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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渊:“五帝”是“爱新氏”,“华夏”是“回纥国”
(博讯2006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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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五帝本纪》是口传的故事,中国人自引为“炎黄子孙”,是“三皇五帝”带来的荣耀。因此,这些传说人物是否真实可靠?自然是我们骄傲中的隐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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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黄帝、颛顼、喾、尧、舜即是“五帝”。《五帝本纪》开卷就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后来又逐一说到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是为帝尧”;“虞舜者,名曰重华”等,公孙、高阳、高辛、放勋、虞舜当是姓氏。但是在结束该卷时,司马迁说: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
    
    其中,又突然冒出了有熊、陶唐、有虞三个姓氏,与前面的说法大相径庭。从此黄帝既“姓公孙”又“为有熊”,就成了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如果不认识这些姓氏,就根本无法认识这些人物,中华民族祖先的面目也就难于信服了。
    
    传统学术是按字面来解释传说姓氏的,如“神农氏”是领头农耕的氏族,“燧人氏”是发明钻木取火的部落。而含“有”字的族名,如有熊、有莘、有巢、有娀、有扈、有虞、有邰、有殷等,则有更简单化的解读:“有巢氏”是开始巢居的氏族,“有扈氏”是率先开门凿户者的子孙,云云。这些的肤浅的说法,却已经深入了我们的意识。
    
    如果“有”是“有无”之“有”的话,那么“有熊氏”就是“饲养熊罴的氏族”或“与狗熊同伍的部落”,也就非常荒谬了。而这些部落名没有有效的汉语语义,也说明史前中原的语言是不同于汉语的。否则“公孙”“有熊”的语义,就不会说不清楚了。
    
    •上古中原的原始语言是北方民族的语言
    
    语言愈是多样的地区(如欧洲和江浙闽粤),那里的语言就愈是“原生”的;而中国北方和西南汉语的统一互懂,则表明这些“官话”汉语,是融合而成的年轻语言。司马迁早已指出上古中原语言不是“雅言”的事实,他在《五帝本纪》结尾时说:
    
    大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上古)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训),荐绅先生难言之。
    
    历来人们只把“雅言”当作是优雅的语言,因此不理解这段“大史公曰”。其实,雅言或“雅驯”是指后来形成的汉语,而记载黄帝事迹的《百家》不是用雅言写的,司马迁去咨询有学问的人,可是连博学的荐绅先生也不知所云。
    
    现代语言学认为,汉语词汇的单音节特征,是与“藏缅语”一致的。事实上,中国南方方言与藏缅语更接近,而北方汉语是在北方民族语言的基础上改造形成的。《尔雅》是一部古代辞书,其中就有中原原始语言的线索。其《释天》一章说:
    
    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这说的是“年岁”一字的源头。今蒙古语之ziil,即是“唐虞曰载”之“载”;满语的anen,正是“周曰年”之“年”;满语的“岁”字ser,恰似“商曰祀”之“祀”;而“夏曰岁”之“岁”,则是今伏尔加河流域楚瓦什语之sul,楚瓦什人被认为保加尔(仆骨)人后裔。看来夏和唐虞似为蒙古语族,而商和周则似通古斯语族。
    
    再如《释器》一章说:
    
    黄金谓之璗,其美者谓之鏐。
    
    蒙古语“黄金”作altan,常译做“阿勒坛”,“璗”可能是取了tan或“坛”之音。象这样的例子,在《尔雅》中还有不少。
    
    所谓“夏历”,即十二兽纪年历,北方民族乃至藏族也用它,但它始于何时,却无从计考。清儒赵翼认为夏历得自戎狄,他在《陔餘丛考》一书中说:“汉时呼韩邪欵塞入居五原,与齐民相杂……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事实上,金文甲骨里就有与十二兽对应的“十二地支”,拿它们与蒙古语比较,还有许多音缘:
    
    兔 tuula,
    龙 luu,
    马 午 morin,
    羊 jamaa,
    猴 申 samz,
    猪 亥 gahai
    
    看来,不仅现代汉语的“兔”“龙”“马”“羊”四字与蒙古语同源,古代雅言中的“申”和“亥”也是蒙古语“猴”samz和“猪”gahai的缩音。因此,“十二兽历”或“十二地支”是前汉语时代说“蒙古原语”的中原先民,也就是北方民族的中原祖先创造的。
    
    语言信息,弥足珍贵。晋人皇甫謐说“舜母名握登”,“握登”就是蒙古语“夫人”一字“合敦”,她可能是来自一个说蒙古话的家庭的。又如,《吴太伯世家》说吴王夫差率军北上“败齐师於艾陵”,这个战场是在鲁南苏北一带,那里的古代居民是东夷,而“艾陵”就是满语的“山”字“阿林”,汉语的“岭”“陵”本是通古斯—东夷语言的遗存。
    
    至今,许多汉语基本词汇与北方民族的语词一致。如,突厥语的“水”是su,蒙古语的“天”是tengri,满语的“木”是mo;而汉语的“胳膊”,又与满、蒙、突厥三语共有的“手”或“臂”一字gala同源。这些都是北方民族与中原古代居民与同源的语言证据。
    
    •公孙、有熊、高辛,即“乌孙”或“爱新”
    
    基于对中原古代语言的这些认识,和北方民族的祖先是从中原出走的立论,我们就可以尝试用北方民族的族名,来检识中原民族。譬如,将传说时代中原氏族名中的大量“有”字,都读做u或o的话,它们与北方民族族名就有了对应,如:
    
    乌孙 即“有熊”、“有莘”、“有侁”、“有仍”、“有山”,
    兀者 即“有巢”、“有蟜”、“有穷”,
    回纥 即“有扈”、“有虞”、“有黄”,
    兀颜 即“有殷”、“有偃”,
    乌古 即“有鬲”,
    乌洛[浑] 即“有娀”,
    乌潭 即“有邰”,
    乌马 即“有缗”,
    纥奚 即“有施”。
    
    这个广泛的对应表明,出走北方的中原部落的种类和数量都是巨大的,东西方历史记载的亚洲北方民族的习俗,应该是中原上古社会生活的一面可靠的镜子。
    
    从此,我们也不难认同一个很有应用价值的语音规律,即现代以半元音y为首的汉字,如将y的读音免去,便可约明其古代读音。除“有”(you)字读“喔”“乌”(o/u)外,“月”(yue)字读“乌”“讹”(u/e),“燕”“颜”“淹”“眼”“岩”(yan)读“安”(an),“宇文”读“乌马”,大概也都符合这个规律。
    
    春秋战国,及至秦汉,中原还有大量含“公”字的姓氏,判定这个“公”字的读音,对认识中原古族,同样至关重要。有人说“公孙”是“公之孙”,“公伯”是“公之伯”,“公祖”乃是“公之祖”;而“公先生”却是子虚乌有,因此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从字形看,“公”与“瓜”很相象;由“瓜”又可以衍生出“孤”和“狐”等字;若将“公”亦作u或o读,含“公”姓氏与北方族名的关联,则一目了然了:
    
    乌孙 即“公孙”、“公慎”、“公胜”,
    兀者 即“公祖”、“公仇”、“公朱”,
    回纥 即“公夏”、“公何”、“公华”,
    兀颜 即“公羊”、“公冶”、“公言”,
    乌洛[浑] 即“公良”、“公刘”、“公旅”,
    巫马 即“公孟”、“公明”、“公文”,
    纥奚 即“公西”、“公皙”、“公息”,
    阿巴嘎 即“公伯”、“公宾”。
    
    而既然“公孙”也是“乌孙”;那么“黄帝者……姓公孙”与“黄帝为有熊”就不相矛盾了。
    
    《史记•大宛列传》里记载的西域民族“乌孙”,是从河西走廊出走的游牧部落,其实它是一支通古斯“爱新”氏族。在《金史•百官志》里“爱新”被记作“阿鲜”,而《满州源流考》又将“阿鲜”勘为“乌新”,“乌新”显然又是“乌孙”。因此可以推及“乌孙”(Osin)就是“爱新”(Asin),而黄帝则是一位“金姓”的“爱新•轩辕”人物了。
    
    •“五帝”是否“同姓”
    
    尽管,“黄帝……姓公孙”与“黄帝为有熊”的两难问题已经破解了,但是,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夏后等“国号”的真伪异同,还须深入研究。否则“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的说法,就会流于空洞。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必须走语音实证的道路。“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这两处“高”字,应与“毫”“蒿”“镐”等字同源,猜其读音应如ho和hu,或如o和u,因此也与“有”“公”“乌”“兀”同音。然而,这不过是假设而已,北方民族确有“乌阳”“乌辛”这样的氏族,才算是求证的实据。
    
    不论“高阳”是否是颛顼的姓氏,“高阳”“公羊”“公言”是通古斯姓氏“兀颜”,却是无疑的。女真语ujan是“猪”,又是“红”,《金史•国语解》说“兀颜曰朱”,自是“兀颜曰猪”;汉字“朱”字也有“红”的意思,便是基于这个双义的背景。但“帝颛顼为高阳”是值得质疑的,他若姓“猪”;就与黄帝姓“金”和他是“黄帝之孙”的说法相左了。
    
    “高辛”和“公孙”一样,也是“乌孙”的别字。这与“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的说法就一致了。“帝喾”的全名可能是“高辛喾”,很象春秋秦汉年间人名“公孙敖”“公孙贺”等,这也为他增添了真人的色彩。
    
    关于“尧”,《五帝本纪》有“帝尧者,放勋”和“帝尧为陶唐”两说,《史记正义》又加说他“姓伊祁氏”。有人说“陶唐”是地名“陶”“唐”的合成,未可置信。而“陶唐”近似“鞑靼”或“拓特”(女真、匈牙利大姓);“伊祁”(e-dzi)比若“月氏”或“兀者”,都是与真实族名恰当的对音。但“尧”出自“陶唐”或“伊祁”部落,都没有辅证的材料。
    
    “尧”的可靠身世是“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 (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他的生母、庶母、兄弟的情况都说得很清楚,他既为“喾”所生,就是“高辛氏”;或以黄帝后裔称,就是“公孙氏”。至于“放勋”(拟音uan-sin)是否是“高辛”或“公孙”,已无关紧要。说来,喾和尧两代三人,分别就是“公孙喾”“公孙挚”和“公孙尧”。
    
    “舜”是姓氏“虞舜”的缩音。“虞”读“吴”,“虞舜”也就是“公孙”或“乌孙”。关于这个“虞舜”家族,《五帝本纪》云:
    
    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
    
    这个八世谱系与《蒙古秘史》记载的谱系,有基本一致的表达方式。我们即便不做深入的研究,亦不难发现其中若干人名的语言背景。如“桥牛”是蒙古语的“狼”字“丑奴”,它不仅是戎狄的族名,也是北方民族常见的人名。
    
    而太史公又说“帝舜为有虞”。因此“舜”是姓“虞舜”,还是姓“有虞”? 他自己也说不清了。事实上,司马迁比“舜”至少迟生了两千年,其间中原语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对原始的语言和姓氏已经了解不多,他将“公孙”说成“有熊”,是不错的;但将“虞舜”误解成“姓虞名舜”,然后又将“姓虞”曲解为“有虞氏”,就是错上加错,大错特错了。
    
    “禹”(音u)是姓氏“夏禹”的缩音,《夏本纪》说“夏禹,名曰文命”与《五帝本纪》说的“帝禹为夏后”一致。“夏后”“夏禹”与“有虞”,都是“回纥”(Ui-ui或Hui-hui)的别字;因此“禹”是一个叫“回纥•文命”的人。而“文命”(mi-min)也有对照线索,孔子有一个弟子就叫“澹台•灭明”,姓氏“澹台”即是“鞑靼”或“拓特”,而“灭明”则是“文命”了。
    
    至于,《夏本纪》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是说他也姓“公孙”,而且是“颛顼之孙”。然而,推荐他的“舜”,反倒是颛顼的六世孙。从古人的生育年龄来推算,在几代人中,就发生这样的辈分颠倒,是不现实的。而“夏后氏”一度从属于“公孙氏”,或即“回纥氏”一度臣服“乌孙氏”,倒是可能发生的事情。
    
    •结论
    
    北方诸族的祖先是从中原出走的,北方民族历来认祖中原,但中原民族是不认同他们的;太史公一言如鼎,他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却没有人呼应。事实上,北方民族长期恪守着从中原带出去的语言习俗。最近的两千多年中,北方民族的数度回归征服,才使中原人民对他们有了了解,殊不知他们荒蛮生疏的生活形态,正是中原上古社会的写照。如果没有北方民族的这面镜子,“炎黄子孙”就很难知悉自己祖先的真实面貌了。
    
    《五帝本纪》是一部“公孙部落”,或“乌孙部落”,或“爱新部落”的传说。但由于中原语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司马迁和他的前人已经无法判定传说氏族名的异同,而用了许多面目全非的汉字,来记载了同音的姓氏,於是“五帝”人物就显得杂乱无章,又不得不以“皆同姓,而异其国号”的说法来搪塞了。
    
    而“夏朝”是一个“夏后部落”,或“有虞部落”,或“回纥部落”的家族世袭的政权,说来它应该是个“夏后朝”,或“回纥朝”。那是“华族”“夏族”或“华夏族”正在形成,中原的语言正在转型的重要时代,从此有别于“戎狄”的社会形态在中原地区也逐步形成了。
    
    二○○六年一月六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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