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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权力的由来与变革——走向“三元金三角”的法权时代
(博讯2006年3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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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所言的权力,主要是指国家权力和政府权力,是从社会主权和管理权意义上所谈的权力。权力经历了俗权、契权、强权、法权等不同的发展时期,有不同的权力特征与内容。 (博讯 boxun.com)

    
    一、 托管于“公共仓库”里的权力
    
    1.习惯与俗权
    
    人类之初,并无现代意义上的权力可言。尽管那时人类没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个体的活动要受制于自然条件和群体意向的支配。但是,并不存在主子奴役奴才的那种权力。甚至在人类强弱状态相对明确之后,强者也仅仅是享有从自然获得利益的相对优越权。“强者为首,其余从之”纯粹是一种自然的选择。
    
    所谓的强者,主要是指富有经验、气力和威望的人。他们的主要责任是保护集体利益,而不是奴役他人。他们得到更多的自然利益,似乎也是群体利益的需要。
    
    人类的早期社会,既无纯粹的管理者,也无纯粹的管理机关,也就谈不到法国人让•布丹所称的那种主权,即国家和社会主人的那种统治权力;更谈不到主权者授于他信赖的人进行社会管理的管理权。那时的社会人际关系极为简单,并无法律与制度,人们的一切活动遵从于自发形成的习惯,群体的一切决定,由一切人做出。人们的地位虽有差异,但无对抗性冲突,社会主权为群体主权,大家都是主权决策者又同是行为的服从者。一切权力来源于自然法则和社会习惯。历史学上称这种权力为俗权。这也就是权力的最初意义。
    
    2.公约与契约
    
    按卢梭在《论社会契约》一文中所持的观点:“既然人人都生来平等和自由,就只有为了自身的利益才让渡自己的自由”。人们在稍后比较平等的社会条件下,选择官吏,管理社会,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把自身的权利委托给了管理者。这便是一种交换,一种约定。这时,社会集体的每个参加者,连同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了整个公社。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条件对于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既然每个人都不能把自己交给了所有人,也就不是交给了任何个人。人们既然把支配自己的权力交了出来,也就获得了同样的权力支配所有参加的联合者。那么,也就得到了与自己失去的一切等价的东西。这时的权力就不再是简单的自然选择和习惯上的俗权了,而升化为一种社会选择和以公约为基础的权力。对于这时的权力,我称之为契权。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一切社会意义上代表民意的权力,都应来自于社会公约,是社会集体的选择,受社会集体利益的约束。主权的概念是民主的,而不是个人、集团或阶级的专权。社会管理权也只是在社会总意志的委派下,托管在“公共仓库”的那种权力,没有任何权力可以超越公共意志之上。这便是契约权利的本质所在。“人民举出首领是为了保障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奴役自己。这是无可争辩的,也是一切政治权利的基本准
    则……。”(卢梭《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3.暴力与强权
    
    随着自然经济的产生、发展,人类从原始意义上的强弱状态,向社会意义上的主奴状态演化,原始公社逐步解体,社会事务日趋复杂,选举纠纷产生,权力契约也日渐失效。这时,社会对抗加剧,人们为了抢夺地域、人口、牲畜、财产而暴力不止,客观地强化了群体中的军事首领和行政管理权。而联合体的主权则逐步削弱,旁落在军事首领和握有管理大权的个人手中,他们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享有绝对至高无上的权力。被统治者则丧失了托管在联合体“仓库”里的所有权力,成为纯粹的义务履行者。
    
    在一个逐步走向全面对抗的社会中,统治者在贪得无厌地剥夺人民拥有权利的同时,不能不激起人民的反抗。于是,统治者就必然借助手中掌握的生杀大权和暴力工具,对社会实施强制管理。由此以来,社会契权便转化为强权了。
    
    到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暴力是一切强权的基础。暴力撕碎了权利契约,割断了权力与社会民意之间的必然联系,使权力失去了合法依据。于是,被统治、被压迫者除了采取暴力,再也没有任何方式来反抗这种强权了。因此卢梭认为“以绞死或废黜一个暴君为目的的暴动,乃是一件与他昨天处置臣民生命财产的那些暴行同样合法的行为。”因为那时的所谓法律,只是一部分人的意志。你认为合法,我认为不合法;今天合法,明天又不合法。当人类陷入全面对抗社会条件下,从来就没有代表全体民意的客观、公正的法律可言。人们用暴力推翻一个暴君,又会产生另一个暴君;一种强权被结束,又出现了另一种强权。暴力支撑着权力,权力维系着暴力。“任何暴力只要超过了以前的暴力,就继承了它的权力。”这样的事实,至今在一些用暴力夺取,并用暴力维持政权的专制国家里依然持续着。
    
    4.制约与法权
    
    人类饱尝了几千年来的专制权力之害,几经探索,屡屡失败,延至近代才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些走向工业化的国家里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提出了“人人平等、主权在民”的要求。这时,人们不再简单地运用暴力推翻一种专制制度,再建立一种新的专制制度,而是逐渐形成了权力分立与制衡为中心的观念,不允许国家权力集中在个人或政治集团手中,凌驾于社会之上。在这种革命思想的指导下,社会逐步探索出建立国家权力机构的分立和制衡机制,并要通过普选公民代表制定法律,加以确认和保障。以此步入了法权代替强权,以分立、制约为条件的国家权力时代。
    
    尽管这种制度仍存在许多问题,人民行使主权还不充分,还不完整,还常常受到各种政见、派别、金钱左右,但毕竟开辟了从根本上否定暴力变革社会,用谈判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时代。在当今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国家中,一切妄想凭借暴力来取得和维持权力都是不可能的了。
    
    在一个真正的法权社会里,一切权利只能来之于法律,人民有义务服从的只是约定的权力,而不是暴力的权力。任何合法的权力,都应符合公民的意志,而且只能保护公民的权利,而不能剥夺公民的权利。一切剥夺公民权利的权力,都应视之为非法。
    
    二、“权力金字塔”的沿革
    
    1.历史上的“一元金三角”
    
    俗权经由契权转为强权,社会就必然出现专制。历史上专制帝王靠左右两侧辅佐一统天下的统治体制,我称之为“一元金三角统治”。
    
    但是,历史绝非按一种模式发展而来的。在古希腊奴隶制城邦中,就不是一切权力由帝王操控,而是采取了较民主的集体管理模式。这是由于古希腊社会内部的深刻原因决定的。当时,这里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且以城邦为单位实施管理。它的地域和人口都不多,比较便于用直接的方式进行管理。除此之外,整个人类进入了对抗社会后的强权统治方式,基本上都表现为“一元金三角统治”体制。但这种体制又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两种类型的统治方式。
    
    一种类型为“分封制一元金三角统治方式”。中国的夏、商、周、汉初、两晋时代以及中世纪的欧洲,基本上都采用了“分封制一元金三角统治方式”。这种方式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是相适应的,但其有利有弊。其利在于,可以防止君王一人集中专权,并有助于减轻中央政权负担;其弊在于,由于地方各自为政,经常产生纠纷、冲突,甚至发生战端,致使中央权力失控,群雄四起,暴力不止。
    
    另一类是“集权制一元金三角统治方式”。中国秦汉之后,以及中世纪末期的欧洲专制政体,大都属于这一类。这种统治方式可以克服分封制所导致“王权旁落”的局面。但由于高度集中的权力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转移到王室和官僚机构内部,致使权力中央形成对立的派系冲突。而君王正好利用这种所谓“忠”、“奸”对立,相互斗争,保持权利平衡,使君臣对立转化为君与臣、臣与臣的三角对立。这种以君为至高点的三角鼎力局面,会使专制统治在内部保持相对稳定,因而它才能维持下来。
    
    历史上专制政体条件下的权力三角关系,无不是一种明争暗斗,变化莫测的复杂关系。君君臣臣不通权达变无法立身。最高统治者依靠统治集团内部两派对立,拉拉扯扯,渔翁得利。一但感到一派势力扩大,危及自身地位时,就毫不客气地联合另一派予以铲除。而各级臣吏则利用这种明争暗斗的三角关系,大搞投机钻营,两面三刀,搬弄是非,祸国殃民。
    
    权力金字塔结构是自然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集权体制、个人垄断的统治方式。这种统治方式的核心内容是:一切权力都归最高统治者,社会权力系统自上而下的是一种基本稳定的三角结构,无论在中央、地方、家庭内部都是如此,而且世袭继承,代代相传。无论何种革命都无法改变这种权力结构。在中国,不管是刘邦还是洪秀全,都只是捣毁了一个“一元金三角”,又建立了另一个“一元金三角”。
    
    共产革命以来,则表现为现代集权体制合伙垄断的权力“一元金三角”,执政的政治集团始终处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一统天下,不允许任何不受其领导的独立或相对的政治团体存在。这样以来,社会矛盾和权力争斗,必然反映在执政的政治集团内部,导致或明或暗的派系斗争,形成一种隐蔽的“一元金三角”关系。但从形式上看,统治者的意志又是借助“立法机关”使之合法化,并是通过行政机关付诸实施的。这种形式上的执政政治集团,立法机构和政府的三元关系,实际受执于中央政治集团内部隐蔽的“一元金三角”关系的制约。当代集权统治者,无不从历代权力“一元金三角”关系中学习经验,通权达变,有意识地利用中央集团内派别对立,打打拉拉,借以保持权力结构相互制约和平衡。一旦一派的势力发展到危及集团核心地位时,便会毫不留情地与另一派联手,予以铲除。这便体现出现代“一元集权金三角”统治的新特点。
    
    2.近代“三元金三角”
    
    当西方社会最先进入近代工业文明时代,“一元金三角”与人治的统治方式,对工业发展形成的系统化、专业化以及被管理的社会对象而言,已是一种桎梏。“一元金三角”所赖以生存的集中、专制与绝对服从原则,受到工业化的挑战,而不断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经济活动与生活所需的分工制约、平等互利、合作协商基础上的系统原则得以确立。这就注定了“一元金三角”在工业化国家里走向死亡的命运。
    
    一元集权体制与人治的社会统治,最先受到西方国家思想家格劳秀斯、斯宾诺沙、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攻击。他们从法的必然性、合理性的基本立场出发,力主根除人治,代之法制,提出社会契约、天赋人权、民主管理等新观念。特别是孟德斯鸠最早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原则,后来成为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大成果,由此奠定了近代“三元金三角”社会管理模式的权力基础。
    这种三元权力三角结构与一元权力三角结构的根本不同在于:三元权力“金三角”是在法制基础上实现的三元权力机构平行运作,有效制约;而不是人治基础上的由一角利用并决定另二角的相互关系。但这种“三元金三角“也是几经探索、改革演化而来的。
    
    众所周知,三权分立思想初由孟德斯鸠提出,即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独立,彼此牵制,以保证权力平衡。但这一原理却在社会实践中遇到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司法权并不能参与决策过程,事实上只有立法与行政两机关在决策过程中产生制衡作用,无法解决两元平衡的不稳定性。
    
    其次,立法、行政、司法权都由人民普选的权力代表机构行使,而人民普选可能因情绪等
    因素,产生重大变化或失误,导致社会秩序无法保障。
    
    为了解决上述两个基本问题,实现国家决策过程的三元制衡和长治久安,一些先进的国家便采取了立法机构的二院制,即上议院与下议院。这便形成了“3+1模式”的金三角权力结构。这种新型权力体制最早是从1343年英国由大贵族院和骑士市民组成的平民院演化而来的。现已为大部分西方工业国家所取承。而至今仍采用一院制的国家仅有丹麦、希腊、瑞典、芬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少数工业国家。
    
    人类社会的国家权力从“一元三角”,发展到“三元金三角”,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社会权力从暴力强权性质向契约、法权性质过渡的历史;反映了人类积极探索、确立合理的权力关系与法定的社会管理程序,在更高的层面上向民主、契权社会演进。当今世界除少数国家仍抵制政治变革,反对权力制约,坚持个人或集团专权的“一元金三角”体制外,大都步入了民主管理,权力制衡的“三元金三角”的法权时代。目前,尽管在最先进的国家中,人民主权原则也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社会仍存在许多分配不公,权利与义务不对等,以及贪污腐败等问题。但毕竟走向了依法、和平、协商解决问题的道路;走向了民主、分权、制约的新型权力体制,使权力逐步恢复了它的合法性
    (原载《民主论坛》)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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