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论毛泽东:壹、异议人士不是论毛的最佳人选/武振荣
(博讯2005年12月18日)
    民主通讯
    
     壹、异议人士不是论毛的最佳人选 (博讯 boxun.com)

    ◆一、总论                        .
    ◆二、哪些人可以论毛?哪些人不可以论毛          .
    ◆三、“帝王论”与“中国的斯大林论”之不可信       .
    ◆四、“功过论”的欠缺                  .
    ◆五、“还原论”的错误                  .
    ◆六、关于外国人论毛的问题                .
    ◆七、结论                        .
    贰、“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
    ◆一、解放的符号                     .
    ◆二、简论“文化大革命”的渊源              .
    ◆三、1956~1966年的毛的思想和观点            .
    ◆四、毛“插手”后“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
       以及这样的变化对毛又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
    ◆五、“文化大革命”戏耍了毛,毛也嬉戏了“文化大革命”  .
    ◆六、毛死的时候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忧虑         .
    参、“毛泽东问题”解读
    ◆一、何谓“毛泽东问题”                 .
    ◆二、无知的毛与“先知”的毛               .
    ◆三、论政治的毛和精神的毛                .
    ◆四、论知识分子的毛、知识青年的毛和贫下中农的毛     .
    ◆五、绝顶聪明的毛和绝对糊涂的毛 
    
壹、异议人士不是论毛的最佳人选

    
    一、总论
    
    毛泽东是20世纪中最难评论的人,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全世界也是这样。“指点”20世纪的所有的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可以说谁也没有毛复杂、谁也没有毛神秘、谁也没有毛在生前受到了那么多人的崇拜、在死后又惹下了那么多的是非。今天,当我们作为21世纪的中国人翻过头来分析毛时,他好象正在从历史上的“正面人物”的系列中给滑了出来,所以,我们在没有别的法子可以选择时,就好象要故意地把他安置在“反面人物”的系列中。但是,毛到底属于不属于“历史上的反面人物”,或者同“历史上的反面人物”有多大的差距,这究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即使人们用“非毛”、“反毛”的方式对待毛,也还是没有办法最终地证明自己是一个自觉地走出了毛的影子的人。毛本身也许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但是他身上所连带的价值却比目前所有活着的或死了的任何一个中国人还多,结果人们在“否定”他时也就同时地否定了价值,由此,就出现了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即一个未经处理的价值往往会发生价值的“溢出”现象,而这样的现象又恰好发生在人们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把一个身上曾经出现过“神”的气息的现代人物──毛──看成是“妖魔鬼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不存在“论毛”的问题了。
    
    一种“非毛”的风气岂不是可以代表一切?在过去的那个造毛为神的年代里,我们中国人并不掌握基本的宗教知识,因此,在毛的神像倒塌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用宗教的有关知识解释自己的行动就自然不过了。职此之故,我们把一个非常复杂的运动看成是一个我们自己“上当受骗”的过程,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由这样的情形决定了我们中国人在认识毛的时候,不可能站在一个更高级的水平之上。因此,毛虽然是一个中国人,但是研究他的有价值的著作却都出于外国人的手笔。
    
    这样的现象就不能不令人纳闷:难道“外国的月亮就真的比中国的圆”?俗话说“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明摆着的事实是:中国人没有写出论毛、评毛的“高质量”的东西来;在中国现在最吃香的《毛泽东传》是美国人写的,并且也被中国的统治者们当成了“权威版本”来看待。但是,我这样一说并不是就否认了中国现在或者过去就没有人写作论毛、评毛的文章和著作。恰恰相反,我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文字简直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却寥寥无几。
    
    1993年7、8月间,当我坐在陕西省机械研究院党委办公室的桌子上秘密地写作《无奈楼论毛》的书稿的时候,其心情之狼狈读者们自然可以想象。说实在的,我当时就根本反对社会上对毛的那种邓小平式的“定论”,也反对把历史上的毛用“请下神坛”的方式“还原”成为一个“住在了红墙内的人”的做法。但是,在一个实行言论钳制的社会中,我的看法不得不压在几乎是谁也不能够看的文字中,就造成了我个人的压抑和愤怒。所以,当我在写作的闲暇时间去翻那些公开出版的论毛的文章和书籍时,心中的滋味实在是难以用语言形容。把这样的事情同我亲身经历过的造毛为神的时期相比较,我才有机会了解到了民族德行这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在毛的问题上,我不敢说我发现的东西同别人比较起来就好象要多一些,但是我敢说我对我所发现的东西的思考和思索肯定要会比某些人多出一些。在下来还要写的文章中,我将要说明一个这样的问题,即对毛这个人的评论并不是关乎毛一个人的事情。
    
    在更大的范围内,它关乎着我们这个在300年以来的时间内要求发展、而又一直发展不起来的民族的许多重大问题。所以,我肯定地说,毛是一个连带着一个运动、粘连着一种精神的人,因此,在批评的问题上,事实上抓不住这样的东西而论毛,无异于隔靴搔痒。毛的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有的时候是毛个人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一个运动的问题或者一种精神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梳理毛的问题时要把握住一个价值的方式和价值的方法,就势必成为非常重要的东西了。庶几,我又认为中国现在的一切,虽然远离毛的时代,但是在价值或者非价值的层面上,毛的印记却是清晰可辩的。别说在中国官方的“改革开放”上,就是在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上,我们也可以发现毛的影响的痕迹。正因为这样,我在某些场合下,把我们中国人论毛之水平作为一个政治的标尺来看,就不失为过了。
    
    二、哪些人可以论毛?哪些人不可以论毛
    
    就权利意义而言,任何人都可以论毛,根本不可以存在“可以”和“不可以”的问题。如果我仿照《不在案的记录》的美国作家的话来说,毛泽东“是一杯茶、一支烟、一片兴奋剂”(原话是“尼克松是一杯茶……”)的话,那么谁都可以喝,谁都可以抽,谁都可以吃,但是事实上呢,真正品出了茶的味道、抽出了烟的味道的行家究竟是不多的。所以,我说的“哪些人不可以论毛”的话,是就理论上或者事实上而言的,是说这些人处在了评论毛或者议论毛的不利的位置,在这样的位置上,如果这些人不认识自己所处之困境,认为只要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就可以论毛,那就缺乏自知之明。在这篇文章中,我首先说中国共产党不可以论毛,原因仅仅在于毛泽东的这个名字其所以取得了世界性的意义,就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革命,在这样的革命中,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毛,竟然把个好好的共产党当成了“资产阶级”的“破烂货”(“文化大革命”语)让革命群众去“打”。在1969年4月1日所召开的中共第9次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恢复了中国共产党的肌体和共产党的统治,但是,他在解释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时”,却“发明”出了“党内资产阶级”这样一个特殊的“科学概念”,并把“继续革命”的“对象”定义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只要毛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存在,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头上就等于上了“紧箍咒”。所以,在毛死后,共产党的一纸决议就把毛的“伟大的科学的发明”当成垃圾一样地扔掉的行为,就属于理之常情。世界上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党的头上捆上了“紧箍咒”,所以,解除这样的“紧箍咒”,就不能不说没有意义。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可以分成为两个阶段:一个是革命的阶段,一个是非革命的阶段。而这样的两个阶段的分离,事实上被“文化大革命”的“人民群众”运动给“一刀两断”。
    
    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好象一条被斩断了头的蛇,首尾不能相连。在60年代中期的毛的看法中,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共产党一样地面临着一个“变修、变质的问题”,如果不用“革命的方法”及时解决的话,那么就一定会“堕落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党”;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显然这样的一个党同毛为它制定的“最终目标”所规定的“根本战略”是完全不能够相容的。可见,当邓小平等人指责毛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时,根本就没有认识到毛在党内的“先知地位”和由此地位所发出的“先知性议论”的价值。因此,如果我们站在社会正义(而不是共产党的)的立场上,发现毛在1966年对共产党作出的“脱离人民群众”的“批评”恐怕没有多少“错误”(1981年以后中国“一部分人”开始说毛的“错误”了)的话,那么此刻的毛的价值应当在共产党之外去寻找,就成为一种被许多人忽视的问题。而我在论毛时却紧紧地抓住了它,一刻也不放松。我在一本论毛的书稿中说过,毛对中国共产党的腐败的反对“打了一个提前量”,在共产党即将出现大面积腐败的前夕便开始了“下手”。事实上毛“下手”时的确狠了一点,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打倒一大片”的指责。实际上按照民主的原则,这样的“一大片”本来就应该被打倒。在1966年以后,毛事实上在全国(台、港、澳除外)范围内公开地告诉人民:“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要“革命”就得“革”这个阶级的“命”。现在30年快过去了,今天来分析毛的话,我不知道它错在了哪儿?
    
    我除了能够说“党内资产阶级”这样的概念“不科学”外,我就再不能够多说一句了。事实上,这个概念所指的东西和所要说明的东西的“实在性”问题,谁也否认不了。如果说我们中国人有一种政治的记忆的话,那么,毛在“晚年”所说的如果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话,难道是“瞎说”吗?现在除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代接班人”否认中国人民正在“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样的事实外,13亿人中谁能够否认这种“铁的事实”呢?在我的思想和我的看法中,上述的事实当然不能够说同毛没有关系。但是,毛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的统治者却说出了政治和社会的实情,却不是没有意义的。我想,上述的话──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是绝对不敢说、或者绝对不会说的,尽管以上的人都曾经和正在说自己“打着毛的旗帜”,都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对毛的“事业的继承”。就这样的一个毛的“身后现象”翻过头去评毛生前已经说过了的话──“那些反对我的人还是要打着我的旗帜”──我们也会为毛的“预言”的精确性而大发感慨!
    
    说到这里,我可以作一个小结:共产党不可以评毛是因为在毛的鼓动下,中国共产党在1966年的人民运动中被造反的红卫兵和人民“打翻在地”,大大小小的当权派(解放军师以下部队除外)全都变成了“落水狗”,党的肌体受了“严重的内伤和外伤”。所以要让这样的党去评论毛,是根本不可能的,除了它翻毛在战争年代的那些老帐外,是绝对不敢碰那个毛之为毛的1966年问题的;但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1966年问题才使毛最终地跳出了他的那个时代已经成型了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共产党领袖的圈子,变成了共产主义领袖群中的一个“游方僧”。就这样的意义,我们来理解斯大林在说到他的时候曾经用“红皮白心的萝卜”的话来形容他,倒是说得十分地中肯。也正是在同样的意义上,我曾经说过“毛是共产主义世界中的尼采”。
    
    毛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所说的共产党“变修”了的话,同尼采在基督教世界中说“上帝死亡了”的话差不多。尼采不相信基督教的天国能够实现的意思,同毛说的共产主义不能够实现的意思有一些相似。在毛死的前夕,他发现苏联的共产党完了、东欧的共产党也气息奄奄,唯独中国共产党因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而有了些希望。但是,党内“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多,拥护的人少”的现象,使毛预言到了在他身后的“复辟”的可能。最新的资料表明,毛曾经对张玉凤和毛远新说:“小毛、小张,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1年,长了不出3、4年,或有天翻地覆。党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
    
    三、“帝王论”与“中国的斯大林论”之不可信
    
    上一节,我说到了中国共产党不可以论毛的意义,也包括共产党人不可以论毛的意思在内。具体地说,邓小平、陈云、薄一波这一类的人就不可以论毛,因为谁都知道他和毛的关系,所以要这样的人来论毛,就等于要让狐狸来议论老虎。情形同寓言故事中所说的一样,让狐狸们召开一个专门研究和评论老虎的会议,然后写出一个不准老虎吃狐狸的“决议”,情况并不见得好。但是,谁都知道在自然的法律中,老虎吃狐狸、狐狸吃鸡,这里边也有着一个自然法意义上的“正义”哩!庄子曾经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只要捎加修改就可以用到毛的身上,那么便是“毛泽东不仁,以战友们为刍狗”。在战争年代,我倒也看不出毛和他的战友们有什么特别的过意不去的事情,相反地,却可以看出他有着古代帝王们的从谏如流、欲壑大度的品质。但是到他个人变成了中国社会上的最高当权派的时候,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完全把自己的战友们当成了刍狗,随便地摆来摆去。他的那些战友们捎不随他之意,就被指控为“已经滑到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边缘”的人,不是罢官,就是“靠边站”,有的甚至“坐班房”。所以,对这样的事情人们若还是就事论事地发表评论,那么他可以说是刘邦、朱元璋式的人物了。我自己设想,在那样的时刻上,我如果是毛的战友,我也会对他的行为的提出指责的。
    
    因此,从人性的观点着眼,毛的战友们在毛死后的不几天,抄了他的家,把他的家小和心腹象“鱼”一样地“一网打尽”,并用斯大林的方式把他的老婆判成死罪,也可以算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吗?仅仅就这一点来看,我们若在一伙肆意寻求“报复”的人们中间寻找公义,那就不是我们应该作的事情。在中国有两种对毛的看法很值得批评:一种是把毛看成是封建帝王,认为毛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火烧庆贺楼”式的行为;另一种认为毛是中国的斯大林,用苏联人曾经对待斯大林的方式来对待毛泽东
    
    在这里,我声明:我是很不同意这样的看法的。我认为,这样的看法其所以流行于中国之原因,要在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心理、意识和潜意识中去寻找。如果说我们中国人在评论人物的问题上水平一直偏低的话,那么,最容易使人接受的东西,就是评论应该是简单和明了的,并且最好有一个参照系,而以上的看法恰恰就是如此。可是问题却出在毛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对他的评论和评价也绝不会是清晰、明了的。可见,这颗曾经长在了中国土地上的土生土长的“毛泽东之树”,其枝叶之繁茂、枝条之弯曲、根系之庞大、以及其赖以生长的“土壤”成分之复杂,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对象。所以,我们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比喻的方法就可以认识它的。在《无奈楼论毛》的书稿中,我指出,世界就一个毛,而这个毛也恰恰就出产在中国,所以,人们在评论和谈论毛时,就根本不会找到一个“参照系”。
    
    因此,任何人在论毛的时候若还没有架构起自己的方式,拿不出自己的一套,就论不了毛。要理解毛,就得把毛放到近300年以来的历史中去,看一看他是怎样的一位人物,然后人们才有可能理解和认识堆积在毛身上的诸多意义。如果说在这个时间中,毛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象征性地提起了民族国家的许多的因素,那么,我们对毛的批评和批判就不会停留在“帝王论”的水平上。如果说我们能够客观地看待问题的话,那么毛在近300多年的时间内,在刚刚兴起的民族国家的上面,套上了一个毛泽东自己的画像的事情,就应该小心地给予评论。此时此刻,把叶剑英在说到毛的时候所运用的“投鼠忌器”的成语联系起来思考,我们就不会那么轻松地谈论“帝王论”了。一个人把全国的人民联系起来的现象──我不说这种现象何以形成──,不是中国的帝王们所能够做的事情;给中国普通人一个精神上的任务,也不是帝王们的分内之事;至于说这一切都随着一种“现代革命”的系统而展开,那更不是帝王们的事情了。毛生长在一个真正的“大动乱时代”,是这个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人物。
    
    就这一点来看,他身上的确也存在着一些帝王的因素。但是,毛所建立的政权的“国家”性质已经不是帝王的“朝廷”所可以比拟的。特别是他“发动”(我不这样认为,为议论方便也只好这样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行为,就已经把他推出了可能性意义上的帝王的圈子。在这个运动中,他是作为中国人民的“精神领袖”、而不是“政治领袖”的事实,就是我论毛时所抓住的问题。与此相应的是,在这个“史无前例”的中国运动中,他和普通群众的关系是“宗教”性质的、而不是“政治”性质的,也是我一再强调的问题。再则,我要批评的就是那些把毛泽东看成是“中国的斯大林”的观点。
    
    其实,这样的看法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而是斯大林主义的因素在毛的身上只是作为一种附带的东西存在着,所依据这样的批评根本就抓不住毛的最要害的部分,从而枉费了批评的功夫。中国有一句俗话:“打蛇要打七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批评毛的事情也是这样:在毛真正“错误”了的地方“下手”,就是我从上一个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所建立的观点。我们无妨假设,毛真的是斯大林,那么邓小平能够活到他“复辟”的时期吗?薄一波、杨尚昆、王震、李先念、陈云等等人物能够活到镇压人民的1989年吗?毛没有枪毙一个党内的反对派,这是不是事实?所以就这样的事实说来,毛是一个“整人”的专家一点也不错误,而“整人”的权柄却是中国共产党这个集体授予他的。至于说他“整人”的尺度如何地把握,邓小平倒是有一句话说得比较的“客观”:“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页)。可是对比地看,斯大林呢,根据我在中国时所掌握的一份资料,先后有近30名党内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被枪毙掉了,中央委员有100多被执行了枪决。
    
    至于说斯大林这样的人有没有用中国1966年的人民群众运动的方式反对苏联共产党,那又是一个人人有目共睹的事实。在苏联,斯大林是权力的篡夺者,而毛则是中国的权力的创造者,这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因此,如果要用苏联的人物来套中国人物的话,那应该说毛是“中国的列宁+斯大林”。的确,毛没有想着要停留在列宁的阶段。他一心要“发展”列宁的事业。所以,在他晚年的看法中,事实上已经把斯大林置之于批判的地位,认为斯大林犯了停止“无产阶级革命”的错误。所以在1966年之前,一个没有被说出口来的毛的观点认为“苏联变修”的根子,不仅仅在于赫鲁晓夫,而在于斯大林。虽然我们在毛的挡案没有解密的情况下,发现不了毛对斯大林的不满的话语,但是,我们通过对毛的精神和思想的分析,发现他在斯大林“停止革命”的地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行为,事实上包含了对于斯大林主义的一种批判。
    
    同帝王们和斯大林比较起来,毛的最大的特点是有一个活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和思想”,尽管直到他死亡的那一刻,这样的精神和思想对于他个人来说并不比别人更清楚。但是,他晚年的全部的生活和全部的意义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也正是这种永远也不会成型、也永远成不了型的东西,才在荣耀了毛之后又苦了毛,或者说,害了毛!毛是全世界中那么多的人物中的唯一的一个没有定型的人。所以,在论他的时候就不存在所谓的“盖棺定论”。卢梭在著名的《忏悔录》中说:“大自然创造了我,然后又把模子打碎了。”毛也是一样,要认识毛就要想着如何复原他的“模子”,而毛的模子又是什么呢?
    
    四、“功过论”的欠缺
    
    曾经作过毛的秘书、在后来的时间中又失宠的李锐在毛死后,被反毛的那些党内当成了“枪”来使。而李也乐于进入这样的角色。在这篇文章中,我不可能涉及到他论毛的细节,只是简要地分析他论毛时所持的一个纲领就够了。这个纲领被他归结为3句话:“革命有功,执政有过,文革有罪。”到我写这篇文章时为止,这个纲领事实上已经被当成一个官方的纲领,从而在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眼中,认为它是“科学”的东西。其实,依我个人的见解,这简直可以说是“黄口小儿”式的说法,水平之低劣一眼就可以发现。与这样的看法相表里的是许多人把毛的一生分成为两段:一段是1949年之前,一段是1949年之后。前一段被认为在“正确的”,后一段被看成是错误的。如果说错误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话,那些从“执政有错”到“文革有罪”也好象可以用毛主义的辩证法加以解释。如果说上述的看法表面上是“非毛”、“反毛”的,其实它的精神不出毛的范围却又是一种事实。中国人都应该知道,毛在生前曾经多次地讲到过中国过去的帝王们由“真老虎、铁老虎”最后变成为“纸老虎”的“历史辩证法”。现在这种“历史的辩证法”丝毫不爽地被运用在了毛的身上。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之身”的方法,虽然也不是没有任何之价值可取,但终不是论毛的好方法。无论怎么说,这样的方法的价值,把毛由一个“有功”之人走到了“有罪”的地步的事实,大不了在讽刺的意义上为毛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又作出了一个脚注。也正因为是这样,我对于运用这样的方法评论毛的从来就没有看好过。
    
    我进一步认为,这样的认识毛的粗陋的方式若还不被抛弃,我们在认识毛的问题上就只可能是外行。要知道,毛这个中国式的人物,看起来十分简单,但是你要认识他,却又十分地复杂。在这样的意义上,外国人说中国人神秘的话,是说对了。就艺术的眼光来看,毛是一位由中国人民“创作”的一位男性的“蒙娜莉莎”,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情看他,他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表情来的。我不同意把毛放到简单的、同时又是传统的功过模式去分析,就在于毛的身上和曾经以毛的名义提起的事物的上面,是一般的功与过模式所不能够涵盖的问题。如果说在今天,功过模式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用来评价某些历史人物的话,那么对于毛这个特殊的历史人物来说,它就显得很不管用。因为,在毛的身上几样不同性质的东西被稀里糊涂地搅和在一起,连毛自己也毫无觉察,别人要认识它当然有困难;非但是这样,毛在自己到底作了什么事的问题上,和那些在他死后批评他犯了“错误”的人来比较,一点儿也不见得高明多少。事实上也是这样:毛在临死的时候,对于以自己的名义作出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在我看来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的最大错误。那分明是一个中国人民造共产党反的运动。但是,他对运动的性质却作出了“同国民党反动派作长期斗争的继续”的解释,说这样的运动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场政治革命”,并且要不顾一切的把自己的东西──毛主义──塞进这一场人民的运动中去。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所以,毛死后,反对他的人对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批评就好象立足于“正确”的出发点上。
    
    正因为这样,我个人在分析1966年中国伟大事变的工作中,没有把人民运动同毛捆绑在一起。相反,我倒是把已经捆绑在一起的、原来的政治上的绳子给割开来了。所以,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我在为1966年人民运动作辩护的时候如果给人形成一个为毛辩护的印象的话,那么我倒是避免了别人有可能犯的那种错误,即认为毛和我们中国民运人士的关系是“冰炭不同器,鸾枭不比翼”。在下来,我准备写的第2篇文章中,我要专门地论述这个问题,此处仅仅这么的一提而已。我在《无奈楼论毛》的书稿中,指出毛的价值并不集中在1949年之前。
    
    我进一步解释道,就1949年之前的事情来评价毛,我们可以把他放在传统的“草莽英雄”的坐标上去分析。当然,象这样的“货色”我们中国是从来就不缺少的。所以,我在评毛的时候,并不把毛在1949年之前的那些五马长枪式的故事当成了中国的宝贝来宣扬。相反,我倒是认为,作为一个“闯江山”的人,毛只“闯”出了“半壁江山”,和毛自己在词中所说的“秦皇汉武”相比,是一个“提不起”的人物。这样,在我评毛的时候,就把在别人的眼睛中的毛的1949年之前的“宝贝”阶段忽略不记,以把他在1966年的行为突出来研究,并企图从中寻找出价值。我这样的做法如果引起了某些人的反对的话,那么,我把毛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被毛认为是“脱离了人民群众”的“腐化变质”的政党中“提”了出来的做法,恰恰最符合1966年的毛的真实的身分,而在这个时候,毛的身分一直隐藏在“党中央”的大帽子底下而很难为外界所窥见。这样,我在分析毛的时候,恰恰是站在了一般的人的立场上(这是党的集体立场的对立面)把毛看成是一种个人,于是,从共产党和共产党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毛所说的“党内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以批评毛1966年行为“背离”党的“错误”的那种东西就与我无关的了。这样,在别人有可能犯错误的地方,我似乎却立足于有可能避免的境地。如果说这样的事情在我的身上有着一个“幸运”的意义的话,那正好是我个人在1966年反对一直“压迫”我的“地方党组织”的时刻里受到了毛的“支持”。而这样的“支持”在1966年的年头上却是有决定意义的特大事件。于是,我造直接压迫我的共产党组织的反的行为就有了一种政治上的“掩护”。所以,当那时候的我(17岁)认为我是我所生活的地方、地区的“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时,我的行为也就当然地排除了共产党人所掌握着的那个“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
    
    而在此以前正是这些“正确性”压迫得我们连头都抬不起来。那时,我虽然不知道密尔这位英国的大哲学家的名字,也没有读过他是书,但是,我已经生活在他的下面的话的意义之中了:“服从远方的君主就是自由。”在自由的意义上我同毛有了交往;在这样的交往中,我用我那种出于我个人偏好、凭一时间个人的兴趣、粗制滥造的“毛泽东思想”“兑换”了一直在社会上流通的毛泽东思想。用现在人的眼光看,这如果是一笔政治交易的话,那么,在这样的交易中我没有吃多少亏的事情,就有了一个自由的斤两和民主的重量!如果说人的解放就是人类中间的最大的事件的话,那么,我认为我对毛的评论就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可以把握了。如果说民主、自由这样的东西对于我有一个实在的意义的话,那么,我从我个人的方面和站在我个人的立场、凭着我个人的兴趣对毛作出的评价就不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说在1966年的事件中,我个人是一个特殊的人,那么,我所作出的评论也许没有多少意义可言。事实是,在1966年,我是中国亿万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所以我个人在运动中的的感受,可以还原为那时候的绝大多数人的感受的话,一个“人民性”的话题就立了起来,依据这样的话题,和我有着同样背景的人同毛的关系就不是共产党所能够“定义”的。如果说在今天,我们对于共产党的制度和体制应该保持高度的批判的话,那么在评毛的问题上,为什么就应该顺着邓小平所立起来的那根共产党的竿子爬呢?非常遗憾,我们中间许多口上反对共产党的人在具体的事情上却为什么不想着要摆脱共产党的影响呢?
    
    五、“还原论”的错误
    
    在中国的今天,官方对毛泽东的另一种方法是要竭力地“剥”掉毛生前身上的那一张“神”的皮。其方法是:把那些曾经在毛的身边的“工作人员”动员起来,叫他们“闹”出毛的生前也是平常人的意义来。于是,就有了卫士长、秘书、警卫员出头露面的机会了。在这些人所写(事实上绝大部分是由别人捉刀代笔)的回忆录中,都把毛说成是同普通人没有多少区别的人。比如,毛听到在朝鲜战场上的儿子的死讯后,会象普通农民一样地哭泣,在看到了有关的洪水淹死人的材料后会同艺术家一样地掉泪。当然,在遇到了高兴的事情的时候,也会表现得眉飞色舞。总之一句话,毛作为一个人同中国普通人比较,一点也不显得特殊。当然,如果说这样的文字也有意识地透露出毛同普通人的不同的话,那么卫士长李银桥的有关回忆就值得一提。他说毛有一个从来就不摸钱(人民币)的习惯,而这样的习惯在在职业的精神病医生看来,是一种强迫性的精神病症状的事情李银桥是否知道──我就不得而知。据说,这个里边似乎有着毛的一个“终生不逗钱”的誓愿,所以有一次,毛听到一个警卫员家里极缺钱花,所以吩咐李银桥把他自己的钱(一直由“工作人员”保管)寄给他家,就在钱准备好了的时候,毛无意识地摸了一下,此刻他好象“摸到癞蛤蟆一样”地把手抽了出来,并且“啊”了一声……。从李银桥上述的回忆录中,我们弄懂了一个问题,在造毛为神的活动中,人们把毛的像刻在了门框上,刻在了社员们的铁锹上和解放军战士的枪托上,但是怎么却放过了最应该刻上去的人民币呢?好了,这一下子,毛既然连人民币都不摸,何谈把自己的像印上去。
    
    于是,在这样的回忆中,如果我们得到的不是毛泽东的怪癖或者强迫性精神病的暴露,那么就等于还没有把毛从“神坛”上请了下来,因为这样的毛不就还是那“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吗?问题的性质在于,如果毛生前的确如上述“工作人员”之所言,是一个很富有普通人情感的人,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在过去的时间中如何把自己凌驾于党、国家、人民之上的事情就得不到解释,而一种个人的作为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如何变成为一种“超越”普通人的巨大的人类能量的事情,显然也得不到说明。当然,在这些“工作人员”的眼睛中,毛泽东“是人不是神”的问题看得比谁都可能清楚,因为,毛虽然作为“神”,也还是同最普通的人一样地吃饭、喝水、撒尿和拉屎,而这一切除“工作人员”也都会看在眼里的,而其他的普通人又完全是看不到的。所以,由这些人出来证明毛泽东是人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说现在的中国还处在毛“是神而不是人”的阶段,那么,由这些人所“贩卖”的东西,也许多少值一点钱。
    
    但是,在邓小平等人的政治“摸黑”行为已经把毛“摸”得不成为“人样”的时候,这样的东西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东西除了可以满足社会上那些无聊的对名人的逸事的猎奇的嗜好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价值可言。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还有另外的一个“工作人员”评论毛的事情值得特别注意,那就是目前在西方社会十分吃香的、被称为毛的“保健医生”的李志绥的《我给毛泽东当医生》的回忆录。这本书,我在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并且我从我的朋友的那里也知道了这本书的主要的内容。但是,我因为对于毛的“私生活”没有很多的兴趣,所以就没有弄到它。到韩国后,我遇到了无书可读的问题,于是,就在一家中文图书馆借阅了这本在中国被当成了“禁书”的书。如果说在前一类的“工作人员”的作品中,毛是被当成了“人”记录下来的,那么在这本书中,毛事实上被放到了“不是人”的那坐标上了。这本书的特点是对于毛后半世的个人行为的一个全面的记载,在外观上无异于毛的一部传记,在写作上它是有特点的──“记事”性质的东西却运用了“描述”的方式,并且经明显地经过了“高手笔”的润色。所以就文字方面来讲,可以说是一部真正的“大作”。但是对于这样的某些人为之叫好的东西,我一点儿也看不出价值来的。
    
    依据这本书所提供给我们的印象,毛不但是一个花花公子,而且也是一个下流卑鄙的东西,不但自己一直生活在荒淫无耻之中,而且也在腐败和堕落中死去。想象这样的一个人还能够产生出什么思想和精神,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于是,这本书就以“真实”的笔法要把人们引导到一种荒谬的地步,即那个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上第1个把自己的思想“输出”到了国外的人,原来是一个思想骗子。我对毛这个人私生活中沾花惹草的事情一点也不怀疑,对这个在27年的时间内一直处在中国社会权力的颠峰上的人的不断地被风流韵事缠绕的情形也表相信。但是,我同时又肯定了这个人在别人有可能因此而完蛋的情况下却又同时深深地陷入了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当中,以至于,一个本身就已经处于腐败状态的人却因自己个人的刻苦思考而避免了精神上的堕落。结果,一个不是“圣人”的人,却在思想上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境界;而这样的境界是他的“战友们”没有一个能够达到的,也是他所创立的共产党所望尘莫及的。这样,我在评论毛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现代的现象,即不是圣人,却可以是思想家。
    
    谁都知道,在古代,只有圣人才配作思想家。毛是一位政治人物和历史人物,所以,我主张用科学的方式去解决毛的问题。在这样作的时候,就可以发现毛的东西中的那些许多的非毛个人的因素。不然的话,对于这个死在了28年前的人物,我们完全可以略去不提。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一味地用普通人的眼光去观察毛,强调他的“作风问题”或者私生活的细节,那么我们的人品并不会因此而变得高尚,我们评论人物的目的也许会由此而变得模糊不清。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如果只听信那些“工作人员”的话,就评论不了毛。
    
    黑格尔在说到仆人和英雄的关系的时候说了一段十分精妙的话,不妨引述如下:“‘仆人眼中无英雄……《历史哲学》’哥德也重复说过,但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因为奴仆终是奴仆。他常给英雄脱去长靴,伺候英雄就寝,知道英雄爱喝香槟酒等等。历史人物倘遇由这样的一个懂得心理学的仆役伺候着,以后在历史文学上记载着,自然就会显得平凡不足道了;他们被这位仆役拉下来,拉到和这精通心性的侍从婢仆的同一道德水准上,甚或在那种水准下几度。”诸位,你读了上述的话,若以为黑格尔是批评李志绥的,就有可能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六、关于外国人论毛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可能涉及到外国更多的学者们对毛的议论。我没有占有这么多的资料,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和精力,我仅仅是对于那些在中国社会上已经产生出了影响的学者们的作品作一个粗略的评价。在中国通过了政治审查关而出版的有关毛的论述,大多数是美国学者的作品,也正是通过中国人对这些作品的态度,我才对毛这样的人物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有了一管之见。正因为这样,我在这样的问题上只能够说出个大概。国际社会对毛的看法要比中国客观一些,因为,这样的见解大多数是学术性质的,有着学术上的严谨性,不象在中国,它被维系在政治的水平上。
    
    这些看法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把它看成是现代水平上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类是把它作一种民族主义的东西。在前一类看法中,毛主义被视之为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企图在西方工业化之外去寻找社会的革命化变革的人,这样毛在一个农业的社会中发动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就被看成是对发达的西方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刺激或者挑战,因而,被这些学者们当成了“进步”的东西。福柯、卡罗尔都持这样的观点。至于说到《六十年代》一书的作者弗雷德理克、詹姆逊那就更具有代表性,他同我们当年的红卫兵一样地认为“60年代”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红旗插遍了全世界的时代”;在后一类的看法中,毛仅仅是一个中国的人物,他是被放在了民粹主义的系列中,其影响也仅仅被局限在中国。
    
    在这里,我对上述第一类的看法不想发表更多的评论,因为随着60年代的逝去,也随着中国社会70~80年代的“砍旗”和“倒旗”运动的发生,全世界的那面“毛泽东思想红旗”早已经不再随风飘扬的了。所以我这里主要地议论一下后一类的观点。在我所能够接触到的材料中,斯拉姆的《毛泽东》一书质量最高。可惜这本书只写到“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这是一本纯粹的学术著作,看不出作者有任何的政治的或者其他目的。但是,考虑到毛之为毛完全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所以这本书可以看成是一个“阶段性”的论毛的东西。其中把毛写成为中国农民革命的儿子,并且对毛的革命历史采取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超越了中国人的“褒贬”“两分法”,很有价值。但是,在我们的中国,有价值的东西往往吃不香,斯氏的《毛泽东》也不例外。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读者却并不多,知道作者名字的人也寥寥无几。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不算是专门的论毛的书。但是,麦氏对“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式理解,造成了这本书的一个写作的方向。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论毛的作品。因此,我对它不能不发表意见。我并不认为麦氏在写作此书时十分准确地揣摸到了在中国掌握“实权”的人的心态和脉搏。但是,他的作品可以给人形成一个如下的印象却是一桩明摆着的事实。分析这样的事实,麦氏的书在中国出版得到了官方的暗中的支持,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本书告诉人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打倒的人物,除周恩来及个别人物外,全是中国共产党内高层的“务实”的“搞经济”的人。不言而喻,这场被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是一场“空头”的革命。当然,这对邓小平为代表的那些被西方说成是“务实派”来讲,外国人说出的这样的话,可谓是正中下怀。最后要说的是在中国走红了的特里尔的书──《毛泽东传》。这本书在目前的中国可以说是一种由外国人撰写的、官方默许或者认可的毛泽东传记。它在中国出版之后就风行一时。
    
    到今天为止,在官方版的《毛泽东传》发行后不但未见其“过时”,反而更显得有意思。因为,在官方版本中,一个“为尊者讳”、“为王者讳”的传统决定了这类的书不可能写出真正的毛的“历史”来,所以,一本充分体现出了作者个人风格的书,就会继续受到青睐。我提请大家思考:一本由外国人所写的书,在中国这么走俏,也许是中国的出版史上极其少见的事情。在这本书中,特里尔作为一个生活在“高科技社会”中的学者,却一反常态地在书的前面运用了中国人很喜欢的“相面术”。他说毛的脸可以分成为上下两个部分来看,上半部分有“知识分子”的特征:“高高的额头,一对探索式的眼睛”;下半部分却表现出了典型的农民的特点,“厚厚的嘴唇”,愚蠢的下巴等等。这样的描写适合中国人的口味,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
    
    但是,我需要指出的是,这本书却没有围绕毛的“探索”性而大发议论。全书的观点同邓小平所弄出来的中共中央对毛的《决议》相差无几,也还是告诉了人们毛如何由一位英雄人物变化成为“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而从他的书的思路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来看,恰恰是他没有理解1966年的毛的全部的作为即在于想用政治运动的方式不使所有的共产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变质”、“变坏”。所以,我的看法是,在最关键的地方特氏的书却轻描淡写地过去了,在并不需要“探索”的那些事情上,他却运用了大量的笔墨。可见,“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中国方式特氏并没有掌握,所以由他写出来的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面貌不真的情况,也在可以理解的事情之内。谁叫中国人拿不出自己可以压倒外国人的东西呢?还有日本、英国和另外一些美国作家有关毛的作品也许需要提到。但是篇幅有限,我只好省而不说。在这里,我作这样的一个说明对于理解外国的同类作品很有帮助,那便是,毛是一个得罪了知识分子的人,所以除了同他个人有一些私交的人外,他是整个地得罪了知识分子阶层,但是,能够写他的文章的人,也是除个别的人外,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所以在这里,一个曾经被毛滥用了的“阶级分析法”如果运用恰当,是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的。毛在社会层面上虽然也曾经“伤害”过人民,但是,那种“伤害”不具有可以留下“刻骨仇恨”的性质,因为他的一半具有“教育”的性质。在50年代,以毛的名义所发起的共产党运动,一扫中国社会的丑恶现象,雷厉风行地杜绝了吸毒、卖淫嫖娼、黑社会等等,并且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对于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贫穷和困苦的人们给予了物质上的平衡、援助和精神方面的巨大的鼓舞,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尽管到今天,这样的事实已经在共产党“新政策”下被“粉碎”,但是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一种“历史事实”是不会因此而消失的。
    
    七、结论
    
    这篇文章是想在论毛的问题上廓清一个轮廓,即把那些在论毛的路上我认为走了“弯路”或者“偏路”的路段给标明出来,并且插上一个“此路不对”的警示牌,因为,我认为要深入到毛的问题的核心中去的话,那么就一点发现毛是运动中的人,是毛发动了运动,也是运动造就了毛;这个运动不是别的,就是谁都知道的“文化大革命”,下篇就谈“文化大革命”中的毛。(2004.12.14)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论毛泽东(二)、“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
  • 论毛泽东(三)、“毛泽东问题”解读/武振荣
  • 论毛泽东精神出偏和中国普通人民主立正/武振荣
  • 孙文广:修宪 回到了清末民初--兼论毛泽东的革命
  • 孙文广:评大学生必修课《毛概》----评论毛泽东之2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