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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节外生枝的插曲—《忠告曹长青先生》/陈世忠
(博讯2006年1月27日)
    虽然我是个退休老人,生活依然忙碌。最近,我正在紧张地应约撰写“回忆我和宾雁的交往”,把原来已经接近尾声的“陈世忠九评中国共产党”暂时推迟。可是,《开放》杂志今年第一期发表了一批纪念刘宾雁的专栏文章。其中曹长青先生的大作约占七篇文章的40%篇幅。编辑部以醒目字号印刷其标题,也打破常规,允许该文远远超过杂志规定的一两千字的限制,可见编辑部对它的重视程度。(紧接着,大纪元也全文转载)
    
     看完全文,初步感想是编辑部没有读懂曹先生的文章,否则决不至于把它归纳到悼念刘宾雁的专栏文章去的。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一条基本准则,曹先生有权利写他自己的任何想法。但是,用这种让人们联想起大批判的文章来悼念宾雁,简直是对他在天之灵的亵渎。对于《开放》杂志的这一不应有的疏忽,我感到惋惜和遗憾。 (博讯 boxun.com)

    
    对刘宾雁可以不可以批判?当然可以!这是一个没有权威的社会。试问这个世界上有谁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呢?在这方面,李敖敢骂名人的胆量迄今还没有人能出其右。曹先生还差得太远!但是,既然是批判,就应该直截了当地批判,而不是假借悼念之名,进行口诛笔伐。从曹先生的措辞可以看出,在当今世界上除了刘宾雁以外,恐怕没有几个人是曹先生更加起劲反对的了。
    
    我曾经劝告过曹先生,不要挑起关于《第二种忠诚》的争论。我觉得曹先生完全没有理解我的善意。不争论决不意味着怯阵。我建议不争论意味着顾全大局,不做亲痛仇快的事情,而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精力对付共同的对手(我故意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敌人”等词汇)。学学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成功经验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是有益无害的。
    
    现在,曹先生在刘宾雁尸骨未寒(真的是尸骨未寒!)之际,不厌其烦地以更加激烈的措辞来攻击刘宾雁。我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曹先生提出几点忠告。所以,我不得不把手边的半成品暂时放一放,迎接曹先生的挑战。其中目的之一在于完成刘宾雁生前没有能做的事情。
    
    事先声明,此文以后我不再回应曹先生和任何其他人的任何反应。我必须赶紧做我原定计划中应该做的事。无论如何,曹先生的大批判文章毕竟是一个小小的节外生枝的插曲罢了。
    
    曹先生的大批判文章的题目是“和刘宾雁分道扬镳”,这很好,可惜的是晚了一点,刘宾雁既看不到,更无法答复,这对于曹先生可能有点遗憾。我猜想,如果宾雁在天有灵,他或许会说:“上帝啊,快帮助我摆脱这样的朋友吧!而敌人嘛,我自己好歹还能对付。”
    
    (注:正文待不久后续)
    
忠告曹长青先生

    陈世忠2006.1.17.
    
    《开拓》杂志今年第一期发表了一个悼念刘宾雁的专栏,收集了七篇文章,共19页,其中曹长青先生的大作就占了五分之二的篇幅。曹表明自己的心迹,说是“有所顾忌,生怕文章会伤害刘宾雁,甚至缩短他的寿命。”我相信,刘宾雁在天之灵一定会感激曹先生手下留情,让他终于熬过了八十寿辰的祝寿盛会。但是,曹先生显得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你非常熟悉的刘夫人朱洪也已是风烛残年,重病缠身,又刚刚经历了失去至亲的沉重打击。你大慈大悲地放过了生前的刘宾雁,难道就不担心你的佳作会缩短她老人家的寿命吗?这种厚此薄彼的双重标准,就不怕有人给扣上“势利眼”的帽子吧?另外,我还有点奇怪,那个身患睾丸癌的江泽民,还有那个千夫所指的六四屠夫李鹏,挨了那么多的“骂”,怎么至今还没有去见马克思和毛泽东呢?所以,我奉劝曹先生,还是不要过于自我感觉良好,不要过高估计你的大作的杀伤力,更加大可不必以关心别人健康为由,掩盖自己怯于在人家健在时发难为好!
    
    我首先声明,我没有能力对曹的文章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我本人从来不认为我的话就是全部绝对正确。但是,我替曹先生庆幸的是,你毕竟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无论你的观点如何不同凡响,人们也没有权利让你封笔。正如先哲伏尔泰所说:“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要拼命维护你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我相信,真理只会越辩越明,是非只有公论。既不是你,也不是我可以一手遮天的。
    
    曹先生的文章我看得不多。但是,这一篇却让我看到了他的文风的一个方面。即使从他的行文中的遣词造句也不难看出,他对刘宾雁的“错误”是多么深恶痛绝。例如:荒谬绝顶,不可思议,不可原谅等等,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几乎无所不用其极。那哪是什么悼念文章?分明是清算刘宾雁的批判檄文。我以为,《开放》杂志编辑部把曹的文章位置放错了地方,显然应该把它归到批刘专栏里去。对于这一不应有的疏漏,我感到惋惜和遗憾。
    
    我和曹先生有过一面之交。在国外和他通过一次电话。我曾劝他,暂时把《第二种忠诚》的话题冻结一下。可是,看来曹先生并没有理解我的善意,而在多篇文章和谈话中大肆挞伐《第二种忠诚》。最近,在刘宾雁尸骨未寒(仅仅时隔二十天,在圣诞节夜完稿,真的是尸骨未寒!)之际,又一次以更加激烈的措辞来攻击刘宾雁。我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曹先生提出几点忠告。
    
    1. 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党的前途究竟如何?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一个拥有近七千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究竟是什么力量把这么多党员凝聚起来的呢?把事情归结为不入党就当不了官,因此许多人削尖了脑袋往党里钻,固然省事,也解恨,但是毕竟过于简单。就拿包括刘宾雁在内的许多早期入党的老同志来说吧。他们的入党动机也都是那样卑鄙龌龊吗?不见得。要知道,那个时代加入共产党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呀!不像今天,参加共产党成了升官提职的阶梯,是“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的事情。再举个现实的例子。谁也不会否认,当今中国社会贪污盛行,几乎无官不贪,提到大小贪官,人人恨得咬牙切齿。而且,腐朽的一党专政制度在这里起着无可推托的作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为什么一系列高官还是被揪出来了呢?除了人民大众的举报以外,审计干部和纪检干部的大公无私和不懈努力也是功不可没。怎么可以说对于中共中央的罪责,胡耀邦们、赵紫阳们、刘宾雁们、以至每个共产党员都人人有份呢?
    
    2.曹先生对共产主义理想口诛笔伐的时候,却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并没有像纳粹主义那样被全世界所唾弃。即使苏联解体了,当今的俄罗斯依然有共产党合法存在的权利。而且它也还有为数不少的拥护者,否则它就成不了国会中的第一大党了。又如,原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的摩尔多瓦,共产党在不久前的选举中又再次获胜执政。请回忆一下,当今世界上有多少国家是没有共产党存在的?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希望包括曹先生在内的许多海外同志想一想,我们的奋斗目标究竟是什么?是彻底消灭共产党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是通过武装起义呢?还是搞恐怖活动?是搞和平演变,比如说,通过每天平均两万多人宣布退党?还是等待个体资本家多起来,强大起来,形成一股社会势力,然后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一句话,这样的目标究竟现实与否?我觉得,在反对中共独裁暴政问题上,不能犯急躁病,更不能犯“左倾幼稚病”,把主观愿望当现实,到头来,失望的只能是自己。我个人认为,要求民主自由的第一步,就是通过国际、国内一切可能的渠道和方式,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争取尽快取消一党专政,废除报禁和网络警察,承认各政党合法存在、公平竞选的权利,就像台湾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那种多党竞争普选制。有朝一日,即使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它依然有合法存在的权利和基础,就像台湾的国民党或民进党那样。
    
    3. 学习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不要分散斗争目标,把矛头集中于一点。只要是揭露、批判、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都是同盟者,都应该是团结对象。在这方面,毛泽东有过相当多精辟的言论。他说,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关门主义。他还说:“干革命总是人越多越好,哪有人数越少越好的道理。”我们的朋友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对手(我故意不用“敌人”二字),这里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残酷镇压、捏造事实、谎言宣传,舆论一律,封锁消息,网络警察,向海外派遣大量特务卧底,收买知识分子,收买侨领,收买海外华文媒体,小恩小惠,胡萝卜加大棒,诱以官禄德,诱导人们向钱看,片面追求享受,不去过问大是大非,不去关心国家大事和祖国命运,把人们往犬儒方向引导等等,等等。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幅度增长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感到还能活得下去,从而安于现状。而我们的力量是相对薄弱的,所以,不应该逞一时口舌之快,误伤了自己人(或曰“同路人”)。像刘宾雁那样的伟人,尽管他的“觉悟”可能远不如曹先生们那么高,在一系列问题上“完全没有认识到”你早已达到的那么高的“层次”,总不能因为你认为他的思想“落后”就不许他“革命”吧!从刘宾雁生前死后受到世界各地华人的爱戴,不难看出民心所向,从中共中央一直不敢让年逾八旬、身患绝症的刘宾雁回国,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他怕得要死和恨得要命,确实把他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而曹先生等人的理论固然高超,可惜始终少有追随者,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认识层次”过高,高超到高不可攀、曲高和寡的地步的缘故吧!
    
    4. 曹先生在文章中尽情抒发情怀。他说,刘宾雁居然认为布什总统攻打伊拉克是错的。他说,刘宾雁给他邮寄一些美国左派的作品恰恰是他反对的;他说,他最痛恨的就是纽约日报的文章等等。我才疏学浅,实在读不懂曹先生用这些例子想证明什么。孤陋寡闻的我没有看到过刘宾雁生前公开反对攻打伊拉克的文章。曹先生把一个离开人世的人过去和他私下谈话的内容公布出来,甚至断言“刘宾雁喜欢议论人而非探讨问题”,然后加以批判,这种行为是否“君子”,其正当性暂且存疑。退一步说,假定曹先生讲的都是真的,我只想提醒,在美国有接近一半的人反对攻打伊拉克,刘宾雁的观点与这一半美国老百姓不谋而合,难道也成了什么罪过了?刘宾雁喜欢纽约日报,曹先生很不喜欢纽约日报;刘宾雁邮寄一些美国左派的作品给曹,而曹恰恰痛恨这些作品,难道这也成了刘宾雁的缺点或罪状?又如,用“特权”写报告文学等等,这些早在1986年你们共同采访时的问题总不是在刘宾雁身患癌症之后才被曹先生发现的吧?曹先生再用“照顾刘宾雁的健康、恐怕缩短他的寿命”来解释,实在有点牵强附会、难以服众。
    
    5. 曹先生文章里把大贪污犯王守信的死说成是刘宾雁发表《人妖之间》的结果。他说:“王守信是在《人妖之间》发表一百五十天之后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了,是否和那篇报告文学有关系,很难判断。但刘宾雁直到去世,也没有对他的文章是否对一个人被处决有一定责任做过任何反省。” 最近博讯网上有一篇文章,它说明《黑龙江日报》头版揭露王守信的贪污罪行至少比《人妖之间》早两个月。可见,导致王守信东窗事发的决不是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可是,这件事却使我联想起沈阳军区作家李占恒在1997年11月发表的文章,指责刘宾雁发表《第二种忠诚》导致两名解放军战士蒙冤入狱,所以文章取名为《刘宾雁笔造悲剧》或《刘宾雁制造了一起冤案》。众所周知,公检法部门是不可能仅仅根据某个人的揭发检举就抓人并判刑的。把黑龙江省公检法机关长期调查大量取证而得出的结论归功于或归咎于某个人的检举信或某个作家的一篇文章,纯属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嫌,恐怕就连中国公检法系统也不会同意这种谬论的。顺便说一句,曹先生和李占恒,一个是刘宾雁生前的朋友,一个自称是刘宾雁的学生,他们的思维方式居然如此惊人地相似,倒是真的令人“瞠目结舌”。李占恒所维护的那个杀人凶手王忠全早就咬牙切齿地要求追究“诬陷者刘宾雁和陈世忠”的刑事责任了,他在申诉书上白纸黑字写着:“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反坐诬陷者的罪责”。曹先生是不是也准备追究刘宾雁发表《人妖之间》而导致王守信被判死刑的责任呢?早就听说王守信的儿子获悉刘宾雁被开除出党后曾经气势汹汹地打算控告刘宾雁,或许曹先生愿意替王守信的儿子打这场官司,倒也未必不是合适人选吧!
    
    6. 我担心曹先生根本没有读完《第二种忠诚》。否则他就不会作出如下论断:“我…早已对《第二种忠诚》有看法。刘宾雁的“忠诚论”,不管提出第几种,最后还是要“忠诚”共产党。” 又说:“不论是第二种还是第三种,核心还是忠诚共产党。要在共产党内给他们提意见,帮助他们变得更好。共产党怎么能变得更好?共产党是狼的本性,狼的本性就是吃人。我们对待狼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来结束狼。你说你怎么能劝得狼变得更好?那不是狼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强调“第二种忠诚”,对狼怎么能忠诚?你忠诚的结果:不是被它吃掉,就是成为狼的一部份,成为狼的帮凶。中国知识份子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水平。”
    还是让刘宾雁的原文来说话吧: “相比之下,在我们的政治田野里,第二种忠诚就贫弱而稀疏了。在干旱而贫瘠的土壤里,它们能够生存下来而未绝种,已近乎奇迹。危险的是,当这一种生物已经很不景气时还会有第三种忠诚前来争夺它和第一种忠诚所享有的阳光、水分和营养。它娇嫩欲滴,妩媚诱人,可爱度又胜过第一种忠诚一筹。只是它结出的果子却常常是苦涩的,在一定气候条件下,还有毒呢。”
    引录双方的原话至此,我想对曹先生文章的任何评论都是多余的了。
    7. 找刘宾雁上访的老百姓成千上万,他选择我和倪育贤作为笔下的主人公,并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就连文章的标题《第二种忠诚》我事先也不知道。
    那么,从实践中看,《第二种忠诚》的问世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中国共产党的铁血统治下,一个共产党员,而且是人民日报社的知名度很高的记者,应该怎样曲折迂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呢,而且要让他的思想观点得以发表出来,而不至于遭到中宣部或新闻出版署的扼杀呢?让他去写林昭吗?进了监狱,依然痛骂暴君毛泽东,依然痛斥中国共产党的欺骗和残暴?说实在的,我认为,林昭这位可敬佩的女子简直是找死,她是心甘情愿地当烈士。她勇猛有余,柔韧不足,毫无策略,令人痛惜。
    我相信,在当时的中国,同情林昭的毕竟是极少数。所以宾雁只能另选主人公。他们同样批评(甚至痛斥)中国共产党,甚至把矛头直指“一切错误和不幸的总根子”毛泽东!痛斥毛泽东自己欣赏、默许和鼓励对他的个人崇拜!试问在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下,一个监狱里的“未决犯”,把要说的话说出来,又要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舍此难道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我衷心希望,曹先生如果不幸落到共产党的公检法手中,一定会表现得坚强得多,不仅仅当当“言语的巨人”而已!
    8. 在当时的中国,甚至今天的中国,爱共产党和不反对共产党的大陆同胞仍然是为数不少。如果以为我们一宣传,一揭露,所有的中国人,或者说大多数中国人,就会马上觉悟程度提高到和你一样,那是不折不扣的幻想。上面说过,谎言加怀柔,使得绝大多数人听不到、看不到真理的声音。君不见,直到今天,还有许许多多来自大陆的人,对法轮功嗤之以鼻哩!对于他们,“法轮功是邪教”已经成了天经地义,就像说地球是圆的一样,就像当年说“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一样。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为什么在世界上二百个国家里,只有中国大陆宣布法轮功是邪教,为什么法轮功这个所谓邪教能够吸引七十多个国家的外国人去信仰和修炼它?为什么在任何其他国家里都从未发生过法轮功信徒们自杀、自焚、杀人等怪事。尽管这样,他们一提起法轮功,就一口咬定那是“邪教”。这是什么?这就是谎言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共中央的那一套洗脑机器依然有效运作。你得承认,人家不惜斥资六十亿搞金盾工程搞网络特务和封锁消息是卓有成效的!所以,我又想起毛泽东的一段家书。他说:“不要以为,自己不懂的东西别人一定也不懂,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懂得的东西别人一定也就懂得。”在与中共斗争方面,与其把困难想得少些,倒不如把困难想得多一些。唤起民众是长期艰巨的过程,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艰巨,道路漫长,别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因此更需要志士仁人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埋头苦干,减少内耗,集中精力,共同对敌。
    
    9. 为什么中共中央那么不喜欢《第二种忠诚》呢?它有说不出的苦!人家明明是打着“忠诚”的旗号,忠心耿耿地向你提意见,你却不领情。甚至要把它没收,影响多么不好?于是,就千方百计地限制它,强令修改它,结果修改得漏洞百出。《第二种忠诚》遭到了中共中央上层相当大的势力的反对。这才引出万里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的即席讲演,他第一句话就说:“听说有人反对刘宾雁写的《第二种忠诚》,我特地找来看了,我觉得写得很好。”下面的话我不再引用了。但是,像万里那样公开表示赞成的毕竟是极个别的开明领导人。为什么那么多人要起劲地反对《第二种忠诚》呢?就因为《第二种忠诚》打中了他们的要害!
    
    有人会问,你怎样理解《第二种忠诚》?我的不成熟的看法是:从爱护共产党出发,不断维护其正确方面,不断批判其错误方面,目的在于改善党的领导。读到这里,不止一个人会恍然大悟地说,哦,说了半天,陈世忠还是愚忠。不但自己是愚忠,还号召大家也搞愚忠。都什么时候了, 说到底,还是想做“奴才”而没有当成而已!暂且把这些人人会说的刻薄话放在一边,不去理睬。看看它的实践意义又如何呢?
    
    a) 这种“愚忠”式的向共产党提意见可不是提什么“公共厕所太少”、“书记同志。你只顾拼命工作,一点也不注意身体健康,这样做对人民太不负责任”等等的“意见”。它涉及的是与我们国家和人民生死攸关的原则问题,如要不要停止搞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该不该发动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个人崇拜,要不要取缔“包产到户”等等,甚至还包括要不要对和平请愿学生动武,要不要把法轮功打成邪教和加以镇压等等。总之,《第二种忠诚》对中共中央最高领导的批评涉及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大是大非问题。而这种意见说出来就得有“五不怕”精神、包括掉脑袋的思想准备。你说你爱党也罢,你说你恨党也罢,关键要看你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对人民是有利还是有害。与你打的是什么旗号无关。
    b) 先说个无关的话题。有人说,六四屠夫李鹏真坏,早点死了得了。也有人说:不,我不希望李鹏早死,希望他活到人民起来和他清算血债那天才好。你看,乍看起来,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出发点却是同一个。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其实呢?你希望李鹏早死,他不一定就死了。你不希望李鹏早死,他不一定就能长命百岁。同样的道理,你说你恨不得共产党明天就灭亡,它就灭亡了吗?不会的。反之亦然。我说我希望中国共产党万岁,它就一定能存在一万年吗?也不会。可见,世界上许多事往往与人们的主观愿望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看社会效果。这叫做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你说你忠于党,党却不领这个情! 为什么如此忠心耿耿于中国共产党的刘宾雁却被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毛泽东和邓小平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先后两次指示非要把他开除出党不可呢?为什么如此赤胆忠心、热爱党如亲娘的陈世忠始终没能入党,而且最后终于被逼出国门,被逼上梁山了呢?这说明,共产党内的高层领导意识到这种忠心耿耿的党内外人士的意见实在是打中了他们的要害,比明火执仗的“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反共言论”更难对付,对它统治的危害性更大!他们熟读马列(胡锦涛不是还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吗?),他们懂得:“你不能禁止街头叫卖的商贩使用任何一种标签。”(列宁)他们习惯于把一切不合他们心意的批评意见称之为“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内心深处害怕的恰恰是这种怀有《第二种忠诚》的人一旦真的像“飞蛾扑火”那样群起而向党“提意见”,再加上日益完善的互联网迅速传遍消息, 势必使广大人民,包括广大党员辨别真假,看清这个统治集团的反人民本质,使他们的已经相当脆弱的统治更加摇摇欲坠,说不准哪一天真会冒出几个中国的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来,后果不堪设想。从这个意义上,老谋深算的党中央智囊们可比海外某些总也长不大的后生有见地得多!
    c) 每当我向中共中央提意见的时候,从上书毛泽东、邓小平到批评胡锦涛、曾庆红和温家宝等等,我总抱有一丝淡淡的幻想:这一回或许能听得进我的批评了吧。这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是试问,假如我的建议真的一个又一个地被采纳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反对它呢?彭德怀毛泽东提出批评意见了,毛泽东要是接受了呢?不就“皆大欢喜”了吗?等等,等等。但是,共产党的狂妄自大,成天逼着大家承认它“伟大、光荣、正确”,就决定了它成了“高贵者最愚蠢”,越来越没有自知之明,不断地犯错误,不断犯下新的罪行,而且越来越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曾记否,朱总理上台伊始说过的一句话,叫做:“民怨沸腾。”时间过了八年多,这早已沸腾了的民怨是冷却了,还是愈演愈烈了呢?所以,《第二种忠诚》也包含着另一种意义,就是“让到是礼”,叫做“先礼后兵。”对于我来说,这几百封寄给最高领导的挂号信都属于“恐后无凭,立此为证”,作为他们蔑视人民、尸位素餐的证据,证明他们的“三个代表”、“以民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等等华丽词藻无一不是骗人的鬼话。记得好像曾在《三家村札记》里读到过邓拓的好诗曰:“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和愚忠不同的是,我决不学宋襄公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该出手时就出手,决不会引颈就戮,决不会被砍了脑袋还夸“好快刀!”
    
    10. 一提到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一些朋友就觉得不屑一顾。认为在中国不可能出现叶利钦和 戈尔巴乔夫,所以就更加不满意刘宾雁所说的“在许多县城里都发现有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我不敢断言,在中国就一定会出现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但是我觉得,断言在中国就一定不可能出现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同样缺乏根据,缺乏说服力。
    
    就说叶利钦,我曾三次见到他,和他握了手,说了话。我翻译过他写的三本书中的前两本(未发表)。在翻译过程中,我对此人的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他的父亲在苏维埃政权下蹲过三年监狱,他巧妙地隐瞒了这段家史,所以得以爬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委书记的职务,后来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他操之过急向苏共中央的特权发难,结果被打倒。东山再起是后话。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我读过。他曾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兼苏联总统。可是,他亲自下令解散苏联共产党。后来他曾表示,他一生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共产党。总结他们的一生,不正是典型的《第三种忠诚》吗?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他们和林彪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所以胡锦涛说戈尔巴乔夫是叛徒一点也不奇怪,也没有冤枉他。
    
    这说明了什么?第一,共产党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永远存在着左、中、右。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中共的种种弊病那些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不见得知道得比你我少。有人维护(记否江泽民的名言:“该保的保”?),有人不满,有人则产生了与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类似的想法(我相信,就连苏联的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也有一个思想逐步转变或深化过程吧)。设想一下,时机不成熟,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们就匆忙跳就出来,结果会怎么样呢?等待他们的只能是被打倒,被清除出党,一事无成。这有点像相声段子里所说的: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间谍,对他周围的人说:我今天来到你们这里,就是为了刺探你们的军事情报的。就是为了消灭你们。试问天底下有哪一个傻瓜会这样自我暴露呢?那样的话,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还能成就大事,还能成其为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吗?
    
    第二,中国是没有出现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但是中国已经有过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也是共产党内的异数。他们和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也就是一两步之差。赵紫阳不赞成对学生和市民使用武力,还表示愿让中纪委从他的两个儿子的经济问题查起,最后宁可失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至高无上的职位,也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人们常说,人生紧要处只不过三两步,赵紫阳反对武装镇压,至死不放弃自己的主张,这就是他永垂不朽的理由。别忘记,赵紫阳到死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这丝毫也不影响广大人民对他的敬重。试问,赵紫阳想推翻共产党吗?当然不。他反对武装镇压,除了由于他本人热爱人民和人道主义理念以外,我想他认为那样做非常不利于共产党的统治。从党自身利益出发,他也不主张动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当然更反对事后栽赃,把学生诬蔑成暴徒了)。这是什么精神?这实质上就是“第二种忠诚”!同样的道理,蒋彦永大夫的英雄壮举人所共知,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揭露和批评这个党在六四和萨斯两大问题上的残暴和虚伪,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热爱人民、保护人民的大智大勇!但是,他想要推翻共产党了吗?他表示要退党了吗?但这并不妨害他成为万民敬佩的时代英雄!你可以不承认这是《第二种忠诚》,那就请提出你的定义来!
    
    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就说高智晟律师在退出中共之前给胡、温的两封公开信,不正是一个良知并未泯灭的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的心声吗?不久前高智晟夫妇先后宣布退党。按照某些人的逻辑,好像也可以责备他们,退党浪潮已经一年多了,你们怎么直到现在才想起来要退党?你们的觉悟怎么这么低呢?这种逻辑的荒唐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我认为几百万人退党固然是好事, 但是不退党的未必就一定是“落后”、“反动”、“执迷不悟”,未必就不是好事。曹先生说:“你忠诚的结果:不是被它吃掉,就是成为狼的一部份,成为狼的帮凶。中国知识份子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水平,包括当年另一个比较知名的知识份子,呼吁人们要加入共产党,从内部改造它。”的确, 方励之校长当年曾号召大学生参加共产党,为的是在党内改造这个党。到了某些人的笔下,这个主张居然也和刘宾雁一样,被说成是中国知识分子“缺德”的表现!这种由德高望重者提出的道德标准高则高矣,只是担心高调唱得越高,可能跌得更重,但愿不要跌到世界上最不干净的地方(例如,李前总统准备在五月份去参拜的地方)去,您说呢?
    12.世界上的事情从来不是绝对的。还是回到阶级分析和出身论来多说几句。解放以来历次运动中被打倒、受冲击的阶级和个人不在少数,尤其他们的亲属子女,身受其害。他们中间许多人对共产党耿耿于怀,甚至深恶痛绝是可想而知的。可是,你能要求薄熙来、习近平等也和你的认识一样吗?“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如果中共中央不是如此伤心病狂地迫害法轮功的话,中国大陆近一亿法轮功修炼者中有几个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这叫做“官逼民反”。直到今天我也得承认,共产党对我恩重如山。我陈世忠有什么理由要“反党”呢?在正常情况下,我要是反对它反而是不正常的。可是,我终于被逼上梁山了。为什么?这就是共产党的愚蠢和它的反动本性决定的。为什么我的遭遇具有典型性呢?就因为它再好不过地证明,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原形毕露无遗,走到了其历史的尽头。再退一步说,在过去和当今的中国大陆,有几个人嘴上不挂着诸如“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忠诚于党的事业”等口号的?不论是评职称,还是评劳模,不论是涨工资,还是评定一篇论文的优劣,首要的和最终的要求必定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等。这些东西已经成了公认的党八股。请问来自中国大陆的精英们,当你们评定职称时是否能够“免”这个“俗”呢?当你考大学时,你敢公开宣布你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吗?如果有人提出这样苛刻的要求,就有点像嘲笑满清统治下的老百姓不敢剪掉辫子一样的无聊。1985——1986年,我给中国许多大学做报告时采用了“我把心中的爱献给党和人民”这样一个标题。我叙述了自己的出身,讲述了我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感情。然后,我介绍了自己怎样追求真理,在监狱里如何继续批评党中央,而且事实证明我的批评基本正确,所以获得平反;出监以后如何无怨无悔,继续把青春奉献给党和人民,不断为人民做好事,包括多次救人、救火、抓小偷,并在教学、科研、社会活动、与不正之风作斗争等方面作出了可观的成绩。当时与会的广大师生一致反映极好,感到耳目一新,与往常听到的枯燥乏味的教条截然不同。不少同学已经习惯于带一本小说或者外语书籍走进会堂,会后幽默地说,唉,今天的书算是白带来了。
    
    刘宾雁在《第二种忠诚》里呼吁道:“祖国啊,认清谁才是你忠诚的儿子吧!”这就是广大知识分子报国无门的又一真实写照。问题还在于多年来共产党故意混淆祖国母亲、国家、人民和共产党的关系。动不动“教育”人民要把党比做母亲,动不动故意把它自己和祖国等同起来。因此生活在大陆的人,几乎没有人没唱过“我把党来比母亲”的。所以才会出现“庆祝祖国50岁生日”之类的笑话。今天觉悟稍有提高的我觉得,如果把当年的报告题目“我把心中的爱献给党和人民”改成“我把心中的爱献给祖国人民”就无懈可击了。可见,不能“免俗”的不仅仅有曹先生,我也是一个。
    
    13.刘宾雁讲到《第二种忠诚》的人时还说:“这种人的忠诚程度越高,就越危险。一个人在中国,有多少独立性,就有多少反叛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喜欢独立思考,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不愿意做“党叫我做啥我就做啥”的雷锋,而且敢于把心里话无保留地向组织,甚至直接向党中央说出来。我在《谏党》一信中说, “如果说我现在这样做就叫做‘反党’的话,那么我就横下一条心,斗胆地承认,为了党的事业,我就是要‘反党’,坚定不移地‘反党’,不遗余力地反党,直到你们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为止。我认为,这种反党才是真正的爱党。”
    
    共产党怕什么?怕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党内外人士怀有这样的“忠诚”!而在所有关于《第二种忠诚》的评论文章中,给我启发最大的是下面这段话:“文章越是强调主人公的忠诚,就越突现出这个党的腐朽和不值得对之忠诚。”什么是悲剧?报国无门就是悲剧!同志们不妨冷静思考,回答自己一个问题:在当今的中国大陆,究竟是拍案而起,高呼打倒或消灭共产党的人太少了,还是敢于针砭时事、批评和揭露中共的暴政和谎言的傻子(叫不叫《第二种忠诚》又有什么关系?)太少呢?
    
    曹先生说:“中国知识份子的代表人物刘宾雁还停留在宣扬对共产党的《第二种忠诚》上,这恐怕不只是刘宾雁个人的悲剧,也是共产党至今还在中国存活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庸讳言,曹先生简直把共产党看成是“洪洞县内无好人”。他说:“在这种本质性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好人和坏人的区别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好人”的胜利,可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是啊,在他看来,在中国共产党内,像由胡耀邦、赵紫阳、刘宾雁、方励之、蒋彦永、高智晟这样的好党员越多,这个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危害就越大。为什么?因为他们会助长人们对共产党的幻想啊,不想起来推翻它了呀。曹先生,我得先问问你,有没有误会或曲解了你的意思啊?按照你的逻辑,像包公、海瑞这种人都是千古罪人,他们做的一切都无非是对劳苦大众施放麻醉剂,最后还不是为了想达到帮助封建王朝苟延残喘的目的。在这方面,他们比贪官污吏起的作用要坏得多,“可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是不是这样呢?可惜的是曹先生晚生了几年,文革前夕那场关于“清官论”的大辩论你没赶上吧?
    在我看来,即使今天在中国大陆上,具有《第二种忠诚》精神的人仍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因此,“宣扬对共产党的《第二种忠诚》”决不是“共产党至今还在中国存活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反,海外民运的不团结,不争气,放下正事不做,而总是热衷于内斗内耗,把内战内行等等民族劣根性奉若至宝似的带到境外,这才是共产党至今还在中国存活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向澳大利亚派遣一千特工,往加拿大派遣一千特工却苦于达不到的目的,却通过个别精英的精彩表演部分地达到了。
    14.曹先生对刘宾雁的另一段话也加以批判。原文是:“刘宾雁。。。甚至提出“索性把中共一分为二,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大家来个竞赛,也好叫老百姓有个选择。……未尝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出路。”
    在刘宾雁的思路中,总之就是要由共产党来包揽中国的政治,而没有考虑(在当时已经属于常识性的问题)一个民主的国家,应该有无数政党,由人民来选择。而且共产主义本来就是一种理论、一个政党、一种意识形态,怎么可能分成两个党呢?他的异想天开多少有些令人目瞪口呆。”
    
    曹先生在海外十多年,英文原版书一定看得不少。可惜,似乎忽略了他恨之入骨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意识形态。曾记否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共挑起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争论,通常简称中苏论战。这场“大辩论、大分化、大改组”的结果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全都揪出了所谓的反党集团,而在没有执政的国家里,则无一例外地分裂成两个甚至三个党。名字也起得有趣,例如,印度共产党之外,还有一个印度共产党(马列)等等。它们是干什么的?当然是唱对台戏的。幸亏曹先生晚生几年,否则面对这种并非遥远的真实,眼睛岂不瞪得更大了?
    
    受曹先生启发而使我想起的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共产主义从来就不止是一种理论、不止有一个政党、不止持一种意识形态,共产党从来不是什么“牢不可破”的坚强堡垒。毛泽东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还记得毛泽东指控南斯拉夫和苏联搞修正主义吗?中共、苏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甚至波尔布特集团,哪一个不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他们奉行的是同一共产主义理论吗?而中苏边境冲突,特别是所谓中越边境反击战,都证明了由“同一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和共产党员相互残杀起来,同样凶狠,同样是毫不留情的。再看中共内部,远的且不去说它,就像江泽民那样居然把“允许资本家入党”写进党章的人恐怕早就被毛泽东开除出党了!所以,千万不要把共产党看成是铁板一块。分化他们,瓦解他们,在唤醒民众的同时,别忘记也唤醒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促使他们内部分裂,这才是当务之急!
    
    是的,像所有伟人一样,刘宾雁的思路可能有局限性(谁的思想没有局限性?请举个例子说服大家),但绝非一无是处。我们经常说,这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真糟糕。就连选党中央总书记或政府总理,都不敢搞差额选举,只能是一个里选一个。前苏联流行过一个政治笑话。戈尔巴乔夫在街上遇到一个农民,手里捧着一个大西瓜。戈尔巴乔夫说:“老乡,今年西瓜收成好哇!” 农民说:“是啊,总统先生。你如果喜欢,就挑选一个吧!” 戈尔巴乔夫感到奇怪,你手里只有一只西瓜,我选什么呀?农民回答说:“当初选总统时,我们不也是一个里面选了你一个吗?”可见人同此心。一切独裁国家的老百姓内心的不满是普遍的。就拿中国来说,比方说,如果由李鹏和田纪云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员)竞选总理,人大代表们起码有个选择余地吧!起码可以在两个坏的里面选较好的一个吧(大陆来的朋友经常听到中共宣传机器如此形容美国总统选举)!不,那也不行!而且,据说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真民主,比他们资产阶级的假民主不知要优越多少倍!
    
    说老实话,如果真的有两个共产党的话,绝对会比一个共产党强得多!(看,这个陈世忠,和刘宾雁简直就是一丘之貉!)总得有个竞选过程吧。他们的施政纲领总得和选民见面、让选民比较吧。那至少不会出现像伊拉克总统选举那样,萨达姆这个杀人如麻的独夫也会获得百分之百选票的丑剧吧。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内的所谓路线斗争恰恰最能说明问题。就说六四,邓小平垂帘听政,就决定镇压:要是赵紫阳说了算呢?就不会镇压。江泽民铁了心要镇压法轮功,如果按照朱总理和法轮功信徒对话的结果行事呢?就不会有后来的一系列悲剧。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那一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如果占了上风,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起码也不会像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样苦吧!饿死几千万百姓的悲剧可能得以避免吧?人们往往叹息说,中国真不幸。它的命运往往取决于几个老家伙谁先死谁后死的顺序上。严酷的现实难道不是这样吗?真的,共产党员有好坏之分,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有好坏之分,并非全属一丘之貉!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人民如此怀念胡耀邦,如此深切悼念赵紫阳。
    
    人的思想可以天马行空般的驰骋。设想一下,如果由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刘宾雁、方励之、朱厚泽、任仲夷、李锐、朱熔基、刘丽英、王若水、孔繁森、李金华等人组成的这么一个政治局主政(而不是当垂帘听政的邓小平的儿皇帝)的话,中国的近二十年会是个什么样子?四个现代化加上政治改革的加速步伐,中国的国力不仅大大加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也肯定不会像今天这样丑陋不堪。这不正是绝大多数人民所希望见到的吗?那不正是令曹先生目瞪口呆的两个共产党竞赛的格局吗?再进一步说,由于政治开放的结果,祖国统一的前景也一定会比现在乐观得多。说不准哪一天真会出现(比方说)胡耀邦、陈水扁、马英九、魏京生等人同台竞选中国国家主席的喜剧局面哩!还有什么必要搞“一国两制”呢?这叫做“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当然,由于江泽民集团的倒行逆施,这条路已经被堵死,今天的中共中央也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就是这样和我们中国人开了个大玩笑。这叫做人算不如天算!但是,这丝毫也不足以证明令曹先生感到目瞪口呆的观点在那个时候也一定是行不通的。
    
    15. 曹先生文章的结尾说:“对刘宾雁先生,我最强烈的一种感觉就是遗憾。思考刘宾雁的一生,更痛感人的头脑是一种多么无力、多么靠不住的东西,一旦错误,可以错到惊天动地,而自己全然不知。于是时刻提醒自己,任何时刻的故步自封、自以为是都是绝不可取的,唯有从上帝那里获得的智慧才是唯一可靠的。”
    
    我想,任何一个多少了解刘宾雁为人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段话适用于这位世纪伟人。刘宾雁无疑是个有主见的人,但是,“故步自封、自以为是”这样的恭维话毕竟距离他太近,而距离曹先生却又如此之近,正因为如此,他向刘宾雁发出的颗颗重炮弹,竟然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恼人的苍白无力!
    曹先生完全有权继续坚持和兜售他那一套批倒批臭刘宾雁的理论。我只是担心,如此高超的理论能找到的最大市场恐怕也只能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他们会喜出望外地抓住这类稻草:“看,即使在海外反华势力当中,刘宾雁也是不受欢迎,没有市场的!”
    
    尤其显得不伦不类的是,在对宾雁进行如此无情打击之后,曹先生笔锋一转,居然说得出口:“刘宾雁先生是一个充满道义感、社会责任感的人。他那种忧国忧民的劲头,有一种男子汉大丈夫要承担责任的侠义;他那种关注底层民众命运的悲天悯人之心,更让人感觉一束道德的光亮,一种关爱他人的美好。” 曹先生自己不觉得有点滑稽吗?既然刘宾雁先生的思想那么保守,理论那么有害,实践那么错误,那么像他那样的“好人”,越是忧国忧民,越是充满道义感、社会责任感,岂不是越是给人以假象,给人以误导,给人以幻想,因而对共产党越有利吗?曹先生对这种逻辑上的荒谬真的自己全然不知吗?
    
    世界上的事无独有偶,这令我回忆起我于1998年12月和李占恒在法庭上的一次交锋。李占恒坚持说,经过他的调查,认为当时的情景是:犯人李植荣跑出警戒线外很远的地方,被哨兵马洪才发现就追了上去,边跑边喊:“站住, 不然我要开枪了.” 李植荣继续跑, 班长王忠全喊开枪,意思是鸣枪警告。马洪才紧张中一枪就把李植荣打倒了。距离多远呢?马洪才说有七十多米!
    
    可是,你们猜猜看,李占恒在法庭上还说了什么?他说:“听说,今天李植荣的亲属也来法庭旁听了。我向他表示慰问和同情!”别忘记,这话是出自一个“革命立场”十分坚定的解放军军官作家之口。我当即反问他:“按照你的说法,解放军战士执行任务期间,发现犯人逃出七十米,开枪击毙他,这有什么过错?为什么你要慰问一个逃犯的亲属呢?这说明,你自己也不相信这种编造得很蹩脚的谎言。”
    
    说出这种话的人的心态之伪善实在令人作呕!值得庆幸的是,即使发出如此有悖于常理的谬论来的李占恒,也没有人要追究他的责任,更没有人要 “让他们上绞刑架”!我这个人英文原著读得不多,马列著作的流毒中得不浅。对于刘宾雁的这样一些不肖学生,或许可以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叫做:“我播下得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让我来泄露一个秘密。就在中共中央1987年利用权势,非法开除刘宾雁出党以后,黑龙江省委欣喜若狂,黑龙江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放肆地攻击刘宾雁,其中一篇署名文章说:“无数事实证明,真正腐败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宾雁自己。”不久后,黑龙江日报社就收到一封匿名信,内容只有十四个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刘公万古留。” 这也算是民心不可侮吧!我想,对于那些闭眼不看事实,瞪大眼睛违背良心说胡话的人,这不失为一个恰如其分的回答。
    
    16.“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几天前读到张五常的文章,摘录它的结尾部分。
    “知名度高不一定可喜。同学说,今天在国内要成名,法门是骂,骂、骂、骂——骂名人,骂国家。”“国内的青年——尤其是愤青——是不喜欢提出问题的。他们给我的感受,不是高傲,也不是无心向学,而是自以为是,以不知为知之,把世界看得太简单了。他们通常不知道问题的所在就提出自己的观点,对错分明,不考虑灰色地带,推理逻辑一塌糊涂。
    文革三十年前玩完了,但其后遗症可以隔代相传。那些霸气十足,有「清算」味道的文革意识,今天国内的青年有之。”
    
    但愿这种愤青气息不要传染到流亡海外的华人圈中来。可是,话又说回来,又怎么能阻挡得住我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酱缸文化出口境外呢?眼前活生生的实例证明,愤青气息在海外不仅有,而且有时候还病得相当不轻哩!
    
    结束语:
    曹先生对刘宾雁的批评远不止这些,我对曹先生文章的不同见解也远不止这些。暂时打住。
    雷锋同志决不是一无是处。他说过:“看到同志有缺点,有错误而不提出帮助,就等于见死不救。” 曹先生忍心对刘宾雁见死不救,我可不能等到曹先生百年之后再大放马后炮,然后自鸣得意地班师回朝。我自以为曾经和你是朋友。所以在此说几句逆耳之言:你已经并不年轻了。一个人敢于把自己的内心思想说出来固然不是坏事,但是切莫误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全部真理,不要动不动就痛斥张三、痛斥李四,凡事还是仔细想想,三思而后行,有助于少犯错误,也免得影响自己的光辉形象。我真诚希望曹先生有听取不同意见的雅量,我不相信拙作竟然会缩短曹先生的寿命,相反,或许它能治愈曹公脑袋里的病,也未尝不是变坏事为好事啊!毕竟我们都不是天使。在任何时候都要有勇气对自己说:“我是无知的。”那才是通往自由王国之路,这才是通向天堂之门。对曹先生的最后一个忠告是:和刘宾雁分道扬镳,跟刘宾雁过不去,和一大批一大批真心诚意悼念刘宾雁的人划清界限,使已经相当混乱的海外华人队伍变得更加四分五裂实在不是上策。须知那正是中共中央派遣成千上万特务却苦于达不到的目的啊!人生苦短,还是把你那有限的精力和宝贵的才华放在对付我们的共同对手上面去吧。如果你比现在更加虔诚地篤信上帝,或许你能够获得真正可靠的智慧。愿你离天堂更近,而离故步自封、自以为是之类的人性弱点更远一些,免得自己的良心在上帝面前受谴责、受煎熬。阿门!
    
    陈世忠2006。1。18。
    
    题外话:
    顺便说一句,我有幸成为宾雁同志笔下的主人公之一,是我毕生的光荣。对于他的去世,我是很悲痛的。我哀悼宾雁的文章已经寄给治丧委员会,其中“悼念宾雁五律诗”、“关于筹建刘宾雁纪念馆的倡议”、“刘宾雁笔建无数功勋, 从未笔造悲剧”等三篇发表在2005年12月26日的博讯网上,文章较长,欢迎查阅。感谢《开放》杂志发表我这第四篇纪念刘宾雁的文章,因为我深知,我发表的文章并不代表编辑部的观点,正如曹先生文章也不代表编辑部的观点一样。
    陈世忠2006。1。18。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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