干活,人家就赏几斤粮。我娃娃营养不良,没多久就病死了,至于啥子时候、咋个死的我也晓不得。
    
    老威:你老婆没跟你离婚?
    
    阿泽:没有。
    
    老威:不错嘛。
    
    阿泽:农村女人文化低,所以认命。她是1958年大跃进死的,当时全民大炼钢铁,她被弄去背柴、敲矿石,粮食定量又低,她又累又饿,终于垮了。
    
    老威:你在她身边吗?
    
    阿泽:不准假,就回去不了。我后来才晓得她病了好长一段时间,都成骷髅了。平时没知没觉地躺着,只要听到那儿有吃的,眼睛方哗啦一下睁开,手也乱抓,把布条、泥巴、草,啥子都往嘴里塞。
    
    老威:1956年你刑满,就该是有公民权的工人了,为啥还不能探亲?
    
    阿泽:转眼就变了。再说1958年的革命形势很厉害,不仅我们不准上街,农民也不准上街,都被圈在劳动现场。店铺关门了,赶街都取消了,为了节省时间,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一两年内超英赶美,大伙买盐巴也是委托一个人,以最快的速度去供销社跑个来回。区乡的街上、马路上,全部空荡荡的,偶尔有外乡人路过本地,如果叫眼尖的发现,立马就会被腿快的群众围住,拉你到田里地里或者山上的炼铁场去做贡献。城里人也好,干部也好,你解释没用,中央的大政策摆在那儿呢,你不放下架子,群众就用拳头和口水帮你放下架子。
    
    所以一个小小的地主婆,累病累死算个啥?
    
    老威:人都快死了,还不通知亲属?
    
    阿泽:一年多以后,我才晓得媳妇不在了。
    
    老威:大跃进时代的效率也太低了。
    
    阿泽:我没钱,她更没钱,所以没法寄信;不寄信,双方就晓不得情况。1959年夏天都过了,我已好久好久没她的下落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啥子亲人都没有啰,除了她,我也没啥想头。刚好,队上额外开恩,给每个犯人发了一张明信片,我就迫不及待在这上面写了几行字,当家书给媳妇寄出去。
    
    老威:这公开的家书怎么写的?
    
    阿泽:太简单了:“好长时间没写着信,我也没钱带信,也不晓得家里的生活怎么样?”
    
    老威:没收到回音吧?
    
    阿泽:媳妇没回音,那边村里一个好心人却回了信:“你老婆已经不在了。”其它就没说啥了。唉,又过了许多年,我才真正弄清媳妇她是怎么不在的。
    
    又能咋个样嘛,人还得活下去。接下来就是三年自然灾害,种的粮食不够吃,就以瓜菜填肚子,油荤见不着,人也浮肿,数我命大能熬,好不容易起死回阳。
    
    老威:看样子,你在劳改队已呆习惯了。
    
    阿泽:人长了两条腿,做梦都想到外面的世界走动嘛,所以一有探亲假,我还是要回家。
    
    老威:你的家在哪儿呢?
    
    阿泽:村上的熟人家还是可以去一下。阶级斗争搞了几十年,也疲了,特别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许多人看穿了,无所谓。
    
    老威:里面也搞文革吗?
    
    阿泽:反右、文革都在干部中展开,和犯人无关,因为我们比右派和走资派还要坏些。不过运动一来,监狱就会严管,一律不准探亲假,稍有言论,将以破坏罪论处。
    
    我还以为要在监狱混一辈子了,灰心得整日眼皮都懒得抬。不料毛主席一伸腿,邓小平上台,地主阶级摘了帽子,出头了。50几岁的我被清理出狱时,真比贫农还贫——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生产队干部看着我都头痛。幸好筋骨还结实,干活是把好手,就在热心人的介绍下,到这家上门。当时她是个50来岁的老寡妇,带着两个娃娃,正需要个帮手。
    
    一晃又20多年,我已75岁,老伴带来的娃娃也都成家,连孙子辈也有几个了,虽然不是亲生,我也可以满足了——所以我极少对人提起过去,忘了就忘了吧,搞得心情不好有啥意思。
    
    老威:你落难时,你那个当官的堂兄没拉你一把?
    
    阿泽:他在路线斗争中多次受冲击,文革中更是自身难保,只有在邓小平手上,兄弟俩都老了,才敢见面相认。他晚年比我凄惨,去年1月,他忧虑过度,患癌症去世了,太可惜。
    
    
    
    补记:
    
    吃罢杀猪饭,再与村民们闲聊了一会儿,不过9点钟,夜就显得很深了。在伸手不见五指中,几个领路人前后照应着,用手电筒带我们走了大约两里曲折小道。有个8岁女童尤其热情,拉着我的衣角,像个毛乎乎的刺猬,感动之下,我塞给她50元钱和一包糖果。
    
    我和蒋老师被安排在乡村医生张彩香家住宿。张家有前后两套院子,丈夫和儿子又在外打工,所以在村里算富户。可是院内潮湿而肮脏,我们敲门进入时,先是一条狗,后是一群鹅,再后才是两头猪,连奏了好一阵畜生交响乐。跟着,炸起一串吆喝,畜生指挥家张医生扯亮了大门、中门、侧门、圈门、里屋门的乱七八糟的灯,我们在灯影中垫起脚后跟,但还是连踩了两三次畜粪。终于登堂入室了,张医生端出一盆碳火,就坐下与我们聊了一会儿天,这个50来岁的脸蛋红扑扑的妇女,回忆起当年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学医的情景,依然充满憧憬。
    
    我却对着墙上并排张贴的东西发呆,那左边是基督教年历,外圈大红大艳,对联为“辞旧岁数算神恩,传扬圣经救世真道”,横批是“神爱世人”;而在右边大红大绿的背景前,屹立着油头粉面的毛泽东,对联为“巍巍青山历史丰碑,彤彤红日民族正气”,横批是“伟大领袖”。
    
    “妖魔和上帝怎么能够混在一起?”孙医生不禁对张医生的信仰提出质疑,后者回答说没有多想。孙医生立即起身告辞,到村里另一个小学教师家去歇脚。
    
    张医生送客毕,有点尴尬地望着我们,问信主吗?我们沉默。这个赤脚医生出身的信主的妇女打了个哈欠,把蒋老师带入四面透风的2楼;我在底层打滚多年,眼光四下一溜,就坚持就地睡沙发。事后蒋老师说,她一夜被子蒙头,也冻得无法入眠,看来老威不愧江湖油子。
    
    院内无茅坑,夜里我在野地拉了屎。大清早起来又肚疼,只好在张医生的指点下,钻进土路旁一个半人高的洞。我下准脚,闭目咬牙蹲坑,感觉置身于一个密封的大粪罐筒。突然吱呀一声,我受惊睁眼,却是一个狗嘴伸进了门缝。慌乱之中,我也变成一条狗,汪地窜了出去。就在这眨眼间,大小四条狗已挤入,愤怒地抢吃新鲜大便。
    
    7点多钟重新上路,蒋老师觉得她的车技高超了不少。在山顶绕行时,路过“麻风病人”张志恩所在的大平地,我虽是个泛神论者,却在内心为他们做了专一的祷告。9点过钟回到团街,我们与蒋老师告别,目送着她风尘仆仆地驾车返回。
    本想吃碗热面,可从禄劝县城发来的长途中巴已吱地刹到脚边。我和孙医生立即登车而行,并相视一笑,庆幸此行的运气不坏。
    
    
     原载《民主中国》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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