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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二)、“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
(博讯2005年12月18日)
    
    一、解放的符号
     (博讯 boxun.com)

    设想毛泽东死于1966年,他就是世界上最容易认识的人了,死后根本不会留下一个“毛泽东问题”,叫世界上的人争得不亦乐乎。但是,这一年毛非但没有死去,而且活得更旺,真正的活出了意义。今天,我们在分析这种意义时没有把它看成是“个人意义”,而是用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集体意义”去认识它,那就会闹出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在我写这篇文章的今天,这种误会别说是存在于中国人民之间,就是在民运队伍中也还是存在着。我的看法是这样:1966年毛所活出来的那种意义,若是放到共产党专制体系中去解释,那就叫“个人崇拜”,是一种政治上极其错误的东西。但是,我们若把它放到民主的范围内去分析,那就不是“个人崇拜”所能够解释得了,也好象并不构成一种“个人的错误”。在民主的政治中,民选的政治首脑无不是个人的性格和个人的魅力胜出。1966年前的毛是共产党专政、专制体制中的毛。他虽然作为党的“第一把手”,但是无论是按理或者是按党的法律和纪律来说,他都不应该突出他“个人”的东西,而应该把自己的“一切的一切”都带头溶化在党的集体之中。与此相应的是,他在党的组织结构中应当是一个最普通的成员和最受纪律约束的人,而不应当有理论上的例外。他的讲话,不经过有关机构的审阅、批准不能够随意下发。他也没有权利直接地向某一级组织滥发指示,更不允许他以言代法。可见,这些情况在发展到极端程度时毛就只能是党的一具机器人的事情是很明显。
    
    由此联系到在共产党的“8大会议”上,有人提出了设党的“荣誉主席”一事就是要把毛“制度化”。就这样的问题来分析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感觉到有人要“架空”他的想法也并非无中生有。当然,在这篇论毛的文章中,我不可能评论这样的“制度化”压力对于毛来说到底意味什么样的意义。我只是说,毛在1966年以前的时间内,感觉到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制度对自己是一个压迫,面对这样的压迫,具有诗人细胞、天性活泼的毛感觉到自己需要“解放”,那么,我的议论就可以划一个句号。现在我来论述另一个问题,在1966年,即已经忍受了“17(1949~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有“17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说)中国共产党专政压迫的中国人已经走到了不造反就不能安生的地步的时候,人民要求政治解放的强烈愿望就是我要论证的问题,如果说在“论毛”的文章中我不能对这个问题作的专门的说明的话,那么,我仅仅提出这个问题就完全可以了。于是,我把这个问题同我上面所说的划了句号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来看,人们就可以发现在时间上毛的“解放”和人民的解放发生在一个平行的水平线上。有了这样的一种“发现”,我在论毛的时候就略去许多的细节和枝接,而是把那些在我看来是最主要的问题线索从许多的紊乱的头绪中整理出来,使之形成一个纲举目张的态势。
    
    到此,我就可以说:在1966年以前,中国人民和毛泽东个人都同样地面临着共产党式的“制度化”压迫,都存在着一个解放的问题。如果我认为1966年对于毛个人来说意味着一种“解放”,但是这种“解放”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又意味什么,我却不太关心。按照李锐的说法,1966年是毛泽东的“有罪”之年(见《论毛(上)》)也许不是没有道理,在这个一年,那么多的共产党书记们被“革命的人民”“勒令”“靠边站”,从堂堂正正的党委办公室赶了出来,去扫街道,扫完了街道,还得上“批判会”接受“革命的大批判”;不用说,在批判会上,他们一把鼻滴一把眼泪的“向毛主席和革命的人民群众请罪”,其狼狈之相读者们可想而知。
    
    其实,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他们这些人并不坏,一不嫖,二不赌,三不贪,就这样“人民群众”还嚷着要“砸烂”他们的“狗头”(其实这是吓唬他们,如果“狗头”真的“砸烂”了1989年的杀人犯就不存在了)!就这样的情况来看,如果说毛“负罪”于共产党人的话,李锐的观点就不错误。因为我也承认,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够原谅的,特别是对毛来说,他是共产党的主席啊!但是,我没有说站在“7亿中国人民”的立场上这样的问题应该怎样看待?针对上述的事实,我曾经说过毛在1966年的行为是政治上的“出偏”,其情形就如同金庸小说中所描写的气功英雄走火入魔一样。因此,我在论毛的时候,就打破了一个中国人被视之为金科玉律的东西——人的动机决定其行为。
    
    我着重地分析毛的行为,认为毛的行为有时与毛的一个动机有关,有时候却完全无关,在毛的1966年的作为中,有许多的行为是一种受潜意识或下意识支配的东西,对于这样的东西如果我们用意识层面上的因素去解释,毛对于我们来讲,就变成了“丈二的和尚”,我们焉能“摸”到他的“头脑”?我个人在研究1949年以前的毛作为时,发现了毛迫于中国形势的压力不断地降低中国共产党战争的革命性和革命标准的话,那么1949年前的毛是一个在“挫折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精神和思想受到了极大压抑的人,就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所以在共产党专政的“17年“间,如果说战争时代所造成的压抑和新的“制度化”的压抑结合在一起亟需要释放的话,那么1966年之于毛就变成了一个危险年头了。也就在这一年,一直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极大警觉的毛,突然作出了“炮打”共产党的行为,这不是政治上、精神上的“出偏”又是什么呢?但是,要理解这个年头上的事情,一般来说是不太容易,我们就必须本着刨根问底的精神去寻找“文化大革命”的“渊源”。
    
    二、简论“文化大革命”的渊源
    
    林彪在中共“9大”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论到了“文化大革命”起源问题,把“文化大革命”的“源头”找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期,如果说这份报告代表了毛的看法的话,那么,这份毛、林炮制的“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文化大革命思想来源”的文件对于所有研究毛的人来说是一重要文件自不待说,分析它,我们会发现毛、林“蜜月时期”(1969年)的毛的思想;林彪“叛毛”事件发生后,毛又嘱咐周恩来在“10大”会议上特别说到了林的报告“代表的是毛主席党中央”,而不是他自己,只不过是他“读了一读”而已,简单地说就是“狗嘴里吐出了象牙”。在所谓的“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之后,毛虽然把“文化大革命”解释成为同“林彪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继续”,也就是说在延长了“文化大革命”的后续意义的时候,并没有把“起源”的意义向前再推进。
    
    麦克法夸尔作为“文革”史的专家,当然不满意毛和林所寻找出的“文化大革命”的“源头”,他以美国写作治学的严谨把“起源”的时间提前了3年,追溯到了1956年,而在这一年,共产党内围绕如何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发生了分歧,出现了国外观察家们所说的“务实派”和“务虚派”之争。在这篇文章中我肯定不能够对麦氏的观点进行分析,但是,我基本上承认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件上,寻找出上述两种意见的冲突是一种研究的方法,虽然这样的方法不足以解决“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的“起源”,但是它的确提出了“起源”诸因素中的一种。只有一点我需要指出,如果麦氏把他论述中的中国共产党内的“务实派”当成了西方民主社会中的务实派,没有看见他们这些人头上所戴的那顶“革命的小红帽子”,就不可能理解而后的“文革事件”,因此,退一步讲,我即使认识到了这样的分歧在一定的程度上加深了“两派”之间的裂痕,但是分裂的原因不是“经济的解释”所能够奏效的。因此把而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成了毛“粉碎”党内“务实派”的看法是不中肯的。
    
    在专制制度中所发生的专制分子的内部斗争的场景和原因是一副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画面,导致斗争“升级”的主要因素是隐藏和消失在人性深处那些完全“见不得人”的如同沼泽地一般的东西之中,没有一个民主政治中的可以供人掌握的“路线”。因此毛泽东的“路线斗争”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把一个民主政治中的概念,用他的“偷梁换柱”的一贯的做法“偷换”到了自己的理论中了。显然,麦氏在研究“文革”时有可能受了毛的“路线斗争论”的影响,因此他在分析那些事实上没有“路线”的斗争时,却寻找出了一个“路线”。事实上,我作为一个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根子”可以从麦氏寻找出的1956年再往前溯,可以越过1949年的7届2中全会(这也可以看成是一个起源点),直接地寻找到毛的代表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写作的“窑洞时代”。
    
    在这个“坚苦卓绝的时代”,在毛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式的政治和精神方面的“改造”。但是同大多数海外民运朋友们的看法不同,这次“改造”与其说是“专制”的,不如说是“民主”的。在我所写的书稿《中共党史正义》中,把这个时期的毛的所作所为用“改宗换旗”几个子标出,以提醒这个时期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变化的主要特点。在这个非常时期,毛毅然决然地“改换”了共产党的“门庭”,从列宁、斯大林这样的外国人的“门庭”中走了出来,回到了孙中山的“屋檐”下,抛弃了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一直打着的“苏维埃”的大红旗,换上了“新三民主义”的“杏黄旗”(毛语),不讲“阶级斗争”,否定“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中国的四大阶级的“团结”,“实行宪政”,建立四阶级联合“执政”的“联合政府”等等就是“改宗换旗”的全部内容。
    
    对于那些没有读过《毛泽东选集》“原著”,而一味听从共产党的宣传的朋友们来说,最好是读一读毛的“原著”,你千万别以为林彪曾经提倡过“读原著”,你就偏偏不读。正是这个时期的“民主化”才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最后的“胜利”,当然这样的“胜利”如果用“毛泽东的阴谋”来解释的话,那么什么是历史的问题,就没有人可以说清楚了!“改宗换旗”的运动不是一次简单的政治运动,而且又是一场共产党的思想运动、文化运动和精神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毛实行了“疏苏近美”(和苏联疏远同美国亲近)政策,把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伟大意义”降低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情况真的如此,毛把中国共产党人为之“流血奋斗”的革命,解释成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从而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不能够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诸位,关于这一点,如果你不是从阅读毛的“原著”中知道的,而是听我说的,你一定会说出《红楼梦》中的“甚荒唐,到头来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话来的。可是我告诉你,“甚荒唐”的事情的确发生在这个时期,如果说你认为“文化大革命”也是一个“荒唐的运动”,那么,我岂不是说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渊源问题”了。如果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已经把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判断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那么在毛泽东思想中(它产生与窑洞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就变成为一个完全的“空缺”了,这样的“空缺”如果客观上要求毛和中国共产党来“补充”的话,“文化大革命”的“源头”在我们的考察中就基本上清晰可见了。
    
    如果中国共产党定性为“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的无产阶级的政党”,那么党内就根本不可能站出来有力量的“文化大革命”反对派。但是问题就在于,对于“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来说共产党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与教训,并且把它贴上了“毛泽东思想”的标签而放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但是在“新形势下”(“文革”流行语)共产党如果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不就是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政党了”吗?就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来讲,它要进行的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但要“进行”,而且“一定要进行到底”!就“到底”两个字来理解“文化大革命”(它的基本的口号是“坚决把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无产阶级进行自己的革命”——这不就是世界上最明白的事情吗?就上面的要是来看,麦克法夸尔教授的观点站不住脚了,被他称之为“经济上的务实派”也要积极地推进“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真实的情况,而这些“务实派”的头子刘少奇周恩来坚决地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设计”的事情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彭真——“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批倒台的共产党高官也是最初的“文化大革命5人领导小组”的组长。我提出的问题是:这些人“事后”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落水”而被人们错误地看成了他们在“事前”也反对“文化大革命”,好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是一个“完整”的毛个人的制作,其实,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就源流的关系看,“文化大革命”只是到了1966年8月5日(毛的《炮达司令部》的大字报的“出笼”日子)才最后地脱离了共产党运动变成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毛泽东个人的运动。
    
    三、1956~1966年的毛的思想和观点
    
    1956年是毛的一次“小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只是在收场的那个时间上,毛在“反击党内外右派分子进攻”的时候,才回到了党的一贯的立场上来。但是我认为,这一场“预演”在毛的精神和思想上所造成的冲击和刺激如何评价都不会过分,因此把1956年至1966年看成是“文化大革命”的“酝酿时期”却没有一点错误。从1956年的失败性事件中,毛如果思考共产党的社会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经受住“不同意见”或者“反对意见”的冲击的问题,那么,毛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思路就不是某些人所形容的那样邪恶和“不正”,相反这样的思路在一定的意义上包含有民主的因素,把这一点同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极端民主化”的运动的观点联系起来,那么,“文化大革命”与民主“沾边”的事情,就是我所看中的问题,也是我对这个运动所作的的不同于别人的解释的地方之一。
    
    在经历了1956年的“大鸣大放”和1958年大跃进的两次失败(一次是政治的,一次是经济的)之后,毛实际上处于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也正是在这样的境地中毛好象才开始了他的有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探索”,在这样的“探索”中,在革命战争年代受到了压抑的毛的“革命精神”出现了空前的活跃状态中,也就是在这个状态中,毛似乎找到了问题的结症。首先毛把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空缺”了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共产党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那么这一场“革命”导致了“资产阶级政权”的产生就不是毛的“凭空想象”的,他有着一个逻辑上的和历史上的意义;其次,毛在1966年把中国共产党实行了“17年”的一党专政的现实判断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专政”也绝不是“心血来潮”的结果,因为共产党如果继续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不进行“有关无产阶级的革命”,就不可能“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也不可能“最终地实现共产主义”。
    
    就这样的情况我们来审查1966年的毛执意要把一场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升级”成为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显然是受一种历史的精神支配,有着一个历史的渊源。在60年代初的灾难性事件中,中国共产党和苏联“老大哥”共产党分裂的事件的产生也可能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生产”起到了一个“摧生”的作用,无论怎么说当中国共产党在把苏联共产党看成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党”时,这种看法中所包含的那种因素会对毛的精神和思想产生出巨大的影响;在这种影响的终端,我们发现“文化大革命”就一点儿也年奇怪了。一个“老牌的共产党”“变修、变质”的事情如果意味着任何一个共产党都有可能如此的话,那么1966年毛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扬尚昆等等变成了“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的情形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毛个人的行为可以解释得了的,实际上这是党的一致的看法,不过是毛把它“拿到党内”罢了。在此期间,如果毛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所带来的分化保持着一种“革命的警觉”的话,那么毛发现发生于苏联和东欧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复辟”在中国也已经出现,就不是危言耸听。又如果毛认为这种新近出现的分化的最大的受益者是党内的那些“既得利益”的当权派,而不是“人民群众”,那么,毛对这样的现象表示愤怒,就有着一个民主的意义隐藏于其中了。社会利益的不公正分配现象刺激了毛,促使毛采取“一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毛语)想法就离“文化大革命”不远了。60年代伊始,虽然也是接连不断地开展政治运动,但是,都不过是小打小闹,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于是毛企求一种能够“彻底揭露我们社会的阴暗面”(毛语)的运动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线索。现在来看,这个线索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这这里,我提醒民运朋友们注意:一个允许和鼓励人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思想和行为应该怎样的评价,不就是一个问题吗?正如我在前几天所写的《论1966年》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毛在1966年以他个人的方式提出了中国社会的“不民主问题”。
    
    “文化大革命”——如果我们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的话,那么,它是要解决中国社会的“不民主问题”。所以,我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已经“越出”了“不民主问题”的毛的架构而变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场政治大解放运动时,毛的因素是第一的东西——就是我所强调的问题。
    
    在这里,把“林彪副统帅”(“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对林的称呼)所说的“人的因素第一”的话,变成为“毛的因素第一”符合“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实际。在毛的看法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中国若还不开展“文化大革命”,就会走“苏联、东欧”的“老路”,最后被“人民群众”所“推翻”。诸位,“苏、东波事件”后,你站在今天的观点上分析一下毛当年的这些寓言,那简直是再妙也不过的了,可以说是正儿八经的“先知预言”。今天,你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在20多年前,其所以要竭力反对和否定毛的上述预言,原因在于毛犯了党的“忌讳”,在很不“吉利”的事情上说出了共产党的最忌讳的事情。
    
    四、毛“插手”后“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这样的变化对毛又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检讨1949年~2004年这55年这的所有政治事件,1966年的中国共产党被造反的“革命的人民群众”给一下子打倒是唯一的一桩重大事件。分析其原因,人民群众具有强大的力量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没有毛的因素起“酵母作用”,“文化大革命”那一盆伟大的面团也还是发酵不起来的。所以,共产党倒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没有办法对付要求“个人”解放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第2个阶段(第1个阶段是1966年2月~1966年5月16日;第二个阶段是1966年5月16日~8月5日;第3个阶段是1966年8月5日~1969年4月1日。见我的拙作《对一个伟大运动的回忆与理解》和《六六运动论说》)的时间内,毛竟然象英国国王一样的“超然”于运动之外,让被他放在“第一线”上的刘少奇“放手”去搞,自己连北京都不住,到外地度假去了的现象值得人深思。可怜的刘少奇只能是按部就班地开展“文化大革命”,把它当成了“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搞,于是就必然地对“人民群众”采取了毛以前也曾经实行过的“管、卡、压”,可谁知道,毛在这个时刻突然地变卦了,把一个本来也是他“创造”的东西当成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一套”来“狠批、猛批”。
    
    8月5日,返回北京后的毛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学习红卫兵的样子写出全世界最有威力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对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这样的定性:“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按照当时人们的理解,都认为毛的这一大字报的发表,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到了一个新阶段”,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阶段”,同“老阶段”的关系是什么,就很少有人过问的了,正是在针对这样的情况,我提出了我自己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见解。我认为:毛在8月5日的这一天,对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砍下了一刀,“刀下见菜”的结果是一个“文化大革命”被“截为”两节:8月5日之前的一节属于中国共产党,以后的属于中国人民;如果说这样的两截没有任何的内在的联系的话,那么毛泽东的名字却是唯一的联系的桥梁,他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又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于是一个完全的失去了联系的两截子运动,就被一个毛给连成一气了,依我之见,这就是1966年的毛的价值;这样的一种价值是那个时代的任何人也无法替代的!一个人的价值能够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他的影子就有些象神的了!如果我们要分析和解读上述毛的大字报的内容,那么,别说在30多年前,就是在今天,它的民主的意义也是不容否定的。
    
    在这张大字报中,毛批判“从中央到地方”的共产党“领导”“在50多天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白色恐怖”,“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的话,仅仅是冲着刘少奇讲的吗?不,是冲着党的!因此,我在过去的时间中对这张大字报所作的研究中得出了毛“炮打党中央”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在毛的大字报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的欢迎”之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的事实就变成了一种社会“公认”的东西,也正是面对这种东西,伟大的人民“大造反”运动的浪潮才在“一夜之间”“波及到了全国各地(台、港、澳)”!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毛,可能有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但是绝对没有中国人民的政治大解放运动(我叫六六运动,见《六六运动论说》)。
    
    现在你明白了吗?同样是叫“文化大革命”但是它却是性质迥异的两个运动,前一个是共产党的“害人的运动”,王友琴博士的“文革受害者纪念园地”中那些接受香火的在天之灵大都是在这个运动中“殉难”的;后一个是解放人的运动,是属于哪个时代的“7亿”中国人民的运动,可是到今天为止,这个运动的意义还一直被淹没在前一个共产党运动的烂泥潭里。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如果有人反对我的观点,要站了出来质问我:“毛作为共产党主席对于共产党在运动初期所犯下的方向路线错误到底负不负责任?应该负多大的责任?”我该怎样回答呢。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原则上毛是难脱干系的,共产党的错误的一半应该由他来承担,在这个意义上李锐的“文革有罪”的话并非是空穴来风,但是——你不要认为我是“但书”的作者——话又说会来了,当广大中国人民受到“专政”和“恐怖”的双重压迫时,毛站在“人民的一边”,毅然决然地支持人民造反和人民解放时你还要追究他的责任,我就不知道应该对你说什么了。1966年8月,毛在对进行中的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做出了“资产阶级”的批判之后,他个人身上的共产党的“罪”的成分就面临着一场“洗礼”(“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词非常流行),“洗礼”之后的毛的身上就开始了“闪闪发光”。
    
    在把共产党这样的烂摊子一脚“踢开”(当时流行着“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后,毛直接地寄希望于向“人民群众”,号召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行为就给他营造了一个解放者的形象,至于说这样的形象在一个大解放的时代是怎么样的获得了人民的认可,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我正在论述的问题是他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在转变中,他由一贯的“统治者”变成了“伟大”的解放者,“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凡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这样的口号全都出于他的口,诸位你如果是中国人,这样的事件——中国的最高的当权派要“解放”人民——别说是发生在1966年,就是发生在1989年、1999年,你是反对还是支持,答案不就明摆着吗?赵紫阳——在“89学生运动”初期,被大学生们指责为“搞腐败”(当时有顺口溜“总书记的儿子贩彩电”),“打高尔夫球”,脱离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一旦他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而不象毛那样的公开的支持),运动者对他的态度也为之一变,北京城竟出现了“国无紫阳,党无指望”的口号,就在在他被囚禁期间,一次偶尔的外出机会走到了北京市民中间,当时就有人喊“赵紫阳万岁”的口号(引自2003年2月的《北京之春》《赵紫阳是中国共产党内民主化的旗帜》一文),从这样的事件中你就理解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普列汉诺夫式的问题了,当然,你也就不会就上述的问题来纠缠我了。
    
    五、“文化大革命”戏耍了毛,毛也嬉戏了“文化大革命”
    
    毛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一个游方僧“,所以在第一篇文章中,我把他看成是一个“不能归档的人物”。但是,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我们中间的一些民运朋友却习惯于把他看成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人,或者一个“盖棺定论”的人,这就很不好。在我们许多人的思想上,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样的语言学上的人的分类当成了哲学的、科学的或者事实上的人物分类,以为世界上的人和事好象都要就位于一定的逻辑分类之中。依据这样的观点和看法,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在过去的时代中我们中国社会所发生过的那些巨大变化中的人和事,可是,有谁会否认我们今天的行为也还是系在了这些未被我们所理解的人和事的末端而已。说毛是一个“不能归档的人”的话是指这样的一种事实,即我们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可以把毛归纳在其内的挡案。“文化大革命”被许多中国人视之为一个档案,其实他不过是一堆挡案的材料或者资料而已,根本不是一个现成的档案。所以,我认为在成功地建立了1966年运动的档案之后,毛就可以安然的归在其中的了。在前不久我所写的一篇文章——《毛的幽灵:兼论胡锦涛的招魂和民运的“收藏”》中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把六六运动当成是一个“过时”了的毛的运动的看法是十分错误的,如果说这样的看法中包含有一个明显的反对毛的企图的话,那么,这样的看法事实是上了毛的当,因为毛对问题的看法就是这样的,他一直把1966年的运动当成他自己的一项政治的“私产”。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那么我问为1966年的人民造反运动第一个建立档案的人是谁,你说得出来吗?就是毛!
    
    1969年4月1日,他把已经失败了的但还没有完全地最后的失败的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作为“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的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第9次代表大会上定义成为他个人的运动的时候,就已经从事了这方面的工作,以后的许多的政治误会也都由此而产生,反对他的人,也就当然要反对“文化大革命”,在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行为中,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也就被包括在内了。就权利意义来讲,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毛的革命,似乎也说得过去,但是如果在权利的同一个水平线上人民也要求同样的权利,那么就没有理由要拒绝人民的要求。站在民主的观点上,人民要求对于自己以“极大热情”参与了的“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的“所有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剩下的问题,就是人民如何同毛在权利上平分秋色的问题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是错误的,那就是他在把一个人民反对共产党的运动放到了“复辟”后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去定义的时候,就完全违背了事情的真相。如果说在1969年4月1日以前,因为人民打倒了共产党各级当权派,砸烂了共产党各级机构而获得了解放,那么在这一天之后,共产党结构的恢复和共产党当权派的“复辟”就已经使人民的运动陷入了失败的境地,也就是从这一天起,中国社会才开辟了我所说的“第二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开始了人民不自觉的、潜意识地同毛的斗争,只到1976年5月4日这一天,当人民在喊出了“打倒现代的秦始皇”的口号之后,“第二战场”斗争的民主内容才变成了人民认识中的一个明确的东西了。毛在那个时候的变化其所以没有引起人民当下的警觉,也就是说他的行为其所以瞒过了几乎可以说是所有人的眼目,就在于运动已经把他造成了“神”,正因为是“神”,所以人民不能够运用看待一般人的眼光去看待他,这样在他把人民的运动解释成为他自己的运动,又把他自己的运动放到了共产党运动中去的那种行为在中国就找不到一个有力量的反对者。运动在“打倒”了共产党之后已经运行在人民自己的水平线上的事情没有被人民给出意义,所以当人民在对自己的运动做出了一个毛主义的理解的时候,人民的运动受到毛的“戏耍”就成为一个不可逃避的事情了。于此相应的是1966年的人民运动是一个民主的自由的运动,这样性质的运动把人民分成了两大派的情形是由运动的内在性质决定的,所以,当人民都不具备现成的民主、自由知识和思想时,两大派都要求毛的支持就变成了一个十分自然的事情,此刻的毛,并没有表示出偏向哪一派的迹象,他用“两派都是革命的”说法真的把“一碗水给端平”了。
    
    可见,毛在“消解”人民运动的时候又采取了一个因势利导的方法,于是,他运用取消运动的方式,以求“两大派”的最后的“团结”就使自己好象立足于一个道德的高度。用民主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在自己的自由选择中立足于一个特定的派性组织之中,这是没有任何问题也不会发生任何问题的,但是在1966年之后的中国,当这个民主的问题没有得到民主理论的解释和说明时,毛用传统的道德模式去说明它时,也不会遇到强而有力的反对。在毛的解释中,人坚持自己的派性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道德上的缺点,于是运动中的那个“无产阶级派性”在毛的解释中一下子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派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的斗争,就导致出了运动的“消解”。
    
    值得说明的是如果毛在1969年4月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说法若不是遇到了林彪“叛变”所带来的毁灭性的后果,那么他的真面目就没有人能够看破,也是在修正林彪叛变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时,毛才遇到了真正的麻烦,直到毛的死的那一刻,都没有从这样的麻烦中解脱出来。那么毛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呢?这就是当毛在林彪事件之后,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就开始流失了,但是他在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了他的价值的最后的立足点时,就免不了要谈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于是相应的是他个人也没有宣布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了,直到他死亡的那一刻,他都没有做出这样的明示,于是“文化大革命”就这样的没完没了的拖了下去,所以他死亡后的快一年的时间,即1977年8月中旬,才由华国锋宣布正式“结束”。这就给人形成了如下的印象,毛留下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难摊子”。
    
    六、毛死的时候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忧虑
    
    在上面的议论中,我已经说到了毛把“文化大革命”当成了在延安窑洞时代“空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来进行的事情,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中就可以发现,毛在从事“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的时候所获得了英雄的地位是没有人否认的,李锐的“革命有功”的话也是对的,但是,在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阶段”的时候,事情就显得格外的复杂了,这不光是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力量和革命的方式方法都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而是这样的革命也没有一个可以被看成是样板的革命存在于前,所以毛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例“无产阶级革命”的确是毛作出一种“创造”,无论怎么说,当毛认为已经建立了的共产党政权和共产党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的存在着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的话,他已经说出了一个民主的意义,只是当这样的意义没有接受民主理论的解读时,就必然会形成意义之流失。流失的最后结果是,要求民主的人民不接受它,而坚持共产党专政的人也反对它。这就是我说的“文化大革命”既光荣了毛也苦了毛的意思。到毛死亡的前1年,当他十分清楚的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在他身后继承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精神”时,只好把希望又一次的寄于人民,明确指示,把他有关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全国广泛宣传,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就为这个,1975年的中国开展了一个“都知道”的教育。但是就在这一年,当共产党内的“翻案风”已经表现出不可压制的势头,人民中间对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也表现出了空前的怀疑和冷淡时,毛对他的“文化大革命”的失望表现得很明显。所以,当他在看到了邓小平对他所作的“永不翻案”的保证后,说:“不翻案,靠不住!”所以,我可以用肯定的口气说毛是在一片极度失望的情况下离开了人世的。就在他死前的几个月,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吉林降了陨石雨,古今中外的大人物谢世时所出现的自然感应现象也偶然的或者巧合的发生在这时,从此之后,中国社会留下了一个十分复杂和非常微妙的“毛泽东问题”,在下一篇文章中,我试图说一说它。(2004.12.17)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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