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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文革”研究的几个看点/武振荣
(博讯2006年2月03日)
    武振荣
    
     (一)刘国凯的文章,一石激起千重浪 (博讯 boxun.com)

    
    2005年12月份的《北京之春》上刊登了刘国凯《纪念人民‘文革’》的文章后,我写作了三篇读后感,响应了他“纪念人民文革”的号召,说实在的,这三篇文章仅仅是对刘国凯文章的“响应”,也说不到有什么独特的见解,但是没有想到民主派的大批评家朱学渊先生竟在2006年1月6日对我的文章作了个“点评”,再过几天,陈泱潮先生又因着我的一个有关“文革”的帖子发表了《重新认识和评价‘文革’,公民维权抗暴运动呼唤‘四大’》的文章,上述文章的作者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认同了“人民文革”的价值,并且表明了中国的民主运动应该发扬当年“文革精神”的意向,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上述两位作者都是“文革”中过来的人,但却不是研究“文革”的“专家”,无独有偶,也就在这几天,有好几家网站转载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文革史专家”——宋永毅的文章《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者》,可以说是为上述非专门家的作品提供了一种“专家”的支持。这样以来,于“文革”40周年前夕,在民主舆论的阵地上人们好象可以感受到一种新的思想、新的精神和新的风气。
    
    如果说已经具有了20多年历史的中国民主运动应该来一次革心洗面的变革的话,那么,它就应当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要有一种巨大的进步,而这种进步应该体现在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对中国“人民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具有独立的理解的事情上,而这种理解又应该建立在对“人民社会”的基本尊重这一点之上,若不是这样,我们自己站在“异议人士”的“制高点”上,俯下头去看人民,大骂“人民也不是好东西”(这话是我从一家民主网站上抄下来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和能力推进得了中国民主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刘国凯所说的“文革研究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话,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了,上面说到的三位作者也是这样,他们都在“文革”的研究中看到了现实问题的迫切性。
    
    (二)《学渊点评》
    
    如果我们要检讨近300多年以来的中国“人民社会”的这一部历史,那么发生于1966年的人民合法的政治造反行为,怕是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了。几千年以来,人民对政府的造反都是非法的,惟独在1966年这一切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化中,一个在当时还是非法的“反革命”行为在“一夜之间”最终地变成了合法的革命运动,检讨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一个问题,而变化的发生又是一个基本的“事实”,4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中国民主派人士在为民主行为和民主运动的合法性问题寻求辩护时,却要否认1966年的运动,这就是完全不应该的了。因此如果说1966年中国伟大运动的造反精神已经为运动中的数以万千记的人的行为所“实践”的话,那么《学渊点评》中的如下话的意义就很深远:“世间一切领域的变化,最终将导致进步,都来自叛逆的贡献,耶稣、爱因斯坦、比尔盖茨、都是叛逆,连专制的毛泽东、邓小平、林彪也曾是叛逆。中国今天不进步就因为缺少叛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民文革’曾经是叛逆们的天堂,所以应该记念它”。
    
    现在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就缺乏如《学渊点评》中所说的“叛逆”精神,所以在今天这个世界民主化大潮流中我们才显得如此万能,我们对民主的理解也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在我们的有关民主的思想中好象就去除了“叛逆”的力量,殊不知正是民主制度才为人类精神中的这一股特殊力量准备了合法运用的巨大空间。而1966年的政治运动其所以值得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地研究”和“记念”就在于它被学渊称之为“叛逆们的天堂”。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在它之中酝酿着“最终要导致进步”的动力,所以在过去的时间里,当我们把它视之为“动乱”时,自己就变成了没有“精神”的人了。就这样的意思讲,《学渊点评》中的话语虽然不多,但是,我认为意义是很深远的。正因为学渊是大批评家,所以他就敢于在“点评”中说“毛泽东、邓小平、林彪也曾经是叛逆”,这样以来,那些在普通人看来是互不连接的历史,在他的评语意思之内具有了“衔接”的可能性,在此,大手笔的惜墨如金的特征也就体现出来了。
    
    (三)陈泱潮《我的一张电子大字报》
    
    2006年2月2日,陈泱潮在博讯网上发表的《重新认识和评价文革公民维权抗暴运动呼唤“四大”》的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当前的形势下把公民的维权运动组织到规模更大的“民主革命运动”中去。在这一篇文章中,他做为一个在文革中也发挥了自己影响的人用非常肯定的口气,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序幕”,在这样的看法中,他当然要批评毛泽东、邓小平的谬论,还“人民文革”的本来面目,他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无论是毛派观点,还是邓小平派,都是严重打着中共一党专制和官僚特权阶级‘体制和阶级烙印’的极具片面性的观点”,因此都是人民应该批判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一种批判中,陈先生对人民运动的认识才达到了一个非常的高度,于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关乎过去,而且是关乎现在和未来,“面对今日中国社会如此黑暗的严重现象”,他说:“中国人民不能不重新反思对文革的认识和评价”。
    
    如果我们不结合我们目前的现实,去读陈先生的文章,那么它也许是一篇普通的文章,但是我们只有结合了我们民运的现状去读它,我们的感想就会大不一样。在目前这20多年的时间内,我们这些反对共产党的“异议人士”谁个没有写作出自己的大字报呢?别的不说,焦国标的“炮打中宣部”的“大字报”可以看成是其中的杰出的代表,而其它的那些数也数不清的“大字报”不是都贴在了“空中民主墙”上了吗?可是朋友们,顶多少用?把共产党又怎么样了呢?就这个意义你去读陈先生上面的文章,如果没有一个中国人民群众广泛运用“四大”武器同共产党“作战”这样的场面出现,光靠我们这些“异议人士”共产党是不怕的。因此陈先生把他这一篇文章当成是“21世纪陈泱潮《我的一张电子大字报》”的行为我完全理解,这是“呼唤21世纪”的“文化大革命”,在他的思想中只有普通人(如“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生、工人、市民、农民和一般干部)都拿“拿起笔,做刀枪”(“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时,中国的民主——才有可能最终地成功,否则,靠知识分子、靠异议人士、靠有文化的人去发表自己的高见,而人民做哑巴和聋子,最好的政治也就是“胡温的新政”了。在这里,我认为陈先生的文章触及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最薄弱的一个环节,那就是中国民运人士不相信中国人民、不尊重中国人民的历史、没有看重中国人民的感情。在许多民运人士的看法中,由普通人写作出的大字报的“质量”也可能“不高”,水平也可能很有限,也许中间会充满了个人恩怨,但是民主——我们民族在近100多年的时间中所要求的东西——如果脱离了它,又是怎么个安身立命呢?在我们中国“四大”是一个民主的武器,放弃了它,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意味着放弃了民主。在今天,人民“运用‘四大’武器,炮轰贪官污吏,人心大快!”
    
    (四)宋永毅《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者》
    
    下来,我说一说宋永毅的文章。宋先生是一位的标准的“专家”,在“文革”研究方面是中外有名的,就在上面我提到的文章中,宋先生为刘国凯所说的“人民文革”提出了一个“人物”方面的很有价值的论证,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人们改变对“文化大革命”僵死看法提供了动力。宋先生在文章中说:“令人惊讶的发现:毛泽东的‘文革’主张培养了自己的反对派”,籍着这种“惊人的发现”,人们在毛泽东的“文革”中,寻找和整理出“人民文革”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最近我在“博讯网站”和“民主论坛”上连续发表的《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的书稿就是记录了我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由一个毛泽东的崇拜者变成了他的“反对者”的全部过程,可以说是对宋先生观点的一种脚注。至于说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能够发生,作者对那个时期中出现的“地下读书运动”作了一个很专业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文化大革命使一代“拥护毛泽东”的人变成了“为人权和社会主义民主而战”的人。这样,作者在一个不同的研究的侧面得出了同民运人士刘国凯几乎是相同的结论。
    
    不仅如此,作者以“专家”的身份还向我们提出了一种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后果: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加快了毛式极权制度的没落,并激发了独立的中国民主运动”。现在,我们这些民运人士要为我们的民主运动寻找历史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产生了“独立的中国民主运动”的观点就值得我们仔细的品味了。其实,我个人因为也是一位“文化大革命”的热心的非职业的研究者,所以对宋先生的大名,也早有所闻,但是孰我直言,我对他以前的许多研究着成果不是很看好的,如果说在这其间,宋先生的研究也有一个进步或者发展的话,那么在目前我们看到上述新成果时,就不由得令人兴奋,如果更多的知识分子能够进入到研究“人民文革”的这一层面的话,那么中国民主运动的后劲就会很大。因此,我想没有读过宋先生上述文章的人应该去读一读。说到这里,我可以作出这样的一个小结:自从刘国凯的《纪念人民‘文革’》的文章发表后,已经闪现出了“文革”研究的几个亮点。
    
    在本文的最后,我还想提一提在“文革”研究方面很有造诣的两位大陆教授的名字,一个是李学勤,一个是金春明,用我的说法,他俩都是“学院派”,而在大陆这个没有学术自由的社会中,要能够保住饭碗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们都为“文革”的研究作出了怎么说也不会过时的成果。李教授也可以说是最早就提出两个文化大革命的概念,并且对“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做出了一个很有水平的分析,非但是这样,他还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现了“68人”(我的看法是,若说“66人”就太过敏了);金教授的《文化大革命史稿》是很有特色、很有思想的一部书,这部书在没有公开地同邓小平的文化大革命“作对”的情况下,侧重地写作出了一个人民群众的文化大革命的场面,在这样的场面中,人民自治组织的作用被他做了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处理,用心的读者们是可以从中发现意义的,事实上,这本书还用非常策略的手段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毛泽东“战略部署”作了一个“否定”式的排除,从而为自治的人民运动的描述打了个基础。今年,在文化大革命40周年纪念日中,两位教授如果能够想宋先生那样拿出自己新的“研究成果”,那将是我们盼望中的事情!
    2006-2-3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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