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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革命家何家栋(上)/廖亦武
(博讯200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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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缘起
     (博讯 boxun.com)

    2004年2月17日和2月20日,一阴一阳的两个下午,我在友人岳建一和余世存的引荐下,于北京安德路61号大院的《工人日报》家属宿舍内,拜访了80多岁的何家栋先生。在革命道路上,何先生资历深,级别高,称得上红色畅销书的开山鼻祖,可至今两袖清风,居住在一座筒子楼的7层。囚笼一般的两居室里,几乎没添啥新东西;由于视力微弱,大白天也开着日光灯。
    
    我规规矩矩地落座,打开录音机,开始引出话头。因为此前我曾在《思想与建设》网站上,下载过不少何先生的文章,特别是一些写给后辈的反思历史问题的书信,可谓坦襟相见,振聋发聩。他谈到六四屠杀,曾有这么一段话:“外界有一种说法,邓决心血洗广场,邓朴方对老爸哭了一场,谈了两个小时,老邓同意再给学生一次机会,让学生跟军队谈,方案是:军队进广场时,双方开会,学生欢迎,军队欢送。但联络员何维凌离开邓家就突然被捕了,一切落空。我看即使这样,也不能得出开枪违背老邓意志的结论。学生一上街,他就定了性,矛盾迅速激化。处于一线的总书记不能行使职权,邓在幕后操纵,不到现场,听信迎合之词,操纵者也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那就非开枪不可了,……都是古代宫廷政治的重现。”
    
    身陷过若干冤案的老布尔什维克还这么敢说,令我突然之间想起《三国演义》里“击鼓骂曹”的情节。不过何先生的文字,比古代那个骂奸的忠臣,境界不知高多少,因为这是从绝望的渊数里发出的切齿声。
    
    时光在静悄悄地流逝,何先生直直地坐在椅子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忆着,时而激昂,时而消沉,时而发出孩子般的笑声,时而还用浓重的河南乡音骂:“我操他奶奶的!”有一阵,夕阳把窗玻璃燃成了一团火,而我和何先生仍然笼罩在绿火荧荧的日光灯下,脸孔煞白。我沉吟半饷道:“您经历了那么多,我怕我没这个能力写,可你自己为啥不弄一本回忆录?”
    “我从来不保存自己写的东西,这是长期养成的习惯。”
    “为什么?”
    “为什么?文人嘛,除了制造罪证,就是制造垃圾,所以不能自恋,一自恋,就坏事。”
    “既然这样,您如何给自己定位呢?”
    “定位?那就叫职业革命家吧。尽管是个一事无成的革命家。”
    
     一
    
    老威:在登门之前,我通过一些渠道,拜读过一些关于您的文章,可谓惊涛骇浪,千头万绪。您经历了那么多的人和事,我都不知道该如何为您的人生定个大概的位。
    
    何家栋:我是一个被历史潮流推着往前走的人,真是无法定位。我们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尽管曾经在各种岗位或组织里,忙这忙那,但到了盖棺之际,却无法定论。如果为了写文章方便,非要定位不可,那我认为自己是个职业革命家,梦想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老威:据我所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畅销书几乎都是您创作或整理改编的,比如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的传记《把一切献给党》,还有《赵一曼》、《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等等。这些印刷品动辄发行几十、几百万,有的还改编成小人书和电影,甚至还编入中、小学的语文教材。另外,您还参与了革命小说《刘志丹》的写作,这可是当代的一桩著名的文字狱。
    
    何家栋:不错,按目前流行的说法,我该算畅销书作家的老祖宗。但那能叫文学吗?我不过是在编辑的位子上,一次次充当红色的写手,去普及不属于我自己的观念,时过境迁,就一个字也留不下来。
    
    老威:红色写手?有意思。那现在的写手就是黄色、灰色或者无色写手啰?具体操刀的是您,但作者署名却不是您,也没得奖金?
    
    何家栋:赚的钱归公家,个人不得任何好处。
    
    老威:挺高尚的。
    
    何家栋:不算,这是本职工作。如今看,幸好没署名,否则太丢人。
    
    老威:好啦,就算一个玩笑吧。在开场白之后,我们还是书归正转。
    
    何家栋:什么“正转”?
    
    老威:就是从头说起。头绪太杂,只能从上往下梳理。
    
    何家栋:我出身于一个日趋衰落的教书匠家庭,老家是河南省信阳县双河杜河村。父亲万诚吴,原名万凤楼,他的事迹点滴,在恽代英的日记里有记载。他曾伪造学历,去武昌考上中华大学,可才入学几天,就打道回府,在柳林中学当教师。我母亲是农村姑娘,王氏,没有名字,嫁人后取名王金兰。小时候,我家还有爷爷、奶奶、几个姑姑,一个叔叔当兵,死于军阀混战,所以我父亲的经济负担较重。由于年轻时在外面闯荡过,父亲跟恽代英成为朋友,就一起组织互助社,这是初期的社会主义,理想就是有饭大家吃,钱一起花。后来互助社集体加入共产党,父亲没加入,原因是家庭负担过重,怕拖累了组织。1925年或1926年,北伐军攻入河南,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父亲就把家贡献给地方农会(红枪会),聚会、吃喝、商量打土豪都在我们家。可转眼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清共,我家就被抄,父亲在风声鹤唳中逃跑,去了黑龙江,偷渡苏联未遂,就流落东北,多年没有音讯。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国共通过西安事变达成统一战线,他才让人捎信回老家,叫我去天津“受教育”,当时他已混成天津市立法院的书记长。
    
    老威:当时您多大?
    
    何家栋:十几岁。
    
    老威:一直没上过学?
    
    何家栋:北伐军来时,我才两三岁,九岁开始,念了3年私塾。由于卢沟桥对日开战,我也没去成天津。所以真正学文化是在参加革命以后,共产党通过扫盲为我们这代人洗了脑。30年代初期,国共两军争夺地盘,来回拉大锯,红二十五军抵达,我们成了“革命群众”,把房子腾出来,征用为红军的临时监狱,关土豪。不是你们在电影里看见的那种组织还乡团的土豪,而是做小买卖的、农忙时雇工的,总之,家境稍富一点的都叫土豪。一关几十个,把人家吊梁上,或者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整天搞得鬼哭狼嚎,吓得我们这些孩子直哆嗦。所以,共产革命是从煽动仇富起家的。
    
    老威:那您家的生活咋办?
    
    何家栋:红军对革命群众很好,厨房被征用,我家就加入大锅饭,倒省事了。后来国军又到,乡下没法呆,就搬城里投亲靠友,读了两年书,就停课,原因是学校因抗战而成为伤兵医院。我们受爱国激情驱使,组织起来,演活报剧慰问伤兵。我与文学最初结缘于此。课外阅读了许多国际左派文学,老在封面看见谁谁著,谁谁译,不解何意,于是就在最初的习作投稿时,依样画瓢,写上“廖亦武著,何家栋译”。我还照抄别人的文章,属“何家栋译”,当时我不知这样“译”了多少文章。
    
    国难当头,学上不成,就投笔从戎。1938年7月18日,我在信阳县城报考了国军第一战区铁道警备队干部训练班。此时我才15岁,虚报了两岁,懵懵懂懂投入了3个月军训,就草草毕业,被授予准尉军衔。但这样的民间乌合之众,一接触到战斗,就散伙了。我们从焦作、新乡一带逃出来,又投奔天水行营交通工作队,这是共产党的武装,专门破坏铁路,配合国军断敌人交通。
    
    可到了1939年,国共摩擦公开化,老百姓就苦了。因为一个村子,国共的势力都在交叉、拉锯,互相斗来斗去。当时有个口号叫“深入敌后之敌后”,比如原为友军的97军刚刚从南至北,收复了失地,共军就借清除顽固派之名,把人家搞垮,军长也受了伤,坐火车跑了。你可知道鹿钟麟?冯玉祥的部下,曾受命驱逐过末代皇帝溥仪。他是受国民政府委派的河北省主席,由于政令出不了一个村,所以被叫做“鹿村长”——共产党宣传方面是强项,就发动劳苦大众挖统一战线的墙角,结果把国民党搞垮了,共产党又抗不了日。表面上合作,暗地里却消灭你的有生力量——华北地区沦陷的最大原因就是内斗。
    
    老威:您也参加了内斗?
    
    何家栋:我年纪小,就跟着混。成天逃跑,一会儿洛阳,一会儿漯河。皖南事变发生时,我正在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刻钢板、印材料,揭露国共同室操戈的真相。那是两个大院套一个小院,里面挤满了逃亡者,天天唱抗战歌,领导也天天对我们进行悲情教育,杀身成仁的教育,令人不寒而栗.都是国统区跑来的文化人,唱歌、跳舞、耍笔杆还行,一打游击就很危险。我小小年纪就当上了游击队长,但遇上敌人只有撒腿逃跑。后来,终于找到主力部队,即陈赓任司令员的太行军区,部队首长就批准,把我们编入军区文工团。安定了几个月,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老威:您叙述事情的节奏太快了,我有点反应不过来。
    
    何家栋:我也时而清醒,时而含糊,因为战乱呀,哪怕是天生的英雄,不被逼到那份上,也不想送死嘛。鬼子扫荡时,我们来不及逃,就穿便衣,混在老乡堆里。像电影里演的,一搜就露,鬼子也没杀我们,而是押往山西侯马县做苦力,几个月,天天挑水、劈柴、服侍日本人。煎熬之中,我怀着一线希望,给天津的父亲捎信,没料到,他不久就回了信,并出钱保释了我。这是1942年,我18岁,终于在天津与父亲重逢。
    
    父亲安排我继续上学,我却革命理想未泯,在学校里宣传抗战,鼓动人和我一道去当八路,比我岁数大的冯镛就在这时结识的,他家住天津城郊中河县,心地单纯,一腔报国热血。那是1943年春天,我们与游击区的土八路接上头后,组织了13个人,由宁河县被护送到河北遵化县,再转到八路军13军分区。我、冯镛、宋大雷等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以为又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此时我才知道,冯镛在新四军里干过,被打散后,历经千难万险方逃出来。
    
    但是,我们回归的时候太不巧,赶上肃反整风,在延安,已经杀了不少“投机分子”,我们也被怀疑为特务,被当场抓了起来,一顿暴揍,然后审问:“你们来干啥?刺探情报吗?”我回答:“抗日。”可谁也不信。老虎凳、辣椒水、倒吊都搬了出来,受刑之后,还日夜反铐。叫“自己人”整个死去活来,真他妈窝囊。宋大雷比我还小两岁,骨头嫩,就先招供了。
    
    老威:招啥供?承认自己是特务?
    
    何家栋:那不死定了?这宋大雷脑子灵活,见“自己人”这么狠,如果还死咬着“爱国抗日”不放,就真死路一条,还不如“坦白从宽”,承认自己是“托派”,阶级异己分子。情急之中,他还根据以前读过的陈独秀的文章,胡编了一套中国托派的分裂理论。这一来,真把审案的大老粗给唬住了,他妈的,你说啥他就信啥,只要不是汉奸,也不吹抗日的牛皮。
    
    宋大雷过关了,轮到我,只好坦白自己是国民政府铁路破坏队的。抗日守土,人人有责嘛。审案员一听就火,把桌子一拍:“告诉你,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地盘,你国民党想蒙混进来,发展你们的势力范围,做你妈的白日梦吧!”于是,“国民党救国会特务”的罪名就坐实了。
    
    老威:你们没有串供,统一口径?
    
    何家栋:各关一黑屋,没法串,只能各招各的,以免对不上口径。我们还证明,其他人都是我们蒙骗来的。只有冯镛不开窍,一直热泪盈眶地说实话——我像个离家的孤儿一直找党啊,你们搞错了,我是真正的新四军!可没料到,由于他至死不说谎,就真给踢出去枪毙了!我们都叫惊呆了!直到几十年后的现在,我还有负罪感,也许是我们的假坦白,坐实了他的“顽抗到底”。当时草菅人命的负责人是焦若愚、李云长,不知他们在阴间和冤魂相遇时会怎样。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党历来的政策,于是我们10余人手持八路军根据地的路条,被驱逐出境。当时正发洪水,满目汪洋,我们好不容易在被淹的高粱地里寻着一条船。犹如丧家之犬,我们一把一把地拉扯着高粱杆,借力行船,漂了很久很久。天津四周都是日本人的治安确保区,我们又得像做贼似的,偷越封锁,才能返回市区。好歹从革命与反革命的魔爪里逃了出来,宋大雷一屁股烂泥地坐下去,骂道:“你别看都是他妈的混蛋,将来的江山还是他们的!”
    
    老威:没给冯镛平反吗?
    
    何家栋:没有。当时受到从宽处理的还有一个杨昭荣,他被驱逐后,与我们失散,朝唐山方向走,结果落到了真正的汉奸侦缉队手里。一审问,他就招供:“我是被共产党赶出来的,还有路条呢。”接下来他咬牙入了伙,过了几天真特务的瘾,然后趁其不备,拐了两把盒子炮又去投奔革命。此时整风已过,他坦白道:“前次我的确不是特务,没办法,为保脑袋只能招认是特务;而眼下,我也没办法,成了真特务,带了炮火来投诚,同志们到底要不要?”这一回人家要了,历经周折,他终于当上了革命战士。相比之下,我的命运没这么曲折,沮丧之余,我乖乖跟父亲去了北平,在图书馆找了个闲职,一直混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投降。
    转载《人与人权》2006年01期刊 www.renyurenquan.org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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