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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进城,地主下乡
(博讯2006年3月02日)
    
    几年前,笔者选修一门“农业研究”的课程。教授讲起他访问美国一家农场的经历。被访的农场主是一个典型的“单干户”,其家庭农场基本是他一人经营。每天早晨,他都要驾驶自己的直升飞机将一望无际的农场巡视一遍,从撒药到施肥,都可一人胜任,不到农忙季节不用雇人。教授问他:一个人管理这么大的农场,需要全套的现代化设备。而在这些现代化设施中,哪一件对你最重要?农夫回答:“计算机”。高度的现代化农业,早已使美国的农夫告别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岁月,象耕地、锄草、播种、收割等等体力劳动,早已被机器代劳。农夫越来越象个白领,常常坐在计算机前,上网了解各种农产品的价格、各种农业原料的价格、市场走向、股市及农业投资的动态,由此换算出自己的投入和产出、利润率、和未来生产战略;同时,他还要通过计算机了解各种农业科技动态,设计改善自己农场的方案;并且和各种销售商、农业组织、以及代表自己利益的议员取得联系。简单地说,美国的农夫与其说是个种地的粗汉子,倒不如说是领导一中小企业的总经理(CEO)。中国加入WTO以后,赤手空拳的中国的农民,就要和这样的竞争对手在市场上一拼。这是一场土造鸟枪与隐形飞机之间的战争。就算中国能享受的农产品补贴比人家高几个百分点,你相信中国的农民会赢吗?中国的农业如不彻底改革,那么在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的农村就将被滚滚而来的外国农产品所淹没。大批失业的农民,将动摇社会稳定的根基。
     (博讯 boxun.com)

    笔者不久前曾在“早报”上撰文,呼吁中国政府改革户籍制度,吸引农民进城,通过高度的城市化减缓人口的增长速度。然而有人反驳说:中国是个以农为主的国家,不可让农民放弃农业。殊不知,农民进城,不仅不是放弃农业,反而是解决农业问题的第一步。中国农村的最大问题,是由于人口过密而带来的基本生态危机:耕地不足。黄宗智教授曾出版了两本对中国农村的经典研究,“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家庭与乡村发展”,提出了中国农村发展“过密化”或“内卷化”(involution)的问题:中国自明代以来,农业的总产量虽有大幅度提高,但这种提高,不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是由大量劳动力的投入所致。产量的增长率,一直低于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也就是说,劳动力的效率不是随着产量的增长而提高,而是降低。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一是人口增长过快,一是家庭小农经济主宰了中国农村。黄教授运用俄罗斯经济学家蔡雅诺夫(A.V.Chayanov)的理论分析:在家庭经济中,多余的人手不会象在资本主义企业中那样被解雇,而是被投入生产过程,哪怕这一劳动力能创造的价值远远低于市场上一个劳力的工资。这种“赔本买卖”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这个多余的人手不管干不干活,总得吃饭,总要消耗家庭的经济资源,把他放到地里干活并不会消耗更多的资源,反而能增加点儿产出,总比闲着白吃饭好。人口越增长,家庭的这种多余人手就越多。而多余人手越多,家庭经济的多余“雇用”就越多,每个工时所产生的劳动边际报酬就会递减。历史上所谓的“工业革命”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有了革命性的提高,使更少的农业人口能养活更多的非农业人口,这样才有工业化的劳动力资源。而中国的发展是,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在人口的压力下越来越低,离工业革命的前景越来越远。用黄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
    
    尽管学界对黄教授的结论有很大争论,中国地少人多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江南的稻米经济与旱地农业不同。水田要求的劳动力投入高,产量也高,不仅能承受更大的人口压力,而且需要有较高的人口密度才能维持。美国的中国农业史泰斗帕金斯(Dwight Perkins)甚至认为人口增长是中国农业进步的主要动力,也颇有洞见。但即使考虑到水田的特殊性,黄教授的理论仍颇有说服力。明清江南民谚曰“一夫耕十亩”,即一个劳动力耕种十亩地时劳动生产率最佳。但日本汉学大师松村佑次的经典研究表明:清末民初江南一般地主出租的土地平均面积不过是两、三亩。一户农家即使能租到两块地,也不过是五、六亩,平均到每个劳动力头上就更少得可怜,根本谈不上劳动力的效率。如今中国人口又翻了三、四翻,耕地面积却无实质性的增长。农民一夫平均能耕几亩地,可想而知!
    
    中国农业的另一病症,是地主进城而不下地问农。自十六世纪起,江南的“居城地主”就逐渐取代了“居乡地主”,在城里养尊处优,只顾以受租的形式把农业生产的剩余价值搜括到城里,而不投资于土地。结果,土地产出的价值无法再投入土地,农业资本的形成过程被打断。留在农村的,是既无足够的土地,又无基本的资金的小农,无力引进新技术改进耕作,中国的农村,也愈发破落?解决中国农村几百年来的问题,首先是通过让农民进城,使农村人口有更多的人均可耕地。在锄头和水牛的明清时代,江南的水田的最佳劳动生产率就以“一夫十亩”为基准,那么以二十一世纪的科技,一夫最佳的耕种面积应扩大数倍。中国的农业要起飞,一夫必耕数十亩,而在北方的旱地,一夫可耕上百亩。有了这样的人均耕种面积,农业才会变得有利可图,才可以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和资本,改变明代以来精英不下乡的局面,高科技的农业才有可能。目前中国的商学院炙手可热,而农学院不仅没人去,而且只知道教土壤、化肥、种子等等的专门技术。中国缺的,是农业的CEO。如果农民大部份被城市吸收,农村变得地广人希,那么农学院就应成为培养未来经营式地主的基地。也只有当这些在农学院中训练出来的高素质人才愿意下乡当野心勃勃的地主时,中国的农业才算看到了希望。
    
    选自“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
    
    农民进城,地主下乡--WTO之后中国农村的自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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