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民运人士7论(7)/武振荣
(博讯2005年12月28日)
——论海外民运人士

    
     (1) (博讯 boxun.com)

    
    民运人士是为中国民主奋斗的人,但是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特别是他们中间的领袖人物却不得不居住在中国之外,这就无形中造成了民运人士生存的孛境。如果说张良的《“6、4”真相》一书提供的情况符合事实,那么最早提出用“流放的方式”把民运人士“流放”到国外,是共产党内的“开明人士”李瑞环的馊主义,又若说这个馊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刚好迎合了世界上民主国家欲保护中国民运人士的愿望的话,那么,这种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文明流放政策”就是对中国专制政府压制人权行为的一个“注释”;就这样的“注释”而言,中国的专制派在鼓吹“中国的人权有了进步和改善”时,好象也有那么一点意思的,无论怎么说50-60年代那种公开的枪毙政治犯的历史的一页已经好象被揭过去了,打此之后,没有一个民运人士被判处死刑却是一桩事实。不管怎样说“砍头只当风吹帽”的时代对于民运人士来说已经是不复存在了。
    
    但是,比上述的情况糟糕的是,“文明流放政策”对中国民主化运动所造成的影响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致命的,因为它事实造成了民运人士和中国人民的脱节,就好象游泳运动员脱离了游泳池,要他们要在旱地上练习游泳一样。如果说“人是环境的产物”的话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那么民运人士在一个没有中国民主运动的“异乡他国”长期生活,肯定对他们来说是最残酷的事情……久而久之,这种最残酷的事情在他们的感知中倒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平常事情”,就这样他们的民主斗志慢慢地被销蚀掉,就有着一个人性方面的解释了。在电视上面,我们许多人都看到过鲸鱼冲到沙滩之后的画面,今天的海外民运人士就是存在于这种“画面”中的人物。
    
    (2)
    
    目前海外民运人士几乎都居住在民主国家或自由的社会中,因此这种环境正好适应民运人士的生存,但是,与这个情况有关的是,当这样的国家和社会中的民主有一个可以供民运人士学习的榜样存在的话,那么民运人士在一个不同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国家环境中进一步地学习民主知识肯定是一桩好事,事情的复杂性也就在于这样的好事往往也同时地掺杂着“不好”的因素,就是说此种学习有可能把民运人士引导到脱离中国民主的那种不利的境地,把这种情况和被居住国家中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以及知识分子们对民运人士的影响联系起来看,民运人士在一个本质上积极的环境中却面临着一种潜移默化的消极化的危险,也就是我要论证的问题,换句话来说,他们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理解中国民主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个无论是在理论上或者在事实上都被中国的民主更好的民主,试想,在这个时候,谁可以在舍“熊掌”而去求“鱼”呢?
    
    就纯粹理论的角度讲,民运人士要求中的民主和学习中的民主应该是世界上更好的民主,这似乎没有哪怕半点的错误,可是呢?错误恰恰就产生在这个时间上,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更好的民主就出现在你的生活之中,而且这样的民主产生的历史和经过都是这些国家中的人所已经整理出来了的对你来说是“现成”的经验,你有什么理由拒绝它呢?如果说这样的事情又同中国目前是一个专制国家的“现实”联系在一起,你在对比中发现中国民主其所以不成功的原因恰恰又在于它和你所居住的国家的民主有“差距”,那么在此情况下你的选择是什么,你应当怎样地行为呢?问题就好象有了一个结果;就这个结果而言,你放弃了那个有明显缺陷的中国民主,而选择一个至少在理论上没有多少缺陷而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存在于你所居住国家中的民主,就谈不上有什么错误。
    
    又如果从人性的一般观点议论问题,那么你对接受你“政治避难”的国家感恩戴德,而这些国家中的民主之对于你又可以在“学习”中方便的“拿来”,更不用说,这些国家中的政治家或者学者们对自己的国家的民主又非常热情地想给你“灌输”,那么,你若是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坚持你在中国的时候所掌握和具有的民主知识与理论,而这样的东西无论怎么说都有着一种和专制人物、专制理论的拖泥带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又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因此是你一个无法取掉的弱点),这样以来,你如果认为你自己仍然需要学习民主,那么,这个学习对于你来说就不是一个纯粹理论上的东西,因为你必须面临着一种事实上的取舍,就是说你尽可能地取掉你的民主中的那种“可疑成分”或者“有异议成分”,以使它“健全和完善”,这样以来,情况又可能是,你必须使你个人的民主来一次“去中国化”的“改造”,“改造”的终了是,你已经对自己的“中国式民主”(请也许我这样说)很不耐烦了,必须统统地抛弃之而后快。
    
    美国是海外民运人士集中的大本营,如果假设你住在美国,又对美国的民主抱着非常热切的情感,那么在研究和学习美国的民主的时候,你发现在它之中也存在着大人物对民主的“贡献”,譬如林肯对民主的民主的最大贡献是“人民”对使他们“厌倦的政府”享有“宪法的权利”和“革命的权利”,又譬如罗斯福对民主的贡献可以用“新政时期”的“四大自由”来说明,而去世不久的里根对民主的贡献可以用“里根主义”来表述,因此在上述人物都是“正牌的民主主义者”时,美国民主的“标准”性就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掌握得了的东西,但是,在我们中国,民主同大人物们的关系总是提不起来,譬如在1966年的人民大解放运动中,民主同毛泽东联系在一起,在1976年同周恩来联系在一起,在1978年的所谓“改革开放”中,又同邓小平联系在一起的事实,随之,我们在后来的时间中怎么也理不出一种积极的关系,因为毛、周、邓在中国的专制地位和他们的专制分子本性好象都决定了他们同民主的联系的虚假性,所以在这里中国的民主如果说有一个要重新的安排和重新的组织的话就不会招来理论上的有力的反对意见。可见在目前的民运人士中间,大家几乎都是异口同声地叫着要在中国“清除”毛和邓的一切的“流毒”,这样的情况就很容易使人回想起过去岁月中的我们那些中国人要着“清除资产阶级的流毒”的历史,不同的是,现在我们把一个“资产阶级”换成了“共产党”。
    
    如果读者们具有举一反三的能力,那么我在上面至少已经提出了两类不同的民主:一类是美国式的发达的、成熟的民主;一类是我们中国的不发达的、不成熟的、发展中的民主。在这样的两种民主中我们就好象要面临一种到底要哪一种的选择问题,如果说民主这样的东西可以脱离特定民族、国家和人民这3样东西而独立存在的话,那么,我们选择第一类民主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民主如果同上述3样东西的联系是水乳交融的话,那么,我们撇开我们的中华民族、脱离我们的中国、脱离中国人民而选择民主——这就是我们海外民运人士的错误;而这个“错误”不是“客观”的,完全是由我们的“主观意向”造成的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民运人士所处之困境在许多方面是由于自身的永远造成的,因此,他们在一味地批评共产党,认为共产党是造成他们生活困境的唯一原因的时候,就不是本着一种“客观”的态度说话了。在中国,共产党坚持专制不放有自己的难处,也就是说他们在错过了一个又一个改革机会的时候,历史留给他们的选择就不多了,因此他们目前坚持这样的完全反动的立场和政策固然是我我们要全力批判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没有能力和本事发动民主运动以推翻他们的统治时,中国不可能随着世界潮流实现民主化的事情就主要地应该责怪我们自己的了。谁让人民不组织起来呢?谁能够在民主的问题上说出人民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话语呢?谁又能够运用一种力量和方式把中国人民曾经象1966年那样地广泛发动起来呢?——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是民运人士思考的东西;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跟在毛泽东或者邓小平后面亦步亦趋地走民主之路,一万年以后中国民主也是没有希望的。
    
    在这里我认为海外民运人士所处之自由环境有一个研究和提高中国民主的理论水平的任务,就此来说,海外民运人士可以干什么的问题似乎可以有一个答案。但是非常遗憾,这样的事情在海外民运人士中并没有形成共识,亦没有引起人们的共同的注意,因此海外民运人士的团体就不会在凝聚中实现。总的看来,现在的海外民运人士还是保持着他们在中国生活时的那种“异议者”的立场和观点,而没有实现由“异议者”向民运人士的转化。海外民主团体这个词只是存在着一个象征意义。在这里我不涉及发生这样的问题的具体原因,我只是说海外民运人士在认识民主的问题时缺乏一种“人民的立场和情感”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许多的事情上,民运人士所发出的声音完全反映了他们个人的情绪——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们为什么就不考虑到民主要求他们要拥有一种超越他们自己而属于公共社会和人民社会的东西的事情呢?
    
    (3)
    
    在这一篇文章中,我认为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存在着一个如何学习民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当前的反映是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的方式?如果说在这里,我们象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样来学习民主,我们肯定是没有前途的,与之相应的是,我们若是在学习问题上没有树立起一个向我们中国人民主实践学习的思想和观念,还是是离不开我们所居住国家民主的“本子”时,我们也是没有出路的,剩下的问题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也和中国共产党员一样的“谦虚”,认为自己永远是“小学生”时,我们照样是学不到民主的。
    
    在学习民主的事情上,我认为我们应当有一点自信的精神和具备一种自信的心理,如果说这个“自信”和过去的共产党员的“谦虚”应该形成一种对比的话,那岂不是说我们应当在理论上为“骄傲、自负、嫉妒”这样的东西给出一个积极的肯定的意义,就好象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曾经给“自负、骄傲”和罗素给“嫉妒”的意义一样,必须是在承认人的上述因素不会改变的前提下如何去理解民主和组织民主的秩序,就这样的意义来讲,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在相信我们已经拿到过民主的事情上不应当表现出犹豫不决的心态,应该有一个健康的自信心。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我过去曾经熟悉了的东西中去发现和寻找民主的因素,于是,我们就有可能摆脱如下的错误:好象自我们开始以来的中国社会就没有民主。因此我们往往会把自己的要求民主的行为当成中国民主的开端,搞一个从“零”开始的新民主。
    
    就在我准备写作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在“多维网站”上发现了文扬写作的《民运的大旗到底指向哪里》的文章,这篇文章中作者在批评民运人士时说出了如下的很有水平的话:“至少,亲爱的民运精英们应当认识到”“历史非自今日始,中国民主并不是从79年西单民主墙和89天安门运动才开始。民主作为一种新思想进入中国已经100多年了,民主作为一面政治旗帜也已经被早期的共产党玩过几回了,而民主作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概念在新文化运动中有过草草地讨论,但随后很快被高高地搁置在象牙塔里成了远离社会实践的东西。遗憾的是,今天民主精英们不仅未能继续朝这个方向的探索,甚至连继承这个讨论的学术资格都达不到”。我非常赞成和欣赏文扬的上述的高论,我认为这是对民运人士的善意批评,批评所触及的问题也是目前中国民主运动的核心问题。在国内民运人士因受到种种的限制无法从事系统的理论研究工作,这是可以理喻的事情,但是在海外这样自由的环境中,研究民主的工作若还是展不开的话,民运人士的“资格”就不能不受到质疑。如果说人民大众迫于生计的压迫而无暇顾及研究中国民主一事,而民运人士就必然地要担当这样的任务。而现在我们的民运人士若是要故意的回避这一扶担子的话,就难免会招徕物议。
    
    因此,可以这样说,在学习民主的问题上我们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要象中国共产党人那样的永远做一个“小学生”,如果说这个过分了的“谦虚”已经消灭了我们的志气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换一种方式,这就是我所关心的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说我们中国人在搞民主的时候应该学习外国的东西(注意: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都是外国货),我们不应当反对,但是在60年代以后,我们中国人放弃自己的东西不坚持,还是要学习外国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说什么的好了,特别是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民族向学习西方的那种风气中所隐藏着的许多不健康因素根本就没有引起我们的关注,于是我们在由马克思、列宁的“学生”变成了“尼采、佛罗伊德”的“学生”后就好象真正地“改换”了“门庭”。特别是“文明流放政策”在把这些人送到了国外后,我们就好象过去的“私塾学生”们回到了“老师的家”一样,于是在“老师”们手把手的“教授”下,我们就更出不了西方文化与我们准备好了的“樊笼”式的关系了。这样的现象若用一个著名的海外民运人士的话讲是:“吃西餐,放洋屁!”,话虽粗了一些,但其中针对性却是恰倒要害之处!
    
    (4)
    
    民运人士学习民主在某种意义上同我们中国人学习中国画一样,学习的方式先是照着范本临摹,临摹过了关就得选择某一家作为入门的对象来学习其风格和画法,这样的学习就必然地要使自己的行为中规中矩,一点一画都不能够随心所欲,久而久之,就必然会给学习者造成一种极不自由的樊笼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他本人就好象是一个批枷戴锁的人,因此,要想成为一个画家,就得需要一种破坏性的打破程式的过程,“画家要脱缰去锁,才能用自由心书写,再加上因缘成熟,他便有可能创出自己的风貌”,用何绍基的话讲,“画家需自立门户”就是这个意思。对照地看,我们中国民运人士现在学习民主的事情,也需要一种“脱缰去锁”,以达我们在民主上的“自立门户”。
    
    可是现在的情况呢,完全不容乐观,我们在学习民主的事情上总是去不掉“缰锁”,所以我们就永远只能够是“小学生”,“立”不起我们在学术上的“门户”,特别对于海外民运人士来说这样的事情就更为严重的了。我们生活在国内的时候,对于外国特别是西方社会的民主只有一个感性的概念,而且在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又有着一个共产党宣传上的故意的歪曲,来到了民主社会后,我们对民主的看法必然要经历一个深刻的变化;变化中一个成熟的、发达的民主就变成了我们的“范本”,于是我们的行为就只是个“临摹”,而在“临摹”中,我们对于自己以往拿到过手的民主如果稍加反思的话,我们就认为它不是民主了,这样,我们在学习发达民主国家的经验这一桩正确的事情上面又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那种很不发达、也不成熟的经验意义上的民主当成了一个“瞥脚货”而欲“扔掉”。
    
    举例说,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在检讨我们中国民主的时候,往往就离不开大字报,而在西方民主国家是没有这种东西的,这些国家的城市建设是如此地富丽堂皇、干净卫生,如果给它上面贴上一些书写在废旧报纸上文字,不就是大煞风景的吗?如果说大字报的内容又有许多的华而不实的成分,和出现了许多攻击、污蔑人的根本无法举证的罪名,那么这样的东西能够作为未来民主的中国式载体吗?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国外民主社会的那些很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在批评我们的民主中的大字报时,经他们之口所说出来的话,我们就会必恭必敬地听……,在听的时候,我们甚至会象公鸡一样地不停地点头……,而民主就是这个时刻给走脱了!
    
    但是,我们若对中国的民主有一个深切的理解的话,我们对出现在大字报上的民主就不能持上述的看法, 就会在民主表现的形式方面去发现民主的中国特色,如果说这样的发现可以整理出1979年民主墙运动时的经验与教训的话,那么中国民主独立表现的那个时间不就是可以被我们抓住的吗?而这个时间恰恰是大字报的兴盛时期,就此我们预测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运动,你能够设想它没有大字报而可以发动吗?在我们中国民主制度没有建立以前,民主的表现是离不开大字报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你想不要大字报而要中国的民主,你就是做白日梦。在中国当言论的压制政策在没有发生松动时,当言论自由和政治表现的自由在同一个空间中发生时,大字报——这个在1966年已经变成了中国民主的重要载体的东西就一定会表现自己,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在这里,如果存在着我们中国民主传统的话,那么,你想在大字报之外去寻找中国民主之行为就是缘木求鱼!
    
    要认识到,在我们中国民主的开端是很不理想的,我们中国人民也正是从不理想的开端上去寻求民主的,因此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民主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如果我们忽视了它,在搞中国的民主时就会变成民主的“外行”。从不理想的开端上起步的事情若被我们正视,就可以在民主的过程中去整理那些在事后看来是很不理想的民主的价值。也只有这样,你对于不理想的民主的看法才会改变,你也就由此而理解了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的最本质的那一点,即民主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但是要达到政治上的“最好”却必须要实行民主。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你虽然是专制国家中的人,但是在搞民主这方面你就不再是“小学生”的了。我们现在患着一种非常严重的“民主幼稚病”,它使我们面目蜡黄,口上无味,眼里无神,心里有鬼!
    
    如果说在这里,我假设某些西方学者们对我们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所追求的民主和已经有了第一手经验的民主表示出不理解的话,那么在这样的时刻中,我们就会象“谦虚谨慎”的“小学生”一样的不敢和他们争辩和争论,因为“班门弄斧”这个中国式的成语我们太熟悉了,试想一想,我们作为专制国家中的被流放之人,我们敢在国外民主的社会中的课堂上鼓吹我们中国民主吗?若是这样做的话,我们不就是贻笑于大方之家吗?在这里,我看问题的实质是我们学习民主的行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习可以比拟的事情,而必须要理出一个特别而又特殊的意义空间,目前我认为这个空间可以用“民族”这两个字去填补。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虽然今天还是一个“专制”的国家,我们民运人士虽然也还是生活在这样的国家环境之中,但是我们在推进中国民主的进程方面之责任是不能够放弃的,就依着这个责任讲,我们对民主就必须作出符合于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的解释,而这样的解释如果目前不是要说服世界上的他人,而主要是说服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话,那么我们的民主就没有什么错误。今天,我们中国人没有及时地实现民主化,这固然是遗憾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错误”,而要说到我们的错误的话,那恰恰是我们放弃了对我们中国人所已经了解和理解了的民主的研究和探索。也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国外这个如此发达的民主环境对于我们这些对独立探索和研究民主的人反倒形成了“藩篱”。
    
    (5)
    
    我在过去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到,民主是一个大本子,对于它来说,各人有各人的读法,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读法都不被另外的人的读法更正确或者更优越,只就这个意义讲,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在海外民主的社会中,发表我们自己解读民主的结果,就没有什么可以低人一等的。在正常的民主社会中,人们可以是这样或者那样理解民主的,但是这和我们正在争取民主的中国人对民主的这样或那样式的理解是没有价值上的冲突的,因此即使出现了意见的冲突,那则是民主领域内的非常正常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值得大惊小怪的理由。
    
    情况即使这样,有一点还是值得一说的,那就是我们中国民运人士是在“冷战时代”开始了最初的有关民主思考,谁都知道,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我们的民主的思想中就必不可免地包含有一种非资本主义的因素,而民主国家中所实行的经济制度,也就都被我们安排在了“资本主义”里面,而无论这样的做法是否正确。因此,当这样一段经历在已经变成历史的时候,我们又好象是到“资本主义”的门上“讨饭吃”来了。情况又可能是这样,当我们的潜意识中这一段过去了的历史没有被整理的话,我们的民主的“根基”是不是“有问题”——就造成了我们的内在的困惑。外有忧虑,内有困惑,这就是我们在海外民主社会生活而不开心颜的主要原因。
    
    现在的问题的焦点在于,我们在中国的时候,若本着一个西方民主的本子讲话,我们是不失风度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立足在西方社会,经我们之口所讲出来的民主若还是“西方式”的话,那就值不了几文钱。民运人士要想在国际社会中产生出积极的影响,我看也是有一个“实力问题”,这个“实力”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理解民主的水平。我们如果在国际社会中,能够把我们中国的那个目前正在趋于成熟的中国民主的本子成功地提供出来的话,我想我们是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对于这样的事情没有很多的兴趣,也没有很多地花费力气,因此我们把过去“学步”阶段上的那种概念和思想是怎么也摆脱不掉的,以至于我们的杯子能够盛多少水的事情已经有了个分晓,说得通俗一点,我们的杯子已经满了!
    
    我们已经在海外作了许多的政治表演,不说中国人民对这些表演有何评价,就拿我们自己中间的某些人的话说,那是“作秀”。但是一想,连这样的“秀”也懒得“作”的人又当干什么呢?作为单个人,我们是有力量、有智慧的,这一点我不想着要否认,但是作为一个民运人士的“团体”,我们是既没有力量,又没有智慧,这便是我们的问题的现状。在如何理解现状方面,我们中间的分歧也是没有办法泯合的,我们反对共产党制度对人的“统一”与“统合”,所以我们认为我们中间也应该铲除任何的“统一”与“统合”,这样以来,我们把人的行为、行动相对意义上的“统一”与“统合”就理解成为“思想”与“精神”方面的东西了。结果是,我们认为一个小党“单干”或者个人“单干”就是正常的民主行为。于是,中国民主运动——这个需要动员13亿人参与的“超级运动”就在我们一方面就失去了精神和思想方面的准备了。
    
    海外民运现状的另一个问题是,20年来我们连一种讨论问题的“桌面”都没有“形成”,因此,任何想要在这非常自由和民主的环境中认真地而不是敷衍了事的讨论问题的想法与做法都会受到挫折,于是海外民运人士对于海外民运现状的不满和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不满有一点相似,那就是谁都不满,可谁都没有办法。过去民运内部也曾经以“会议”(有“联席”的,有“圆桌”的)的方式做过多次试验,但是当试验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认为是不成功的,类似的试验就好象停止了,在此之后,虽然有“联盟”和“大会”的行为,但是同上面的会议一样,都是不太成功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篇文章不可能讨论,但是我却可以说出一个大概,就是参加民主会议的大多数都以“异议者”身份出席会议的,因此在这样的会议上就形不成一种民主的声音就理所当然。
    
    (6)
    
    中国的民主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了,这样的事实就意味着在民主的问题上人们有许多的话要说,因此,中国民主化运动在1979年表现为“异议”运动就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于是,中国民运人士的第一个社会表态是“异议式”的就所在难免。但是问题就在于人们一旦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一种角色,想要一下子改变是很困难的,所以许多民运人士坐牢或者坐牢后出国都好象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民主运动中的人,习惯于站在“异议者”立场上讲话,他们的潜意识中也许这样认为,只要是反对共产党的就都是民主的,而完全没有考虑到民主运动所要求的那种反对是“人民”的反对,而不是“个人”的“反对”。就个人的行为来讲,你无论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样的方式说话,或者你说什么样的话,也不论这些话是不是理智的,或是情绪的,都不重要,都是民主都允许的,但是民主运动就不能够这样的允许一切,它必须有所选择,因此一心要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民运人士也必须面临着一种“选择”;“选择”的结果是,他们必然要淘汰一部分话语,要限制一部分话和要故意地宣扬一部分话语。
    
    现在,你只有肯用心,就可以为民主的话语列出100个或者1000、10000个话题来,但是,你如果同时认为这些所有的话题在民主运动中都具有同样地讨论和谈论价值,你就会大错而特错!相反,我倒是认为在目前的中国民主运动中有许多值得我们中国民运人士警惕的话题,我们非但不讲、不可能讲而且还要反对讲它的人。譬如,民族分裂的话题或宗教极端主义的话题都是我们应该反对和警惕的东西,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民运人士的智力就同前毛泽东时代的张铁生一样地是“白卷先生”了,问题还不至于此,张铁生交了“白卷”,只是耽搁了自己和他人对知识的追求,而我们的“白卷”有可能导致我们变成为“民族的罪人”。
    
    不要说在民主运动中是这样,就是在我们的国家实现了民主化之后,是不是某些问题也可以象今天那样地被某些人轻松地谈论呢?我看事情并不是那样,在这里,我们不说“未来民主的中国”的情况怎样,就看一下俄罗斯的情况吗?它已经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了,但是在俄罗斯民主允许俄国人们自由的谈论车臣的问题吗?车臣独立运动在俄罗斯能够变成合法运动吗?也就是谁,俄罗斯民主能够给它一个合法的生存空间吗?民主运动是人民的运动,与这一性质有关似的是民主运动必须要很好地解决民族国家的建设的问题,而不是要分裂它,在现代的条件中,虽然也出现了一个民主超越民族国家的苗头,可是这样的事情,朋友!这恰恰告诉我们成熟的民主必须是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完成的。当前,欧洲联盟实践所告诉给我们的东西不正是如此吗?如果欧洲的民主不是在欧洲民族国家成功发展的范围内趋于成熟的,一个好象要使当年的共产主义世界图式“再现”的政治实验就值得我们好好的研究和理解了。就这个意义来说,马克思主义超越民族国家而要求共产主义,结果是本应当民主化的民族国家都给套上了专制主义的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人类的一种深刻教训,但是这样的教训如果没有被我们组织到民主的知识中去的话,那么现在某些所鼓吹的中国应该分裂成未来30个国家的谬论就应当从民主的言论中被淘汰出局!
    
    上述的意思如果可以引起读者们的触类旁通的理解的话,那么,民运人士在目前的形势下,如何能够小心谨慎的选择民主的话语以求作到未雨绸缪,就是我议论的本意,在这一组文章将要收尾时,我想到了接着写作一篇题目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几条重要的宣示》文章,不知道能否写出。总之,我认为到今天为止,当中国民运人士的理论和作为没有表现出可以“指导”中国民主运动的迹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民运人士站在了中国民主运动的边缘,以至于我们已经是将要被“边缘化”的人物了。对比地看,虽然中国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历史权力”,但是我们却还没有掌握它,这个所谓的“历史权力”目前还处在游离状态,仅就这一点讲,未来的中国社会到底是以人民运动的方式或者是以“动乱”的方式迎接民主,就不好断定了!
    
    结束语:
    
    关于民运人士的问题,我就说了这么多的话,有些地方也可能说了门外话,但是,我相信,我的本意如果可能被读者们所了解的话,就可以达到写作的目的,其间存在之错误,还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2005-12-15于韩国首尔特别市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民运人士7论(6)论民运人士与异议人士之异同/武振荣、邓韫璧
  • 民运人士7论(5)/武振荣
  • 民运人士7论(4)/武振荣
  • 民运人士7论(3)/武振荣
  • 民运人士7论(2)/武振荣
  • 民运人士7论(1)/武振荣
  • 论发展与倒退/武振荣
  • 论毛泽东:壹、异议人士不是论毛的最佳人选/武振荣
  • 论毛泽东(三)、“毛泽东问题”解读/武振荣
  • 论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武振荣
  • 武振荣:论民运队伍中的真理观
  • 论终极真理与边际真理/武振荣
  • 关于民族国家的真理占有问题——真理三论(上)/武振荣
  • 论民主知识的传播/武振荣
  • 武振荣:民主起源的“儿童游戏说”之价值浅探
  • 论政治生活中的观念与事实/武振荣
  • 武振荣:论民主的信仰
  • 武振荣:论民主的直觉
  • 武振荣:论民主的想象力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