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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民文革”问题答火戈/武振荣
(博讯2006年2月05日)
    武振荣
    
     火戈在《议报》235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民主运动两个阶段之我见——兼谈“次法西斯”、“人民文革”说》的文章,其中对刘国凯的“人民文革”和我的“66运动”发表了不同意见,而这些意见都是在很真诚地讨论和研究问题的意愿下说出的,因此,我感觉到有回应的必要,于是就写作了这篇文章。在文章的开头,我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不同意火戈的观点,但是我对火戈本人在中国那样的环境中,能够如此尖锐地提出问题的精神的确深表赞成,特别是在他写作的许多文章中,我发现了一种强烈的、自觉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取向,而依我个人的见解,中国民运队伍中恰恰就缺乏这样的精神取向,因此,这篇名曰“答火戈”的文章是同他讨论问题。 (博讯 boxun.com)

    
    (一) 关于“次法西斯”与“人民文革”问题:
    
    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也早就听到过一些反对“文革”的人把“文革”比作法西斯运动的话,对于这样的话,我也没有留意,亦没有作过专门的分析,也没有当它为一回事,但是如果同样的话是用“理论”或者“文章”的方式说的,而说出他的人又是一位很善于探索的大陆民运人士,那么我就感觉到应当认真地研究一下这种说法是否恰当。的确,如果人们仅仅就都是群众运动这一点看问题,那么把法西斯和“文革”连在一起说好象有一些的道理,但是你若是对法西斯运动的性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性质有基本的了解的话,就可能不会说这样的话。
    
    首先:刘国凯先生所说的“人民文革”是1966年中国“亿万人民”的一场政治造反的运动,它是备受压迫的人反抗压迫的政治运动,非但是这样,它实际是从中国汤武革命、陈吴起义的传统继承下来的东西,也是继辛亥革、共产党革命之后的一场政治革命运动,完全是中国精神和中国运动,它要解决的也是中国国内的政治问题,其造反的矛头所指是已经脱离了人民群众的中国共产党当权派,这和法西斯运动是从当时不坚固的德国民主投票箱走了出来的民族运动是没有任何的可类比之处;在66运动中,运动实际要解决的不是民族的“生存空间”的问题,也不是“国家社会主义问题”,而是每一个人(当时社会上按5%的比例划出的不幸的人群除外)的政治生存的问题与生存之价值问题,所以没有可以类比的任何内容。引发这一场运动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一党专政,和法西斯运动发生时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处的位置问题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其次,“人民文革”作为一个政治运动的确是有可能煽动起如法西斯主义那样的群众性狂热,所以就可能性上来看,运动完全有可能被引导到法西斯主义的地步,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事实上运动其所以在煽动起了民众的狂热而没有步上法西斯的一步的原因就恰恰在于运动中“有派性作怪”,是派性这个东西把本来有可能变成一元化的运动给无情地撕成了两半,以至于运动发展到1967年的时候,别说是是偌大的中国,就是每一个省、市、地区,乃至每一个县、每一个公社、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大队,甚至每一个单位无不被分成了两派,因此所有的自治组织的“对立面”都有一个与它的力量相当的反对派组织的存在,于是,这就从根子上挖了法西斯产生的土壤。火戈君的这一篇文章是谈“民主”的,但是民主的最基本、最根本的东西:权力制衡的原则却被他忘记了。文化大革命——一个人类历史的火热的运动其所以没有逾出“民主”之一步,就在于运动从从始到终都给“一分为二”了,民主法则这样如此深地支配了运动是一个事实,对这样的事实我们没有发现,就是我们方面的问题了。我要告诉火戈朋友,那时我生活在陕西省,是陕西“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成员,我们的总司令叫马希圣,权力大着呢?可是呢,就在他的对立面,站立着一个和他的权力一模一样大的人——张焙信司令(他是“工人联合造反司令部”的司令)处处和他作对,这样他一手遮天的企图必然要破灭。正为有这么这两个“司令”平起平坐,一个制约一个,所以他们谁也成不了陕西省的希特勒,在这里,是民主运动自己的内部法则(而不是运动中的陕西省造反派们的主观愿望)决定着运动的民主性质。
    
    再则,66运动其所以出现了上述的全国性的广泛分派现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和运动前中国人民受到的那一种政治教育有关,就是说那种蒙昧主义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人的政治平等观念的确立,若没有它的话,那么运动也许有趋于法西斯主义一途的可能性。事实上是,上述平等观念表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是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在政治上正确,自己的组织正确,自己的判断正确而不愿意放弃“正确”中的哪怕一点东西,于是,产生法西斯主义的那个一元化的东西就被破坏了。因此,我认为,民主的最为主要的一个因素就表现在这个时期的公民的政治上广泛分派现象之中,这同法西斯主义运动只有一个高高举着的象征着权力的“大棒”的现象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说到这里,我承认我对法西斯主义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但是我起码知道在法西斯主义运动中,法西斯组织内部没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政治上的平等因素,也没有出现把法西斯组织从下到上地分裂为对立的两派组织现象,因此我认为叫它“次法西斯”没有任何的理由。如果要说比较,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同法国大革命相对比,但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没有出现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这样的“要命”式人物,原因也不是与此有关吗?我们作这样的一个假设不难,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组织是一派,那么运动要陷入法西斯主义的泥潭就是可以论证的事情了。这样,我就有理由断言:今后,在21世纪的某一天,中国如果要发生伟大民主化运动,而这样的运动也不可能步入法西斯运动一途的原因将和66运动一样,就是它注定要由两派对立的政治力量推进!在这里制约运动的力量不是外于运动的因素,而是运动本身就具有的内部机制。因此,我在瞩望了20世纪过去了的“7亿”人的运动之后,对于21世纪的“13亿”人的未来民主化人民运动的期盼就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最后,法西斯运动是打破了正在发展的德国民主制度的运动,它不但坑害了德国人民,而且也直接地坑害了欧洲人民和全人类,造成了第二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这同66运动主要是决定中国国内问题的情形是不能够对比的,因此,在说到66运动的世界影响时,真实情况是它同那个时候的美国人权运动(包括非裔人运动、反战运动以及妇女运动)、法国“5月风暴”一起,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人类民主化运动的三个亮点,除此而外,就是在火戈所说的欧洲“后极权社会”的“颜色革命”中,我们也是可以发现其积极影响的。
    
    (二)关于“颜色革命”的问题:
    
    我不知道火戈本人有没有对1966年政治运动的亲身感触,如果有的话,那么1966年发生的这一场运动就正好是他所说的“颜色革命”,在这里,如果要我说起文化大革命的起因,那么我可以说是从中国人民对“颜色”的辨别开始的,因此,你说它是一场“颜色革命”那是有充分的理论根据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社会是“红颜色”的,这一点用不着我说(全世界都承认),可是朋友,在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那个年头上恰恰就产生出了火戈所说的“颜色”的问题,首先是毛泽东个人,其次是红卫兵组织,最后是人民群众发现社会由“红”变“黑”的问题,于是一个在昨天还被说成是“红色江山”的社会在一夜之间就被“革命的人民”看成是“黑色”的“窝子”,这不是视角上的颜色的变化又是什么呢?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谁个没有遇到“颜色问题”呢?但是说到这里,我仅仅也是说到了“颜色变化”的问题,还没有涉及到“颜色革命”的问题。
    
    如果对1966年政治运动的“颜色”作一个不是色盲的分辨后,你马上就会发现一片“红颜色”的社会在“派性”力量的作用下被完全地分成为“两片”“绿色”的东西,这时候火戈所说的“颜色革命”不就是现实了吗?因此,到今天为止,我们在研究它时,不能够因为它失败了、消解了就不认为它是“颜色革命”。就是在今天,如果我们要寻找“颜色革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的遗留性质的表现,那么由“红色”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到今天的“绿色”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事情不就是因为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吗?中国共产党其所以到今天还没有垮台,于这样的“颜色”上的自我调整是有绝大关系的。因此,我们如果对我们中国的事情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在中国反对文化大革命最有力量的人——邓小平却是主张在“政策”上彻底向经过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后的中国人民“让步”的最有代表性的人。因此“农村责任制”的根源是亿万农民在66运动中拿到了自己的观点,这观点虽然在毛泽东的后来的“政策”中被取消了,但是它的精神却在邓小平的“政策”中给复活了。因此我们在今天把66运动时期的中国农民的观点,看成是当时农民们在“政治上的责任田”,也是一点儿都不错误的。
    
    如果说检讨中国社会近57年的历史,那么,我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被人民打倒了的那一段历史是永远值得我们中国人民纪念和永远值得我们中国民运人士研究的。用共产党自己的话说,在66运动中,它是受到了“严重的外伤和内伤”,因此那一场运动若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完整的“颜色革命”就可以说在中国现实了。因此,我还认为如果未来的中国民主化可以接受“颜色革命”式的解读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人面临的就不是“第一次”地要改变共产党社会“颜色”,而是要“再一次”地改变它,如果说“颜色革命”成功的标准是共产党下台的话,那么1966年政治运动的“模式”就会重演一次。在这一次重演中,我们作一个“66式”的假设:就是“胡锦涛的党中央”没有受到“炮轰”还存在着,“个省都乌乎哀哉了”(毛泽东语),也就是说四川省委、陕西省委、北京市委、上海市委……都统统在人民的“炮轰”中垮台了,党员因为找不到党组织,都纷纷跑到造反派队伍中去了,这样的形势你如何判断?你是象判断文化大革命一样地说是“动乱”,还是认为它是(颜色)“革命”?
    
    (三)关于“人民文革”的“专利”问题
    
    火戈在他的文章中说:“其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专指特称,它的制作者是毛泽东,他是这个名称专利拥有者,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争取或者分享这个并不荣光的称谓的‘专利’呢?”其实,这样的发问不能够说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对发问中的问题作出进一步的研究就会发现,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专利”归毛泽东其实是毛泽东和左毛派人物的一种制作,那时,当毛和左毛派把文化大革命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的第四个里程碑时,1966年的人民运动就记在了毛泽东的帐上了,当毛泽东死亡后邓小平感觉到文化大革命这一笔“遗产”他继承不了时,采取“否定”的态度,把文化大革命当成“毛泽东的错误”也就用不着作什么区分了,因此,在邓小平为首的这一派人物的看法中,把毛泽东同文化大革命捆绑在一起来“否定”就是他们反对人民运动的一种证明了,就这个证明去研究他在1989年的运动中主张“开枪镇压”不是没有历史可查的。
    
    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毛的“专利”的问题上,我和火戈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但是念起我们俩都不是专家,那么,在裁判我们之间的是非问题时,听一下文化大革命历史研究的专家的意见就很有必要。金春明教授在他那很著名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中非常明确地说道:“文化大革命中最时髦的口号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似乎10年中的每一个重大活动都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因而紧跟这种部署当时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尚。但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什么,包括那些内容,不仅当时没有人知道,而且至今尚未研究清楚”(本书306页)。但是既然说到了“专利”问题,我想多说一句,那就是关于文化革命这个词的最早的“发明”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姚溱,据《陈伯达》一书的作者的描述:1966年“2月8日,彭真等去武汉向毛主席汇报之后,于2月12日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印发文件时,觉得‘五人小组’一词不明确,姚溱临时加上‘文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此之前,这个小组一直被称‘五人小组’”。
    
    好了,上面的意思已经说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毛的“专利”的事情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在毛已经变成了一个“反面人物”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这种错误呢?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文化大革命不只是一个过去的运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愿意放弃对它的研究,恰恰就在于它是一个注定要“再来”的运动,毛泽东死的时候断言要有“第二次、第三次”,邓小平在1989年看到了它要来的危险,刘国凯、朱学勤、陈泱潮等等都说它要来,就是在今天,我在写作这一节文章时,有一个名叫“观世山人”的人也明确无误地说:“另一次文化大革命不是来不来的问题,而是何时来以什么方式来的问题”(博讯2006-2-3《文化革命40周年》)。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如果不研究它的话,在未来的民主运动又出现了两派的斗争(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时,我们还是用20世纪60年代的看法叫它为“资产阶级派性”不就是要再一次地失败吗?
    
    我的理解是“人民文革”这样的概念不是只要“人民”说“文化大革命好”,而是要“人民”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与教训,“打倒”了全国(解放军师以下除外)的共产党当权派,砸烂了共产党机构,这是人民运动的主要的经验,但是把自治组织和自治政治赖以存在的生命线——派性误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企图摔掉,就是人民的最大的错误,摔掉了派性的同时也摔掉了民主和自由,在本来应该用“选票”解决问题时,人民却想着要“联合”——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民的教训,只有人民在这里寻找出了经验与教训,什么是民主就不再需要别人的“教训”了。
    
    (四)关于民主运动的阶段的问题:
    
    我对火戈所提出的民主运动的两个阶段的见解是这样看的,那就是说如果我们中国在此之前没有民主运动,情况就象现在的朝鲜和古巴一样,那么我认为火戈的两个阶段的设想是非常好,也是没有可挑剔之处的,但是在此之前,从孙中山开始中国就已经有了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历史,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又是非常丰富与非常有意义,那么我们在涉及到民主运动时就不能够脱离上述这些而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去想象它应该是什么样子,怎样分段,在这里,民主的理解应该是从以前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经验与教训中得来的,而不是象设计高速公路、建造厂房、制造电灯泡那样的事情先画一张草图,然后按图施工。因此在设计民主运动的阶段时候,先得对于过去的民主运动和民主革命作一番认识,只有这样未来和今天的民主运动的事情你才能够弄清楚,若不是这样,你的思想和看法再先进,哪怕是世界上最时髦的(如“颜色革命”),也是关不了大局的。我个人发现火戈对于东欧社会中的“颜色革命”是很有研究的,并且思想也是很新颖的,只是要把这些用来套中国民主运动就不太合适了。
    
    在我们中国,民主是什么,如果不是关乎着我们中国人民在具体的民主事件中或者具体的民主运动中对民主的理解的话,那么光凭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对民主的高见,我们的民主至少应当再等“30年”,情况正如火戈在文章所说的中国民主“老象个长不大的小孩那样,显得不懂事”。在这里,我以为其间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中国许多人因为教育和灌输的原因把我们中国近100年以来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历史看得一文不值,跟完全地没有一样。因此他们在设计未来的民主运动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它的以前的情况和基础,而是把现在的设计建立在“零”的上面。2005年4月,我写作的《民主不能从零开始》的文章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只有我们对于发生于20世纪那一场震惊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有了个研究和理解,我们才有可能正确的认识中国民主问题,我们才有可能进入民主的领域,否则,我们自己也是民主的门外汉。
    
    我注意到火戈的文章已经把1976年的“4-5运动”当成了现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开端(他说:“如果从1976年的‘4-5运动’算起,我们中国民主运动已经经历了30年左右的时间”),这看法很不错,但是如果你对“4-5运动”就了个大概的研究,那么它是人们习惯上所说的“10文革”的结尾的事情你就没有注意了,因此,你大不了是拽住了个民主运动的“尾巴”,而它的头“66运动”你就不能不研究的了。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个由毛泽东享有“专利”的运动的“尾巴”怎么就神秘地变成了人民民主运动的开端,这样的事情就完全不好说了。至于说到火戈文章所开出来的那个长长的中国民运领袖的名单,他们中哪一个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儿”呢?可好,目前好几家民主网站上正在刊登另一个很有影响的“文革史专家”宋永毅的文章《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者》,这篇文章就解决这个问题,作者认为文化大革命培养出了“为人权和社会主义民主而战”的“毛泽东反对派”,“在一定的程度上加速了毛式极权制度的没落,并激发了独特的中国民主运动”可谓高见。
    
    (五)对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冠上“人民”二字的说明:
    
    在有关“文革”研究方面,严家祺、朱学勤、金春明、宋永毅、胡平、郑义等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发现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一种和毛泽东“异质”的东西,刘国凯和我只不过是对这种“异质”的东西作了一个专门性的研究而已,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了在1966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与毛的文化大革命也完全“异质”的“人民文革”,因此这一发现虽然也是一种理论上的见解,但是它实质却不是纯粹的理论性的东西,而是我们作为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对于自己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复的“体验”,“对于哪怕是最微末的体验”,我们“也敝帚自珍,因为现代人在一生中获得的个人体验是如此之少,而作为原创性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源泉,这些体验又显得如此重要”(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
    
    现在很多很多人在说起文化大革命时都说它是毛泽东“领导”的,这一点,不但普通人是这样说,包括许多“文革专家”也是这样看的,其实,对这个问题只要有人们再肯问上一句:“毛泽东凭什么领导运动”情况就会发现根本的变化,你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社教运动”、“四清运动”、“反右运动”是由毛泽东领导的,我相信,毛泽东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组织这一条从上到下的统治的党领导的,他把命令传给共产党中央,中央传给中央局,中央局再传给省委、地委、县委一直到基层的共产党各支部——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以后到今天为止还是原封不动存在着的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体制,可是,朋友,我说的文化大革命中,就不是这样的了,那时,共产党中央给毛泽东“炮打”了,各中央局、省委、地委、县委一直到基层的每一个党支部都被“人民”的“炮”给“轰”了,毛泽东用什么领导呢?你如果是一个有机变之才的人,你可能会说:“毛泽东凭最高指示领导运动”。好了,如果你说到这儿,那么我告诉你,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最高指示”拿到了我们手里就已经被分成了两半了,你拿一半,我拿一半,“打起了派性战”……。因此,一个坐在了北京的人靠发表“最高指示”领导全国“7亿”人的政治运动——这样的事情若还被你看成是一个“政治现象”,你的看法就太幼稚了。
    
    上述现象不是“政治现象”,而是“宗教现象”,这就是说,在“宗教”上(准确地说是在精神上),我们服从毛的领导,但是在政治上,我们是自治的,用当时的流行话讲,我们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最伟大的地方也就在于人民说出了“自己解放自己”的话,并且做出了“自己解放自己”的事情。就我个人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来讲,中共西北局、陕西省委、兴平县委也没有“解放”我,非但没有“解放”我,而压迫我的就是它们,文化大革命中,我就是“炮打”他们才获得了解放,享受了任性的自由,想把大字报给哪里贴,就贴在那里,想和谁搞在一块就搞在一块,这样的组织不注册就合法了,对于我肉眼看到的统治机构和人物,想“炮打”就“开炮”,想上街游行,旗帜一打队伍集合了就出发,想不到要去公安局去申请,因为公安局内部也出了造反派,“砸烂公、检、法”的大副标语就是他们贴出的,这时候,你想作奴隶也作不成了,因为除了毛泽东这一个“主子”外,所有的“主子”都挨了“炮”,林彪周恩来也年例外。大哲学家米尔所说的“服从远方的君主就是自由”的话我们虽然当时没有听说到过,但是这句话的“精神”已经被我们实践了!
    
    可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用“最高指示”领导我们是一个“宗教现象”,对它我们也只可能作“宗教”方面的分析。我不是一个宗教学家,没有这方面的专门知识,但是就我现有的知识来说,神——你信它,就有,不信也就没有了,对于人类的真正的神,情况尚且如此,对于象毛泽东这样的冒牌神,情况怎么会例外呢?就我个人的情况而言,在1966年的造反活动中,我信毛,信得五体投地,但是仅仅是过了2年,到1968年2月我就怀疑他了,不信了,1971年我讨厌他,到1974年5月我已经开始“炮打”他了。可见,人们在仅仅抓住了我1966年的信,而没有发现1968年以后的不信,就怪不得我了。其实,这里所说的“我”,是一个克隆了的“我”,在伟大的66运动中它是数以千万记的存在物,因此这么多的“我”,要求“我”的运动归“我”就是为什么要给文化大革命“冠上”“人民”二字的原因了。
    
    (六)就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的文章看21世纪的文化大革命
    
    《旧约-传道书》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当真如此。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的文章事实上是《炮打司令部》(毛泽东)、《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什么》(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的继承,都是写作了大字报的作者对被自己是认为是“错误”的东西(事实上也是错误的东西)的“讨伐”或“炮打”,都是一些在时间的长河中曾经被认为是“正义”之举的东西,但是不同的是因为“时代”的缘故,焦国标的大字报没有引发一个大字报造反的群众运动,所以胡锦涛就不怕,中宣部也没有被“伤着”,但是就在我写作这一篇文章的时候,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的“大字报”已经引起了巨大的响应,先后有人符合,高智晟的《谁要中宣部那群衣冠禽兽》、魏民生的《一锅端掉中宣部》、刘晓竹的《中宣部造烦,知识分子造反》、余杰的《抓住中宣部的“黑手”》、陆不平的《痛打中宣部这条落水狗》等文章都发了出来,造成了焦国标所说的“2006年”“合剿”之势,但是,朋友们在2006年,我说这个中宣部你还是“打不倒”的,为什么呢?以上的响应中的人物后面都没有“兵”,没有“群众”,没有“人民”,中宣部就不怕。但是,假设这些人是聂元梓、蒯大富、王洪文、李世英等人,屁股后面有一支庞大的造反队伍,就不愁中宣部打不倒,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异议分子再勇敢政治家都是不怕的,鲁迅先生应该是很勇敢吧,但是蒋介石怕他来吗?
    
    但是,我的话若展开来说,上述响应的人物们如果他们都是中宣部的人,那么,你就看到“第二个文化大革命”了,这样你也就回到了中宣部真正被砸烂了的那个时代中去了,在那个时代,中宣部被砸得烂得连提也提不起来,难道不是一种“历史的事实”吗?但是孰我直言,以上人物中,却没有一个不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这就是我们“30年”民运“长不大”的原因,这就是说,我是知识分子,我有知识,让我来搞民主,你们那些没有“知识”的人民别搞,稿起来也只能是“动乱”!现在,我们平心静气地来分析聂元梓的那一张大字报,政治及不上焦国标的,但是她的一张大字报引发了一个大字报的运动就了不起了,同样的道理焦国标的文章在而后的时间中如果引出了一个包括中宣部内的人都来“讨伐”中宣部的运动,那就要命了,要么一篇《讨伐中宣部》(它是共产党政府的一个部门)的文章也大不了是一篇文章。
    
    文章写到这里也该划个句号了,只是若有人疑虑答火戈的文章为什么又跑到焦国标的题目上去了呢?我的回答是:如果对中国的任何的事情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后,你都会发现火戈朋友所不喜欢的“66模式”。我理解这一点,因为我知道,就我们个人的偏好来讲,我们可能喜欢某些东西,不喜欢某些东西,但是中国民主的“道路”一经我们民族“踏”了出来,它就顾不得我们个人的偏好了,此时,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舍偏好而走上它,后者坚持偏好而远离它。
    2006-2-5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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