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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曾兑现的承诺—《也忆胡耀邦》之三/石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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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月14日)
    
    石巍
     (博讯 boxun.com)

    
    胡耀邦宣布给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创作自由,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享受到这种自由。
    
    胡耀邦废除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却代之以“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两个口号究竟有什么区别,御用理论家们剥丝抽茧,说得玄乎其玄,可是一般人认为,这和“豆腐一碗”“一碗豆腐”的区别没什么两样。在中国谁也不能说“社会主义”、“人民”是和“政治”无关的两个概念。
    
    文学就是文学,艺术就是艺术,它们为谁服务,甚至服不服务,那是文学家、艺术家,最多加上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的事。政治家只是他们的读者而已。世界上没有哪个民主国家的领袖人物去管这些闲事,宪法给他们规定的职责就够他们忙的了。但自从列宁提出“齿轮和螺丝钉”说,毛泽东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以来,似乎写诗、拍电影都成了共党领袖人物必须躬亲过问的大事。
    
    在谈到创作自由时,胡耀邦说:“人们的自由或权利总离不了一定的责任或义务,没有无责任的自由或无义务的权利,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绝对自由。这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和任何个人都是如此。”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共产党历来给自由蛮横地捆绑上各种绳索的老调重弹。作家们大约已经知道胡耀邦给他们的创作自由不是一顿免费的午餐,他们必须付出对方需要的“责任”和“义务”才能换到一张廉价的餐券。
    
    胡耀邦大段地引用列宁和蔡特金的谈话,来诠释他要发放给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髦货,这是很值得玩味的。列宁的话是这样说的:“每一个艺术家和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的人,都要求有按照自己理想自由创作的权利,而不管这种理想是否有点用处。这样你就碰到激动、尝试和混乱了。但自然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决不可以无所作为,听任混乱随意扩散开来。我们还必须有意识地努力去领导这一发展,去形成和决定它的结果。”列宁在这里先是空洞地承认艺术家有“自由创作的权利”,接着说共产党对作家的“混乱”甚至是“激动”和“尝试”都不能听之任之,而要“有意识地努力去领导这一发展”,其最终结果必须要由共产党来“形成和决定”。如此说来,作家的“创作自由的权利”和墙上画的烧饼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胡耀邦对列宁的这篇讲话大加赞赏,说“这篇谈话对我们了解创作自由的意义,很有帮助。”针对有些作家要求“绝对自由”的倾向,胡耀邦说“今天我们的作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创作,作家当然享有完全的创作自由。但是我们党仍然有责任在必要的时候向他们提出完全同志式的建议和劝告。”经过了53年号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改造,55年号称“分清香花和毒草”的反胡风,57年号称“和风细雨”的反右派,59年号称“神仙会”上“大跃进缺点要讲够”的反右倾,64年号称“洗澡下楼”的“四清”,和号称“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都学会了领会共产党领导人口中说的“同志式的建议和劝告”意味着什么。
    
    如果有的作家太过迂腐,硬要“激动”和“尝试”一番,甚至写出“混乱”的东西,胡耀邦说得很坦白:“提创作自由,并不等于说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部对于作家的不论什么样的作品都必须加以发表和出版。”这就是说,你有创作的自由,我有不给你发表的自由。
    
    这就形成了胡耀邦时代的一个怪现象:一边是几乎全部的“毒草”被解禁,一边又大量出现“地下文学”、“地下诗社”、“地下刊物” 以及“潜流文学”、 “隐态写作”、“潜在写作”,“地下沙龙”、“地下诗歌朗诵会” 、“诗人的家居”等等各种形态和名称的地下文学创作活动。其中著名的有北京的《启蒙》、《探索》、《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及79年四川出现的地下文学团体“野草诗社”,地下诗人邓垦、孙路、蔡楚、杜九森、陈墨、冯里、乐加等,和他们以手抄、钢板油印形式流传的地下刊物《野草》、《诗友》。80年代为外界知晓的还有遭广西公安禁止的《相信未来》,北京市公安局通令停刊的《今天》、《新诗潮诗集》,上海的《海上》、《大陆》,四川的著名诗人芒克、杨炼、西川、唐晓渡、欧阳江河等,及地下刊物《非非》、《中国当代实验诗歌》。还有《野兽的沉思》、诗论《留在星球上的札记》、诗歌《苦行者》和随笔《檬子树下的笔记》。80年代后期则有《倾向》、《幸存者》等。影响比较大的还有诗人多多的油印诗作《教诲——颓废的纪念》,诗选《里程——1972~1988》。地下文学的广泛兴起是对胡牌的“创作自由”的无情嘲弄。
    
    
    其实在中国,地下文学存在的空间甚为有限。共产党对诗人和作家的“同志式建议和劝告”往往是在看守所和劳改队里用镣铐和警棍进行的。86年,四川即有李必丰的诗社“寻梦园”被定为非法组织而遭取缔,李被反复拘传审问,终被判刑。自1985年起在国内诗坛引起广泛注意的青年诗人廖亦武、万夏、李亚伟、刘太亨、苟明军及知名诗歌评论家巴铁等人,均被逮捕关进监狱。四川诗人黄翔为他的诗6次入狱(当然不全在胡耀邦时代)。同一时期还有贵州的多名地下诗人被捕。顾城、北岛等一批诗人和画家则选择出走他国。
    
    这种“完全同志式的建议和劝告”一直延续到今天。杨春光、张林、刘荻、杜导斌、杨天水、刘水、师涛、刘晓波、余杰、张祖桦、李柏光、陈敏、顾则徐这批文化人竟成了派出所、看守所、国保大队以至刑事法庭和监狱、劳教所的常客。相当一批人至今还在高墙铁窗后边享受着“戴镣铐的创作自由”。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被胡耀邦称为“当然享有完全的创作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莫大悲哀。
    
    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对某些作家和创作的公开围剿。人们不能忘记胡耀邦时代对作家白桦和他的电影《苦恋》的全国性大批判。虽然文革被宣布结束了,可是《解放军报》余威犹存,它以吓人的罪名首先对《苦恋》发难,接着全国大小报刊群起挞伐。据上海《大公报》人士回忆,他们没有转载军报的文章竟成了“政治问题”,而破例被上海市委叫到常委会上问罪。这场批判的规模和气势可与毛泽东时代对《武训传》的批判相媲美。中央高层有人甚至要求严惩剧本作者,重新戴上“右派”帽子,押送农村,劳动改造,并揪出“黑後台”。事件的主角白桦虽是1949年成都西南军政委员会时期胡耀邦的旧友,也曾与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相识,他都难逃一劫,可想而知一个普通的笔杆子,他的下场会是如何。
    
    这一时期受到围攻的还有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沙叶新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王靖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刘克的中篇小说《飞天》和李克威的电影剧本《女贼》。它们被并称为“八十年代五棵大毒草”。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徐明旭的中篇小说《调动》也遭到严厉批判。这些作品有些根本就没有得到发表或演出的机会。
    
    应当说,胡耀邦本人在这一波批判中态度并不十分积极,对其中某些作者和作品甚至百般袒护,但即使是对他十分赏识的老部下刘宾雁他都无法阻止被“劝退”出党,对于其他陷入重围的艺术家他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理解他的难处,但我们还是不能不把这一切归咎于他。因为他说:“我们今后不再用文艺服从政治、从属政治这个提法。但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作家可以没有政治责任感。”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从“不服从政治”到“不脱离政治”,胡耀邦的狐步舞转了360度,又回到了原点。既然作家必须对自己的作品承担“政治责任”,他们就没有理由抱怨胡耀邦的“创作自由”只是一张空头支票。他们应当庆幸自己生活在胡耀邦时代,他们的命运毕竟比王实味、老舍、胡风、傅雷、杨朔们好多了。
    
    共产党时常控诉国民党时代的新闻检查,说那时候没有言论自由。但是国民党对《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上登了些什么文章,胡蝶、阮玲玉拍了些什么电影,马连良、谭富英唱了些什么戏,天桥那说些什么相声,演些什么杂耍等等一般并不过问。而共产党对这一切都要做严格的检查。臭名昭著的“送审”制度在胡耀邦时代并没有停止执行。一位作家或导演呕心沥血完成了一部作品以后,经常是战战兢兢地等待几个外行官僚的审判。有多少艺术家等到的结果是:“枪毙”。以至屡屡发生这样令全世界无法理解的怪现象:一部中国电影得了世界级大奖,可是中国的观众却缘悭一面;得奖的大牌导演在世界同行中名震遐迩,却往往在颁奖仪式上缺席。他们的罪名经常是“政治不正确”。
    
    至于在国内,出版机构被查封,电影被删剪、被禁映,图书被吊销书号、禁止发行、封存、下架、收缴、打纸浆,作者被辞退、开除、甚至吃官司,都已是见怪不怪的家常便饭了。这类在其他国家成为轰动全国的事件,在中国都根本算不上什么新闻。
    
    是的,胡耀邦是给了艺术家自由。对藏克家、贺敬之、丁玲、刘白羽、冯骥才、蒋子龙、刘心武、王蒙来说,胡耀邦时代确实是“自由”创作的黄金时代,但那个时代不属于刘宾雁,吴祖光、白桦、廖亦武、师涛。
    
    如果自由仅供一部分人享用也可以称为自由的话,那我们什么时候缺少过自由呢?文化大革命没有创作自由吗?不,对张春桥、姚文元、浩然、李劫夫、于会泳来说,文化大革命是创作最自由的时期。苏联没有创作自由吗?不,对鲍•波列沃依、德罗维奇•法捷耶夫、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弗拉基密尔•弗拉基密洛维奇•马雅可夫斯基来说,苏共枪杀上千万同胞的斯大林时代才是创作最自由的时代。希特勒时代没有创作自由吗?如果你去问以那首《送寄生虫出境》而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亚利安诗人A•安纳克,他一定会说纳粹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上最自由的时代。
    
    现在我们不得不说,胡耀邦所说的“创作自由”,和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时代的“自由”并无本质的区别,因为他们都是从一部分人那里剥夺来而赐给另一部分人的。如果说这不完全是胡耀邦的本意,我们也不得不说,他开出的“创作自由”,确实跳票了。
    
    并非题外话:
    
    共产党“专政”以后历经几代更迭,腥风血雨,其实都是某种形式的“换届”。每届领导人为了稳固统治常标榜自己与恶名昭彰的前任不同。他们的具体政策方法或有某些区别,但他们的专制具有连续性和一贯性,未曾一日不同。
    
    胡耀邦是共产党领导人中最开明的一位,我们不应该忘记他做过的好事;但他始终是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墓碑上涂抹过多民主、自由的油彩会使他的灵魂不安。
    
    共产党官方的纪念活动有它自己的需要,民间当然有评论的权利;但实在看不出自由主义知识界随官方指挥棒起舞的理由。
    
    奉劝有造神癖的诸君,不妨去看看耶稣、释迦牟尼、安拉或穆罕默德,哪怕是达赖或班禅的成道之路。拜神总比造神方便得多。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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