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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以反思来纪念周恩来总理
(博讯2006年1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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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文评新闻(78) -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三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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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受全球世人尊敬和中国人爱戴、怀念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年了。
    
    毫无疑问,他在国家内政和外交等全方位,所表现出来的杰出天才和能力,足以堪当“永远的总理”而不用担心今后还会有人来取代这个称号,因为按照今天人类社会的现状,已经完全没有产生这样人才的土壤和环境气候了。而他在个人品行道德操守方面的实际表现,和今天还活着的所有政坛伪君子、真小人相比,将会让所有出于任何动机(商业、政治、个人名气炒作等)而想要对他泼污水的人的卑劣,形成强烈的对比!
    
    但是,中国人与其呼唤期待下一个“周总理”的出现,不如认真反思一下,那样的总理到底给中国历史带来了什么影响?
    
    著名的“凤凰卫视”播出了一个纪念周恩来总理的专题节目,采访由跟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有过亲密生活接触的养女(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曝露了一些对其真实性不应该有太大疑问的内容,让人们对周总理在文革中生命的最后阶段,自己个人所处的痛苦、两难处境,有了初步的了解。比如他出于保护亲人生命的苦心,在明知冤屈的情况下,不得不亲自“批捕”了自己的至爱亲朋,而且最后也并不能挽救他们的生命。本人也因为身心的过度操劳,落了个“鞠躬尽瘁”的悲壮结局。在听来有点催人泪下的同时,却又生出一些疑问来。那就是如何理性、客观地,来评价周总理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和对这段历史所起的作用?
    
    其实,以周总理当时在政治局中除毛泽东以外其他成员、以及中国人民心中的威望和影响(后来发生的促成四人帮倒台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可以证明),只要有此意愿,他应该是唯一有可能、也有条件阻止或挽回这场民族浩劫的人。但是他却选择了站在毛的一边,客观上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虽然毛和纣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一般不宜拿来相提并论,但是他发动的那次运动,在表象上产生的严重性后果,恐怕反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在毛利用四人帮给文革“火上添油”时,充当了并不值得羡慕的“泥瓦匠(和稀泥)”或“(两派尖锐对立时的)灭火员”,起到“退烧药”“止痛针”的作用。最后几面都不讨好地,甚至赔上了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部下和亲人,令人情何以堪。呜乎,哀哉!
    
    这完全是因为中国人不能从更深刻的本质层次,来认识、理解因压缩而变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反而采取不求甚解的实用主义态度所致。比如一味地把“忍”“难得糊涂”“为圣(贤、尊)者讳”之类,有前提条件下才能运用的格言、策略,拿来宣传、提倡,普遍推而广之下来,人人心怀叵测,个个擅长“窝里斗”。结果反而在表象上给西方人造成“落后”的印象,好事就这样地变成了坏事。不知敬爱的周总理如若地下有知,会同意笔者的判断否?
    
     
    
    请看多年前的老文:明哲保身—逃避现实和责任的巧妙遁词
    
    
    在西方的字典中,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具有一定的良知,对社会的不公正和现存价值具有批判精神”。且不论它的原文在西方社会的真实含义为何,但这中译文是远比中国人将知识份子和读书人或学历等同的观念要科学和进步得多。知识不仅可以来自书本,更可以来自生活和实践,不承认这一点岂不是要把没有上过大学的大文豪高尔基或在军事、政治、文学方面都有出色表现的毛泽东都要排除到知识分子以外?而衡量知识本身除了量外,质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否则光读遍金瓶梅、肉蒲团、素女经,查泰莱夫人之类的中外“奇”书,十八般“性艺”样样精通者,难道也可以冠上知识分子的头衔吗?良知者,应该是指除了本职的专业知识外,还要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情心、正义感和实行道德的勇气。没有良知,不是不知道社会的不公正或错误的价值观表现在什么地方,甚至可能将公正和正确的价值观当成不公正或错误来批判。或者知道了也由于种种利害关系的考量,而没有勇气说出来。从这个定义来判断的知识分子,才是应该特别受到社会尊敬的精英群体。因为在当前和未来的社会里,人人都有念书受教育的权利,几乎所有的行业都要求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是不能光用读书和不读书或学历来区分阶层的。
     
    中华文化号称“博大精深”,而且中国人重视“德”的教育,本来在这种教育下熏陶出来的读书人,应该比较容易达到上述“知识分子”的标准。可惜实际并非如此,公认落后的封建制度能在中国延续数千年,到今天的大陆还是“名亡实存”,就是最有力的证明。究其原因,除了历代王朝对持异议的知识分子总是采取严厉打压的手段(当前也不例外),限制了这部分人的产生和壮大外,中国历史上的那些文化先哲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不仅为封建统治者创建了合法统治的完整的理论基础,制定了约束社会行为的各种规范。 还生怕自己的后来继承人不知 “天高地厚”,要造社会的“反”,主动为其出了许多诸如“乱邦不住,危邦不入”“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之类,逃避现实的主意和推卸责任的借口。试想:中国的读书人一向被认为是社会精英、国之栋梁。可是一旦自己的祖国发生动乱,大厦之将倾,正需要“栋梁”来顶住的时候,你却不入、不住而“乘桴浮于海”去了。那么,“栋梁”难道不应该承担“临阵脱逃”的责任吗?不然,就得承认“栋梁”只不过是一些毫无担当的“朽木”也,中国人原来像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托错了“终身”!难怪明末有对联一副“仗义半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来讽刺这种现象了。
     
    最槽糕的是一句“明哲保身”,是促使中国知识分子逃避现实和推脱责任的教唆犯。配合“识时务者为俊杰”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成为腐蚀中国知识分子的“鸦片”。首先,这“哲”者,哲学、哲理也。本身有着极为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和行为取向,有的“视天下事为己任”;有的却主张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的主张“当仁不让”;有的却主张“无为”。正因为没有明确要统一 “明”的是什么样的哲理,大多数人当然就会按惯性的原理,以最符合自己当前利益来“各取所需”。就拿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来说,运动一开始,知识分子就整体而言,非但不能为社会树立一种行为道德的标准,并带头表现坚持的勇气,反而是以最快的速度瓦解。一部分人看到自己飞璜腾达的机会,跳出来“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还有一部分人,慑于来势凶猛的运动淫威,立即投降作出违心的检讨成为随时待宰的羔羊;更多人缩起头夹起尾跟着随大流;他们都可以从“识时务者为俊杰”和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格言中找到“心安理得”的理由。结果让没有社会经验的学生或书读得很少的基层中形形色色的“匹夫”们出来带头“革命”,能不搞乱、搞槽吗?只可怜那少数坚持真理良心、或不幸首当其冲的人,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下,受尽折磨悲惨去世。其实,以笔者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身实践体会:虽然知识分子个体并不都具备直接和极权抗争的力量,但只要意识到自己对民族和社会的责任,将一味“逆来顺受”的消极被动,改成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主动发挥一点理性道德的影响,让社会大众在面对重大事件时,有善与恶、是与非的对比机会,相信大多数人都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否则“民主”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那么,即使不能阻止“文革” 的发生,但至少可以将不人道、不理性甚至无知透顶的行为,减少到最低程度,自己也就不用老是扮演要被同情的“受害者”角色了。
     
    再说,“道”的标准是读书人制定规范出来的,当然有带头推动的义务。“道”之不能行,自己就应该检讨、修改以进一步完善,再继续推动。如果一看不行,自己就拍屁股走人,那就难怪中国逢乱世(当属“道不行”的时代),土匪强盗都打起“替天行道”的旗帜,原来那些应该扛这招牌的人,都 “浮于海”而使其成了无主之物,这真是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最大的讽刺和羞辱!这里面又出现一个逻辑问题:如果这些受教育不多的“匹夫”们能够很好担当起保国治国平天下的重任,那么可以证明 “读书无用论”是对的;反之,是否可以认为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换了无数朝代,还是跳不出封建制度、进步不快的主要原因?因为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都躲开了,永远起不了“拨乱反正”的作用,就整体而言,不能在大众心理建立应有的形象和声望,也被那些靠出生入死夺取到政权的人看不起。所以,一旦等别人的江山重新稳定再出来,除了顺水推舟地“歌功颂德”“锦上添花”外,还能干什么呢?
     
    事实上中国历代统治者也很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特点并加以利用,到了近代的毛泽东和李登辉,更发挥得淋沥尽至。大陆文革时期,其总理周恩来的表现是最标准“明哲保身”的典型。以他的学识、能力和实际权位,是毛泽东和反对派战友之间举足轻重的一 “票” ,可惜他却选择了做一个“不事二主”的“忠臣”,为此甘心忍受当年曾与之“约法三章不得参与政治”的江青,爬到自己头上发号施令,并眼看着子民和自己的“同志”一个个受尽不人道的迫害,悲惨死去,而不发一声,仍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确保住了自己的一生名节,并享受到人民对他哀荣备至的敬仰。但仔细一想,他在文革中的表现,不正是起了“为虎作伥”的作用吗?很多人之所以没有“揭竿而起”,完全是受他的影响,只要看看七六年发生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愤怒壮观的场面(毛那时还并未去世),和打倒“四人帮”之顺利,就足以证明这个结论。要是没有他跟在后面“擦屁股”“堵漏洞”,硬撑着那几乎瘫痪的国家机器的运转,或者进而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反对这种陷中华民族於灾难的行为的话,毛恐怕老早就搞不下去了。如果他死後真是没有留下有关那段历史真象的记录或说明,让民族无法从这个灾难损失中吸取一点真象的教训,那他将是一个十足的“民族罪人”,尽管他的私生活品行让人无懈可击,也做过许多好事,这种结论会让感情用事的人不能接受!
     
    台湾当前发生的事情也是很好的例子:那里被认为是已经进入民主制度的社会。王建煊、郝柏村、马英九等,都是受到普遍肯定的优秀治国人才,本应该在政府的岗位上发挥才能为民造福。只可惜他们的行为虽然深获民众的支持,却不符合最有势力的利益集团的需要,阻碍了某些人内心中真正要实现的“醉翁之意”。在别有用心的谗言的中伤或压力下,他们都“明哲保身”地选择了自己辞职,保住甚至增加了自己的清誉。无论他们将来还有什么作为,但对当前台湾政局,除了可能更有利于达到某些个人或集团的私利外,对台湾人民和中华民族而言,影响绝对是负面的。
    
    笔者无意对上述这些值得钦佩的人加以指责,而中国历史早已证明,如果一味把希望的重担压在少数人身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充其量再多制造出几个“牺牲品”,给小说家编剧者增加点题材,多赚民众几把鼻涕眼泪而已。笔者只是试图指出“明哲保身”对中国人精神层面的影响,是中国社会无形中鼓励、或经常让无赖和恶棍得逞的重要原因,因为那些代表正直和正义的知识分子,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经常是动摇和不堪一击的,使得“真、善、美”总是成为悲剧的“主角”,救不了民众还得倒过来让民众去同情(如周恩来、郝柏村等)。这种含糊而有害的观点至今还在被盲目称颂和提倡,实在是中华文化的悲哀!
     
    
    (其它相关文字,请浏览网站《新里程碑》,从同名文字的链接中查阅。http://www.newmilestone.0rg/clx/clx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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