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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启立和周强成为两种不同的人/昝爱宗
(博讯2006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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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昝爱宗
     胡启立是团中央书记,周强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前者是曾任,后者是现任。 (博讯 boxun.com)

    
    在我看来,胡启立是一种人,周强是另外一种人。有一年,胡启立在贵州视察某乡村学校时正逢雨天,由学校“拍马屁”领导组织了一大批前来迎接的小学生,淋在雨中,站在泥地上。胡启立看到后,赶紧把自己的伞让给小学生,还与学生们握手——胡启立这个肢体动作,无疑是朝着那些擅长“拍马屁”的领导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2006年2月21日下午,当我读到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先生的一篇长文,提及今天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阁下”(卢跃刚专用语)到河南视察时,不但公然漠视小学生被太阳爆晒,甚至不止一个小学生中暑晕倒,感慨万千,心想:怎么这一任团中央书记与胡启立有那么大的差距?
    
    卢跃刚写道:“周强阁下驾临并讲话时,当场就有小学生中暑晕倒,不止一个小学生中暑晕倒。晕倒一个,抬走一个;晕倒一个,会场便引起一阵骚动。要么没看见,要么视而不见没感觉,周强阁下继续演讲,让在场的人很反感。本报一位记者在场目击。我找这位记者核实,他说,小学生中暑晕倒时,‘周强书记就在现场’,没有任何表示。”
    
    而此前,卢跃刚先生到长沙橘子洲头,目击公园“橘子洲头”石刻标志的上空赫然挂着一条一二十米长的红布大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同志莅临指导工作”——真是“干活三个不如一个,吹牛一个顶三”。“我不知道周强阁下去橘子洲头是‘指导工作’,还是旅游,不管是‘指导工作’还是旅游,古代官吏、甚至帝王将相都知道轻装简从,一不扰民,二可体察真实,况乎以实现共产主义、“三个代表”为己任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我们能不能设想一下,胡耀邦到某旅游胜地旅游或‘指导工作’,下面拍马屁,赫然挂着‘热烈欢迎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莅临指导工作’或‘热烈欢迎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莅临指导工作’,胡耀邦会怎么对付?我敢说,胡耀邦定会大怒,喝令拿下。这只能说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见2006年1月21日公开的卢跃刚“关于团中央对《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的政治结论致周强、赵勇的抗辩信”)
    
    所以我说,胡启立是一回事,周强是另外一回事。或许团中央书记自胡耀邦起到胡启立之时,是人性化的书记时代。到了周强时代,已经是“周强书记就在现场,没有任何表示”的非人性化时代了。
    
    当然,我不是说借这个事要表扬胡启立什么,只是想说,任何一个人(成年人,甚至稍微懂事的孩子)都可以做到的事情,胡启立同志也当然可以做到了,这很正常。至于周强“同志”为什么没有做到,或许只有周强“同志”自己可以说明了。
    
    读了卢跃刚先生刚刚公开的文章,我当即给他通了电话,我说让我感动的是团中央能够有胡启立这样的书记,让我吃惊的是到了周强这一任书记,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为什么“周大人”做不到,难道“周大人”不是“人”?
    
    团中央这样的组织,只是一个群众性自发管理的民间组织。团中央第一书记,也不过是这个群众组织的书记而已,说好听点书记是个“官”,其实就是“团中央协会”的一个秘书长而已,有什么威风可以炫耀呢?邓小平说领导就是服务,他这个秘书长就是给青年团员当秘书,不是主角,而是配角,不要乱了方向,越了位。
    
    至于卢跃刚先生批评周强、赵勇,也很正常,共产党不是老早就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吗?你们自己不自我批评,当然要外人去批评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2004年7月5日,卢跃刚先生在中国青年报内部网络上公布了《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反响很大。但无论是在互联网上扩散、传播,还是被海外各类媒体报道,都是一个有宪法国家内发生的非常正常的事情。可这个“团中央”却敢于“反潮流”,“戴帽子”,或以“组织“的名义,非公开、私下里下达了三条“政治结论”,称“一是《公开信》从内容到形式都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新闻宣传纪律,内容涉及一九八九年《人民日报》‘四&8226;二六社论’和‘六&8226;四’等敏感话题,已经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造成了恶劣影响,是典型的自由化;二是这封信涉及许多人和事,事实上伤害了很多人,很不道德,也严重损害了中国青年报的利益;三是这封信进行了人身攻击,对赵勇‘五&8226;二四讲话’的观点断章取义,也有谩骂和污辱。”
    
    这个“政治结论”不提法律,却提“道德”,让人匪夷所思。如果团中央的周、赵两书记能够开明或有肚量的话,或者有道德、有勇气的话,应该把卢跃刚的公开信和团中央的“三条政治结论”公开在《中国青年报》上自由辩论,谁是谁非,这样才能够见证“真理越辩越明”。如果周、赵连这点勇气、这点道德都没有,还当什么书记,回家睡觉去好了。
    
    很显然,卢跃刚因为有对真理和公正的信仰,才拿出道德勇气表示“不能接受团中央的结论”,所以在他发表第一封公开信后,再次发表“抗辩信”,就是要一个公正和行使一个自由记者的神圣权利——不仅仅为“冰点”,还为了还原真相。
    
    按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宗旨,共产主义的老祖宗就是马克思。按照周、赵这样的团中央书记的“眼界”和“标准”,假如马克思本人活到今天,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周、赵两人则肯定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1843年1月,当《莱茵报》资产者股东们迫于普鲁士当局的压力,提出要当时担任主编的马克思缓和一下报纸的调子以求宽容时,马克思毅然决定退出编辑部。他说,“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后来他还说,“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空气”,因为新闻工作者要在自由宽松的气氛下写作,要使自己的思想有自由驰骋的天地,要能够大刀阔斧地施展自己的写作才华。否则,如果为了求得在专制统治下的生存,一味地“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这是那种“下贱文人”的人格。
    
    现在,共产主义的发明人和老祖宗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都把理说明白了,文人要自由写作,是天赋的人权。无论是什么党,还是什么政府,只有确认“这个人权”的权力,而没有剥夺“这个人权”的权力。可奇怪的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就连非党的卢跃刚都明白了,为什么坚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团中央一些要员却装糊涂呢?难道现在还是指鹿为马和掩耳盗铃的时代吗?
    
    前不久,我看了一幅漫画,上面是一头奶牛,挤奶人若再多挤一口奶,这头庞然大物就会轰然倒下。这个漫画与俗语中的“加一根稻草压死一头骆驼”是同一个道理。我想,无论是周强,还是赵勇,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赵高指鹿为马,下场很惨。虽然《中国青年报》不是一匹多么健壮的马,但硬让它说成鹿,任意宰割,马急了照样会咬人,恐怕就有人遭遇指鹿为马的下场。
    
    所以我说,做事先做人——人都不会做还做什么事?看看人家胡启立都知道给学生让伞,你周强却让学生晕倒,难道这个学法律出身的“周大人”真是要做扶不上墙的一把烂泥吗?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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