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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邪路的改革凭什么“不可动摇”?/徐水良
(博讯2006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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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水良

              一、顽固的造神的神化倾向           (神化的改革) (博讯 boxun.com)

    凡专制制度,总有一种顽固不化的倾向,这就是公开的或者隐蔽的造神倾向,要神化独裁者和他们的思想、行为,要搞独裁者、统治者的个人迷信,或群体迷信。而民主制度,则坚决反对造神运动,坚决反对神化领导人,提倡批评和监督领导人,提倡人本主义,反对神本主义,提倡政教分离,世俗政权。

    因此,凡专制御用文人,包括当代共产党的或者亲共的御用文人,往往习惯于造神运动,制造一些神圣的人物、事物、概念,给它们套上神圣的光环,制造不容怀疑,不容反对,不可动摇的形象。这些人物、事物、概念,或者是宗教那样公开的神、先知、救世主、天子(上天之子)、神子、圣子、圣经、经典、圣物、圣谕等等,或者是隐蔽的领袖,导师,伟大思想,伟大理论等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共产党主义,共产党,最高指示,全面专政,四个坚持,革命,改革开放,三个代表,等等等等,都是例子。

    但是,无论这些神化的人物、事物、概念是好是坏,是正面还是负面,一旦被神化,批评不得,就会会造成严重后果,令人厌恶。

    在当代世界上,尽管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几百年来,中国民主运动几十年上百年来一直批判这种造神运动,但总有人死抱住神化习惯不放。

    狂热的宗教分子我们不去说他们,反正他们的信仰决定他们总是要这么做的。民主事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维护他们及所有人的信仰和思想自由,另一方面为了这种自由去防止他们搞政教合一,搞思想和信仰专制,侵犯他人自由。这里的问题是那些深受专制造神习惯影响的人,尤其是御用的文人,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他们的这种倾向。例如这些年来包括捧邓、捧江、捧胡,捧四个坚持,基本路线,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等等的文人们,无论在民主大潮中,他们这些造神迷信运动显得多么可笑,他们都是一本正经,振振有词,毫不脸红,吹捧不已。

    改革这个词,本来是一个不坏的词。但是一旦被文人们捧为“不可动摇”,批评不得,难免就变成藏污纳垢,贪污腐败,抢劫掠夺,厚颜无耻的犯罪庇护所及遮羞布。

    胡平先生在《评温铁军福建宁德讲话》中说:“自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就走上一条邪路,要把它拉回正道已经是越来越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努力把它拉回正道。这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以后我们势必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只会更大更大。更何况,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不付出代价。事实上,代价天天都在付。共产专制从不吃素,它必须靠喝人血吃人肉才能维持生存,它必须靠全民族的道德沉沦才能维持生存。”

    我完全赞成他的话。改革既然走了邪路,那就决不能“动摇不得”,相反,一定要动摇它,把它拉回来,拉到正道。否则,我们的民族就将在“改革”的幌子下,沉沦,堕落,及至在精神上甚至实体上灭亡。

              二、改革的分歧和邪路           (岐路上的改革)

    我们不来说中共的专制顽固派,因为他们根本上反对改革。我们这里只来说主张改革的人们主张的完全不同的“改革”。

    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存在方向和道路的严重的分歧。例如:

    1、要不要搞政治改革?2、如果要搞政治改革,是搞自由民主还是搞四个坚持?3、在改革程序上,先搞政治改革还是先搞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先行,带动其他改革包括经济改革;还是经济改革先行,不搞政治改革或者经济改革“自然而然”带来政治改革?4、经济改革是在政治改革带动下,按符合社会公正的原则,遵照客观规律尽可能先进公正的方式进行,还是在专制条件下变成官僚太子党的大抢劫大掠夺?

    从1973年开始从事民主运动的那一刻起,尤其从七九民主墙时期由政治反对派民办刊物首先提出并讨论改革问题开始,笔者就是一直主张搞先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或者革命,政治改革或者革命先行,以政治改革或者革命带动包括经济改革在内的其他改革。认为在专制制度下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国营经济的改革,一定为官僚们谋私侵吞所扭曲变质。但笔者的意见一直不为当局及许多自命改革派的人士所接受或重视,遭到反对或漠视。因此显得非常地孤独、孤单。

    我们赞成农村大包干,重新回到个体私营农业,以及城市个体经济的发展,因为这是当时一党专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救急性改革办法,也是经济改革可能和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分离的领域。但自从1984年那些自称改革派的人们鼓吹“一包就灵”,“让包字进城”,我在监狱中写文章批驳,认为这完全是幻想,包字不可能解决城市经济问题。从那以后,我们与大多数自称改革派的人们在改革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实际上分道扬镳。

    如果说,胡耀邦当政时,中共党内改革道路问题上还意见分歧,还有不同道路之争。那么,胡耀邦下台,中共基本路线的制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国改革就基本上走上了邪路。笔者当时写了多篇文章批判基本路线,包括批判赵紫阳先生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有关基本路线和生产力标准的论述。(见笔者当时的《短论数则》等文章)。但是,当时仍然有赵紫阳先生等讲政治改革,改革道路问题上的斗争,仍然存在,政治改革的可能,仍然存在。还不能说彻底走上邪路。

    六四屠杀镇压政治反对派,主要是为了扼杀要求政治改革搞自由民主反对腐败的诉求,以后,中国改革就完全走上了邪路,政治改革成为禁区。经济改革成为官僚太子党赤裸裸的大抢劫大掠夺。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就是以改革为名,号召大抢劫大掠夺的动员令。南巡讲话当然反对保守派不敢搞改革,不敢抢劫掠夺的胆怯心理,但实际上主要是为以改革为名的大抢劫大掠夺,制造舆论。从那以后,以邓家为先锋,一场官僚太子党怀着末日心态全国性的圈地,倒卖,大抢劫,大掠夺的大潮,就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把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一切和中国人未来生存需要的一切,包括土地、矿产、环境和过去创造出来的工厂房屋等一切财富,甚至人们的道德、文化和人格,都拿来抢劫、掠夺、拍卖和变现。大抢劫大掠夺的辩护士们看到了这种变现的来得来的金钱、好处和发展,却看不到这种急功近利的末日大抢劫大掠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子孙后代带来的灾难,尤其是破坏生存环境造成的生态灾难,掠夺社会财富造成贫富悬殊的社会灾难,民族精神和道德崩溃的精神灾难。

    无数御用文人和官僚太子党为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叫好。但是,我当时跑了一些省市许多地方,看到的却是再一次大跃进似的浮夸风,国家、省市级到乡镇甚至村一级,到处是异常可笑的“开发区”,到处是抛荒的土地和废弃的半拉子工程。即使仅仅从经济上说,损失也是巨大的,估计经济损失是仅次于大跃进和文革的一场运动。邓小平不仅在理论上是一窍不通,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一窍不通。搞经济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任何经济,都切忌大起大落,切忌用搞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大跃进,文革,邓小平南巡讲话,还有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建议俄罗斯和东欧搞的休克疗法,都犯了这个大忌。所以我当时写了两个建议书,其中一个就是在全国取消开发区,制止浮夸风。

          三、官僚太子党腐败、抢劫、掠夺的吹鼓手       (邪路改革的辩护士和吹鼓手)

    自诩改革派的自由主义文人,采用极端化简单化的思维,跟在改革派御用文人后面,继续神化这场走上邪路的“改革”,鼓吹无条件私有化、商业化(所谓产业化),不顾一切私有化、商业化(产业化),在这场走上邪路的改革中,与御用文人一起,堕落为官僚太子党大抢劫大掠夺的吹鼓手和辩护士。

    温铁军先生和皇甫平(周瑞金)先生,曾经被人们认为是体制内有由自由主义倾向的改革派,广获好评。但事实上,在过去这场走上邪路的大抢劫大掠夺中,他们仍然自觉不自觉、有意无意地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类似的吹鼓手和辩护士。尤其是温铁军先生,曾经被一些人认为是三农问题上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但是,这一次福建讲话,温铁军先生的说法,却完全证明了我们过去对这些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士们的判断。温先生现在是完全自觉地投入官僚太子党的腐败阵营去了。并且,温铁军先生是比大多数糊里糊涂的自由主义人士自觉得多地充当官僚太子党及其腐败现象的代言人和辩护士。

    温铁军先生说:“执政党转型期间要加强执政能力,要格外防范政治风险。什么政治风险呢?第一,现在要想推进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码的健康力量。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问题,大家都满天飞地走穴讲课,拿的钱难道都报税了吗?越是大腕学者,越是可能有大额的非税收入,比较普遍地有偷漏税问题。其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而既然中产阶级主要是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这三部分。在这种三部分都有问题的条件下,能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吗?不能,那怎么办呢?目前只能加强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

    这充分说明了当局包括温铁军先生这些被当局收买的知识精英的真实心理。同时也说明,这种大抢劫大掠夺的改革愈是进行,社会就愈是腐败,就越要加强专制统治,政治改革自由民主就愈是不可能,中华民族就愈是坠入腐败、道德崩溃、民族精神毁灭的深渊。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千万不能再对这个腐败的当局抱有任何希望。我们惟有积极准备,奋起抗暴。以全民抵制,全民反抗,全民抗暴,全民起义,全民革命,来埋葬中共当局的腐败统治,最终建立自由民主制度,才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当然,官方御用色彩更强的皇甫平先生,倒与温铁军先生有些不同,他主张搞政治改革来补救过去改革的失误。我们不知道他的说法是否真心。但只要他们承认政治改革实行自由民主的必要,我们都应该争取他们,在批评指出他们错误的同时,争取他们,促使他们加入为自由民主奋斗的行列。包括温铁军先生,哪一天他认识了,不搞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了,倾向民主了,我们仍然应该欢迎。

    

    

              2、走入歧途的中国改革         ——兼谈改革顺序和道路之争             徐水良            2004-9-13日

    孙丰先生的宏文《呼吁解放军将土起义书》,实际上也是呼吁全国人民进行全民起义的起义书。中国人必须抛掉对中共不切实际的幻想。立足于自己,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中共一党专制。

    准备全民起义,就是选择立足于自己,结束中共一党专制的正确道路。如果中共在全民起义的革命压下力,被迫进行改革,那么,这种道路,也同样是选择立足于自己,依靠人民力量,迫使中共改革的道路。这是抛掉幻想、抛掉糊涂梦呓般的“告别革命”的假改良主义道路的清醒道路,这种假改良主义帮助中共解除革命压力,稳定政局,使中共有持无恐,维持“长治久安”,坚持一党专制,这是没有血性的懦夫道路或欺骗道路。

                 一

    过去许多人存在的糊涂认识和幻想,就是以为中共进行了经济改革,而经济改革将导致政治改革,幻想中共主动进行政治改革。

    其实,中共不仅始终顽固拒绝政治改革,而且始终不是经济改革的正面的或正向的力量,而是经济改革的负面力量或阻力,或把经济改革引向歧途,甚至引向反动方向而不是进步方向的力量。中共拒绝政治改革,当然更加拒绝政治改革先行,政治改革为经济改革开路,指导经济改革,保证经济改革正确方向和社会公正的正确改革顺序和道路。

    中共的所谓经济改革,不过是中共官僚,贪官和太子党,利用自己的专制权力,对国家和人民进行疯狂的掠夺。这不仅不是真正的改革,相反,某种程度上恰恰成为对历史的反动。他们使中国的改革,完全走入了歧途。这种经济改革,不仅没有促进政治改革,相反,这种“改革”越深入,既得利益的官僚越是害怕和反对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阻力就越大,渐进的政治改革也就越困难。这种情况发展到现在,余下的政治改革途径,几乎只剩下全民起义一条道路。未来民主政府面对中共这种“改革”留下的烂摊子,要收拾残局,纠正错误,需要花费巨大的力气。在某种程度上,其难度,远远超过从没有进行改革的基础上,全新起步的难度。

    由于中共犯下的滔天罪行,由于中共的社会主义非常不得人心,大陆老百姓一直强烈要求改变,也就是改革。中共则始终作为反对改革的阻力而存在。只有他们在阻挡不住,迫不得已时,才不得不一定程度接受老百姓的要求,或被迫承认老百姓自发进行的改革。例如中国农民始终强力反对中共的合作化,和中共专制的“集体经济”,不断进行“大包干”“分田单干”试验。中共领导,包括邓小平在本人,开始时是全力反对,后来则是强力限制,例如邓小平曾经强力规定大包干范围不得超过10%。后来阻挡不住了,并且大包干的效果人人都无法否定,无法抹杀了,最后才被迫承认农村大包干。

    又如私有经济,中共原来一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投机倒把”,动用包括没收,批斗,逮捕,监禁。判刑,枪毙等等各种残忍手段来进行压制,企图根绝商品经济和私有经济,但始终无法根绝。在老百姓的冲击下,并且由于中共做法造成巨大的经济困难,最后才不得不放开私营经济和商品经济,但仍然施加大量不合理限制。

    由于老百姓的反对和客观实际的惩罚,中共不敢再坚持毛泽东捆住人民手脚,不让他们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聪明才智,创造社会财富的做法,不敢再坚持毛泽东三天两头心血来潮,任意制造混乱,毁坏社会财富的做法。不得不一定程度放开老百姓的经济自由。中国老百姓利用这点可怜的自由,充分发挥华人突出的勤劳和智慧,医治经济创伤,创造经济奇迹。而中共则把华人,把中国老百姓这种功劳,攫为己有。事实上,中共官僚和太子党在这中间的作用,只是对国家财产,对人民创造的财富,进行掠夺,并且依靠牺牲民众利益,制造巨大的贫富差别,使自己一夕暴富,使民众陷于贫穷和被支配地位,从而创造出空前的腐败和畸形的繁荣。

    除了老百姓主动进行或主动要求,中共被迫允许的改革以外,中共自己主动进行的所谓“改革”,完全不是真正的改革。而是官僚和太子党以“私有化”,商品化“产业化”等等各种名义,对国家和人民的抢劫。而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鼓吹的理论,从“告别革命”,到“中产阶级”理论,到全盘私有化、全盘商业化等等的各种各样的理论,为官僚、太子党解除革命压力,稳定政局,为他们的大掠夺大抢劫鸣锣开道,成为官僚太子党的真正喉舌。官僚太子党们自己,则需要掩掩遮遮,打起“社会主义”的遮羞布,因为他们的行为实在太见不得人。这样就产生了中国改革中似乎是奇特的现象:大肆侵占掠夺的人,避谈侵占掠夺,官僚太子党的喉舌不是他们自己;他们的喉舌,恰恰是表面上开明,甚至表面上反对官僚专制的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者。这些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者,留在体制内的,得一点官僚太子党的残羹剩饭;在体制外以异议人士等面目出现的,往往是在中共长期专制统治下失去血性,变得颇为温和,期望进入体制内,幻想中共开恩,走没有风险的爬行改革道路。充其量是一些伪精英。

    因此,中国的官僚和太子党非常舒服,他们既可以挂出“社会主义”招牌,保住面子,同时应付坚持马列原教旨的保守顽固派,或者“左派”书呆子;又有伪改良主义为他们进行掠夺实现私利鸣锣开道,为他们承担风险,充当代言人。他们既没有革命压力,也没有保守压力。他们不需要承担两方面的风险。

                  二

    以不同的理论为指导,就会产生不同的改革道路和顺序。

    以马克思主义或者其他形式的经济决定论为指导,必然是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政治改革。这种理论的顺序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社会——政治。他们一般的都反对革命道路,主张告别革命,不顾客观条件,不顾中共态度,宣称要走改良道路。尤其是其中占绝大多数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或者庸俗经济唯物主义者,伪改良主义者。

    而主张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则改革的一般顺序,应该是先搞政治改革,再搞一般社会改革,后搞经济改革。这种顺序与经济决定论恰恰相反,其顺序是:政治——社会——经济——生产关系——生产力。

    人类历史上,以资本主义为例,在英国,是先有政治革命,即清教革命和光荣革命,然后才逐步产生适应后来资本主义的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关系,然后在解放思想,空前思想自由的条件下,发展科学,几十年以后,产生牛顿力学。牛顿力学逐步转为技术,再过一百年,产生工业革命,然后才产生现代产业和现代生产力,产生现代工人阶级。这与经济决定论先有生产力,后有生产关系,再有其他经济关系或“经济基础”,最后才产生政治革命的教条是完全相反的。

    就美国说来,美国革命(独立战争)比英国清教革命迟了一百几十年,但当时全世界产业革命还没有开始,或者仅仅是萌芽,美国全国都是农民,没有产业工人,同时还有奴隶制度,生产力仍然不比中国鸦片战争时期先进。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关系,以及产业革命和产业工人,是在独立革命,建立民主制度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中奴隶制度到南北战争时才废除。

    几乎所有的历史事实,包括下文将要论及的苏联东欧变革,都说明,先有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后有经济变革,然后才产生相应的阶级(如产业工人,中产阶级等等)。

                  三

    去年我在纽约见到从“四五”运动开始,长期研究中国民运的国际人权人士罗宾先生,民主墙时期他在中国。他告诉我,当时他对中国民运最注意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笔者,一个是天津的一个老先生。

    天津这位老先生,是一位颇有思想深度和独到见解的老人,也是当时民运中年纪最大,很受尊敬的一个。可惜1980年就去世了。

    但我与这位老先生,恰恰代表了民运中对于改革问题的两种不同的思路。

    由于改革首先是由民主墙和民办刊物异议人士鼓吹的,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也是首先在民运中开始的。

    由于时间太久,我只是比较模糊地记得这位老先生的一部分理论。记得他的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没有成熟,搞社会主义革命是太超前,走得太快,因而要搞资本主义补课。并提出“人民资本主义”的概念。由于当时全中国的理论界,都受马克思主义的束缚,包括绝大多数异议人士,因此这种理论,很快为绝大多数异议人士和有自由独立倾向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人士所接受(包括后来的李慎之先生等),成为大多数异议人士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后来也成为官方一部分改革派的思想基础。后来伪改良主义的一系列理论,例如救亡压倒启蒙,革命压倒改良,革命只能产生专制,改良才能产生民主,反对革命,“告别革命”的理论;必须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政治改革的理论;必须发展“中产阶级”,依靠中产阶级,才能实现民主的“中产阶级”理论;及到全盘私有化,全盘商业化的理论,包括所谓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等,都是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除了把政治专制造成的问题归咎于经济的理论以外,还有把专制造成的问题归罪于中国文化的理论,例如完全违背历史的无稽之谈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之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开脱中共专制的罪责。有的是有意开脱罪责,有的是避免归罪中共专制,以减轻自己理论的风险,有的是故作惊人之论,哗众取宠出风头。此外,等而下之的还有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等等。这些,都是上述理论的畸形发展。不过,其理论水平和档次,都要比那位老先生低得多。如果老先生在世,大约会反对其中很多理论和谬论。仅仅这位老先生的“人民资本主义”,就要比后来伪改良主义和官僚太子党闹起来的“权贵资本主义”,要高明得多。

    中共官方全力打压民运异议人士,但他们的改革理论,往往是从异议人士那里剽窃过去的。官方自己的理论,仅仅是邓小平没有理论的“理论”。包括向纳粹民族或国家社会主义靠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官方无知无能,违反当代系统科学、违反古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古训的、低俗实用主义“模论”,“猫论”等等。此外还有“让包字进城”等等可笑东西。

    笔者当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但是,由于笔者在1970年代形成了一个与前人不同的独立的理论体系,认为社会结构和科学体系是一个运动着的立体的或者多维的结构,认为马克思主义及其三个组成部分,仅仅涉及这个体系的很小一部分。笔者着重研究了其中基础理论的三个部分,即:哲学,意识科学,社会科学。自我感觉,觉得取得进展和成果最大的是意识科学(包括思维科学等等,我在这个部分的理论迄今仍然没有命名)。但后来因为实际需要,讲得最多的,却是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是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一个理论体系。后来我把这种理论命名为“新人本主义”。这个名称,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表达了这个社会科学理论的本质;缺点是容易使人与过去类似命名的理论混淆起来。虽然当时笔者还企图调和这些理论(包括三个基础部分)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但是,由于笔者以自己的理论作指导来分析问题,因此笔者始终主张政治改革先行,以政治改革带动和指导社会和经济改革,保证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正确和公平。并且始终反对伪改良主义的上述种种谬论。

    所以,笔者自1970年代初投入民主运动,一开始就是集中谈政治制度的改革,讲反对特权制,官僚制,等级制,专制制,实现自由民主制度。民主墙时期的许多文章,也都坚持政治改革优先的思想。后来农村搞大包干,我曾经写文章认为,这是中共拒绝政治改革的条件下,农民唯一可能的选择;但如果有政治改革开路,农村的改革本来应该搞得更好。1984,1985年我写文章批判“让包字进城”,认为这不可能解决城市问题,主张以政治改革来解决城市问题。及到1997年底发表的《中国改革简纲》,主张除应急措施外,暂停经济、金融改革,先搞政治改革,以五年时间开放自由,以五年时间实现民主。待政治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再开始经济改革。这里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止经济改革变成官僚掠夺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我们之所以一再坚持政治改革优先,一是为了创造进行经济改革的政治条件;二是为了保证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正确道路和正确策略,三是为了保证社会公正。在专制条件下,经济改革,尤其是私有化,可能变成官僚对国家和人民的掠夺,这是我们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一再预先预见,并指出了的。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反动逆流。中国及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前进步伐超前,前进步伐太大,恰恰相反,是反动倒退太大。这里不是补课的问题,而是根本否定过去的方向,回到正确方向的问题。

                   四

    东欧苏联菲律宾印尼等等的变化,尤其是苏联东欧的变化,进一步使伪改良主义的种种谬论,为当代的现实所否定,使这些理论遭到彻底破产。它们走的是革命道路,不过不是英国,美国的武装革命道路,但他们与英国美国一样,走上了民主道路。也就是说,革命,往往走向民主,而不是必然导致专制;改良,不一定导致民主,有时也往往导致专制,例如伪改良主义津津乐道的日本改良,导致的是君主专制的军国主义,还有希特勒,马科斯的改革,也是导致专制。苏联东欧革命初步实现民主改革后,经济改革才在政治改革指导下开始,而中共的伪“经济改革”进行了二十多年,政治改革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阻力越来越大,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政治改革的正确性又在那里?苏联东欧民主改革时,中产阶级又在那里?中国有了中产阶级,可是他们又对政治改革起过什么作用?中产阶级的理论有什么根据?全盘私有化商业化被吹得那么好,吹成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连废纸一张的私产入宪,也被捧到天上,结果却变成官僚太子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疯狂掠夺,伪改良主义简单化思维,又起了什么样的反人民反历史的破坏作用?

    伪自由主义,伪改良主义者的理论,是完全违背历史和现实的客观事实,闭着眼睛说瞎话。

    中国改革走到现在,由于中共顽固拒绝政治改革,走了歧路,弯路,甚至反方向倒退的路,并且在歧路上越走越远。当今之计,就是要尽快结束歧路,转回正确轨道。而要这样做,必须尽快进行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先行,以政治改革为先导,带动社会和经济改革。由于中共出于一党专制的私利,顽固拒绝政治改革,中国人民只能抛掉幻想,全民觉醒,全民起义,结束中共专制,建立民主中国。 _(博讯记者:路明)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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