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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时间隧道里的往事
(博讯2006年2月06日)
    
    2001年8月13日,我从家中被公安带走,坐在囚车上,回望难以割舍的家,不知不觉地来到我们辖区的金门路公安派出所。那年春节前为呼吁释放王有才签名一事,我曾被他们假冒市里有人要找我谈话名义,请到这里,不过那次是在会议室,这次我却被径直带进了地下审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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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审讯室里阴暗、潮湿,有一盏弱亮的灯,门口处有两个临时工在把守。尽管这里与所有审讯室一样,有审讯台与受审席的对立,但郑科长却与我并排坐在长条椅上,刻意回避这种对立。我不知他当时基于何种心态,是心虚还是伪善,或者是同情和开明。他语气温和地对我说:老牟,你要有心理准备,这次可能要走诉讼程序了。他这是暗示我,他们不会放人了。
    
    其实,凭我多年与他们打交道的经验,我此来就没打算回去。但我对他们突然抓捕我的真实原因,一时还吃不准。从时间上看,好像与上午小钟与我通电话上访巧合,但却无法解释, 30 天了仍不释放燕鹏的事实。这不明摆着是要处罚燕鹏。但以“ 偷越国境” 案由显然不能成立,而以燕鹏帮我发表过“ 不同政见” 文章为由下手,岂不就一石二鸟了吗?我当时在大脑里迅速运算,得出了这样的答案。想到此我对郑科说:你们不是说我写文章上面都知道,是允许的吗,为什么抓人?到底为什么?
    
    郑科长含糊地说:如果不是燕鹏东窗事发,也不会动你。这是上方的指令,我们无能为力。
    
    我说:那好既然抓我进来,该放燕鹏了吧?
    
    郑科长想了想说:可以考虑。
    
    郑的这话,足以让我产生他们会放燕鹏一马的幻想,但仍无法揭开他们为什么要突然抓我之谜。
    
    这时,郑科手机响了,他趁机溜了出去。我即站了起来,转向后窗,双手摸着窗上冰冷的铁栅,这已有种坐监的感觉了。我触景生情,纷乱的思绪,不由得走进了时间隧道, 20 年前那段难狱生活历历在目。
    
    
    
    1981 年4 月12 日 ,我因参加民主墙运动,创办 “ 民主志友学社” 及《理论旗》《志友论坛》两个刊物,被冠以“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深陷难狱,关押于青岛市常州路看守所。
    
    青岛常州路看守所是一处德式建筑,位于青岛海滨,与老市府和市中级法院毗邻。走进那所监狱的大门,要拐几个弯,通过一条狭窄阴森的通道,才能进入深狱大牢。我当时被押于这所监狱西廊最北端一处不足 10 平米的长条形小监室。室内新调来两个在押犯,一个犯故意伤害罪;一个犯强奸罪。因我入所时全天候戴铐子,生活无法自理,狱方便分配这两个犯人来监室料理我的日常生活。当时我带着手铐生活了一个多月,吃饭、睡觉、解手都很困难,夜里经常做被狗咬住双手的噩梦,为此我多次抗议警方残酷迫害政治犯。
    
    这处小监室,很小有阳光照进来,常年阴冷、潮湿,夏天水泥墙壁上都滴水。地板是木质的,已多处开裂,没有床,夜晚打地铺就寝,白天卷起被卷,正襟端坐。监室铁门紧闭,门上有个小探视口,只有看守巡视时才打开查看。室内墙角上有个马桶,大小便通用,吃喝拉撒睡都在这巴掌大的小屋,空气屎臭尿臊,令人作呕。狱内每隔两天放一次茅,仅三分钟时间,让在押人员倒马桶,上大便。当犯人们报告未大便完时,看守们最常用的一句话是 “ 掰断” 。
    
    那时坐牢最难熬的是饥饿,每顿饭仅一个二三两的窝窝头,一天两头吃咸菜,仅中午喝点乱菜汤,星期日吃黑面馒头。犯人们因腹内没点油水,每天闲饥难忍,眼巴巴地盼三顿饭,常常饥饿的心慌意乱。那时我正是青年长身体的时候,整日饿的我连铁都想啃几口。最残酷的是星期天,吃两顿饭。为了渡过这漫长的饥饿日,犯人们只好从每周一开始,从牙缝里省下星点咸菜,积攒起来到星期日就着喝凉水,把肚子撑起来死熬。那年月,狱内不干活,也不准送任何吃的。狱内也很少有腐败。各牢房里常常不约而同地唱起囚歌:手里捧着窝窝头,碗里没有一滴油……
    
    我们监室最初仅押了 3 个人,后来发展至5-6 个人,大家常常为分饭不均争的面红耳赤,甚至为窝窝头多出点或残缺点,碗里的菜汤多片菜叶或少片菜叶而大打出手。为避免此类吵得我整日不得安宁的纷争,我动了不少脑筋,最终想出主意,用黑面馒头捏成小方块,晾干后做色子,把每份窝头与菜汤配好,排列有序,掷色子按序号拿饭。
    
    进监狱的人不乏是 “ 二进宫” ,个个绝顶聪明。他们多能带着手铐脚镣熟练地脱衣穿裤,用线拨胡子,自制针线缝被补衣,无所不能。当时狱内严禁吸烟,烟瘾大的整日坐立不安。胆子大点的常常借提审之机,拾几个烟头,回来后从被褥里掏点棉花,用鞋底子在木地上反复搓擦,直到冒起烟来,再轻轻一吹,红彤彤的火光就从棉花里亮了出来。于是他们点燃烟头,每人吸一小口,便飘飘然了。
    
    那时,看守所这无产阶级专政工具,毫无人权意识,提审人犯仅喊编号,不叫名子。我对此种侮辱深恶痛绝,看守喊我的编号,我故作没听到,直到他们叫我的名子为止。自从我被押进这看守所,预审人员发疯似的日夜提审,轮番轰炸。我记得当时提审我的有公安局预审处的李处长、刘云锋、刘平等。那次抓人是中央下令,全国统一行动。他们急于查清与民主墙运动有关的所有人和事,因而天天日夜提审,我根本无法休息。为此我抗议他们变相体罚,并不再回答任何问题。当时青岛市检察院李文英处长一直伴同公安提审,他们经研究接受了我的抗议,七天后不再夜审了,但白天仍不间断地审讯。他们以搜到我的一本日记为线索,主要问我与全国那些人有联系,写过那些文章,特别是陈尔晋提出建立共权党的事。由于我情绪抵触很大,审讯僵局一直难以打破。当时《刑法》《刑讼法》刚公布施行不久,加之政治上批判文革余波未尽,他们执法还算文明,对我的惩罚也不过是撤座而已。
    
    一个月后,在我的反复抗议下,手铐也去掉了,我可以如其他犯人一样,轮流出监室打饭。这天早上,我手持盛窝窝头的小筐,跟随提小桶打稀粥的人,跑步去楼廊门庭取饭。我第一次打饭,不懂规矩,背对着给犯人打稀粥的看守,翘着屁股向筐里拾窝窝头,不料屁股挨了重重一铁勺。我回头一看,那高高的、黑黑的人,人称 “ 大老黑” 的看守,正怒目圆睁地骂我不懂规矩,说我把屁股对着他。
    
    我望着 “ 大老黑” 怒不可遏地扔了窝窝头,大吼起来:干什么,凭什么打人?
    
    那 “ 大老黑” 听我一吼,竟愣在那里。他压根没有心理准备,监狱里的犯人竟敢如此对他说话。楼廊里的所有监室都打开小窗,向这里瞅。正在这时,值班看守一面向“ 大老黑” 递眼色,一面推了我一把,让我回监室。我刚回监室不久,“ 大老黑” 就拿了两个窝窝跑了过来,打开小窗,扔了进来,冲着我心虚地说:给你的。我不是打你,你屁股耽误我打饭,我是捅了你一下,叫你让让。看得出“ 大老黑” 分明是听到值班看守说我是政治犯,怕我在提审时抗议他打人。其实当时尽管我很火,但回来后就没再当回事。不过抗议看守打人的事,的确有过一次。
    
    那年夏季,我们监室有个犯人被叫出去谈话,回监室时浑身凸起道道血痕,监室的人问他怎么搞的。他说是看守用湿毛巾抽抖的。这在看守所里本是再经常不过的事了,但那时我年青气盛,眼里容不得沙子,第二天提审时,便当着检察院的面,揭露他们狱内残酷戏弄、折磨人。预审员还真当个事,认认真真问了挨打者的名子和情况。我当时内心还暗暗赞许他们。但没想到事过一天,那个挨打的犯人又被提了出去,回来时红肿着眼对我说:你可害苦我了。我再问他,他什么也不肯说。我这才反悟,原来我是帮了他的倒忙。这是多么博大精深的中国监狱文化特色啊!
    
     当年我被关押在青岛常州路看守所一年零两个月,如雄狮在笼,很少放风,且三个月后也不再提审我了。我天天面对铁窗铁门,寂寞如同饥饿一样折磨人。为了对抗无聊的侵蚀,我把吃饭用的竹筷,劈下一片,蘸着抹疮用的紫药水,在节省下的大便草纸上,天天偷着写作。先后写下《镣铐哗啦》诗集和《对规定的否定——我的多元非决定论》哲学文稿。我把这些文稿偷偷缝在枕头里,但不知是谁打了小报告,狱中清号时,撕开我的枕头,拿走了我的全部底稿,直到我获释后,才凭着记忆恢复、整理出那些底稿。尤其是我那首 “ 独持已见说自由,奋笔纵横扬国忧。文章沉浮成冤狱,铁窗试枷也风流。” 一诗,还特请了书法家,写成条幅,悬挂家中,以为对铁窗生活的永久纪念。
    
    20 多年前的那场牢狱之灾是多么残酷,20 多年后的今天,等待我的囚徒生涯又该怎样?20 年多前,我风华正茂,单身一人,一咬牙便挺了过去;20 多年后的今天,我华发皱面,拖家带口,又该如何应对此劫?想到此,我整个身子似乎跌下了悬崖,旋转着在向下沉落。
    
    我双手扶在金门路派出所那半露天的地下室铁窗上,竭力向上眺望。外面的世界已是暮色苍茫了。西边的大半个天空,被夕阳的余辉涂染成玖瑰色,那色彩在遥远的天际上,穿透层层斑裂的云雾,如血般地滴溅着光茫……
    
    真的是夕阳如血。
    
    原载《自由圣火》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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