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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运动论说(12)/武振荣
(博讯2006年2月23日)
    
    论66运动之自由
     (博讯 boxun.com)

    (一)论解放性人权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运动,它以7亿人之众争取人权,然而运动中竟没有生出一个有影响的人权口号,甚至在运动的高潮期,连“人权”这两个字都没有出现过,也许正因上述现象存在,人们才不肯把它同西方社会历史中所发生的人权解放的运动相联系,更有甚的是,所谓的有知识人才可以无所顾忌地对这个运动做出践踏人权的解释,到我写这本书的今天,这种解释在全世界范围内竟流行一时。在这里,我声明,如果认为人权主要是有鼻子、有眼睛、有名有姓的中国人,如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权利,那么,这的确是一个践踏人权的运动,若提到受害者,你可以在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彭真等等政治大人物的名字之后,列出吴晗、邓拓、廖沫沙等等这些半官方文化人物们的名字,还可以在其后续上巴金、老舍等等文化人物的名字,这样你就可以为声讨这个运动拿出事实;但是人权若是以普通人为其主要对象,在广义上代表着普通人的政治权利,那么看一看普通人在66运动中的表现和表演就是分析和批评它的标准了。若以为人权是有身份、有地位、有名望的人的权利,那么,人权岂非是一种多余之物?在中古时代,所有享有特权的人物们哪一个不是社会上的名门望族呢?所以,我们若对人权做美国《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的理解,在一场社会大变动中,既得利益者们丧失已有权力和名望的事情同广大普通人赢得了政治解放的时间相平行时,人权的概念应侧重于哪一方面呢?我请读者们自己分析:一方是我们根本不可能列举出姓名的大学、中学学生、普通工人、市民、农民,他们的数字是亿为单位计算;一方是社会上的当权派及知名人士,他们还不过百儿八十人,在这里,我即使不区分1966年害人事件主要发生在工作组整人之时,认为全是66运动伤害了无辜之人,也不足以动摇我对66运动的全部观点。对社会名流来讲,他们所受的伤害完全是一种精神上的伤害,这种伤害同逼迫起来造反的普通人于运动前受到的伤害一样,只不过他们所受到之伤害易被舆论传播因而也能够收到更多的社会同情罢了。正是看到了这种情形,我才在一个明显存在着践踏人权的运动现象中发现了一个更为广泛的人权解行为。
    如果说西方近代化过程是以人的发现为其开端的,那么,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却以民族意识的抬头为启动的契机,因之,同一个人权问题,在中国和西方的表现情形是很不同的。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文化是一个人压神而非神压人的文化,因之,中国文化一贯主张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中国的社会伦理、道德伦理的基础都是基础于人而不是基于神,因之,以理论的形式以发现人,实属多余。在西方社会,如果说人权这个东西在最初时具有文化上的抗拒神权的意义的话,那么,在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化过程中产生出的人权就有多种意义了。上一个世纪中叶后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人权理论也随之而来,但是当中国最初的反映是民族主义而非个人主义式时,加再上中国文化的固有特点,人权的思想在中国便无由发达。到66运动爆发的前夕,人权观念和思想的不发达状况并没有改变,就此去理解一个政治上解放人,赋予人以广泛权利的运动,其所以未曾出现人权二字,其中的缘故,人们便可知晓一二的。
    66运动其所以提不出人权的理论,这与整个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有关,这种革命把民主当成复兴民族的一种手段,从而简化了民主的多种涵意,最后把它引致到一个与人的权利完全剥离的境地,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中,这种情形更是变本加历地存在着。共产党建立大陆政权之后,在开始大规模的实施社会建设方案时,完全把人当成一种任意可塑的政治实验品,在典型奴隶式劳动条件下,铁路修通了,水利工程动工了,大矿开采了,大油田也发现了,一批具有现代水平的大型的民用军用工业在苏联、东欧等国家提供的援助下相继建成,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经济发展的势头。在这种情形下,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在抹去汗水的那个霎那间都可能受到鞭打的情形,一晃而过了。即使这样,人民也没有怀恨在心,在收缩了肌肉之后,又继续地劳动;若不是由“大跃进”破产所起的“天灾人祸”式的灾难,也许没有尔后的66运动。60年代初,当人民刚刚吃上了“共产主义的大锅饭”时,可怕的情形便出现了;农村公共食堂的大锅,非但没有米下,甚至也没有柴伙可烧,出现了一个饿死几千万人的全国大饥荒。如果说此间在生死线上活了过来的人才思考所谓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对此思考行为之反映就是共产党不断升级的阶段斗争,于是,一种由教育造成的,在广大中国人民潜意识中存在的和不公正的人和事的斗争的精神就可以看成是66运动的准备阶段。在共产党的宣传中,“阶级敌人”才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这一种说法,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还被重复着,于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以及“两条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要求每一个中国人立足于“革命化”的境地,以最终地反对“国内外的一切阶级敌人”,66运动就发生在这个时刻,当人民事实上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革命者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同共产党人预期的不一样,革命的人民并不是一个被动的实体,他们主动要求权力、要求管理、要求政治参与的情形事实上突破了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模式。
    论证至此,我从两个方面说明了66人权行为的发生:一是就物极必反的情形而言;一就共产党社会对人的一贯的政治教育而言。正因为在这两个方面恰恰都缺乏理论,所以解放型人权才被描述为“革命化”之后的人民的“革命权利”。可见,66运动人的解放一开始是政治的而非文化的;是现代的而不是近代的;是逼迫的而非自觉式的。人的解放使人突然之间上升到了“我”欲主宰一切的位置。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升起自己的“红太阳”,人的解放的光明前景一下子给全照亮了人的解放的道路。人的问题变得如此的急切,如何实现人?如何完整化人?如何完善人世间的生活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在一种没有口号,没有标语,却只有行动的情形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把这个运动与同时期美国非裔人权运动做一个对比,我们可发现其间的异同,如果运动的参与者们认为这个革命的社会应向一切革命者开放,那么,广大运动者革命化的行为事实上要求社会兑现他们手中的革命“证券”,这同美国非裔人要求“正义银行”兑现他们手里持有的“人人生而平等”的“空头支票”一样(小马丁、路德金语),区别在于,66运动者采用了直接改造社会使之社会变成为他们之社会的行为,而美国非裔人则是“不相信正义银行已经破产”,“不相信国家机会的金库已存款不足”,区别也仅仅在此而已。
    要知道在此之前, 有关中国人革命化问题是由中共各级党组织至上而下地牢牢地控制着的,现在,它变成为亿万人民的一种自我认定或自我认同,所以,当一个人在公开表态他是一位革命者时,就没有人能够剥夺他的革命权。批准一个人是不是革命者的权利已经由共产党统治系统转移到每一个人的手中来了。文化大革命所要求的“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事情就这样地被“兑现”了。在这里,我不讨论共产党为什么不解放人民,而要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问题,我作为一个专门研究人民运动的人关心的只是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这种事实,并且是要说明此种事实不属于共产党,不属于毛泽东,而属于人民。
    运动中,革命人民所享有的权利不是纸上的东西,而是广大造反派自治组织成员们的一整套行为模式,若有人以此为基点,以为大陆社会由极端的非人化时代向人的时代过渡,那么,在这个过渡时代我们才发现了文学意义上的“大写的人”。尽管到今天为止,我们对于这种“大写的人”的意义也许不能准确解读,但是终将有一天它会显现自己的全部意义的。
    66运动是一场伟大的人民“自救”运动,在此之前,从1949年便开始流传的毛泽东救人的神话,在1966年出现了一个终结;在这一年,当人民发现1949到1966年的人民非但没得救,反而跌入了“资产阶段专政”的“深渊”时,自救的念头便已萌生,不能靠共产党救人,不能靠社会主义救人,而只有靠自治的组织、靠自已救自己!当人民自救的救星从人民心中升起时,66运动中,人民心中的“约红太阳”就不止是一种木刻画的毛泽东的头像了;在毛的头像的背后藏着每一个人还不曾露出的自我画像。
    不了解中国社会内情的人,可能会对66运动者桀骜不驯的行为发生困惑,其实呢?这乃是人性法则对于非人化历史的一种抗议。正因为这种抗议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所以,我们便不应该用常规去解读它。66运动是打乱常规的运动,造反者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一种标准式的桀骜不驯的样子原本是挣脱了非人化控制的人民情感的一种自然地流露,在极端丧失了自由的条件下的人的解放运动才表现出了全世界所有运动中绝少见到之现象;把这种现象同本世纪初的国民革命及40年代末共产革命的有关“解放人民”的意义联系起来思考,我们便会发现其间的性质变化。辛亥革命所产生的解放因素在中国知识界以及小知识分子当中的影响是十分明鲜的,但是在中国市民和农民中的影响却不甚明显。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的行为没有成功地建立起民族国家,而是直接地引发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大动乱,因而,发于1949年的共产党“解放运动”,实际上是一次政治统一行为,其性质是“治安”的而非“解放”的。中国社会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大动乱之后,它需要的是统一而非解放,总之一句话,以上国共两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虽然也在一定的程度以上十分复杂的间接方式引发了人的解放性因素,但是,绝不是解放人的革命。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在人民渴望秩序,欲恢复政常生活的情形下有效地提出人的解放的问题。因之,于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由中国共产党人做出的那一篇“解放中国人民”的故事,原本是不真实的,只是到50代中叶至60年代初,随着专制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建立,随着共产党政治压迫的不断深入,才产生了迫切的人政治解放的问题。
    仅就主观方面的因素来考察,66运动者没有摆脱掉共产党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运动者是运用他们心目中比较理想的社会以替代眼下的不合理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人民造反的深层意识中已包涵着比较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只是当造反行为事实上揭开了专制社会主义压迫人的“铁盖子”时,才产生出了解放型人权。解放性人权虽然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但是,它却同“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主张有关,有着“出生”意义上的关系。所以,只当它以革命的名义在要求一揽子人权时,才形成了独立而又自主的意义。在运动中,广大造反派充分运用政治权利的行为,是天经地义的事,这就使人想起了美国《独立宣言》的签属者们对人的权利所做出的“毋待证明”式的说明:“我们认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这些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些道理是毋待证明的……”。200年过去了,当美国作者科恩在写作《论民主》一书时,他不满意“毋待证明”之说,认为“为民主所必需要的自由作辩护时仅仅说‘毋待证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论民主》一书中译本第129页)。同科恩的见解一样,我也认为66运动中广大运动参与者对已经到手之人权行为所做的天经地义式理解,不足以有效地维护此种权利。也许正因为如此,在运动后期,当天经地义式的权利事实上面临着丧失的危险时,对权利的简单理解和认识以及对于运用权利的行为的单纯热情,显然不足于应付此后的危机。
    我认为,在所有发生了民主革命的社会中,自由做为一种权利,对于公民来讲不是“天赋”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毋待证明”的,恰恰是需要实践不断澄清和运用理论不停来证明的。在古典理论中,这种其所以被说成是“天赋”的“毋待证明”的,即在于古典大师们要建立一套能够容纳新思想的一套原则体系,在这套体系中,政治原则应同数学原则或几何学原则一样,要求简明而又明了,以最终地成全权利之自证之源。如果说自由同任何一种制度和事物一样地具有历史的话,那么,在有关自由的初级阶段上,人们乐意称自由为“毋待证明”的就成一种易于理解的东西了。于此,若有人批评这种自由,认为它“幼稚”、“不成熟”或者不标准,我并不反对,我认为在专制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让人民在一次运动中就拿到成熟和完善的自由的看法和想法是不可取的,因而我珍视那种被许多人斥之为不成熟的自由。在有关自由的问题上,我并不是不喜欢成熟的自由或圆满的自由,也不是不羡慕西方式的自由,只是我生在中国,在中国追求自由,所以,我碰不到理想式的自由,只能拿得到很不理想的自由。在66运动中,中国人能够得到的自由和已经得到了的自由就是如此,它同当时的西方式自由相比较,既不成熟,又不标准,但是我目前就珍惜它。我不怕别人讥笑我为一种不标准的自由而劳心费神地辩护,因为我心里头明白,这是曾经到手了的中国人的自由。中国人只有珍惜和爱护这种自由,才能为全人类的自由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在埋头写作此书时,完全明白我所书写的这种自由是社会上的当权派们严格禁止的,与此相应的是,我却看到了他们不禁止有关西方社会自由论著在中国流通的事实,这其中所包含的问题难道不值得人们沉思吗?中国专制主义者在目前所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其所以不惧怕外国的自由读物之流通,原因在于那种自由远离中国人的生活,所以,放开它没有大的后顾之忧,但是在所有与中国人现实生活相联系的那种自由论述,即使蜻蜒点水式,也会引起专制主义者们的惊慌,他们必须要一下子致死而后快。就在我写作本书的第一节时,咸阳市出现了一次“反革命大字报事件”,秦都鞋厂一位人称“疙瘩娃”的青年工人,因不满意“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教育,出于义愤,写了一份不到2千字的《文化大革命好》的大字报,悄悄地张贴到西北国棉一厂家属区一幢宿舍墙壁上,就此构成了“现行反革命罪”,共和国公安部直接派人下来破案,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逮捕了这位工人,就在我修改这部书稿时(1988年),闻讯他死于狱中。诸位,那张“反革命的大字报”并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所列举的“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不外是“修建了南京长江大桥”、“生产出了杂交水稻”、“提高了人民生活”等等以前报纸上常说的话,就是这些话,便把这个“敢于顶风作案”的青年工人送进了大牢,以至于他为此而陪上了性命!阅读至此,读者们对本书前言中所说的本书不可能在大陆出版的话,该有进一步的理解了吗?
    诸位,该有多么可悲啊,你们说一说,时下,我们中国人可以无拘无束地谈论外国人的自由,却不能议论我们自己的自由,特别是不能谈论和议论66运动中的自由,而在66运动时期,这种自由甚至是以滥觞的形式出现在人民政治生活当中的,而在眼下,在66运动中的“落水狗”们爬上了岸时,一个普通个人为此写了一张大字报就已经构成了“现行反革命罪”——这不是“倒退”又是什么?就此,我可以说“改革”非但没有使我们前进一步,反而使我们“倒退”了100步,正如一出陕西地方戏《杏花村》中的一位基层干部说的那样:“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子退到了解放前!”我们不但在经济上“倒退”了,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精神上也是大大地“倒退”了!
    
    (二)论66运动中的自由样式及自由实践
    
    在66运动中,没有人从政治学、社会学、哲学或法学的角度上,正面地提出人的自由问题,也没有人挺身出来,为已实现了的自由张目呐喊。因而,到今天为止,66运动中的自由样式也很难认识和不容易评估。
    历史地看,自由虽然在本世纪初的国民革命中具有意义,但它仅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同国民生活无切身关系,在30-40年代的国民党统治时期,陆续颁布的“六法全书”许诺了法典意义上的自由,国民党逃离大陆时,共产党人废除了“六法全书”,用毛泽东“一分为二”的方式把自由分成为两部分: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无产阶级的自由,他们声称,共产党人只要后一种自由而拒绝前一种自由。就此去解读1966年人民争取自由的历史,他们把运动前的“17年”中的有关自由之类的东西斥之为“资产阶级”的自由,把运动中人民以政治生命为代价取得的自由叫“无产阶级”自由就情有可原的了。随着运动的不断发展,当广大运动参与者们要求着比“资产阶段自由”广泛得多的“无产阶级自由”时,被一分为二了的自由却奇迹般的“复活”了,这就是66现象。在这种现象发生的当时,是没有人关心自由的字典意义或学术意义的,因为自由已经成为在人的“灵魂深处”的存在物了,只要人的灵魂还在,它就活着,存在着,这便有助于说明,从来就缺乏起码的自由教育的人民在争取自由时为什么会变得那样的狂热。就此去理解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物在运动前对专制社会主义日益加剧的危机感受,我们便会发现,危及社会的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修正主义,而是自由。
    本世纪以来,经历长期社会大动乱时代的大陆中国人民,在17年和平环境中,在经济与政治生活的双重压迫下,在共产党蒙昧文化教育的刺激下,以及在国际社会迈向民主进程的无形影响之下,产生出了对自由,特别是政治自由的强烈需求,到66运动爆发前,此种需求事实上已经汇成为一种潜在的潮流。当“文化大革命”运动事实上触动了这种潜在潮流时,毛泽东排斥刘、邓的压制方式,主张疏导便迎合了潮流。同刘、邓等人比较起来,毛泽乐更接近自由一些。在这本书中,我不把毛泽东看成是恩赐自由于人民的人,但我一定要指出,在1966年的中国共产党上层人物层中,毛是一位主张“开放”的人,在这本并非论毛的专著中,我不打算猜测毛所执开放政策之动机,只是证明了社会上已经存在着政治开放的可能性就行了,而66人民运动就是与这种“开放”性有关的,因此,我即使不赞成对自由做一分为二的处理,认为它只有一个,我也不会因为它同专制的毛泽东过从甚密,就把它当成非自由的东西放在一边。在这里,我不就积极的方式评价66自由之性质,即就消极方式理解,也有助于说明“无产阶级的自由”怎么会变成人民群众的自由。我力主66运动是一场自由化运动,它留下的遗产,不仅仅是中国自由化之历史,而且也是自由化的道路。
    议论至此,我若还坚定地指出,运动前导致专制社会危及的东西是亿万人民群众中潜在的日益增长着的自由意识和不可压抑的民主需求,就把66时期的“资产阶级”帽子底下掩盖着的真实的东西给揭开来了,有鉴于此,谁能说66运动的产生纯属意外事件呢?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反对毛对1966年中国政治大事变所做的“必然性”说明,倒乐意去研究他个人是如何适用新方式去应付此种“必然性”事变的。在毛的制作之中,“群众路线”被当成一种“法宝”,“文化大革命”中,毛要使这个“法宝”充分地发挥威力,以在运动中把每一个人变成为共产主义者或者毛主义者,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江山”才有可能“永不变色”。可见,毛执意使共产党的运动最终地变成为人民群众的运动,虽有几分为人民着想的意思,但是,更多的却是共产主义的设想。结局仅在于,如果人民群众的运动已经改变了自己,并真诚地服务于人的需求和要求时,那么,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渠道”才最终地流出了66运动之“水”。于是,追求“无产阶级自由”的行为就整合成追求人的自由的行为了;在最专制、最缺乏自由的极点上,中国人民却争取到了最大、最多之自由——这便是66事变之显著特征。
    对66运动中出现的自由的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它可以区分为参与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及结社的自由三种类型。
    所谓参与的自由是指公民有权自由地参与政治过程,其衍生出的意义是,参与政治的自由和参与历史的自由。如果认为专制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外貌上的民主性,那么,这种社会就必然要求人民的参与,就些去分析,50年代伊始,大陆上一连串的共产党政治经济运动,无不具有动员民众参与的性质。从“土地改革”运动动员乡村贫苦农民参与到1966年5月动员人民“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集团形成了真诚要求人民参与的意识与心理,并掌握了一套行之有效地动员群众的方法方式。在这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的上层人士们认为,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而又认真的参与,专制社会主义社会是办不成任何一件事的。到66运动爆发的前一天,频临崩溃的共产党各级组织,还在“动员”人民“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最好的例子。对上述行为做进一步的分析便会发现,这个社会要求公民进入政治过程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强迫性,就是说当公民还不俱备相应的政治参与资格或不打算参与政治时,政治运动以强迫的方式迫使公民参与;二、齐一性,也就是说,被迫参与政治过程的公民不能带有自己的个性和特性,必须适应党的政治的一致性要求;三、公民无退出政治运动的权利,也就是说,政治运动只许进,不许出。就此,我们可以下结论说,66运动前,中国大陆不是没有公民参与政治,而是没有公民参与政治的自由。所有政治运动都没有考虑公民参与政治的自觉自愿原则,66运动前的情况也是这样。是66运动改变了这一切,产生出了一个参与的自由,如果说这种自由是一种创造,那也不过说它是被逼出来的。在这里,我强调,有怎样的一种压迫,就有可能产生出与之相应的反抗压迫的形式。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中,中国人民是永远长不大的小不点,所以由他们给人民提供的政治上长高的一系列指标,就成为对人民的一种考验了。到66运动时,毛泽东拔苗助长式地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觉悟之后,人民突然发现自己被共产党人高出了许多,结果是,他们反过头去,以政治巨人的眼光把各级共产党当权人物又看成了小不点。政治上高人一等的想法,促使每一个人朝不可一世的方向发展着,66运动中的自由就是这样。
    66动动者并不只是携带《毛主席语录》参与政治运动的(就表面现象看是这样,所有反映这时期的美术作品上,无不有语录本这种东西),而是携带着他们自己的“私货”:情感、爱好、兴趣甚至癖好或嗜好参与政治的,因之,在此参与行为的促动下,原本很高贵、很圣洁的政治就变成了一种市场政治,在这个市场政治中,搞政治的人都出让自己的“私货”以换取另外的好处。如果此时有人认为这种交易很肮脏,也不会招致很大的反对,因为他如果厌恶这种交易的话,按照交易规则,他原可以自由地退出去,就好象一个有洁癖的人,发现自己所进入的现货交易市场太肮脏,扭头便走掉一样。运动中,也的确有一部分高雅之士学着叔齐、伯夷的样子逃避了运动,这恰恰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66运动的自由性质,即一个人有退出运动的权利。66运动是观点的交易,也许所有参与此交易的人都下意识地感到交易有失高雅,因而,任何人都不感需要伪装,也就说,谁也不需要戴上假面具。所有的人都是缺点外露的,正因为如此,这个交易型政治市场才在最大限度地、上接纳了所有的人:男人、女人,以前的党员、团员和非党、非团人士、学生、工人、干部、学者、艺术家和“五类分子”的子弟。由这么多人组织成的这么大的市场,肯定是一片混乱,不但有永无休止的讨价还价,甚至还伴随着拳脚相加的小动作。一些政治上很一般的人,不惜采用商业广告的方式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小字报、大字报、语标、传单这些东西都可以为人在政治上的自吹自擂提供方便。
    如果说从以上的参与自由中我们可以悟出历史与文化方面的双重意义的话,诚如我前边所言,中国人民的政治史就不存在于革命的著作家们的笔下了,它实际上是一种时起时伏,时高时低的政治风潮或政治风波,又如果它可以把中国人民最终地带出专社会的话,那么,它的66起点,就不容忽视了。66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被它破坏了的中国共产党“政治童话故事”,是任何人也编不下去的了,当邓小平从左毛派人物手中夺得了权力之后,为摆脱眼下的窘境,就不得不靠出卖共产党灵魂来混日子。可不是吗?如果中国共产党真的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什么要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打倒在中国已经“先富”起来的地主、富民、资本家、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呢?难道他们不是一些善于“发家致富”的人吗?66运动之后,一个笃信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政党,不仅仅失去了自己的哲学和政治信仰,而且也连带地失去了它自己的历史。正因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日子,才真正是“一天天烂下去”(毛泽东语)了。
    当人民一旦立足于自治组织之内,他们的身心就必然会发生“脱胎换骨”式的变化,用共产党襁褓包裹了“17年”的人民,一下子被置之于自由的衽席之上了。立足于此意,我把66运动当成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最伟大的一次自由化运动又有何不可呢?运动中,亿万人民接受了一次最深刻、最生动、最切合实际因而也最感动人的自由教育之课;当然,我也承认,这一课不是讲堂上的理论课,它不是向人民灌输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言论自由之类的东西,而是人民从生命深处所感受到的那种灵魂与生命的自由。因之,当人民在直接行使自由时,什么是自由的讨论不就是显得多余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既是66运动中的自由的之长处,又是它的短处。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理论上的自由同人民生活中的自由相对比,后者固然重要,但是,当人民把实践中自由曲解为非自由时,危害性便会显示出来。人民已经拿到了自由,但是人民却又不认识自由,已经尝到了自由的甜头,却不能表达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因而,在事后,当人民在咀嚼这一段特殊的自由史时,就生出了“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感觉。可见,在运动中即使自由改变了他们的一切,给予了他们的一切,包括赋予了他们新的灵魂和新的生命,他们也还是只说毛泽东思想如何如何,马克思主义的五马长枪,就此去批评,说66运动者是一代口是心非之徒,又何尝未击中要害呢?
    对于一个政治上还不成熟的民族来说,自由既可以解放他们,又可能给他们带来困惑。66运动的自由也有这两重性的。仅就现象去看,虽然每一位造反者都会振振有词的陈述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但是,当双方的观点在同时进入同一个政治视野内时,人们就不易分辨的了。此间,对新的政治格局中出现的斗争给以混乱式的理解就不足为奇了。如何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人民又不得不求助于毛。在正需要和毛分道扬镳时,人民又同他同流合污了。66运动失败的原因正在这里,在今天分析和研究它时,我并非象青年时代那样,一味地责备毛个人,而是把批评的重点移到人民自我批评的层面上来。与其责怪毛把运动引上邪路,还不如批评人民在完全可以丢开毛时,却又去“紧跟”毛。人民此刻只意识到抓到他们手中的自由出于毛的恩赐,却没有在这等现象中发现此种自由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为代价的争取来的。人民口中虽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但是,在关乎拯救问题时,闪着晶莹泪花的双眼却又紧盯着“救世主”不放。运动过去将近20年了,当年运动者们所犯上述错误又遗留给许多研究66运动的人了,他们在在研究1966年中国社会大事变时,眼睛总是离不开毛的巨大身影(现在叫“阴影”最好,因为他老人家已作古多年了),如果说我个人所创之学说有特色的话,那岂不是说,我把眼睛从知名度最高的毛的身上移到了一文不名的普通身上。在66运动中,朋友们,我和大家一样,是一个“眼睛向上”的人,但是,在研究66运动时,我是“眼睛向下”的。
    66运动中出生的自由,并没有伴随着对自由的大喊大叫,就如同中国的老母鸡用咯咯的喊叫声宣布自己产下了蛋那样,它是一种不动声色的生产,因之,你在研究这种自由时,即使眼睁睁地看着大量的造反派传单上写有“让资产阶级的自由见鬼去吧”的话,你也千万别上当,以为66运动中的自由当真是“无产阶级的”。你一定要听言而观其行。在造反者们的宣传上,那种自由被说成是“无产阶级的”、“是共产主义的”或“马列主义的”,其实它不是,那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官话,事实上,它是超阶级的,是非共产主义、非马列主义、非毛主义的,是自由主义或者民主主义的。
    在今天,下述情况值得注意:许多研究66事变的人都因毛泽东不是一位自由型人物而拒绝把与他个人关系密切的人和事做自由式理解。我不是这样,我看有些人其所以这样作,是怕毛,因为毛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妖魔鬼怪,是可以摄去人的精神或者灵魂的东西,过去,我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也怕毛,但是我现在不怕了,就是怕也没有怕到这个分上,以至于所有打上了他的姓氏标志的东西都不敢碰,打个比方,若说66运动中的自由曾因打上了毛的标志而被玷污了的话,那么,我宁可要这种被玷污了的自由而拒绝同时期的干净的自由。自由若与人的命运密切关联的话,那么,自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干净、纯洁的,试问问我们自己;一个人可以干净和纯洁到何等的程度?答案不就是清楚了的吗?
    我奉劝我们中国人:没有必要为自由的牧歌式的宣传所困惑,虽然自由从来都是一个高贵的字眼,但是,在人类争取的每一个行动上,它更多地同人的弱点、缺点相联系,更多地是表现人的自私、私欲、怪癖或不可救药式的坠落,就这个意义去解读马克思早期对于西方文化及社会做出的批判,我们就收获不到列宁和斯大林的那种结论了。马克思用阶级斗争论所表述出来的人类过去史,特别是近代史,并没有超出人性卑下的范畴,因而,它却是一种可读可研的理论,只是当他在由此展望人类之未来时,有关共产主义的图画才迫使他偏离了他的理论的价值点,因为,他至少了提出两种人类史:坏的和好的。假若人类历史真的存在由坏变好的规律,那么,发现那种规律的他不就是人间的上帝了吗?积极地评价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共产主义也不外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只是这个社会净化掉了人性的缺点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的自由所可能引起的种种烦恼,以使自由永远运行在人类性善的水准上。可见,马克思主义的要害不是人达不到这种境地,而是人类根本不会有这种境地。也就说,人类不可能由圣徒组成。66运动虽然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但终与马克思无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66运动中的自由,是普通人的自由而不是圣徒的自由。纯就理论而言,人类应当追求一种高贵的纯洁的自由——这一点我同中国社会上的体面人物们并无分岐,分岐仅在于,我认为这种自由是一不纯洁、二不高贵的人类之手永远拿不到的。因之,我在分析人性所遵循的宁低毋高的原则更接近自由之精义。在历史上,自由主义对人性的较低估计固然于西方的基督教传统有关,但是在这种传统之外,亦可以找到人类文化教育的其它支持点。在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中,用人为的制度以矫正世俗人性之恶,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见66运动中广大人民创造出来之自由,若不采用一种创造性方式去挖掘之,是不会轻易取出来的,至于说有人欲用囊中探物的方式去拿它,简直没门!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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