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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前5千多万公司上税只有1百多万——中国税制:“劫贫济富”与“奖懒罚勤”联姻
(博讯2006年1月12日)
     “给你写这封信,主要是想,如果有机会也许你可以谈谈中国的税务问题。我一直不明白为何中国的税务改革进展如此缓慢。我在西方生活了十几年,最近回来中国陪小孩学中文,闲暇便介入朋友的公司搞融资。对于我这个接受公平社会太多渲染的人来说,看着每一个‘企业家’中饱私囊,真的是为中国的经济担忧。
    
       所有的的公司都有两本帐,一个税前5千多万的公司,上税只有1百多万人民币。” (博讯 boxun.com)

    
      ——这是我最近收到的一封读者来函。
    
      富人逃税忙,国库仍丰收
    
      使这位读者感到“担忧”的事情,大概主要是某些中国企业的逃税现象。
    
      大多数在中国生活的普通人,以及像该读者这样的经常回中国走走的海外华人,都能讲出一些不良“企业家”逃税的故事。至于中国传媒披露的逃税情况,更为触目惊心。例如,《北京日报》就曾报道说,在中国名列“十大暴利行业”之首的房地产企业,却在纳税榜上忝陪末座,仅北京一地,从2003年至2005年上半年,北京地税局调查的房地产企业逃税率就高达66%,查处的涉案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房地产企业就多达24家。
    
      但中国税制的问题并不限于逃税。许多合法纳税的企业和个人还抱怨说,中国其实是一个税负过重的国家。
    
      新年伊始,中国至少有两件涉及税收的大事:其一,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1月8日宣布说,2005年中国税收收入首次超过三万亿元(不包含关税和农业税收),比2004年增长20%;其二,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在新年元旦正式生效。
    
      颇为奇怪的是,虽然在中国逃税的内企、外企、国企、私企均不在少数,但中国的税收收入却节节攀升,而且增幅显然远远超过Gdp增幅。谢旭人披露说,“十五”时期(2001-2005年),中国税收收入共计109217亿元,年均增长19.5%,五年翻了一番多。尽管中国财税部门和官方学者为此辩护说,考虑到刚刚上调16.8%的2004年Gdp修正数字,中国税收增幅并非“超常规增长”,但这并没有阻止《福布斯》杂志把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从2004年的第四位升到2005年的第二位。
    
      而个税法引起的争议更大。该修正案本来旨在通过提高早已过时的800元个税起征点,来减轻工薪阶层税负,却引来了普通纳税人更大的牢骚:他们认为,如今多数城市工薪阶层成员的月薪已超过修正案原来拟议的1500元,因此应该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但人大常委会二审通过的新法仅仅把起征点象征性地微调到1600元。
    
      许多中国网民在网上发表议论说,个人所得税本应成为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之一,但1600元的起征点仍然无法改变纳税主体为“工薪族”而非富人的怪诞现象。一些中国媒体和学者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例如,某官方报纸引述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话说,“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是最轻的”,还有一份杂志抱怨说,尽管社会各界多年来一直呼吁中国“与国际接轨”,开设消费税、奢侈品税、汽油税、遗产税等专为富人保留的税种,但这类税改措施却偏偏就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劫贫济富”与“奖懒罚勤”联姻
    
      一方面是颇为普遍的企业逃税行为,另一方面却是税收增幅连年超过经济增长;一方面是守法企业抱怨税负太重,普通“工薪族”埋怨税后收入所剩无几,另一方面却是富人心安理得地“合法躲税”、“合理避税”、甚至“违法逃税”,在这些看似混乱、矛盾、奇怪的“乱珠”般现象之间,却有一根并不混乱的逻辑之线在串联。尽管因此指责中国税制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初衷就是“嫌贫爱富”和“欺软怕硬”未免有失公允,但在各类利益集团围绕纳税展开的一番能量悬殊的“博弈”之后,实际造成的局面和因此形成的两大社会群体,恰恰就是如今中国上上下下经常挂在嘴边、最暧昧模糊、但也最恰如其分的两个词:“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
    
      中国最高决策层似乎也认识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总理温家宝1月8日在给中国全国税务工作会议的批示中,便要求税务部门“继续深化税收改革”,“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和调节分配的作用”。
    
      确实,在特意强调“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国,税收制度的功能不可低估,其宗旨不应仅仅是确保政府的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应通过温家宝所说的“调节经济”和“调节分配”,来实现某种程度的社会公正。一个公正的税制,自然带有某种“劫富济贫”的性质,而许多网友所批评的目前中国税制某些“劫贫济富”的流弊,则恰恰是这一宗旨的反面。
    
      当然,完全指望税收调节来“扶贫”和实现“共同富裕”,也不现实,如果“劫富济贫”力度过大,动作过猛,不仅无法实现社会和谐,反而会扼杀人们创造更多财富的动力,起到“奖懒罚勤”、“杀鸡取卵”的相反效果。因此,如何在“劫富济贫”和“奖勤罚懒”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就成了衡量一国税收制度好坏、甚至衡量一国政府执政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成了古往今来所有伟大的税制改革家毕生追求的最高境界。
    
      目前的中国税制,显然没有取得这种平衡,而富人逃税和高税负的结合,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劫贫济富”与“奖懒罚勤”两种恶果的联姻。但也许这种混乱、怪诞的税制,恰恰为未来的中国税制改革家提供了实现抱负和展示能力的良机。
    作者魏城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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