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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后对抗时代中国十大隐患
(博讯2006年2月07日)
    后对抗时代中国,问题重重,矛盾四伏,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活各个领域,都潜伏危机。社会不公,腐败日甚,下岗失业、道德沦丧、人口爆炸、资源枯竭,以及暴力、色情、吸毒等等,都对社会构成严重威胁。以下所列的十大隐患,仅仅是择取其中主要方面的问题加以分析的。
    
     (一)不平等竞争 (博讯 boxun.com)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后对抗时代中国大陆的一条政治路线。这条路线实质上是一条在经济上推动市场改革,在政治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路线。这种经济改革与政治守旧相互抵触的现实,导致了社会分配不公,腐败加剧,由权力垄断下的市场竞争,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愈来愈不平等。这是后对抗时代中国社会难以稳定的关键性政治因素。
    
    早在毛泽东时代,受“平均主义”、“一大二公”的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贯彻了一条不允许竞争的计划配置资源的路线。而邓小平时代执行经济改革与开放政策,引入市场机制,刺激社会竞争。但由于这种竞争没有政治改革为保障,行政执法暗箱操作,社会缺乏监督机制,形成权力资本和裙带资本,严重扰乱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自然过程,因而无法保证“机会均等”条件下的公平竞争。社会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骤然陷于无法治理的贫富两极分化之中。现实中国似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回潮,“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是手握权力的贪官污吏,“借水行舟”的“太子党羽”和钻政策空子的大小“倒爷”,以及被灯红酒绿捧紫了的歌艺明星。他们住豪宅,坐洋车,跨国赌博,四海嫖娼。而大批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愈来愈相对贫穷。如今,知识分子买不起书,工农子弟上不起学,社会失业人口日趋增多,杀人越货事件不绝于耳,治安形势不断恶化。眼下,社会民怨载道,群愤沸腾,已构成后对抗时代中华社会最大的政治隐患,正威胁着这个国家走向新文明的政治进程。
    
    人类社会从形成政治思想那天起,就开始追求公正与平等,从柏拉图到马克思,无论是巴贝夫的《平等共和国》、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制度》这些19世纪杰出思想家,还是本世纪不少杰出学者的着作,如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冈纳•缪尔达尔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亚洲的戏剧》等,都能清晰地看到他们对“社会公平”这一人类理想的张扬和追求。尤其是缪尔达尔对平等的看法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社会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经济不平等又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二)舆论功能紊乱
    
    社会舆论,本是工具变革的发声器,经济运动的发言人,政治制度的回音壁和社情民意的传话筒。一句话,社会舆论是一定的社会状态冷热干湿的调控器。然而,中国大陆舆论功能已长期被扭曲。
    
    后对抗时代的中国大陆,正在与世界同步旋转,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革,社会陷入新旧文明转换过程的震荡中。但舆论功能却严重紊乱,面对社会腐败、矛盾四起的现状,仅仅沦为粉饰太平,充当官方“光荣榜”和“表扬稿”的角色(充其量报道了一些由官方严格筛选后的腐败信息),若有背离“主旋律”的媒体,正能是被罚停的结局,眼下《中国青年(冰点副刊)》所遭的厄运,就是最生动的一例。甚至连网络发言都被严重过滤。由此可见,中国大陆新闻媒体已经成为割断社情民意的隔离带,而不是测试社会病体的温度表。今日中国社会,无法通过社会舆论来观察国家的真实情况;人民群众也无法借助公共舆论阵地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反馈民间的意见。由此也就导致了现实生活中充满反抗情绪的民歌流行,民谣四起,小道消息真假难辩,“出口转内销新闻”大有市场。这从另一个方面充分力证了,后对抗时代的中国舆论功能已经失调。
    
    人民的情绪、意见与行为,构成了社会舆论的基本内容,它具有预报社会进程、警示危机险情的作用。舆论不张,信息堵塞,正是这个社会的严重病症所在。面对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变革,信息畅通的时代,国情民意是政府决策的依据。然而由于社会舆论功能紊乱,权力机关已无法正确地了解、回应社会各界的真实反响,只好依赖表面文章,凭借少数人的主观判断,从经验的立场制定方针政策,因而也就难免发生失误,殃及社会。这也就是中国大陆所面临深层次政治危机的重要隐患。
    
    (三)精神支柱瘫塌
    
    中华传统社会,一直是一个意识形态强化的国家,历史上主要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近半个世纪来的共产革命,又以“共产主义”为理念,凝聚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意志与情感。冷战结束后,导致了旧文明时代正在走向死亡,建立在对抗社会基础上的一切政治原则与信念,都无法再成为人民的精神依托。“旧文明临终效应”所造成的全球性精神危机、认识错乱,同样也感染了后对抗时代的中国大陆,人们面对他们曾毕生信奉的“列宁主义的旗帜”,一夜之间在苏联倒地而彷徨、困惑与迷茫,再也没有什么“主义”和“思想”可以净化他们的灵魂,激起他们的热情。于是老年人练各种“功”;青年人跳摇头舞;不老不青的人身负重担下股市。
    
    今日中国社会,无论是大搞“精神文明建设”,呼唤“雷锋精神”再生,还是“讲政治”,宣传“爱国主义”,都很难再扇动起群众激情。就连大学生们也都一切“向钱看”,讲实惠,图功利,精神空虚,理想皆无。社会绝望情绪普遍滋生。后对抗时代的中国,已经丧失了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人们共同价值观的解体和“终极向往”理想的破灭,正是导致这个民族认同感和信念危机的根源所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已经瘫塌,又成为现实中国的一大社会隐患。
    
    (四)道德沦丧
    
    中国本是一个重德之帮。不少学者认为,“泛道德主义”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
    
    中华民族在自己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一套庞大而严密的道德文化体系。在这个道德规范和文化体系中,中华文化有自己的道德理念、价值原则、人伦秩序、行为规范和文化语境。中华民族所故有的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一向起着支撑传统社会秩序的合法性,维系着它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精神世界历久不变的同质性和稳定性。
    
    然而,后对抗时代的中国,在全球化浪潮和新旧文明的冲突中,精神支柱倒塌,道德价值体系解体,传统中华社会开始丧失其价值资源和文化归属,以至于发展到今天这种民族道德迷失的境地。今日中国,由于缺乏新精神力量的支撑,在全球化资本扩张运动酿制的大震荡中,表现出价值紊乱、情感焦虑、心灵空虚、行为放纵的理性危机,从而也导致了主张放任自流的非道德主义泛滥,以及公众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等社会道德控制机制的弱化。
    
    今日中国,道德取向严重被扭曲。官方一方面仍旧灌输人民早已不信了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一方面却在向人民示范“一切向钱”和政策性诱导社会急功近利,让人们在一个贪污腐败,无贿禁行的现实世界中,“学习雷锋精神”。这不能不说是后对抗中国道德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处于新旧文明转换中的中华民族,在道德领域同样面临着新旧文明道德矛盾的冲突。即旧文明的道德伦理规范体系已经解体,新文明道德伦理规范体系尚未形成,人们在一个大震荡的年代中,缺乏新道德标识的指引,而失去了道德“合法性”的价值依托。这正是中华民族在走向全球化过程中,精神建设上的一种道德空拍。
    
    (五)教育危机
    
    今日社会,问题积重难返,每一社会隐患,都与后对抗时代的中国大陆教育思想严重落后,教育制度陈旧不堪,教育方法与技巧僵化守旧分不开。今天大陆教育思想,常常偏离指导人们从善抑恶,崇尚文明的核心,而更多地表现出商业主义的色彩,使人们的整个价值观发生扭曲。教育的出发点不是全面激发人类的个体创造性,而是守旧与模仿。实际上这也与工业社会所形成的集中、强制、整齐划一、对称、服从与死记硬背分不开。
    
    今日世界,知识爆炸,意识更新,早已改变了人们在陈旧知识上建立起的观念。现在人们已不再轻信整齐划一的思维,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以及武断性地对生活或历史的看法。社会的发展正在向教育挑战,而教育却不能脱胎换骨,形成全新的教育理念。眼下,纯洁的教育灵魂正在被商业化,思辩、艺术和爱都已走向了没落。
    
    后对抗时代的中国大陆,学校依然在对学生进行以“填鸭式”为主的教育,分数统治一切,文凭标识价值,学生重压久减不下,导致学生心身受到极大摧残,自由天性被严重扭曲,所培养出的人才多是驯服工具和螺丝钉。更有甚者,今天官方仍在向青少年灌输对抗时代崇尚暴力与斗争的“英雄”观;以讲传统为名,刻意雕塑他们的阶级仇、民族恨,误导学生们树立“抓特务”“杀鬼子”式的英雄人生观。现实中国,如此用旧文明政治理念培养下的一代人,不仅是对中华民族自我更新的极大危害,也将对世界走向合作与共同妥协的新文明历史进程构成威胁。百年大计,树人第一。后对抗时代中国大陆的教育趋向,是一个涉及民族存亡与发展趋势的大是大非问题。
    
    (六)国家资产非正常严重流失
    
    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政策踏入“深水区”时,导致了社会矛盾四起,而国家资产非正常严重流失,正成为一个牵动全民利益的重大社会问题。
    
    在中国大陆,有几十万个并不是来源于“自由契约”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都被认定为“国有企业”。而国家的所谓企业改革措施,就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试图按在“自由契约”机制下形成现代企业制度的规则来规范具有公众财产属性的国有企业,目的是要提高企业经济效率、扭亏为盈。但却因这种不伦不类的改革,简单地推行“下放企业自主权”或“产权制度改革”,导致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有些专家估计,在这一过程中,国有资产平均每天流失1亿多,全年流失500多亿;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个数字太保守,而真实情况是每年实质上最少流失1000多亿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常常是在“合法性”的保护伞下进行的非正常流失。例如通过几次新公司注册,将国有企业资产转移到个人控制或个人资产名下,有的已大量转移海外,使国家财产(更准确地说是人民血汗积累起的财富)流入权力操纵者或者能够用金钱操纵权力者的私人腰包,非等价地侵吞了全民财产,从而也加深了社会的不平等,引发人民的广泛愤慨,正威胁着后对抗时代中国大陆推行改革的政治前途。
    
    (七)社会保障体系滞后
    
    后对抗时代的中国大陆,由于政治处于大过渡、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矛盾凸出,生活风险加大,不安全感倍增,社会正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大转移过程中,这本身就是一种涉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劳动成果归国家所有,社会积累的财富在国家名下,大多数劳动者的生老病死由国家负责,“无产者”尽管贫穷,但有活干、有饭吃,公费治病,很少后顾之忧。但今天却不同了,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放弃了的承诺,工人与国家鉴订的“劳动合同”随时会被解除,工人随时都有下岗、失业的危机。而医疗保障也已在改革的旗号下被废止,许多工人手持多年积累的药费单据无法报销,新的医疗改革又屡屡受挫。
    
    此外,国家也不再实行“福利分房”,许多居民眼见房租飞涨,房价不下的现实,双手空空,一筹莫展。人们普遍面对工作、住房、疾病、养老,子女升学等各种经济负担,忧心忡忡;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严重滞后,互不配套,已经推行的一些所谓改革政策,对平民百姓愈来愈不利。今日中国大陆,中老年人之所以不敢消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的不安全感加深,手里有钱也不敢轻易花费,无论政府怎样压低存款利息,托高股市,刺激消费,都很难奏效,进而也扼制了经济发展。
    
    由此可见,后对抗时代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严重滞后,不仅是导致人们普遍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更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涉及全局利益,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不解决,将严重影响中华民族步入新文明时代的历程。
    
    (八)犯罪率剧增
    
    犯罪是人类走向文明进程中一直伴随社会发展的阴影。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犯罪率成倍剧增,世界上的各种犯罪,如私卖枪支,电脑犯罪,伪造假币、信用卡,绑架人质,拐骗妇女,贩卖儿童等犯罪,特别是各种诈骗性的犯罪,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各种犯罪发案率是80年代前半期的八倍;进入21世纪后,犯罪再次成倍上升,特别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已创中共建制来的新纪录。
    
    如今,重大刑事案明显增多。如接连发生犯罪分子以金融单位、运钞车、珠宝商行为目标的持枪抢劫的恶性案件;杀人犯罪案件频率加快,层出不穷;连续发生犯罪分子蓄意报复社会的爆炸案件;制贩吸毒品、拐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制黄、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仍在不少地方继续蔓延;相当数量的枪支弹药、爆炸物品、自制刀具非法流入社会,对社会治安构成极大威胁。这些犯罪由个别分散行为转变为集团性的有组织作案;由满足个人私欲发展为报复社会,滥杀无辜;由过去的畏惧逃避,变为明火执张,甚至武装对抗,并凭借现代化交通工具作案或逃遁,强化了犯罪能量;由过去造成局部损失发展到对全国或国际造成恶劣影响,甚至对政局的稳定构成威胁。
    
    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仍是十分突出的问题,在各类刑事犯罪的大案、要案中都处于为主的地位,占据整个犯罪总数的70%,且犯罪的暴力性、突发性、机动性和破坏性更加严重。此外,学生犯罪令人堪忧。近几年学生犯罪不断增多。
    
    还有,眼下农民犯罪问题严重,约占社会犯罪的40%,女性犯罪正在增加,官员与公职犯罪愈来愈多,严重威胁着转型中中国大陆的社会安定和百姓安全,给后对抗时代的中国正常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带来极大的危害。
    
    (九)环境恶化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政府抓发展速度,重经济效益,而忽视宏观环境保护。近些年来,政策不当,措施不力,致使环境恶化趋势不断上升。由于后对抗时代中国社会“一切向钱看”,杀鸡取蛋,盲目追求经济利益,导致草原退化,水土流失,森林缩小,洪水泛滥,气候异常,沙尘暴连年增加,土地退化,城市地下水源枯竭,空气污染严重,工业酸雨居高不下。中国是世界上多灾害国家。目前,每年因地震、洪水、干旱、虫害等多种灾害造成的损失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这已充分说明中国环境质量太低、稳定性较差的现状。
    
    在农业方面,由于国家长期强调“以粮为纲”,造成农田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水土流失加剧和土地沙漠化、盐碱化和石化区扩展,森林、草地、渔业资源数量减少、质量下降,以及濒危物种的生境逐渐缩小、种群数量减少等一系列问题。据统计,全国约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流失的土壤约50亿吨;全国393万公顷的农田、493万公顷的草场受到沙漠化的威胁。化肥、农药使用量的急剧增加、对湖泊和海域的富养化加重和渔业资源种群的生境恶化,施加了更大的负面影响。
    
    在工业方面,由于国家过去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追求产值而忽略环境保护,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遭受一大批污染源企业和污染型资源利用技术的双重冲击,环境质量很差。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业规模迅速扩大,污染总量并没有降低,城市环境的质量尚无改观。近几年,环保部门对城市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降尘等四项主要污染物所作的监测结果表明,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很少,几乎所有城市的降尘、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均超标,氮氧化物虽未超标,但其浓度值呈上升趋势,某些城市总悬浮微粒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十几倍。我国的大气污染与能源结构密切相关。
    
    此外,全球环境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也正在加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气候变暖将加大中国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并对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由它引起的地表水蒸发量增大,将对我国华北、西北地区造成干旱灾害频率加大、土壤沙化、石化、碱化以及草原退化的危害。由它引起的高温季风气候增多,将使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遭受台风侵袭的频率和强度增大、风灾和暴雨洪涝灾害加重的危害。二是海平面上升,将对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威胁,包括对大型油田、盐场等的损害和农业用地盐渍化加重、排水困难造成的危害。
    
    总之,后对抗时代的中国面临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挑战,致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
    
    (十)人才外流
    
    后对抗时代的世界,是一个人才资本的世界。人才的竞争将成为21世纪全球势力竞争的核心。谁能拥有最能吸引、凝聚人才的文化与制度,谁将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优胜者。
    
    然而,目前中国大陆由于意识形态的落后,教育思想的守旧和制度上的问题,没有能创造出适应人才自由发展,独立创新的文化环境,以至于导致大批留学生滞外不归,各类人才纷纷外流。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技术,乃至艺术、体育等各领域,都不断有人才外出的报道。这些人才的外流,不仅仅在于加强了他国的竞争势力,更重要的是大大削弱了中华民族的竞争力量。今日世界,无论在美国、西欧或日本,都不乏中国的优秀人才在那里为异国他乡增砖添瓦。尽管2000年后,预计会有1万3千留美学生归来,但不可忽视,仍有新的各类人才正在寻求出国的途中。这不能把责任归咎于他们是否“爱国”或是否向望“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在今天这样一种全球化的时代,新经济运动决定了人才是没有国界的。今天资本世界性扩张的“节约法则”,是一定要把人才价值放在最有利于其实现其发展的环境和领域中的。这已不属于人们主观判断的范畴,而是一种存在的事实。也正是这一事实,充分力证了走向后对抗时代中国的文化精神与制度上的隐患。如果这个国家再不进行彻底的政治变革,中华民族注定要成为全球化时代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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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2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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