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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存兴:精神太监和太监文化
(博讯2006年1月17日)
    
    纵观中国文化的历史,掌握主流文化话语权的几乎全部是御用文人.而这些精英由于被统治者圈养着,他们自然变成了被阉割的精神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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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为了保住脑袋或者为了得到主人的宠爱。被迫或者自愿阉割自己灵魂。他们的理论,既不是事实的真相,也不是自己真心愿意说的,而是主人喜欢听的或者对主子有用的。所以中国文化变成了一个由谎言构成的巨大迷宫,这是我们很难理解中国文化真谛的原因。
    
    唯一的例外是春秋战国,那时统治者忙于吞并或者保命,没有精力阉割精神上的异类,文人保住了男人的阳刚和精神的独立,于是老子、孔子、墨子、孟子等脱颖而出,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繁荣时代。如果他们出生在一个“太平盛世”,他们也许会被掐死在萌芽之中。我们应该感谢那场血腥的混战,它消耗了统治者的全部精力,民众有幸免除了一场精神大阉割,创造了空前的文化繁荣。为我们今天沾沾自喜的炫耀我们伟大文明,提供了资本。
    
    一旦战争结束,统治者有了闲暇的时间,精神的恶梦就开始了,这些贪心无限,又不喜欢安分的家伙,便开始琢磨一个问题: 人人都长一个脑袋,麻烦太多了,如果只有自己有一个会思考的脑袋,其他人的脑袋都是不会思考的装饰品,统治将是一个轻松愉快的事情。
    
    于是,一个统一脑袋的运动开始了。这个运动始于我们伟大的帝王老秦先生,他很聪明,他知道对任何人来说,保住脑袋是人生的第一要务,能不能独立思考是第二位的问题。于是他杀了那些敢于独立思考的人,这是个杀鸡儆猴的行动,其他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也就自觉地阉割了自己的精神,中国文人的太监时代从此开始了。
    
    历代帝王更是完善了统一脑袋的艺术,中国文化从此走上了一个人思考,其余人颂扬解释的时代,所以中国文人最大的特长不是创造,而是解释、理解,为主人的观点找到更多更好的证据和理论支持。主人的一次讲话,甚至一次发昏的胡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精英文人、以成千上万方式,找到成千上万个理由,来证明主人绝对正确和英明伟大。
    
    主人事实上是最聪明的,它非常清楚一个事实:尽管精英们口口声声表明自己的人格、自己的良心,自己的独立性,自己对真知的追求。但是,他们真正想得到的是利益、权力和主人的宠爱。主人们则定下一系列奖惩等级:对这些精英太监根据迎合和 献媚的水平,和对民众的欺骗结果进行赏赐,把他们有科级太监升为处级、厅级、部级等。否则降级,甚至扫地出门,使他们变成可怜的流浪狗。在这种利害悬殊,甚至性命攸关的事实面前,精英们岂能不尽心尽力,舍命取宠。
    
    太监文化的唯一任务就是一切为主子服务,精神太监们用他们精明发亮的眼睛,紧紧盯住主人那张干瘪的小嘴,即使主子吐出几句自己都不明白的胡话,他们也能马上博引旁证,利用逻辑和各种事例,完美无缺的证明主子所说是绝对真理,而且无懈可击。这种以主子为中心的太监文化,把人类的一切知识变成了证明主子英明的工具。
    
    因此在太监文化统治的中国,一切知识:古代的、现代的、哲学的、科学的都统统变成任意篡改、随意欺骗的工作。在这个文化气氛中,没有规则,没有责任,没有真相。无论什么知识,即使最客观的科学,来到这个太监文化环境中,就会变得面目全非。主子就是一切,就是真理,甚至主子的一句闲话,也是真理,甚至可以用来证明物理学最高原理,并且能够成为权威理论。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精英们的争宠是可以理解的:做一只受到恩宠的狗,要比做一只流浪的丧家犬舒服的多。
    
    现代精英们的精神阉割大多数是自愿的,属于“自我革命”的类型,这种革命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获得地位和利益,这些丧失了灵魂的家伙,和丧失性根的太监的心态相似,他们根本没有真理的概念,唯一的存在的是如何获得主人的宠爱。他们说谎成性,毫无诚信、贪污腐败,不知道知道责任为何物,只知道效忠主子。可悲的是他们无论在舆论上还是在行为上,都是我们中国的人的象征。一个不受信用,信口开河的形象就这样被加在了中国人的头上。
    
    在他们主创的太监文化和他们的行为把中国人形象搞坏的时候,他们又像一群无赖的疯狗,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民众和祖先的头上,于是炮制出民众愚蠢,无知,劣根性等理论。同时指责祖先的愚昧,欺骗、误导。老百姓和孔子等祖先,成了他们错误的替罪羊。历史的责任可以由祖先承担,今天的责任应该由谁承担?是他们还是我们?世界上有哪个民族象我们一样,把自己落后的罪过归罪于几千年前的祖先身上?
    
    精神的阉割造成了心理的畸形,精英们大骂劣根的民众和无知的祖先,让他们承担一切贫穷落后的责任,唯一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而且完全正确无比的是我们的精英文人和我们的统治者。
    
    阉割是人类的特有的发明,从生物的角度看,阉割是一种极为讨厌和残忍的行为。 人类对动物阉割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肥育效果。通过摘除睾丸,可使它们的性机能消失,使它们变成一个丧失生存欲望的活的机器,以便让它们为我们生产更多的肉蛋奶,而且性情变的温顺老实。便于人类的管理,至于它们的生殖欲望我们无须考虑。在我们的观念中它们是人类 的奴隶,是上帝赐给人类的食物。对它们无须具有任何同情心或一丝怜悯,这是人类所自然接受和认可的。
    
    人类对于他们的同类生殖权利的剥夺,就显得过于残忍,同时显示了人性的阴暗心理。无论是被阉,还是自宫,都必须进行一次最残酷、最不人道的“手术”。
    
    从甲骨文考证,中国古代对阉人的使用在殷商时代已出现了。另据《男性太监酷刑考》记载:阉割方法有四种:割去全部阴茎和睾丸;只割睾丸;将睾丸压碎;割去输精管。《末代太监秘闻》一书还介绍有“绳系法”,即用麻绳将幼儿从睾丸根部死死系住,久而久之,生殖器就失去了功能,并逐渐坏死了,另一方法是给幼童服一种麻醉药,然后用针不间断地扎刺睾丸,使之逐渐失去功能。
    
    在古埃及,是先用细而结实的绳子将被阉者的生殖器死死绑住,用剃刀沿绑线割下,立即用热油功热灰止血,将金属棒插入尿道中,然后将受术都肚脐以下埋入热沙中,这种阉法死亡率极高。
    
    据说,在南印度则让受术者坐在陶制的台上,将生殖器用竹片夹住,再拿剃刀沿竹片切割。术后伤口淋上热油,再用浸过油的布包敷上伤口,然后仰卧休养,以奶以主食,这种手术方法成功率较高。
    
    清代阉割技术最为完善,阉割时要准备两个新鲜猪苦胆,同时煮两个鸡蛋。 首先让阉割者喝下大麻水,让脑子晕晕惚惚,肉皮发胀发麻。然后用鸡蛋塞到嘴里,免得大叫大喊,在球囊两侧各割开一个深口子,先把筋割断后,用力挤出睾丸,割完后,用做好的猪苦胆贴在球囊两边,可以止血消肿。 接着再往被阉割者嘴里塞进一个又凉又硬的煮鸡蛋,割下阴茎,在往尿管里塞一根大麦秆,把另一苦胆劈开,敷在伤口上。三天后拔出大麦杆,如有尿流出,则手术成功。
    
    孟子曰:“食色,性也”。食与色是人的本性,而太监在阉割之后,性功能就丧失了。繁殖能力的丧失,使他们觉得人生无趣,生存的意义也只是为了生存,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对他们都不再有意义了。有性欲的人,能使自己身上产生巨大的生命活力,为了后代,于是便有了强烈的进取心。如果失去了性欲,便会认为自己的生命正在消失,进取对于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讲,他们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生物。他们丧失了正常生物的基本机能 他们没有正常人的稳定生存目的和正常的心态,因此太监在很多问题上,态度消极,生活随和,甚至会主动地放弃努力。然而太监一旦掌握了权力,或者有了钱财,那么阴暗的心理会随之一变,变得贪婪、凶狠和残暴。
    
    与生理阉割相比,精神和文化的阉割则更加阴暗邪恶,为了得到太监而进行的阉割毕竟是少数人,而精神阉割却使整个民族丧失了独立精神、思想创造性和增长能力,并且制造了无数的精神太监,本来是社会精英的文人,变成了丧失了人格尊严的"精神太监"。
    
    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朝的独尊儒学,宋朝的儒家独大,到佛教的儒家化,到嵇康的腰斩,到清朝的文字狱,西方则有基督教的中世纪,精神阉割的事例不可历数,人类的整个历史简直就是一个对思想阉割的历史。
    
    文字狱文字狱自古有之,焚书坑儒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13年,哪个一统天下的秦始皇,为了让后人只记住自己,创造了 "非秦纪皆烧之"的文化浩劫史。
    
    虽然历朝历代都有文字狱,但是文字狱以清朝最为严重。清王朝是满族贵族的政权,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防范是极为正常的事,面对人口数量的如此悬殊,满清的皇族简直有点神经过敏,尤其是清朝前期,只要是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用词不当,意义不明,统治者就会疑神疑鬼。
    
    清朝最早的文字狱,是康熙时的庄氏刊刻《明史》案。浙江湖州富户庄氏在刊刻《明史》时,书中有指斥满人的话,1663年被人告发。当时庄已死,仍被刨棺焚尸,庄氏全族和为此书写序、校对刻字、印刷,甚至卖书、买书的人等,共有七十多人被杀,另有几百人充军边疆。
    
    雍正时文字狱更甚,罪名也更加奇特。例如,朝臣查嗣庭出任江西主考,出题”维民所止“,被告发:维止二字,影射“去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帝大怒,将查嗣庭入狱。结果 是查嗣庭连惊带吓死于狱中,其尸被戮,查的亲属或处斩,或流放。
    
    还有一个叫徐骏的官员更冤,仅仅因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一句,便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落得个身首异处。
    
    乾隆即位后,文字狱更加频繁。翰林学士胡中藻有句诗曰“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帝看到后大发雷霆:"加'浊'字于国号'清'字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遂因一“浊”字被杀。
    
    清朝前期屡兴文字狱,总计有一百多次,而且处刑极为严酷,搞得人人自危。当时有个叫梁诗正的老臣,总结出这样一条处世经验:“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
    
    在这样的文化专制之下,中国的文化史是可想而知的,中国思想的历史是一个人的思考结果,其余的大脑要么是一个人体的装饰品,要么是一个思想的终端机——一个只用于传达和显示的装置。
    
    那些有幸能使大脑思考的人,大多数成了皇族思想的补充品和装饰品。极少数不懂规矩的家伙,一个个生活的如鬼如乞。唐朝的大诗人杜甫,简直就是苦难文人的典型,以买诗维持生计,最后向皇帝进献《三大礼赋》,才混了个功曹参军,职权是管兵器库的钥匙。 屈原、蒲松龄、曹雪芹等等的生活境遇则更加糟糕。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要想生存就只有做"御用文人"。在专制政体下,文人只是一个附庸物,是一个解释、鼓吹、韵色、溜虚拍马的阶层,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统治者的嘴下弄到一点点残羹剩汤,否则他们只有饿肚子的分。
    
    中国有句古话“端谁的碗,属谁的管”,文人也逃不出这个铁律。 想不为权势而自由自在是很不实际的。明朝最有才华的诗人高启,据说不想做礼部侍郎,被朱元章皇帝给砍了。
    
    最喜欢一个人思考,一个大脑代替全部大脑的是一代伟人毛泽东,他老人家通过一个叫“文化大革命”的现代文化大阉割,确实使全国十几亿人的脑袋成了一个思想。他老人家非常聪明,知道饭碗的对平民的价值,于是控制了全国的饭碗。听话吗?给你一个铁饭碗,不听话吗?你连个泥饭碗也没有?因此,可怜的中国人为了饭碗,为了生存,自觉的阉割了自己的灵魂,于是,文化的革命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功。
    
    尽管他老人家已经死去多年,但是,他成功的精神控制方法仍然为一部分人所喜爱,他的威力仍然使人震撼。即使今天的人们,在想到他的威力时,仍然心有余悸。
    
    精神的阉割与埃及人的太监绳系阉割法极为相似,它能使人类的精神慢慢地萎缩,从而使人类慢慢丧失精神的活力。
    
    被强制的精神阉割是可以理解的,那是人们出于保命的无奈。但是为了争宠而自觉的自我阉割实在令人厌恶.
    
    中国的精英们,你们什么时候能不自我阉割?能不把落后的责任,推给没有决策权和话语权的民众,以及已经死去的祖先?而自己承担一点现实的责任。
    
    你们什么时候能有点阳刚之气?做成一个真正的男人?说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不是完全为了迎合你们的主子?
    
    什么时候,民众能够从你们嘴里听到真相?而不是精明的欺骗和华丽空洞的词藻?
    
     博客网 王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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