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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浪潮与中国政治危机/任不寐
(博讯200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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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89年“六四”天安门血案,到2005年“12-6”汕尾血案,中国政治在这16年时间里至少发生了一个显著的转化:以知识分子和学生为政治主体的广场政治让位于以“三无”农民和城市底层为主体的上访政治或门前政治,而知识分子则迁移到网络上与门前政治遥相呼应。90年代初期,这一政治浪潮主要以企业改制和传统的权力侵略(腐败)为控诉对象;90年代中期以后,“失地农民”和“城市拆迁户”成为抗争的主力军。当然,抗议权力滥用和政治不公正仍然是门前政治的主要议题之一。然而,中国当局本身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没有本质的变化,因此天安门血案的结局同样被复制到了汕尾农村。如果中国底层社会在16年前是天安门事件的旁观者的话,今天,它自己站到了代言人喋血的前线。这十六年是中国政治危机深化和表面化的十六年,在1989年,国家更多是精神生活的敌人,而今天它威胁和伤害了生活的所有层面。然而中国政治危机正在这个地方:当暴力成为解决冲突唯一的传统的方案的时候,中国的市场化理想可能再一次被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动员与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运动终结。
     (博讯 boxun.com)

     一、上访浪潮: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1989年建立起来的戒严体制,不断从苏联东欧的崩溃中汲取镇压意志。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大学校园被彻底封锁之后,又在愚民教育中被打造成愤青的摇篮。随着自由在精神领域的覆没,90年代以来中国各级政府门前开始聚集传统的政治抗议——来自农村和城市底层的人们开始在那里静坐示威,其姿势一如广场被坦克驱散的学生,而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司空见惯的政治景象。不久,政府门前的上访被定义为“群体性事件”,北京火车南站附近的上访村取代北京大学成为中国政治的晴雨表及“境外反动媒体”关注的中心。聚集在北京的访民大约有20万人。上访村在我来台湾的前两天(2005年12月9日深夜)被拆除,汕尾农民被枪杀的同时,北京访民也开始流落街头。这种景况自然使人联想到戒严部队攻占了天安门广场。
    
    中国的上访潮达到了什么样的规模,可以通过下列数据和案例加以说明。“中新网”报道: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共收到上访信件57206封,接待来访19662人次,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国家信访局长周占顺说:自1993年全国群众来信来访总量出现回升以来,已经持续上升了10年。2004年以来,群众信访总量仍呈现上升趋势。据统计,第一季度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县以上三级党政机关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量比去年同期增加6.5%。其中接待群众集体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上升9.9%和5.1%。
    
    上访之所以成为政治焦点,不仅仅是因为上访人次的持续增长,而更在于因为各级政府视访民为罪犯和敌人而加以镇压,并因此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冲突。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信访调查报告显示,国家信访局每年接待的接受上访人群和信件100万人次以上。而受访的600多名上访者中有55.4%的人因上访被抄家和报复,而40%的上访人员为打击报复进一步上访。周占顺还特别强调,80%的上访者“有理”,而80%的案件应该得到解决却没有解决。2005年12月8日,“人权观察”发表的一份报告(China: Rampant violence and Intimidation Against Petitioners)称,中国2004年上访信件高达1000万份,而在2000多访民中,只有3位访民的问题真正得到了解决。
    
    90年代以来,颇具影响的门前政治事件包括:
    1、四川自贡事件
    大陆颇具影响的报纸《南方周末》7月15日发表了题为《“新圈地运动”后遗症——四川自贡高新区征地调查》一文。该文追述了网络上早已披露的自贡事件的来龙去脉。8年前,自贡市大安区红旗乡等地近八千人村民被政府集体征地。这八千失地农民中,大多生活面临困境,很多人捡破烂度日。“去年出现多起群体性事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家报纸没有对“群体性事件”作出详细报道。失地农民一直在上访抗争,但屡次遭遇当地警察部门的镇压。
    2、河北唐山事件
    1992年至1997年,河北省唐山的官员涉嫌娜用二万多名库区移民补偿专项资金以来,移民不断上访追讨,然而追讨者不断受到打击报复。2004年年3月,有万人联名给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递交《要求罢免唐山市委书记张和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和河北省人大代表资格的动议书》。然而,移民代表张友和在法律专家俞梅荪冒著生命危险帮助寄出两书的第二天,即被唐山市公安局立案搜捕,非法拘禁,前后失去人身自由104天。
    3、天津蓟县事件
    7月12日,天津蓟县几千群众聚集县政府门前上访,上访的村民们来自蓟县各个村庄,他们上访谋求解决“三农”、冤案、贪污腐败问题等。据说有的村庄来了几百名农民上访。这仅仅是天津蓟县群众上访活动分子之一。
    4、福安——福州事件。
    2004年2月,福建省的福州、福安两市两万多农民联署动议,以涉嫌贪污等问题,要求全国人大和省人大常委会罢免两市政府主要领导成员人大代表资格。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此案涉及的事实理由包括:福安方面动用军警压迫保护文物的百姓,以及挪用一千八百多万元救济金等问题。福州方面挪用闽侯县东南汽车城土地补偿费二点四亿元,以及市委市政府涉及黑社会等问题。农民领袖之一福州闽侯的吴中凯因此受到监控,而闽侯县农民领袖吴世松陷于狱中,并已死亡。四月二十日,另一名领袖黑线复原转业军人萧祥经(音译)被以嫖娼罪关押,他的妻子林雅芳(音译)表示,福州□公安诱骗萧祥经(音译)认罪。
    5、北京十里堡事件
    根据《十里堡居民上访书》,北京朝阳区十里堡的居民投诉上访,反映北京朝阳区京朝开发公司欺压老百姓,强暴拆迁,逼死人命。该上访书反映,开发公司领导胡晓(音)贪污国家拨的拆迁款,根本到不了老百姓的手中。
     6、松原事件
    松原事件的背景如下:1999年,全国石油企业在朱镕基“新政”下强制“重组”和“减员增效”,而减员的主要手段就是“提前退养”和“买断工龄”。吉林油田有一万六千多工人“提前退养”和“买断工龄”,这是吉林油田工人连续和平请愿上访100天的起因。2002年初,“随着大庆等兄弟油田工人运动的兴起,自然而然地引发了吉林油田连续和平请愿上访100天 的工人运动”。2002年7月 下旬,由松原市公安局连续发布5个通告,宣布上访违法。7月26日开始,地方当局出动了数百名警察 ,全副武装,实行戒严,封锁交通,并开始抓捕上访人员。被抓者必须在油田电视台上公开违心地承认上访是违法的。2003、2004年“下岗工人”连续进京上访,无人理睬,并被一次又一次强行押解回来,2004年3月10日晚,被严密监管的数十名上访的买断工人走投无路,集体服毒自杀。(参考《吉林省松原市石油工人上访100天的调查报告》)
     7、大庆工潮
    2002年这一年可以称为中国工潮年(不难理解的是,这一年也是中国政府大规模立法管制网络的一年),因为不仅在大庆,在四川和辽宁等地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抗议事件。大庆工潮发生的背景和松原事件大致相同。但由于大庆的特殊地位,北京不得不作出妥协,因此“提前退养”和“买断工龄”并没有真正实施。但一些工人领袖受到了迫害。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朱镕基“新政”是“稳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企改革、分税制及粮食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导致当年工潮和今天农民上访、城市拆迁户上访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4年以来发生严重暴力冲突、震惊中外的骚乱事件至少包括:
    1、2004年10月4日陕西榆林政府袭击和抓捕农民的三岔湾惨案。
    2、2004年10月19日重庆万州数万人为抗议警察打人进行暴力抗议。
    3、2004年10月底,四川汉源10万农民为抗议政府强制建大坝发动暴力抗议。
    4、2005年4月10日,浙江东阳20万农民为抗议污染与警方对抗。
    5、2005年6月11日,河北发生暴力袭击失地农民造成至少6人死亡的定州惨案。
    6、2005年秋天的广东太石村事件。
    7、2005年12月6日广东汕尾东州镇12-6血案,有外媒称大约30多农民被军警开枪杀害。
    
    公安部2004年的一份报告被广为引用:2004年中国发生了74000起民众暴力冲突事件,参与人数多大3700万。在这些冲突中,地方政府完全扮演了戒严指挥部的角色,开枪杀人之后则是大规模的抓捕、迫害,同时通过大量的谎言攻击抗议民众是暴徒,而杀人为误杀。汕尾血案发生后,中国媒体开始奉命封锁消息,5天之后,新华网被迫转发《南方日报》的“四二六”社论,题目是“广东省汕尾市红海湾开发区发生严重违法事件”。这篇文章用当年“四二六”社论的口吻和戒严指挥部的公告语气称:12月6日,广东省汕尾市红海湾开发区发生了由少数人煽动的数百村民对风力发电厂进行打、砸、烧甚至对我现场执法公安干警发动暴力袭击的严重违法事件。“在现场十分紧急的情况下,执法干警被迫鸣枪警告。由于当时天色已黑,现场非常混乱,造成误死误伤。”文章结论说:“12.6”事件是一起由极少数人挑起的打、砸、烧严重违法事件。无独有偶,12月9日,也就是中国官方发动大学生纪念12-9运动这一天,人民网转发了开封公安局关于“确保社会秩序稳定 ”的通告,通告说:“近期以来,开封市部分企业的职工因对企业改制等问题不满,聚众围堵、冲击市委、市政府,阻断陇海铁路、连霍高速公路,严重影响了开封市的生产、生活、工作秩序,为确保开封市社会秩序稳定,市公安局昨日专门发出通告。通告指出,围堵、冲击市委、市政府,堵塞交通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有关法律规定。通告要求,凡是这起事件中的组织者、策划者和积极参与者自通告发布之日起,应立即停止违法犯罪活动,限48小时内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限期内拒不投案的,公安机关将依照法律从重惩处,云云。
    
    中国门前政治虽然没有到达风起云涌的严重程度,但也可以说已经遍地开花。2004年当的生日前后半月时间内,有媒体关注的北京发生的上上访事件就包括:
    6月29日上午九点开始,有29名男女年轻警察列队在公安部门前上访。
    7月5日上午10点,三百多来自各省市的上访群众聚集在北京西单的中央组织部门前,高呼口号,十点二十多分,大批公安拘捕了100多上访人士装了满满一辆警方用大客车运走。
    7月6日,三百上访人士上访北京中纪委,在中纪委门前高喊冤枉。
    7月7日上午11点左右,20多名上访群衆按照昨天上访中纪委得到的答复来到北京高检上访,高检控申厅姚厅长不但不接待上访群衆,还出来指挥现场的警察保安们向高检车上强制拖拉多名上访人士进行殴打。同日,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一些上访群衆陆续聚集在中纪委门前,呼喊“我们冤枉!”、“我们要人权”、“我们要生存权”等口号,要求解决冤情。
    7月9日上午10时左右,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南的公安部门前出现了10余名上访人员,上访人员随即被赶来的警察团团围住。一名上访人员把写有“冤”字的红灯笼用竹杆插在一辆自行车上,其余的上访人员则静坐在公安部大门前的东侧。上访人员大多为中年外地人员。
    7月10日,在北京市政府机构门前,有拆迁户冒雨上访。北京市的许多党政机关门前聚集著成百上千的上访者。
    7月14日北京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外上访群众约有三、四千人,他们来自河北、河南、东北三省等地。尽管上访者的口号叫得震天响:“打倒腐败!打倒贪官!”。但来自各省的“截访”公安的人数比上访者还多,他们很快就被逐一带走。
    7月16日上午,在北京民政部门前聚集了上访群众有一百多人。他们在民政部的门前打起了红底白字的大横幅,横幅有十多米长,上面写有“强烈要求按三个代表精神迅速落实灵泉受害者 依法退款”。他们是几年前河北省三河灵泉墓地的投资者,被灵泉墓地欺骗的投资者有成千上万,被骗总金额达人民币几十亿元。几年来,被骗的群众多次到众多政府部门上访,但被推来推去,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有报道称,目前聚集在北京的上访群众有二十多万人,他们分布在北京的南站、木须园、甘加口(音)、东高地等地。事实上在6、7月间,正在北京为“六四”十五周年和香港“七-一”大游行而草木皆兵的时候,在国务院、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中组部、民政部等“敏感地区”都出现了相当规模的上访者。
    
    不过与此同时,一种非常流行的评论认为,中央政府在门前政治中是相对无辜的,甚至可以主持正义,而罪恶都是地方有关当局犯下的。因此即使在国外媒体上,也可以经常看见所谓“胡温又震怒了”之类的报道。不久前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一次讨论中针对这一政治神话评论说,“胡温有什么资格震怒”?事实上地方官员之所以敢于扮演戒严部队的角色,中国媒体对群体性事件鸦雀无声,正是贯彻落实中央政府关于“稳定压倒一切”、胡温关于“建立和谐社会”的最高指示。而1990年以来,上访浪潮正是对中央政府领导的圈地运动的直接反应,而同样是中央政府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对各种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采取了法西斯式的反应。因此即使“胡温震怒”偶然是真的,也决不是为弱势群体张目,而是因为地方政府在镇压技术上不够成熟,结果面临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
    
    
     二、上访事件的政治经济背景
    
    中央政府是门前政治中是难辞其咎的。分析上访原因可以表明,这些政治冲突一方面起源于中央领导的伪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强化于中央政府坚定不移的政治封锁,即压制任何自由化和法治化的努力,并支持地方和个部门对政治的和平表达采取暴力镇压手段。
    
    国家信访局长周占顺谈到,以下“八大焦点问题”是上访浪潮的主要原因:一是企业改制、劳动及社会保障问题。二是“三农”问题。三是涉法涉诉问题。四是城镇拆迁安置问题。五是反映干部作风不正和违法乱纪问题。六是基层机构改革中的问题。七是环境污染问题。八是部分企业军转干部要求解决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问题。不过信访局长忽视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政治专制导致的上访有罪;镇压使群体性事件不断升级。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工资拖欠问题,受害者包括城市工人、教师,特别是农民工。
    
    一般来说,野蛮拆迁和“圈地运动”被视为近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有报道说,中国每年有近两万人为此上访。这应该是一个被大大压缩了的数字。2003年7月初,建设部有关人员透露,到建设部上访的人数,截至6月22日已有4026批,18620人,其中集体上访905批、13223人,个体上访3121批、5397人,已超过去年全年的3929批、18071人。
    
    中国的“圈地运动”和“企业改制”深刻揭示了中国1989之后政治重大变化以及GDP中心主义增长模式的根本性问题。中国的党和政府在精神和组织上都彻底过度为一个牟利组织,而其谋取利益主要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权力、利用金融资源,把地产和国有资产推向市场并垄断了整个交易过程。这个过程对城市居民则意味着失业以及房屋被强制拆迁,而对农民来说则意味着失去土地。失业和失地于是构成了访民上访的主要原因。这个GDP中心主义的经济增长,不仅本身由于垄断特征排斥就业机会,封锁而拒绝社会分赃,同时也因为它的过程的非法性质而造成资本外流和私人资本的闲置,结果没有能力尽快使中国的曼彻斯特革命吸收农民加入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经济上的机会主义造成了能源和环境的破坏,于是,能源建设中的失地者和环境难民越来越成为访民中引人瞩目的新生力量。
    
    企业改制与下岗是互为因果的,江泽民时代推动的这场非社会主义运动根本目的并不在于提高企业效率,而在于通过暴力缩小分配性群体,将更多无权阶级从国企中以最底成本赶出来。在这个“杯酒”放逐工人的过程中,围绕解雇成本的多少和履行合同问题,直接引发了大量的上访活动。关于中国失业人口,人们有不同的统计口径,一般被接受的数据是:中国城市目前有大约1.89亿劳动力失业,占全部劳动力总数的1/4。在“十五”期间,每年需要就业的人口约2000万人,而每年能提供就业岗位为1600万人,这意味着五年时间里中国失业人口积累了4000万人。中国失业率超过国际警戒线12%,接近14%。上面的数字不完全包括农村失业人口。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约4.8亿人,而实际需要劳动力仅1.7亿人,这意味着大约3亿农民处于“隐蔽性失业”状态。
    
    权力对土地无止境的贪求,进一步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三无”(无地、无工作、无社会保障)农民。进一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性质,可以找出中国农民被剥夺土地的真相。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以较高的资本率为特征的,这一点与东亚其他后近代化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2003年,中国资本形成率为42.3%,而其中,固定资本形成占总额的比重高达99.7%,中国的“工业化”对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的使用和占用率的确非常之高。然而,中国的工业化并不把企业利润视为第一目标,而被视为转移金融资产和置换国际投资的结算中心。中国富豪当中名列前40位之内的富豪竟有80%从事房地产,被抓的贪官有90%以上与土地有关。据国监委报告,中国12兆人民币的国有资本中,有4兆闲置浪费,三分之一正常运转,三分之一情况不清,三分之一闲置浪费。土地被“国有化”或专卖之后,权力并不急于经营既得土地,而是急于占有其他地产。目前,中国规划开发区总面积约3.5万平方公里,约2331万亩,以人均土地1亩计算(中国当前共有耕地19亿亩,人均1.4亿亩),即2330万农民将失去土地。90年代开始,中国每年损失耕地400万亩,中国失地农民因此可能高达8000万人。政府剥夺农民的土地是非常低的成本完成的,这足以保障征地的积极性。2005年11月29日,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人权组织“住房权与驱离中心”宣布,中国被列入2005年违反住房权最严重的三个国家之一。据该组织执行主任莱奇介绍,中国自动签署了上百项和人民住房权有关的国际法规和条约,但中国当局在过去10年里却拆除了至少125万所住房,搬迁了370万人,其中很多人是被强行搬迁的。由于政府与房地产商给予的补偿极低,许多人在被强制搬迁后失去了住所。征地拆迁并且以各种方式减少补偿,构成了中国农民上访并被镇压的经济背景。
    
    “三无”农民为中国经济“繁荣”提供了低于奴隶成本的廉价劳动力,并使拖欠农民工工资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基尼系数以零点四为警戒线,中国政府承认,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零点四,甚至可以达到零点四五。无疑,这间接扩大了访民队伍。据全国总工会统计,到2004年底,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约1000亿元。调查表明,2004年全国农民工月均收入539元,同期城镇工人的月工资是1335元,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雇佣一个农民工可节省796元,全国雇佣农民工而节省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8.5%。“三无”农民的悲惨处境也可以解释中国严重的矿难问题,这么危险的行业只所以能够蓬勃发展,正是因为煤矿的利润与雇佣农民的成本之间巨大的落差造成的。到2005年12月11日,中国发生煤矿事故近三千起,死亡的煤矿工人数达到5491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二百零六人。2004年,中国矿难共造成6027人丧生,平均每天16.5名矿工死亡,而当年的煤炭产量占世界总产量35%,而矿难死亡人数却占全球80%。有关资料显示,面前中国煤炭年产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五,而因矿难而死亡人数却占全球的百分之八十,中国每生产百万吨煤的矿工死亡人数是美国的一百倍,是南非的三十倍,比印度还高出十多倍。与此同时,不断宣称高度民主重视人民生命安全又取得经济崛起的的政府当局,仅国有重点煤矿,安全投入欠帐就达五百亿元人民币,截至2004年底,仅江西一省,煤礦瓦斯治理安全欠帳就達18億元。另一方面,全国煤矿机械化程度仅为42%,主要技术装备与发达国家相比落后10-15年。此外,中国每年至少有18万人死于生产事故,平均每天有350人死于工业、道路、航海及航空事故以及火灾。这一切生命悲剧与圈地运动导致的普遍赤贫状态密切相关。
    
    如果说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在资本率方面与东亚其它国家有别,而在能源依赖方面,又区别于西方工业化国家。无疑,今天中国正在重复西方工业化的历史,但中国工业化的能源结构却有自己的特征。在西方,石油越来越成为经济的血液,而在中国,煤炭一直是主要的能源。中国工业化都煤炭等资源的依赖,造成了对环境和能源的巨大破坏。中国每年对煤炭的需求在20万吨以上,但是中国煤炭最高年产量只有12亿吨。另一方面,中国能源利用率仅为30%,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的生态环境。前不久,中国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说:中国不久可能出现1.5亿生态难民。
    
    中国的环境灾难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目前中国6000多个大城市,400多个城市供水不足,严重缺水的110个。中国90%的河流、75%的湖泊污染(每年有20个天然湖泊消失),3亿农民喝污染水,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空气环境中。中国一半以上的城市垃圾没有处理。沙化土地面积每年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受工业“三废”污染耕地面积达1.5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8.3%。天然林不足10%,90%的草场退化,并且每年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地下水严重超采,华北平原因此形成地下漏斗面积达7万平方公里。赤潮比上个世纪发生频率增加了3倍,三分之一土地受酸雨影响。1990年-2001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净增8.23亿吨(二氧化氮的排放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占世界同期增量的27%。2025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将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环境破坏直接造成了严重的生命灾难和财产的损失。中国每年有4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每年环境和健康成本超过54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5%,减去环境成本6%或7%,实际增长率应为2.5%或3.5%。
    
    中国经济“繁荣”如果考虑它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应该是羞于启齿的。不过中国的工业化最羞耻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它对资源的高度依赖,更在于它是国家主导下进行工业化的。这个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把利润视为政治公开的目的之后,而利润最大化目标又要求排他性的垄断和教育过程中的稳定与安全,作为唯一的公共空间的上访制度,必然也被视政治上的敌人。在这种敌对情绪中,访民的命运是极其悲惨的。
    
    去年中国媒体已经开始注意到中国自杀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的自杀率已经高居世界首位(每年至少有25万人自杀),其中85%的自杀案件发生在农村,而农村妇女是自杀案件中的主要受害者。通过一些上访案例可以看出,一些自杀案例与社会公正问题密切相关,特别是和上访受阻密切相关。更“极端”的自杀方式是“自焚”。2004年初,一些媒体都报道了北京和河南民工“讨薪无望自焚”的消息。而由于中国政治的特点,一些抗议者把自焚现场选在了天安门,同时把时间锁定在“国庆节”或“党的生日”或“春节”这一天。较早一起天安门广场自焚案件发生在2003年10月1日。据“千龙网”报道,2003年10月1日上午7时45分,一名中年男性上访人员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自焚受伤。在自焚现场,还有一名与他同来的男性上访人员。当然,杨培权不是“天安门自焚”的第一人。2003年9月15日早晨8时40分左右,安徽青阳县上访农民朱正亮在天安门金水桥前自焚,“火被警方及时扑灭”。
    
    殴打上访者成为政府官员对“门前政治”最经典的反应。“稳定主义”的政治后果之一就是中国成为一个彻底的“警察国家”,而“门前政治”是“警察国家”的工作前线。把上访者关进精神病院,是有关当局对待上访者又一个著名的镇压措施。这一流氓手段首先在《国务院信访条例》中被赋予了合法性。1995年10月28日国务院令第185号发布的《国务院信访条例》(96年1月1日起施行),是90年代稳定主义制造的恶法代表作之一。该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信访工作机构发现来访人员中有精神病人的,应当通知精神病人所在地区、单位或者监护人将其接回。”由于没有规定精神病人的鉴定程序,因此必然为“信访工作机构”以此为借口打击上访者提供了便利。江苏“如东精神病院”因关押上访者而闻名。江苏如东县双甸镇高前村十四组44号陈德才就是受害者之一。
    
    当然,上述事实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背景下演绎出来的社会问题。理解这一问题的实质首先要明确改革之前中国公有经济的性质以及经济改改革之后这一性质的变化。西方经济学目前没有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针对性阐释,尽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仍然发挥作用。市场机制在中国并不发生在市场领域,而发生在政治领域,权力最大化成为中国政治真正的经济学。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公有制实现的是政治权力对社会资源的集体占用权,其分配机制是按权分配,分配对象是项目使用权而不是收益权。改革的目的在于两个方面的转变,第一,将占用权进一步明确为所有权;第二、集体权力占用进一步明确为个体权力所有。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变革实际是对革命目标最后的完成——革命起源于一场财富嫉妒并一直指向均富目标和替换所有权人。公有制革命党的权宜之计,分配性的改革才是革命的终点。在这一点上,制度主义者泽兰尼(Szelenyi)和波兰尼(Polanyi)关于“分配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分是有启发性的。他们争辩说:再分配经济以权力中央的存在为前提,而市场经济的存在以形成价格的市场制度为前提——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并不是在商品价格机制上进行的,而是在权力机制上进行的。不过,再分配经济同样遵循经济学的原则,它服从权力市场的价格机制,而这一问题,正是我在《灾变论》中提出“权力经济学”这一概念的背景。现在需要阐明的是,何以所有权个体化运动中,圈地成为主要的分配中心并最后导致受害群体的抗议。大致说来,地产在分配经济中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由于土地共有或集体所有这一历史前提,权力可以按需主导土地的价格。第二,地产具有折现的合法性,土地不过是用来套取银行资金的游戏符号,但由于抵押等制度设计,这一交易过程就掩盖在合法的烟幕之下。房地产的超额利润是超级权力直接的产物。2005年12月16日 2004年,“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经济调查报道公布,2004年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为14740.6亿元,利润总额1225.5亿元,而同期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利润总额1022.4亿元。2004年房地产的暴利是在新政府“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取得的,新的未得利益者试图通过宏观调控重新获得资源分配权,2004年对报国务院批准的建设用地核减用地四千六百三十一点九公顷。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圈地运动所圈占的大部分土地并没有直接进入房地产市场,而是变相批租给城建、能源、水利等部门,这些隐蔽的地产交易每年为批租权套取了更大的暴利。目前,访民抗议的仅仅是土地无偿或低价被掠夺,尚为触及底层社会在整个分配经济中的无权状态。
    
    
     三、转变:从恩人政治到敌人政治
    
    关于上访,令人费解的问题可能是:为什么一个建立上访制度的国家如今却动用暴力镇压上访?这个转变是1990年以后逐渐完成的,要阐明其中的奥秘,首先必须了解政治权力和访民两方面的变化。
    
    在世界政治史中,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结构一直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安排。自从秦建立郡县制以来,皇帝和中央政府成为中国唯一的权力中心,封建时代一去不返,而各种地方自治的可能性都被彻底消灭了。中国的政治控制是通过权力中心委派官员实现的。因此,如何确保各级官员的忠诚就成为中国政治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上访制度或告御状于是应运而生。这一“公共领域”的存在是东方专制主义为巨型专制目标而开放的“乞讨式民主”,其目的至少包括:第一、通过臣民举报威吓并控制各级官员;第二、消灭地方诸侯分权和分离倾向,垄断仲裁权和全部暴力资源;第三、与此同时垄断恩人和救世主的宗教角色,恩人政治乃是东方专制主义公开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的现代形式就是“中央政府的善意假设”,这种愚蠢的观念至今仍然统治了很多中国人的灵魂。第四、这是一种毫无法纪的管理方式,它因为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蔑视自己颁布的成文法而实现一种特权意志。第五、扼止民间结社自由,缓解官民矛盾。
    
    与一些观察家的看法正相反,上访制度完全是服务于专制目的的,从来没有损害过中央权力的权威,正相反,它一直都是中央权威的润滑剂。告状对于仲裁者来说,几乎是一种道德谄媚活动,它预定仲裁者在道德上是公义的,在权力上是超越性的。所以这种仲裁者人格和告状人格共同成为一种民族性格,并从精神生活中嘲笑和反对法治(The rule of law)社会的到来。上访本身就是对法治原则的背叛,人们已经发现,尽管中国的基层法院和派出法庭已经遍乡镇,但冤民们仍然愿意向上一级政府门前聚集。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央权力从来没有赋予“审判机关”独立的权力,而审判权同时也堕落为“审判项目经营权”,也因为中央权力以各种方式鼓励这种反法治献媚活动。在一个王朝新陈代谢之际,为了清算既得利益者和确定新的仆从队伍,上访尤其被鼓励。
    
    政务院1951年6月7日颁布了《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这一般被视为信访制度正式确立的起点。《瞭望东方周刊》一篇文章说:中国信访制度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51年6月至1979年1月的“大众动员型信访”。“这一阶段的信访受到政治运动的制约,每逢政治运动一开始,来信来访猛增,其内容主要是揭发他人的问题;到运动后期及运动结束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反映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或要求落实政策的信访开始增多。”二是1979年1月至1982年2月的“拨乱反正型信访”。“在这一时期,信访迅速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边缘位置走到了中心位置,信访的人数之多,解决问题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主要内容是要求解决大批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三是1982年2月至今的“安定团结型信访”——“安定团结型信访”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镇压信访”,特别到了九十年代,上访已经被视为国家的敌人。既然上访是专制政治的需要,它有怎样成为专制国家的镇压对象的呢?
    
    首先,国家领导的市场化运动彻底改变了政治权力的品质。在王有制和国有制时代,最高权力第一位的敌人不是臣民,而是他的同僚。权力内战是这一时期政治的主要景观,文革是一个特别著名的例证。在这种情况下,“主席”本人必须通过垄断暴力资源,扮演在人民和官僚之间仲裁人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他希望官员生活在人民力量的恐惧之下,排除这种人民恐惧也意味着帝王和主席对官员的恩宠。另一方面,它愿意人民生活在他的救世主光辉之中,因此贪婪地攫取告状行为所代表的投靠和感激。但是,市场改革意味着这样一种所有权革命:原来以人民的名义占用的全部资源必须在实际上从人民那里彻底剥离,为了降低社会风险,这一剥离的过程必须通过向官僚分赃以换取他们的参与和支持。这样一来,各级权力在财富和利润目标之下完成的政治和解,个别冲突放在了反腐败领域。与此同时,人民就成为“产权革命”的牺牲品,并成为权力集体共同的敌人。在这新时代里,权力侵略成为政治战争的主要形态。经济权利的冲突压倒了恩人表演的需要,也使恩人政治不得不宣告破产。于是,战争状态成为官民之间最主要的关系。
    
    其次,市场化改革毕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这种自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无产者的自由。被剥夺到三无状态的农民,也意味着国家及基层政权彻底丧失了控制他们的任何经济手段以及户口制度下的行政控制手段,他们可以越来越勇敢地表达自己的声音,而这些声音也越来越与谄媚告式状无关。二是有产者自由。脱离国有制枷锁的人,越来越发出或支持不同意见,而这些声音同样远离了乞讨传统。
    
    最后,与上面两个理由相关,当前中国的上访运动开始摆脱乞讨式民主,而成为公开的政治抗议。人们聚集在政府门前和首善之区,不仅仅要求官员主持公道,越来越多是在向媒体和舆论控诉。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和中国传媒的半市场化,这种抗议和示威受到技术的鼓励,并把仲裁者从政治权力转向媒体权力和国际社会。这一转向恰恰颠覆了东方专制主义设立上访制度的初衷。在门前政治浪潮中,大小权力不再是仲裁者和恩人,而成为被告、凶手和小丑。更重要的是,当前门前政治是对权力市场化最直接的抗议,这些抗议不仅损害了“国家尊严”,更威胁到了“权力最大化-利益最大化”的新目标。正因为如此,采取暴力手段镇压访民就成为“稳定党”必然的选择。
    
    大致说来,当前中国政府面对群众上访一般采取两方面的反应:不作为和作为。后者包括直接暴力镇压、经济处罚和收买、建立地方官员责任制或政治保甲制,以及立恶法禁止、限制并惩罚上访者等四个方面。关于暴力截访的报道已经很多,因此我们这里可以重点讨论一下政治保甲制问题。我们先看一份法律文件。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2003年10月28日印发了《关于做好我市进京上访群众劝返工作的意见》(穗府办〔2003〕60号)。该“意见”第一条就规定: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该意见进一步解释说:“我市进京上访群众的劝返工作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崔仁泉同志负责总协调,市驻京办代表广州市政府负责将进京上访人员接回驻京办,市政府办公厅信访局负责做好全面的协调工作,责任单位负责将进京上访人员带回所在地并做好后续工作。”“意见”的第二条要求“立起反应灵敏的工作机制”:“当发现我市群众进京上访并接到国家信访局通知后,市驻京办立即派员到国家信访局非正常上访人员分流工作站把上访人员接回驻京办,同时及时告知市政府办公厅信访局,由信访局通知上访群众所在地责任单位当天派人赶往北京,与驻京办共同协助国家信访局做好上访群众的劝返工作,将上访群众带回所在地,并认真解决好群众反映的问题。” 广州市明确要求“健全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包括“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和“领导包案制”,目的是“做好群众进京上访的防控工作”,“把这些群众稳定在当地。”“政治保甲制”必然包括“罚则”:“对进京上访量大、处置措施不力、造成不良影响的予以通报批评。”
    
    这一规定是中国建立“政治保甲制”的明证,广州的“领导包案制”是在北京“稳定帮”要求下交出的合格的政治答卷。这些政治戒严措施在北京显然更为重要。2004年4月5日《新京报》的一篇报道披露:“北京出台村干部‘十严禁’,集体上访镇领导担责”。“领导责任”不仅仅是“通报批评”,而是“组织处理”。组织处理意味着是占用权的丧失,因此这一“地方性法规”为“政治保甲制”提供了组织保证。
    
    权力部门对上访的镇压最尴尬的后果是对抗自己的过去:镇压门前政治直接违反了他们过去为恩人政治所颁布的所有法律。本来,上访权是有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1996年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国务院《信访条例》第29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信访事项过程中,不得将检举、揭发、控告材料及有关情况透露或者转发给被检举、揭发、控告的人员和单位。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压制、打击报复、迫害信访人。
    
    面对这些法律事实,权力企业必须不断繁殖新的“法律”取消这些权利。2005年1月颁布实施的《国务院信访条例》用“但书”的形式消解了上访权利。《国务院信访条例》是以《北京市信访条例》(1995年1月1日起施行)为蓝本的。《北京市信访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信访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单位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以上访为名进行非法活动,扰乱社会治安的;(二)歪曲、捏造事实,诽谤、诬告他人的;(三)无理取闹、蛮横要挟、长期纠缠,屡教不改的;(四)威胁、辱骂、殴打信访工作人员,妨碍执行公务的;(五)冲击机关,损坏公共财物,扰乱工作秩序的。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信访条例》在2003年8月8日做了修改,特别把“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吸收在其中。 八九事件刚定,北京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信访问题归口分工处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1991年〕19号通知),其目的并不是要保卫人权,而是将不稳定因素隔离出北京并消灭在萌芽状态。
    
    随着门前政治的发展,一些违宪的地方性法规也被抛出。2004年4月2日,新华社报道了《北京制订新规:上访自杀自焚自残将被追究责任》。制定了《关于维护群众上访现场秩序的工作意见》。同样荒诞的法律措施是针对“越级上访”的。在“政治保甲制”的庇护下,中国各地纷纷制定《逐级上访暂行办法》,明确禁止“越级上访”。如《甘肃省人民群众逐级上访暂行办法》(1995年1月23日)。而《黑龙江省人民群众逐级上访和分级受理办法》工作细则还有这样的规定:“信访人未向和未经所在单位反映与处理或单位正在办理期间,不应越级信访或重访。否则,由此所造成的停发工资、扣发奖金,以及按《职工奖惩条例》等有关规定给予除名、解聘等一切后果,由信访人自行负责。”
    
    显然,上访已经成为抗议国家暴政最重要的政治分离运动之一。但是,门前政治的是否蕴涵着人权政治的前景,这一结论为时尚早。在政治上,暴力镇压正在导致暴力反应;在文化上,社会主义思潮重新成为中国精神的共同依归。在当下中国,即使所谓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基本观念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没有人对自由和真理有真正的理解。最近几年来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和网民对经济学的谩骂,一方面表达了对中国伪市场经济的愤怒、嫉妒和道德自义,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们对真市场经济的无知。上访浪潮及其代言人反应出最大的精神问题是:反市场体制的力量已经从各个方向联合起来,要求中国历史回到出发点,再来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政治真正令人绝望的地方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扩展型秩序(或者说第三条道路)没有办法在法西斯统治和社会主义民间之间获得发展,而自我毁灭的循环型清算永远胜利。中国民族精神缺乏对经济学的理解能力,更因缺乏超验之纬,激进主义一直扮演上帝的角色并反复将中国推向地狱。使人迷惑不解的问题是: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不平等并没有推动出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反而使共产原教旨主义持续复兴。
    
    一个理性的社会是一个理性认识富人和穷人的社会。理想社会是,不嫉妒富人并同情穷人。变态社会包括三中:一是嫉妒富人又蔑视穷人;二是嫉妒富人同情穷人;三是谄媚富人蔑视穷人。这三种思潮在不同情景下统治着中国的心灵。中国的门前政治至今仍然是正义的,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从中可以生长出一个理性社会来。正相反,社会主义专制统治正在缔造社会主义的造反运动。这是中国政治最后的危机。圣经上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利未记 19:15)恩人政治中,权力想扮演上帝;门前政治中,“意见领袖”想扮演上帝。所以我真的相信,没有上帝的怜悯,中国式政治危机是没有任何第三条道路的。
    
     2005年12月15日定稿
    转载《人与人权》2006年01期刊 www.renyurenquan.org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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