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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革命不是专利—我看皇甫平的文章
(博讯2006年2月08日)
    
    有几天没有上网了,没有想到皇甫平一篇短短的文章引起了如此的风波。于是也来凑一热闹,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博讯 boxun.com)

    皇甫平先生文章的题目是“改革不可动摇”,我看了题目就笑了,太老套了。改革也好,革命也好都不是专利,它不属于那一个人,也不属于那一个党,当旧的社会体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的时候,改革或者革命必然发生。打着改革或者革命的旗号,在损害绝大多人民利益的基础上,为一小部分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的行为绝对不能叫改革,只能叫倒退!还有一点要说的是,过去是革命的,不等于现在是革命的,过去是顺历史潮流的不等于现在也是顺历史潮流的。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可能是革命的领导人,也可能是螳臂挡车的历史小丑。
    想来皇浦平先生在体制内从事过很长时间的宣传工作,长期的,单一的工作,可能给人带来一种负面的东西,那就是没有了自己的创新意识,按业内人士的说法就是“套路”。什么是改革,从本质上来看问题,改革和革命有相同的一个方面,那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用我等“下里巴人”的话说“重新洗牌”。不过改革是属于体制内的修修补补,革命是则是暴风骤雨式的推倒重来。改革和革命能不能成功和能不能动摇不是由哪一个人说了算,而是看它是不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不是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得不得的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此是前提。建议皇浦先生在题目上加上“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字样。如此应该是比较完整。
    
    皇浦平先生在文章的开始说“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我认为基本上是废话,什么是历史性的拐点?按数学意义上的原意,拐点是改变方向的地方,它既是旧轨迹的终结,又是新轨迹的开始,还有一点必须注意,那就是新旧必须连在一起,如果把新旧分开,那就不是拐点了,应该叫起点。至于历史性,我看皇浦先生是故作惊人之语。在中国的近现代的政治生活中能称的上历史性的拐点的事件恐怕只有三件,一是辛亥革命,二是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三是台湾蒋经国先生的开放党禁,使国民真正的参与政治生活和并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其标志性的事就是李登辉依据宪法从副总统接位总统以及行政长官的直选。(为避免误会,我申明我反对台湾独立。)
    
    接下来皇浦平先生回顾了邓,江,胡的一些言语和事迹,为方便计,还是把原文贴上
    “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否定改革开放就曾经成为一股甚嚣尘上的思潮。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 我们应当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正确观察、分析当前的问题。 一锤定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当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四大全面贯彻执行了邓小平南巡谈话的重要精神,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广大人民群众能过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完全是与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联的。
    
    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目前群众中反映比较强烈的,有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本着与时俱进和务实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方略;其本质是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坚持改革为主线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定能逐步统筹解决城乡间、地区间、贫富间的差距问题,统筹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问题,统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统筹解决对外开放与对内发展相协调问题。”
    
    到底是搞宣传出身的文人,在短短的几百字当中把现代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事迹都概括进去了,还是一个一个的来说。先说邓,从生存的角度来说,邓小平无疑是成功的,三起三落,最后终于熬了出来,第一次是如何的解脱出来,我没有看到过相关的资料,无法说出自己的看法,后两次,是有中央文件传达的,不外乎是向当时的最高领导写信,认错。这当然也是智慧的一种,但是这只是一种生存的智慧,和治国安邦的智慧相比,这只能是小智慧。看政治家,不能从小事上看,不能看他说几句话,关键是看他做的事和最后的效果。
    
    看看皇浦平先生自己说的事实吧:“目前群众中反映比较强烈的,有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认为,也就说在邓以前也就是在毛泽东时期这些问题比较少或群众反映不强烈。我当然不会由此认为毛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好的时期,或要求回到毛的时代。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毛,特别是开国的政治家你不得不承认他在一些最基本的国计民生上有他的一些独到的眼光。简单的说,改革不是要把毛时期好的东西和制度拿掉,而是要把不好的东西和制度拿掉。这就是我在前面说的“新旧必须连在一起”,也是历史学家说的,不能“割裂”。保持和发展好的,废除和改掉不好 这才是改革。除此之外,不能叫改革,只能叫倒退!你能说邓是伟大政治家吗?把国家治理好,让公民安居乐业,让老百姓有希望,社会相对的公平和公正这才是一个政治家的作为。可以这样说,共产党的政权如果倒台,邓就是第一个放火的人。
    
    再来说江。我看江是二句话,一流的官僚,二流的政治家。官僚和政治家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如,平衡各方面的利益,看准前进的方向,保存自己的实力,拉帮结派,什么时候说什么话等。但是,官僚和政治家也有很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官僚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东西,以保住自己的仕途地位为主,而政治家则不一样,在从政的过程中有很明确的政治主张,并且会用自己的一生来实现着自己的政治主张。你看一看江的简历就知道了,江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挫折。当官当的如此,当然是深得官场的诀窍。但是江主政的13年中,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东西。97年前,唯邓的脸色行事,97年后,搞了一个“三个代表”,实在是没有什么新意。和老毛的“为人民服务”,老邓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相比,既没有前者的理想,也没有后者的诱惑。最为糊涂的是,下台前还要把“三个代表”写入宪法。宪法是什么?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用老话说的是“悠悠万事,为此为大。”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对制定和修改宪法都执非常慎重的态度,把几个文人关在屋里写的东西奉为至宝,强加于人,塞入宪法,其结果不过是成为天下笑料。因为,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能不能代表全中国人民不是由共产党说了算,而是由人民说了算。一个眼见的事实就是台湾地区的人民就没有要共产党来代表他们。
    
    最后说胡。胡在上台前,呼声极高,听说党内投票的时候,得票也极高。但是上了台后,口碑反到不如以前了。为什么?我觉得很正常。第一,以前胡不在风口浪尖上,有什么事有很大回旋余地,第二,任何刚走上台的人都必须有一个形势判断的过程,有一个力量积蓄的过程。我觉得按胡的性格特征来说,可能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同时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 那就是胡本身就是一个不会鸣的哑鸟!就是说人杰和庸才的可能都有,关键在于胡自己。大致可以说,如果下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胡如果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胡基本上可以列入平庸之辈了。如果说当前的国际和国内的局势,胡还是有很多机会的,台湾问题,而对日本的关系,朝鲜半岛问题,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进程,贫富差距,教育和医疗等等。任何一个事情处理好了,胡都可以流芳百世。
    
    扯远了,还是回到皇浦平先生的文章上来。皇浦平说“ 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责怪市场化改革呢?”
    
    那我来反问一句,既然你已经认识到权力介入了市场经济,那是谁的权利介入了市场经济?为什么不对权力进行制约?谁能对这些权力进行制约!按宪法来说,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是人民的权利介入了市场经济吗?不是。在这场重新洗牌的过程中,人民,绝大多数人民被抛弃在游戏之外,他们既不能洗牌,也不能监督洗牌,也不能按游戏规则拿牌,只能按庄家看后的发的牌来入局,你说,人民能有胜局的机会吗?而且发牌的人还说,我这是改革,你输了是因为旧的规则不好!
    继续,继续。
    
    “ 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的产生和扩大,也并非改革的错误;恰恰相反,是改革遇到阻碍,难以深入、难以到位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重大阻碍,在于既得利益层使改革的整体效率曲解成“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让“权钱交易”通行无阻,越演越烈。历史已经证明,“让部分人先富”是英明的战略决策,“效率优先”对于突破旧体制,激发解放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也使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水涨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贫困人口从当初的3亿多人减到目前的2000多万人。这表明整个改革开放的“效率优先”旗帜上,也写着“公平”二字。缩小贫富差距,不应当是人为地压制致富,而应当通过平等的权利保护和提高穷人发财的速度。改革目的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仇富”情结无助于缩小贫富差别,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现代工商文明浅显的道理。 “
    先你自己看一看你的文理通不通,既然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不承认“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产生和扩大,也并非改革的错误”.。我们必须承认,个人拥有的财产当然是不可能是绝对平均的,财产的多少和个体的能力,居住的地方等等因素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但是,历史又告诉我们,任何社会,如果财富的拥有差距过大,必然带来居多的社会问题。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安定的社会,这就是历史的必然!那么,怎样的分配财富才是相对合理呢,经济学家们给我们了一个数据,叫基尼系数。有兴趣者可以自己到网上查一查。我只是想说,中国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在如皇浦平先生之类的文人鼓吹下,又不小心的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至于“改革目的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仇富”情结无助于缩小贫富差别,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现代工商文明浅显的道理。”这样的一段话,我已经不需要反驳了,你生活在上海多年,你自己去问问当年那一些把工厂交出来和国家合营的人。当年有一个专用的词汇,叫“公私合营“。我可以这样说,这个世界上,任何人,任何政党都可以说维护稳定的财产关系,但是如果共产党如果不把49年后用极端手段来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问题来进行反省的话,共产党就没有资格说!不到50年,今天的富人要保护,昨天的富人是剥削,你有什么理由指鹿为马,兴口雌黄!
    太激动了,还是平和的来说。当中的一些就不说了,引用最后一段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判断,坚决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全局,推进全面改革,不能动摇,不能停步,更不能后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实践,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改革的历史,也否定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改革还需要完善,市场经济要走向成熟,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经济社会是众望所归,与时俱进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必由之路。”先说前面,“我们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现在我经过独立思考,我说你的改革不是真正意义的改革,是打着改革之名,行一党之私的行为,你会允许我说话吗,你能听我的理由吗,你不能!因为中宣部根本就不允许不同的意见在媒体上出现。一个不许人说不同的话的政党,一个在这个政党摇笔呐喊多年的文人,有什么资格说解放思想!你不配说!你只允许人说共产党万岁,你只允许人说“三个代表”伟大,你只允许人说,改革是对的,是正确的。你还会说“中国特色”,用以遮掩自己的落后:你还会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一小部分人剥夺广大人民血汗的理由。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改革不改革的问题,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民主不民主的问题!用“党天下”来替代“家天下”是历史的倒退。没有人民的真正的当家作主,没有世界公认的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你鼓吹的所谓“改革”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没有人民的支持!拉起虎皮做大旗的用来吓唬人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因为社会的进步,你虚张声势的文章也不可能达到过去的那种效果,人民是不能永远被你忽悠的!
    
    附 皇浦平文章的全文:改革不可动摇 皇甫平
    
    《财经》 改革中面临的新问题,只能用进一步改革来解决。   
    
    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   
    我们应当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正确观察、分析当前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否定改革开放就曾经成为一股甚嚣尘上的思潮。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一锤定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当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四大全面贯彻执行了邓小平南巡谈话的重要精神,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广大人民群众能过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完全是与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联的。   
    
    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目前群众中反映比较强烈的,有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本着与时俱进和务实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方略;其本质是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坚持改革为主线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定能逐步统筹解决城乡间、地区间、贫富间的差距问题,统筹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问题,统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统筹解决对外开放与对内发展相协调问题。   
    
    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责怪市场化改革呢?   
    
    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的产生和扩大,也并非改革的错误;恰恰相反,是改革遇到阻碍,难以深入、难以到位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重大阻碍,在于既得利益层使改革的整体效率曲解成“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让“权钱交易”通行无阻,越演越烈。历史已经证明,“让部分人先富”是英明的战略决策,“效率优先”对于突破旧体制,激发解放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也使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水涨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贫困人口从当初的3亿多人减到目前的2000多万人。这表明整个改革开放的“效率优先”旗帜上,也写着“公平”二字。缩小贫富差距,不应当是人为地压制致富,而应当通过平等的权利保护和提高穷人发财的速度。改革目的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仇富”情结无助于缩小贫富差别,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现代工商文明浅显的道理。   
    
    当前,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共品是指政府为民众提供的社会服务,如教育、文化、住宅、医疗卫生、社会就业、社会治安、生态保护、环境安全等等。也就是说,在“端起碗吃肉”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放下筷子骂娘”凸显了。“骂”什么呢?“骂”土地被征占、旧房被拆迁,“骂”教育医疗收费太高,“骂”买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骂”贪官太多、司法腐败,“骂”治安太乱、安全无保障,“骂”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办事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正是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公众越来越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显见,改革中诸多问题和矛盾的真正焦点,在于体制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了不公平。行政性资源(尤其是公共品供给)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成为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突出因素。权力市场化也对改革本身产生严重扭曲。在一些本不应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出现了利用市场化牟利的“假改革”,而在一些应该大力推进市场化的领域,市场化改革却步履维艰。   
    
    仅以土地市场化为例,地方政府几乎排斥了土地使用权拥有者参与交易的权利,直接成为市场交易的主体;从而使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商成为最大的获利者,使使用权拥有者的农民、居民利益受到损害。近年来城镇拆迁和农地征用环节的大量民事纠纷,深刻反映了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征用与土地要素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政府在土地要素市场化中功能定位及权力运行程序的缺陷。   
    
    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是深层次体制因素的表现,尤与行政管理体制息息相关。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比较多地在技术层面上效仿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形式,而较少吸取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内容。特别是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不仅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还涉及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方方面面的改革问题。因此,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书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被列为各项改革之首,并首先突出解决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垄断专权问题,以此打通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通道,实现市场经济完整推进。从职能上说,政府应当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变成公共服务的主体,把公共资源、公共品公平公正公开地向公众服务分配,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结构的大变动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认识多样化,因此要在深化改革中调整利益关系,遇到的阻力必然更大。改革的深度、广度、难度、复杂度都在增加;而我们在思想上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很深,往往跟不上形势的变化,遇到问题往往做出意识形态的极端判断,把问题归罪于改革。有人以个案来否定改革全局,也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判断,坚决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全局,推进全面改革,不能动摇,不能停步,更不能后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实践,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改革的历史,也否定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改革还需要完善,市场经济要走向成熟,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经济社会是众望所归,与时俱进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必由之路。   
    
    编者注:皇甫平是原《解放日报》评论员,《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以1991年底至1992年初的“皇甫平系列评论”而闻名。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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