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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把仇和式的强人留给历史!
(博讯2006年1月30日)
    十分明确:我不需要仇和,我们不需要仇和,21世纪的中国不需要仇和式的强人。我才不管他使沭阳县、宿迁市的经济指标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呢!
    
       我并非从理论出发,在“人治”还是“法治”之类概念上打转转。我“承认”中国的现实,“一把手”在辖区拥有绝对的权力,在这种局面改变以前,只要他的施政目标是适应人类文明发展潮流的,行动手段也不违背社会正义,工作程序是否民主可以暂时忽略不计。出于这样的态度,我以前写过赞赏吕日周敢作敢为不当太平官的《大丈夫当如是也》的评论。毕竟他推行新闻舆论监督,他带头下乡接近群众并逼干部们效法,是既不违背当前官场规则,又不损害民众利益,而且符合世界潮流的。他有时用不大文明的手段行政,也能闻过即改,并不蔑视舆论我行我素。 (博讯 boxun.com)

    
      仇和干的不少事却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譬如强制的堪称惨烈的民房拆迁,真如唐人杜荀鹤所叹的“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一些人只看到了今日沭阳县城镇建设的“新面貌”,却不敢或不屑正视无辜百姓张金花们的血与泪。“有个妇女的柜子太大了,搬不出去,铲车上去了,轰,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这个妇女一下就昏了过去。”——这是多么血腥的场面,有这样的横暴作背景,仇和天大的政绩都不过是一堆粪土。毕竟,今日已不是秦始皇逼孟姜女们的丈夫修长城的时代了,毕竟已到了中国当局已将“以人为本”写进政纲的21世纪了。毕竟许多中国官员也已学会在发言中信誓旦旦要将人的价值置于最优先的地位。仇和他凭什么强扣公职人员养家糊口的工资?这是侵犯公民的财产权。他凭什么让人在电视中示众忏悔,这是野蛮地侮辱公民的人格。
    
      我不管仇和改革的“蛤蟆”是为公还是为私鼓腹而叫,我只知道,他时至今日,还在念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的经,他竟不知“文革”后这个教条已被中国共产党唾弃,民主已被官方意识形态修正为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仇和竟不知,民主或不民主,在宪政框架内是第二位的,宪政是在尊重公民基本人权(生命权、财产权、人格尊严等)的前提下讲民主或不民主的。即便是“民主”的决议(比如出现所谓“多数人暴政”时)会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民主”也是无效的。一句话,公民基本权利高于一切,既高于民主,更高于专制独裁。
    
      我相信中国人是有尊严感的。再穷的地方再穷的人内心深处也是不愿被强制的;别说尚在不可预知结果的情势中,就是恩惠摆在眼前若不受到平等对待,中国人也是不情愿接受的,所谓“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也。仇和的尚方宝剑之一是“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条中的“发展”与“稳定压倒一切”的“稳定”一样,各人可以作不同的理解。什么“发展”?是仅指经济指标的发展,还是包括与社会进步协调的“三个文明”一起发展?仇和的这一套铁腕能促进民主法治与人权的发展吗?俄国出了个开明君主彼得大帝,强行推进半铞子“西化”,治标不治本,只有兴建彼得堡等“硬件”建设是成功的,社会文明并无发展,以致一代代人期盼“彼得大帝”再世的俄国,迄今尚未完全走出治乱相循的制度困境。
    
      就算仇和的改革是成功的,那也不足为训不足为法。封建王朝出了为民请命的大清官包拯、海瑞,但架不住整个封建社会的腐败。因为在那种大环境中不腐败真心为民谋利者出现的概率极低,属于反常现象,出一两个好官不值得欣喜,什么也证明不了。归根结底,社会政治制度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人论人论事特别是评价大人物,历来有两条相反相成的标准。
    
      一条是道德主义的,即只问动机,不看效果。只要初衷是好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嘛。正是出于这样的信条,仇和搞集资搞“超常规”发展,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似乎问心无愧。
    
      另一条标准是功利主义,即一位干部私下评价仇和的“不重过程,只重结果”,所谓“白猫黑猫”吧。我理解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非让人不讲法治不择手段。不是只有哈维尔才讲现代政治应从良知与正义出发的,中国的孟子两千年前就提出了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仁者不为的思想,只不过他太超前不被世人认同罢了;而马恩早就说过正当的目的不能用卑劣的手段来实现。21世纪是个重视公民个人价值、追求文明品位的时代,还用马基雅弗里与封建专制时代的功利主义的“成王败寇”的“只重结果”的标准行事是可鄙的非法的乃至是极大的罪恶。比如,中国已开始在司法领域实行这样的原则:用不符合程序的非法的手段取得的证据将不被法官采信,而不论它们是真是假。这就是与仇和们奉行的“不重过程,只重结果”的传统思维相反的原则。至于拿“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长远利益”等看不见摸不着的的标准来压服人,作侵犯公民当下合法利益的理由,这一套肯定是没有与时俱进,根本不能“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
    
      据报道仇和“是个极为自信的人,看准了事情就要干,谁说也没用。”“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仇和的急切;而通过他手中的权力,这种急,在下属的贯彻过程中,有时蜕变为狂飙猛进,有时蜕变为急躁。”看来,对“文革”等“极左”灾难的反思,不是到不到位,而是有没有反复的问题。
    
      我这样的中国老百姓再也不想拿自己的命运赌博。我们已明白,遇到一个专制而永远正确的超级圣人加天才的几率比买六合彩中大奖的概率低得多。这些年,仇和这样的“一把手”我们见得太多了!而且,人是会变的,如果容忍这种专横的权力存在,谁知日后的仇和会用它干出什么事来?
    
      中国确是急需发展,但我们不想饮鸩止渴。俗语说得好:“不怕慢只怕站”。民主的效率看起来是不高,但不会出现大的挫折,出了挫折也容易纠正,算总账不会吃大亏;倚靠独断,“欲速则不达”,往往是占小便宜吃大亏。这有20世纪中外活生生的历史经验教训。
    
      所以,即使从这个角度看,我也要说,中国不需要仇和,不需要仇和式的强人。(鄢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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