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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邓小平时代的外交定位——中共三代外交探索(3之2 )
(博讯2006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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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放弃“一条线”战略

     当邓小平接过毛泽东时代的旗帜,还在继续“一条线”、“两角斗” 的外交战略,如“中越边境战争”的实质意义在于给苏联“眼色” 看。但中共第二代人很快发现,中国的这种与发达国家建立战略关系 “一边倒”,会疏远“第三世界”;而“以苏划线”又与不反苏的国 家产生了矛盾,这又从另一种角度削弱了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不符 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博讯 boxun.com)

    当美国人卸下了越南战争的包袱,国力大增,而苏联人则因陷入阿富 汗战争,四面插手力不从心时,美国便战了上风。于是美国不再看重 打中国这张牌了。1981年,美国共和党新总统里根上台做出对台销售 武器就是例证。美国立场的变化,大大刺激了中共政府,导致了中美 关系的波折。与此同时,从1982年初开始,苏联对中国却采取了缓和 姿态,其领导人表示“不寻求与中国对抗”,于是中共政府基于邓小 平折衷、调和、灵活务实的主导意识,开始了外交定位上的转变,即 放弃“一条线”“一边倒”的战略。

    中国自1982年下半年起,便不再重复提划分“三个世界”理论。当中 苏关系改善之后,又代之以“不结盟”、“不打头”、“谁也不得 罪”的外交定位。

    这时中国在国际交往中,逐渐形成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决定国家 关系的亲疏,而是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 则,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的外交路线。

    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针对中、美关系的变化,多次强调反对世界霸 权,“不依附任何大国势力”,并坚守独立自主的国家外交定位。这 时的中国政府,突出了“不依附”的外交立场。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 耀邦,代表11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就以《坚持独立自主的 对外政策》为题,全面阐述了中国对外政策。由此以来,中国“独立 自主”的外交定位,就在两极世界之间,构架了中、美、苏三点三面 的三角关系。邓小平这样说“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会有中、 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无可 争议,“独立自主”的外交选择,使中国在世界冷战后期,有了更大 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因而也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有利于世界关系的战略平衡,是两极对 抗强弩之未的产物,也是多元世界到来的序曲。

    继中国1989“6.4”风波之后,“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顷刻之 间改变了“华约”与“北约”的游戏规则。旧的世界格局被打破,国 际进入了暂时的无序状态。当世界各国政治家都惊愕不已、手忙脚乱 地调整其国家角色时,邓小平又提出了“冷静观察,守住阵地,沉着 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的24字治国方针,作为他留 给第三代领导人的最后政治遗产。这个政治遗产的核心,就是中国在 冷战结束后变化莫测的国际舞台上,不再寻求扮演“旗手”的角色。 这就从根本上修正了充当“世界革命中心”的外交目标,把毛泽东时 代的“阵线分明”,改变为“战略模糊”。

    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所倡导全面开放与改革中的中国外交定位,可以用 “不结盟”“不依附”“不当头”的三句话概括。“不结盟”是针对 与苏联结盟“一边倒”的失败教训提出的:“不依附”是针对与美国 势力建立“一条线”利弊权衡提出的;而“不当头”则是针对两极格 局结束,世界处于激变状态所作出的战略调整。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的是,邓小平时代的外交选择也存在两个值得探 讨的问题:其一,他在倡导全面开放改革路线的同时,也强调了他的 政治原则,即继续“反和平演变”,“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 我国泛滥”,这实质上也是一种对人类共同生活方式划分姓社姓资的 “二分法”,凸显了与西方社会的矛盾,不符合意识形态淡化的时代 大趋势,这是他“合二为一”思想的又一种折扣。由此也对中共第三 代领导人外交战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二,他强调始终要维护发展 中国家利益,在联合国扮演“第三世界代言人”的角色。这样就把发 达国家与发展国家冲突的焦点集中在中国身上,因而也不利于我们中 华民族自身的独特利益于发展。

    二、谋求树立和平形象

    毛泽东时代的“准备打仗”,是两极对抗历史时期,在“划线”意识 基础上,认为“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矛盾不可调和,世界大战不可避 免”得出的结论,因而留给世人一个“好斗”“好战”的形象;邓小 平时代的“树立和平形象”,则是世界走向缓和的新时期,认为“战 争是可以避免的”而做出的外交选择。第二代领导人明确提出中国要 “维护和平、反对战争”。这是对毛泽东的“二分法”“战争观”的 一种积极扬弃。

    1982年8月,邓小平在同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谈话中说:“有 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希望20年不打仗” “我们希望至少有50年到70年的和平时间。”1984年2月24日,邓小 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学者时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 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1985年 3月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说:“我们多年来一直 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 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同年9月,邓 小平又在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说:”我们对战争的看法有了 变化,现在我们的看法大概一致了──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986年 3月,邓小平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我们坚持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治。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与霸 权,我们就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

    由此可见,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包括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 新一代领导成员的推动下,从1982年“中国希望20年不打仗”,途径 “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到“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认识不断进 步,彻底完成了对毛泽东的“战争不可避免”理论的否定,为中国树 立和平形象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采取了以下积极外交 行为:维护和发展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推动改善与前苏联关系的正常 化;寻求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包括与日本、印度、韩国、越南、蒙 古等协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积极发展与西欧关系;承认与保持与 东欧变革过程中的国家关系;同时侧重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 系。此外,积极参加世界性组织的活动与国际性多边合作,在世界上 巧妙地把毛泽东时代说“不”的声音转变为“可是”,同时在军事上 宣布裁军100万,以证明拥有十多亿人民的中国,正顺应世界大裁军 潮流,是“和平的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形象”。 (原载《民主论坛》)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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