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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我看美国对中国的核心战略
(博讯200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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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胡锦涛上台前或刚刚上台时,美国政府对“神秘的胡”还有善意的期待,2002年4月27日胡锦涛以“储君”身份被邀访美并受到高规格接待,就是这种期待的明确表达;那么,胡锦涛上台三年来的表现、特别是政治上的大幅度左转,在国内加强政治控制,制造出比江泽民时代还要恐怖的政治严寒;在外交上表现出比江泽民更为明显的对抗倾向,对日本和台湾的日趋强硬,更亲近被美国指控的“无赖国家”;胡锦涛的内外政策,使国内外舆论发生巨大变化,由2003年的“贬江褒胡”变成2005年的“胡不如江”。美国政要在不同的场合明确表达这样的忧虑:崛起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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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背景下,党魁胡锦涛的去年访美就显得别有滋味。胡锦涛原准备2005年9月上旬的访美,一开始就不顺,中美双方在访问规格上出现分歧,美国只给“工作访问”,不铺红地毯,而中共要求“国事访问”和红地毯。双方僵持不下时,美国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飓风灾难,胡的华盛顿之行也不得不推迟。后来,只是借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之机,胡锦涛才在9月13日在纽约会见美国总统布什。
    
    这一切,不免被境外舆论作过渡的政治解读——自然飓风的背后是两国关系的政治冷风,诸如,纺织品贸易之争、人民币升值、中石油收购风波、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美日加强同盟关系、核武威慑风波、中俄军演、中共对伊朗的支持……将导致两国关系低潮。但我以为,这些分歧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与六四大屠杀、中共驻南使馆被炸、中美撞机等极具破坏性的危机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江泽民能够低调处理那么严重的危机,胡锦涛也决不会一味强硬。
    
    由于当下国际局势不同于冷战时期,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不同于前苏联帝国。所以,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双面性,既有利益上的相互纠缠,又有道义价值及制度的根本差异;既有权宜性的相互合作的一面,又有根本性的相互对立的一面。
    
    一 全球化使是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需要
    
    对中国而言,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美国。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具有最大的市场、最雄厚的资金和最先进的技术及管理经验,已经进入全球秩序的中国经济,离不开美国的巨大市场、雄厚资金和先进技术,中共政权是中美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享受着巨大贸易顺差;另一方面,中美经贸与中共政权的政治利益息息相关。事关中共政权稳定关键因素是经济高增长,中共的合法性也主要靠高增长的政绩来支撑,保住高增长才能保住政权,而离开了中美日益扩大的经贸关系,中国的Gdp增长就要大打折扣。
    
    对美国而言,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崛起使美国大公司越来越垂涎中国市场,特别是中国新经济的高速发展对高科技产品和国际资本的胃口很大,为美国商家提供众多机会;同时,中国的物美价廉的日用品的大量出口,也让美国消费者受益匪浅;但是,美国需要中国在人民币汇率和贸易逆差上进行切实的调整,以缩小美中贸易的越来越大的逆差。另一方面,中美保持不断增长的经贸关系,对于美国大资本来说是生意问题,但对美国政府和国会来说就不仅是经济利益问题,也是美国的政治利益之所在,日益紧密的中美经贸关系也是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的策略之一:通过把中国纳入由自由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秩序,来规范中共政权的行为和促进中国向自由化民主化的演进。只要中国在经济上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国家,中国的独裁政治也就无法再维持下去。
    
    二 复杂而多变的政治关系
    
    中国的对外开放、冷战结束和全球化进程,使中美政治关系变得极为复杂多变,既有长远利益的根本对立——因价值及制度对立而导致的相互敌视;也有当下形势所要求的权宜性合作——反恐、台湾及东亚局势、朝核危机等问题上的合作。
    
    就中共政权而言,1,中共能否遏制台独势力的膨胀,关键取决于美国的对台政策,中共对陈水扁政府的强硬有一条底线,即不能把美国逼入公开支持台独的死角;因为,一旦把美国逼入死角,也就等于让美国在卫台和弃台之间作出选择,而美国的选择十有八九是卫台,那就是中共政权的自陷绝境;2,中共党魁越来越表现出扮演大国领袖的野心,而能否成为大国领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承认,所以,中共党魁最在乎的外交行动就是中美元首的定期互访。3,与中共谋求大国地位密切相关的问题,首先是亚洲老大之争。在亚洲,日本是毫无异议的经济老大,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共必然自认为是亚洲的政治老大。所以,中共不愿意日本变成常任理事国,不愿意看到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强,不能让美国借口朝核危机而放纵日本军力的提升;所以,中共一方抓住历史问题在政治上打压日本,另一方面又主动为解决朝核危机而斡旋。
    
    就美国而言,美国对中国的长远目标是变独裁中国为自由中国,但就目前的美国处境而言,美国需要稳定的中美关系起码基于如下利益考虑:1,美国领导的反恐怖战争需要中共合作,起码要保证中共政权不从中捣乱;2,在伊拉克局势没有稳定之前,美国还无暇单独处理朝核危机,所以乐观北京自愿出面主持的六方会谈;3,美国希望维持台海稳定和两岸现状,特别要防止中共的武力犯台。4,美国要防止独裁中国在亚洲的霸权。
    
    现在,中美角逐东亚,中共以金家政权为制衡美国的王牌,而布什以台湾为制衡中共的王牌。表面上看,中美手中的王牌都有重要的制衡作用,而在实质上,中美王牌的忠诚和作用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金家政权的邪恶有目共睹,极权朝鲜与后极权中共的关系,完全是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无论中共给予金正日多少无偿援助,平壤对北京也是三心二意,绝无任何诚信可言,而只有地道的无赖行为,说翻脸就翻脸。
    
    民主台湾则不同,它要全身心地依靠美国,既是台湾安全利益的生死存亡所系,又是美台制度认同的道义要求所系。对于美国而言,保卫台湾绝非单纯的利益动力,更有道义上的充足理由。所以,美台盟友关系是一种稳定而长期的战略合作。最近,布什政府已经明确表示,美国支持的一个中国,说到底是台湾民主战胜大陆独裁,而决不允许独裁大陆以武力吞并台湾。即美国所能接受的台海现状改变,只能是大陆制度向台湾制度的转变。
    
    对美国利益的主要威胁,短期看是恐怖主义,长期看是独裁主义,因为独裁国家不仅是孳生恐怖主义之地,而且独裁政权本身就是恐怖主义。所以,独裁中国的经济崛起及防美外交,构成了美国推广自由民主的最大障碍,改革以来的中共历届政权应对美国的核心战略一以贯之——只要美元而不要自由。
    
    面对这样一个只要美元而不要美国式自由的中共政权,无论当下的中美关系如何,但美国对中国的长远战略目标不会改变——把中国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自由秩序。
    
    三 美国对中国外交的核心战略
    
    前不久,中美第二轮战略对话在华盛顿举行,中国媒体及智囊、专家大肆炒作美国人提出的“共同经营者”的新概念,将此视为美国政府在中国的强势崛起面前不得不作出的外交调整。然而,不仅是美国政要、也包括欧洲大国政要(比如胡锦涛前不久访问英国和德国),无一不强调对中国的独裁式崛起的担忧和告诫。
    
    君不见,就在中共官员及其智囊和媒体欢呼“中美战略对话”的同时,中共广东当局却出动全副武装的武警镇压汕尾东洲农民的合法维权,并向徒手请愿的村民开枪,制造了令人震惊的血案。
    
    这样嗜血而残暴的政权叫世界如何相信其“和平崛起”的承诺!
    
    在后冷战的当今世界,美国是唯一超强和推广自由民主的领袖,中国是经济增长最快的最大独裁国家;美国的实力及外交战略,构成中共维持独裁统治的最大外来威胁,如何通过交往和遏制的双重战略,推动中国和平演变为自由民主国家,无疑是美国历届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最核心战略,也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就是说,自由制度与独裁制度之争随着苏东的巨变而基本定局,但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彻底瓦解共产政权的和平演变能否最终成功,主要取决于最大的自由国家和最大的独裁国家之间的斗法,二者的较量也就必然成为制度竞争的最醒目之标志。所以,中美关系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的焦点之一,也是顺理成章。
    
    事实上,就美国的长期对华战略而言,无论中美之间眼下的利益合作多么密切,也都是权宜性的而非长远性的。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态度是:欢迎并推动一个逐渐走向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崛起,而警惕和遏制一个仍然坚持一党独裁的中国的崛起。布什总统在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了美国外交战略的核心理念:“自由是否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存在,正日益依赖于自由在别国的胜利.对和平的热切期望只能源于自由在世界上的扩展。”
    
    2005年12月11日,美国现任国务卿赖斯女士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政策性文章《民主和平的前景:为什么促进自由是保障安全的惟一现实途径》,再次重申了二战以来美国的外交传统和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她说:“布什总统在第二个任期的就职演说中阐述了有关国策的设想:‘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并支持每一个国家和每一种文化的民主运动与民主机制发展壮大,最终目标是结束全世界的暴政。’诚然,这是具有雄才大略的行动方针,这个方针符合美国对外政策的光荣传统,特别与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等后期总统的政策息息相通。最重要的是:与杜鲁门和里根雄心勃勃的政策一样,我们的国策之所以将取得成功,是因为这项国策不仅锐意进取,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以健全的战略逻辑和正确理解我们面临的新现实为前提。”
    
    接着,赖斯女士指出了现政府的外交战略原则:“我们的国策旨在建设一个各国实行民主和良治的世界,各国既能满足本国公民的需求,又能在国际体制中采取负责任的行为。试图用一条清晰的界线划分我们的安全利益和民主理念并不能反映今日世界之现状。支持所有的国家发展民主机制并不是一时的道义冲动,而是为迎接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采取的惟一切实可行的方式。”
    
    在文章结尾,她表示:“……我始终不渝地相信,我们将奠定坚实的原则基础──为子孙后代实现我国的理想,让全世界全面享有自由、民主与和平奠定基础。”
    
    的确,布什上任后的对华政策主轴一直是推动中国向民主转型。尽管有9·11之后战略重心向中东的转移,但布什的反恐战争服务于他的“大中东民主化”战略。所以,忙于反恐的布什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上,也决不会忽略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
    
    早在江泽民主政时期,布什总统两次访华,特别是2002年2月的第二次访问,堪称在中国传播自由价值之行。那次只有两天的工作访问,最受关注的行程是由胡锦涛陪同前往清华大学作演讲。小布什在清华大学做了很精彩演讲。在我看来,小布什的演讲之所以精彩,不在于其词令的委婉、文采的飞扬或理论的深奥,而在于其无拘无束的直率,在于他对美国的自由制度基本常识的阐释。
    
    首先,布什直率地说: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清华大学是美国帮助创建的,并指出中国的教科书直到去年还在妖魔化美国;他在谈到台海问题时,一再提及“台湾关系法”,强调在美国这样的法治国家中政府必须信守对台湾的法律承诺。
    
    这样的演讲,肯定让许多民族主义者反感,甚至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但,这是历史事实。
    
    其次,布什直率地介绍美国的自由制度的诸方面,反复强调自由、特别是宗教自由对人类的益处,期望中国早日实现全民直选,并引用邓小平的遗言来加强说服力。这种正面的介绍和期待,无疑是在批评中共政权的独裁,敦促中共停止任何形式的政治迫害。布什在谈论政治迫害、特别是宗教迫害时,甚至不是以大国总统的身份,而是以一个虔诚教徒的身份,“为一切迫害的终止而祈祷”。这是对上帝的信仰所激发的仁慈力量,也是保障宗教自由的制度之恩惠。
    
    布什在中国的最著名的学府如此直率,会被太多的人看作是美国式的傲慢和德州牛仔风格,但,这是基本常识。
    
    小布什之所以如此自信地向中国大学生宣扬美国的价值观,而对中国年轻人最渴望最羡慕也最嫉恨的富足即美国梦却一语带过,就是要告诉中国的青年一代:美国在物质上的富足和军事上的强大,乃源于美国的自由制度及宗教信仰。由制度保障、由信仰支撑的自由,才是富强的根本的长远的保证。这不仅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和制度,更是全人类所欲之善事。
    
    可以说,布什在清华的演讲是当今世界上最大自由国家对最大独裁国家的和平演变,也是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的30年间,历任美国总统在大陆的土地上对中国人发表的最直率最善意的讲话,而正因为其直率和善意,才构成对中共制度的直接挑战。小布什的演讲,等于是在向中国民众和中共政权明确表示:只有一个善待人性的自由中国才会为国际主流社会所真心接受——无论它是否在实力上足够强大。相反,一个继续虐待本国国民的独裁中国即便非常强大,也很难得到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同。
    
    2005年11月19日,美国总统布什对北京再次进行了为期四十个小时的工作访问,西方舆论的评价普遍不高。但在我这个生活在独裁恐怖制度下的大陆人看来,仅在北京停留了四十个小时的布什,第一项行程居然不是前往人民大会堂与中共最高层进行会晤,而是一大早去了缸瓦市教堂与中国教徒一起祷告,并发表了关于宗教自由的讲话,已经做得不错了。后来,布胡共同出席的记者会上,布什总统再次强调了宗教自由的价值和敦促胡锦涛政权进行民主改革。
    
    更重要的是,致力于在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的布什,他在到访北京之前,于11月16日在日本京都发表演讲,主题是“亚洲的自由”。在演讲中,他在列举了二战后自由民主事业在亚洲的伟大成就之后,公开赞扬台湾的民主成就可以作为大陆社会转型的示范。
    
    公开盛赞民主台湾也就是批评专制大陆,这在历任美国总统中还是第一次。所以,布什的京都讲话引起西方媒体、日本媒体和台湾媒体的高度关注,也引起中共政权的强烈不满,外长李肇星和国务委员唐家璇在韩国釜山都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回应。但他俩仅仅是过过嘴瘾而已,因为这是在重复中共传统的空对空的口头禅: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干涉。而事实上,自从因共军参加韩战而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以来,五十多年的历史已经形成了中、台、美三角关系的现实,绝非空洞的口号所能改变。
    
    所以,与江泽民时期相比,胡温政权对美国的台海角色表现出更为务实的态度,甚至不怕招徕“请美国干涉内政”的指责。无论是胡锦涛访美还是北京胡布会,胡锦涛都主动谈到希望与美国一起维护台海和平。换言之,胡政权意识到:既然无法改变历史形成的台海现实,那就索性放弃空洞的外交说辞,转而承认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重要角色,通过邀请美国来共同面对台海问题,以美国对台湾的巨大影响力来遏制台独势力。
    
    布什政府过去的台海政策可以概括为四大要点:1,承认一个中国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2,信守《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承诺,为了加强台湾的防御力量,不会停止对台军售;3,反对两岸的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既反对岛内的台独,也反对大陆的武力改变;4,任何改变现状的决策都要尊重台湾民众的意愿。
    
    现在,既然胡温政权承认美国的台湾角色,邀请美国来共同维护台海和平,那么布什总统就要拿出自己的新方针。他在京都演讲中盛赞民主台湾的全新表态,可以视为布什政府在传统两岸政策中加入了推动两岸制度趋同的新维度,也就等于向胡温政权发出明确的新信息:1,两岸僵局的关键症结,与其说是统独之争,不如说是制度之争;两岸开启和平谈判的主要阻碍,是自由台湾不愿意屈从于独裁大陆。2,美国政府所承认的“一个中国”,只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而不是独裁大陆吞并民主台湾的一个中国。3,维护台海稳定和开启两岸对话的前提,不是经贸关系,不是统战攻势,不是国际围堵,更不是武力恫吓,而是大陆政权拿出政治民主化的承诺和实绩。
    
    同时,布什总统的演讲也在提醒台湾朝野:美国支持台湾向大陆出示“民主牌”。因为:
    
    1,两岸力量对比,台湾的最大优势是自由制度优势,而台湾的最大威胁是大陆的独裁制度;台湾的朝野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即台湾人的安全最终取决于大陆人能否获得自由,唯有大陆政治制度逐渐与台湾趋同,台湾才能最终消除外来的武力威胁,台海和平才会有长远的保障;
    
    2,支持台湾向大陆打“民主牌”,符合布什政府在世界上推广自由民主的外交主轴,也是美国保卫民主台湾的最佳战略,美台共同来向独裁中共打“民主牌”,其作用远远超过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
    
    3,台湾朝野应该把“民主牌”放在两岸关系的优先地位,以“民主”作为两岸谈判的前提,帮助大陆人民争自由而反独裁的民间努力,敦促北京政权提供民主改革的时间表。北京政权的民主化时间表也就是两岸开启和平谈判的时间表。
    
    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在响应美国的号召,开始在亚洲打出自由民主牌。据日本《产经新闻》12月6日披露,为了与布什的京都讲话保持一致,日本内阁在12月6日首次决定新设立“人权大使”一职;小泉首相在吉隆坡举行的首届东亚首脑会议上,提出扩大东盟的首脑会议的范围,吸收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三个民主国家,建立“10+6”模式。小泉还发表了主旨演说,强调将来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应该以各国认同的普遍价值为前提:1,共同体的透明度和开放性;2,以地区多样性为前提的功能性合作;3,民主主义、自由和人权;小泉希望能够说服东道国马来西亚,把上述内容写入共同宣言。
    
    小泉在东亚峰会上高调强调民主、自由和人权,这在战后的历届日本首相中还是第一次,显然是意在使东亚区域组织向美洲峰会和欧盟峰会看齐,既是经济共同体又是政治共同体,在扩大东亚经济的整体实力的同时,更要在政治上加强东盟的民主力量。这也意味着小泉政府开始改变日本传统的以经贸为主的跛足外交,转而追求扩大经贸与推广民主的平衡外交,让日本不仅要在经济上、更要在政治上负起亚洲民主大国的责任。
    
    在中国国内的民间的权利意识普遍觉醒、高压下的维权运动仍然此起彼伏的情况下,如果美、台、日、韩、印、澳、新等民主国家携手推进亚洲的自由民主事业,那将是对中国人结束当今世界最大独裁政权的最大支持,已经陷于合法性和统治效力的双重危机的中共政权是断断无法抵挡的。这样作,不仅是在帮助中国人民,也是在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当大陆中国变成自由国家之时,大陆人可以免于独裁恐怖,台湾人也可以免除遭到独裁武力攻击的恐惧,整个亚洲和世界也会变得更加安全!
    
    2005年12月20日于北京家中(《人与人权》2006年1月号)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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