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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自由国家在二十世纪的四大失误(之三)
(博讯2006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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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大错误:自由美英向极权苏联的让步 (博讯 boxun.com)

    
    20世纪,人类经历了太多的劫难,一战、二战、冷战;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甚至可以说,这是个劫难的世纪,而且劫难的深广度都是空前的,比此前人类历史上的劫难总和还要惨烈。在这大劫难的世纪里,坐在权力顶端的风云人物习惯于翻云覆雨,而匍匐在大地上的普通人则屡被作弄与摧残。
    
    这些大劫难留下了丰厚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二战后的沉重劫难,并非极权主义的兴起,而是自由主义未能阻止极权主义的迅速扩张与长期存在。1,战争结束前的《雅尔塔协议》,为共产极权帝国的建立和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享受着自由生活的西方名流们,并没有从三十年代的“斯大林热”中汲取教训,而是执迷不悟,继续利用自己的声望误导世界舆论,把极权东方视为人类的未来,而把自由西方视为没落的象征,致使自由同盟对极权同盟的斗争变得步履蹒跚。
    
    最可悲的是,弄权者不光是极权者和战争狂,也包括自由国家的政治领袖,且是杰出的政治领袖罗斯福和邱吉尔,两人对斯大林的绥靖政策,不仅丢失了整个东欧,更丢失了二战中最亲密的亚洲盟友中国,遂使共产帝国急遽膨胀,以至于,共产帝国与自由世界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冷战格局。
    
    尽管,二战时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都是伟大的政治家,两位战时领袖组成的坚固同盟是战胜法西斯极权的关键因素。罗斯福把美国变成了盟国的中坚,参战前和参战后,美国不仅是反法西斯盟国的兵工厂,租借法案让盟国受益非浅,特别是对中国的抗战,美国的援助不啻雪中送炭。而伟大的邱吉尔,在纳粹的闪电战横扫欧洲之时,他把英国变成了欧洲抗击纳粹的仅存堡垒,著名的“英德空战”使德国首都柏林第一次遭到空中打击。
    在1941年开始的反击轴心国的战争中,美英联军和苏军的贡献可谓平分秋色,美英领导的西线联军先后在北非、在意大利、在诺曼第取得了对轴心国的胜利,苏军在卫国战争和解放东欧诸国上取得对纳粹的胜利,最后美英联军与苏军会师柏林,迫使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
    
    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中,美国作出了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在太平洋上击溃不可一世的日本皇家海军,全力支援中国的对日作战,最后,美国利用新式核弹,加之苏军进入中国东北,让顽强的日本皇军无条件投降。
    
    在同盟国中,斯大林领导的红军类似毛泽东领导的共军,只为自身的利益盘算,在需要的时刻耍滑头,为了避免重大损失而推延对日作战,而在战争胜负已经完全明朗、无必要再出兵的情况下,斯大林却迅速派出150万大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外蒙古,坐享下山摘桃子的利益。而且,正是在斯大林的帮助下,中共才有可能与国民党打内战,夺走美国和国民党政府联手打败日本的成果。
    
    尽管,二战结束后,民主观念在世界上得到普遍公认,无人敢于再以反民主的口号提出和推广一种主义,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民主在现实世界中的成就却远不如观念普及的成就,美英刺刀主导下的民主国家的数量,显然少于前苏联刺刀主导下的极权国家,也就是民主观念普及而民主实践受挫。如此战后格局的形成,显然与美英向苏联的妥协高度相关。
    
    在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的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极权者斯大林聚首雅尔塔,筹划战后的世界格局,史称“雅尔塔峰会”。三巨头基于现实利益和力量平衡的考虑,签定了秘密的《雅尔塔协议》,稍后在德黑兰会议上变成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法律文件。这一协议是实用主义代替自由理想的产物。曾经在大西洋的航空母舰上共同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的罗斯福和邱吉尔,背叛了“宪章”所确立的自由原则及其承诺,向斯大林作出史无前例的妥协。
    
    首先,美英两巨头把整个东欧和波罗的海诸国拱手让给了苏联。所以,二战的结束,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是名副其实的解放;而对于被纳入斯大林帝国版图的东方国家来说,仅仅是刚被救出虎穴,又被抛进狼窝。波罗的海三国被苏联一口吞并,东欧诸国变成了被苏联操控的傀儡国,德国被高高竖起的“柏林墙”人为地分裂为两个政权。斯大林死后,在赫鲁晓夫发起的非斯大林化运动的感召下,苏联国内迎来了“解冻时期”,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国也先后开始了自发改革,然而,反对斯大林的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却决不会反对苏共党天下,苏联国内的改革很快进入僵死的停滞时期,东欧诸国的改革也先后被苏联坦克所中止。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同盟,眼睁睁地,看着苏联在德国建起臭名昭著的“柏林墙”;看着苏联军队开进匈牙利首都,看着改革领袖纳吉被处死;也眼睁睁地看着苏联坦克开进捷克首都,碾碎“布拉格之春”。
    
    其次,罗斯福基于让苏联出兵打日本的考虑,同意了斯大林的蛮横要求。美英两巨头向斯大林承诺:确保苏联在远东(主要是中国)的利益,包括外蒙古的独立,收回沙俄在东北被日本侵吞的所有利益,如强行租用旅顺港海军基地,控制长春铁路和大连港。正是雅尔塔协议,让斯大林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变得非常强硬。
    
    据蒋经国回忆,二战结束前夕,他与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一起前往苏联,“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的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动下流;随着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中苏第一次谈判外蒙古问题,中方代表决不让步,双方陷入僵局。于是,蒋介石指示蒋经国单独去见斯大林,以便争取斯大林的让步。蒋经国见了斯大林,陈述了中国不能放弃外蒙古的理由,斯大林的回答却极为蛮横。蒋经国回忆说:“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之后,斯大林陈述了他要蒙古独立的理由:“‘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问题上,著名中苏问题专家沈志华先生指出:早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就要求斯大林出兵东北,斯大林也答应了,但就是迟迟不愿出兵。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一直按兵不动的斯大林却迅速决定,甚至等不及“中苏条约”的签订,就于8月8日出兵150万,分三个方向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外蒙古。一周后的8月15日,裕仁天皇发布《终战诏书》。这时,面对蒋介石政府不同意外蒙古独立的强硬立场,斯大林对蒋介石说:如果中方同意外蒙古独立,苏方可以承诺:1,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决不支持共产党;2,占领东北的苏军三个月后撤军。而如果中方不同意外蒙古独立,苏联就可能支持中共,从东北撤军也没有时间表。(见沈志华:《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中苏分裂》;来源: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2005年9月20日)
    
    所以,二战结束后,由于美国的错误决策和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无能,中国陷于空前惨烈的内战。苏联支持下的中共战胜了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使中国由美国的盟国变为敌国,也变成毛泽东极权下的大监狱。之后,斯大林又把毛泽东拖进韩战陷阱,中国变成斯大林的扩张野心和金日成建立极权统治的炮灰,致使中国不但完全隔绝于发达的西方社会,也从此失去了台湾。直到今天,大陆人仍然挣扎在一党独裁之下,台湾问题仍然折磨着两岸的中国人。
    
    历史的机缘就是如此吊跪,美中联手打败了日本,但美国在与斯大林竞争亚洲势力范围中却失去了抗日时期的亲密盟友中国,使亚洲的最大国家变成了斯大林极权帝国的一员。如果说,二战后,失去了整个东欧的美英自由同盟,其西线的胜利已经大打折扣;那么,失去了战时盟友中国,无疑是美国在亚洲的最大失败。
    
    对此,1949年3月3日-10日,吴礼卿先生前往溪口拜会下野的蒋介石,据蒋经国日记记载:3月5日,“父亲与礼卿先生继续检讨外交之经过,礼卿先生认为我国之失败,俄共之胜利,即为美国之根本失败,而今日美国尤未觉悟也……”(见《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P176)
    
    随着苏联帝国的扩张和中国的共产化,美、苏之间的根本分歧便日益凸现且愈演愈烈,热战废墟还未来得及清理,冷战的严冬随之降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和冷战,也导致美国国内的政治迫害运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人一面检讨“谁丢失了中国?”,一面大搞清除共产毒素的“麦卡锡主义”。
    
    战胜了独裁的德国和日本的伟大胜利,其东方效应却是极权的胜利和自由的失败,使共产极权横行了半个世纪,人类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决不次于为法西斯极权付出的代价。如果说,人类为“慕尼黑协议”付出了不得不进行世界大战的巨大代价,那么,人类为“雅尔塔协议”付出了冷战的惨重代价。从惨烈的性质上讲,看看斯大林的苏东帝国,毛泽东的中国,波尔不特的红色高棉和金家父子的朝鲜,其阶级灭绝决不次于的希特勒的种族灭绝。从危害的时间长度上讲,法西斯式奴役,尽管空前惨烈,但毕竟仅仅持续了几年,而共产极权的奴役则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直到苏东共产帝国崩溃后的今天,亚洲的中国人、越南人、缅甸人还生活在政治恐怖之中,北朝鲜人更是生活在比毛泽东中国更恐怖、更贫困、更残暴的极权统治之下。
    
    好在,在二战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日里,世界各国除了针对纳粹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反省之外,从美国和东欧却传来另一种反省之声:二战后东西方遭遇的不同命运,也应该是二战反省的一部分。
    
    这种反省首先来自美国,2005年5月8日,布什总统在拉脱维亚表示:“雅尔塔协议”继承了“慕尼黑协议”和“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条约”(苏德友好条约)的非正义传统,是通过大国强权之间的协议牺牲小国的自由。所以,美国要为当年签署《雅尔塔协议》导致欧洲的战后分裂承担部份责任。布什说:“这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我们不会重犯这样的错误,为追求假稳定而姑息暴政、强权牺牲自由。我们已经上了一课,任何人的自由都不能牺牲。我们长远的安全和真正的稳定取决于其它人的自由。”
    
    与此同时,在如何评价5月9日胜利的问题上,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国家、格鲁吉亚、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家产生巨大分歧,为莫斯科隆重胜利日庆典蒙上了些许阴影。
    
    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观点和前苏联领导人一样:在欧洲盟国与轴心国作战的过程中,前苏联付出了比任何欧洲国家更惨烈的代价,也正是这场战争的胜利,最终把欧洲人从纳粹铁蹄下解放出来。所以,直捣纳粹老巢柏林且挥师东进的苏联红军是“解放者”,它不但解放了整个东欧,而且解放了中国东北。
    
    然而,波罗的海和东欧的国家却有另一番解读:1945年5月9日的胜利,只不过意味着一种奴役代替另一种奴役,波罗的海国家和整个东欧从此陷入了共产主义暴政的阴影之下。这些曾遭到苏联压迫的国家认为:现在的俄罗斯,不应该用胜利日来掩饰战后斯大林政权的侵略行动,而应该在庆祝卫国战争胜利的同时,也借此时机反省前苏联的罪错,向曾经被前苏联吞并的波罗的海国家、被奴役的东欧国家道歉。正如爱沙尼亚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埃斯玛所说:“由于对历史有不同的诠释,两国关系变得不明朗。若俄方发表声明,清楚表示对苏联的侵略行动感到遗憾,紧张关系就可纾缓。”
    
    
    同时,爱沙尼亚、立陶宛、格鲁吉亚的国家领导人抵制莫斯科庆祝活动。在波兰首都华沙,数十名“卡廷家庭”成员在俄罗斯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对斯大林的罪行进行历史追究,要求将苏联情报机构1939年在波兰卡廷森林杀害大批波兰军官事件定义为“大屠杀”。保加利亚前总理蒂米特洛夫谴责苏维埃对东欧的占领,他称俄罗斯的胜利使保加利亚落入野兽之口,遭到长达40年的蹂躏。东欧多国的政界人士、学者和人权运动人士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批评俄罗斯打压民主和政治自由,嘲笑欧战结束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在俄罗斯举行是对军人及为国捐躯者不敬。
    
    其实,在俄罗斯国内,早就开始了对二战中斯大林的作为和对战后苏联的帝国统治的反思,俄国著名历史学家鲍里斯.瓦季莫维奇.索科洛夫写出了《二战秘密档案》一书(中文译本于2005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张凤和夏梁豫合译,王铭玉审译)。作者通过大量的解密档案显示出:斯大林隐瞒二战真相,包括幕后交易、军力对比、美英援助、死伤人数等等。
    
    更重要的是,斯大林的决策失误和不把人当人的残酷,苏联人为反法西斯战争付出了远远超过任何国家、包括德国的生命代价,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只能是“虽胜犹败”。在反法西斯同盟的三国中,美英两国都在全力寻找阵亡和失踪的将士,甚至德国也在寻找。直到今天,美国人仍然在顽强地寻找二战阵亡将士的遗骸,其统计精确到个位数。但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把人当做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的看法已经深入人心。”所以,苏联的阵亡和失踪的将士的寻找工作大多是满足于敷衍了事的笼统数字,统计只能精确到百万位。同时,在共产极权帝国内的所有国家,凡是在战争中当过俘虏的人,包括中国军队在韩战中的战俘,回国后的命运大都极为悲惨。
    
    另外,英国人军事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在2002年出版了《柏林:一九四五年沦陷》(该书是根据俄罗斯档案中一些未经公开的材料、德国、美国、法国 和瑞典的战争档案,以及受害人的忆述而写成的)还证明,在苏军占领下的德国,估计共有二百万名妇女被红军强奸,其中许多妇女被轮奸。仅在柏林,就有十三万妇女遇害,其中有一万人因不堪打击自杀。受害人中包括德国前首相科尔的夫人,当年她只有十二岁,和母亲同时被红军强奸。苏军在中国东北也犯下了抢劫和强奸的累累罪行,以至于东北人恨“老毛子”超过恨日本人。
    
    换言之,卫国战争的胜利变成了共产极权体制得以覆盖东方并延续四十年的主要理由。这胜利,为极权政治提供了空前的道义支持,使美英两大国对苏联作出了巨大让步。索科洛夫指出,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汲取了法西斯极权的惨痛教训,在战后开始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同步建立,并在战后重建中获得新生。而在前苏联,尽管有赫鲁晓夫的反个人崇拜运动,但其低效的计划经济和反人性的极权政治没有得到实质性改革。所以,在漫长的冷战时期,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共产极权世界各国,无不付出了甚至超过二战时期的生命、财产和尊严的代价。
    
    在索科洛夫看来,卫国战争的胜利与苏联战时付出的巨大代价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如果再算上前苏联利用卫国战争的胜利而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吞并和对东欧的奴役,卫国战争的胜利更是个巨大负数。他说:“德国应该向我们道歉——为他们所犯罪行,为他们的侵略行径,为几千万牺牲的人和不计其数的损失。但我们也应该向德国道歉——为苏联士兵在德国土地上犯下的罪行,为几百万被从东边土地上驱逐出境的德国人,为运走的文化珍品(不管还给我们的珍品是多是少,我们都应该无条件地归还所有珍品)。还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向芬兰、波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以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道歉。但当今的俄罗斯领导人明显地并不急于表示道歉。相反,却极力阻扰东边的邻居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似乎俄罗斯军队有限的兵力在一定条件下准备再次进入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外高加索,以至于波兰和斯洛伐克。与此同时,对以往所受的屈辱不是忘却,而是采取宽恕和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才有助于给战争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找出理由。”(见《二战秘密档案》P11)
    
    我以为,这样的另类反思,是从“成王败寇”的二战思维向“人权至上”的普世思维的转变,所反省的历史内容及其教训,不仅是法西斯主义如何导致了二战的世界性悲剧,而且是二战的胜利如何导致前苏联共产极权帝国的扩张,半个世纪的的冷战为人类带来的决不次于二战的悲剧。所以,这样的另类反省,具有极为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唯有对普世人权的尊重和保护,才能避免任何类型的极权主义悲剧——无论是法西斯极权还是共产极权。
    
    如果说,波罗的海和东欧等国要求俄罗斯道歉,还是已经独立的受害者对历史正义的追寻,那么,布什总统的另类反省和俄罗斯历史学家对卫国战争胜利的反思,则代表了那种源于基督教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的伟大谦卑:
    
    俄罗斯并不因自己为反法西斯战争付出的巨大代价而以最大的受害者自居,而是反思卫国战争作为独裁者的胜利为世界带来的灾难。正如索科洛夫沉痛地指出那样:“对于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来说,做出这样的反省是很痛苦的。”但是,当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凡是在历史上奴役过他人的国家都应该主动向受害者道歉。他说:“今天,半个世纪以后,各个民族应该以德国和捷克为榜样,忘记过去的恩恩怨怨,正式接受关于为侵略战争时期犯下的罪过互相道歉的宣言。我们的国家当然也要有向我们道歉的人和我们要道歉的人。”
    
    美国也并不因自己对反法西斯胜利的伟大贡献而自视为一贯正确,而是在自由与奴役的制度之争中检讨美国所犯的绥靖错误。这种反省的另一面是布什总统所继承的美国外交的理想主义传统——向世界推广自由民主乃美国的核心政治利益,也是新世纪的世界新秩序得以建立的普世原则:“人类幸福与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在于把人权和自由扩展到整个世界。”
    
    2005年12月31日于北京家中(《北京之春》2006年1月号)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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