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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三)、“毛泽东问题”解读/武振荣
(博讯2005年12月18日)
    
    
     一、何谓“毛泽东问题” (博讯 boxun.com)

    
    如果我们想用漫画的方式来表现毛的价值,那么请不要由此而画出公牛闯进了瓷器店或者野猪钻进了葡萄圆的卡通片,也不要画出象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版的那精美绝伦的《西游记》连环画中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场面,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图画都不能够正确、准确地表现毛的价值,因为,你不能够把1966年以前的社会看成有价值的东西就和你不能够把毛造反同孙悟空的造反相提并论一样,所以,最好的做法是在以上两类表现方式中去寻找中间点,但是,话虽然这样说,要作起这样的工作却并不轻松,因为这些所谓的中间点是可以无限分割的,你又不知道哪一点最适合表现毛的价值。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才在20年前建立了“毛泽东问题”(有时候也称“毛问题”)的“收藏夹”,但是,在中国因没有出版自由而破坏了被伟大的密尔顿称之为“上帝眼睛中的瞳热仁”的社会中,我的“毛问题收藏夹”从来就没有对公众打开过,所以时隔20年之久,我在打开他时,就难免会闻出发霉的气味……。上一个世纪80年代中叶,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任政治教员,那时在我的身边形成了一个以讨论政治、文学和哲学问题为主的被我的一位朋友称之为“营房沙龙”的小圈子。小圈子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最多的还是毛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这样的谈论根本就谈不出一个结果来,所以,我们大家就叫它“毛问题”。久而久之,这样的叫法就被大家所接受,变成我们谈话当中的一个主要的资信了。在而后的时间中,虽然我们之间谁没有说清楚“毛问题”到底都意味着什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但是有一点却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毛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盖”了“棺”都不能“定论”,在写作《风言浪语录》的书稿时,我就本着这样的思路思考问题,并对我们那个小圈子是怎样谈论“毛问题”的他作了一种“实录其事”(《红楼梦》语)的记载。舍过毛,对于什么是“问题”——如果要想形成一个有价值的理解的话,那么,卡夫卡在《审判》小说里的一句话是否可以对我们形成帮助——读者们可以三思而后定,这句话是“对同一件事的正确理解和误解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如果把毛作过的事情当成总的“一件事情”来看,那么理解毛时,一个“正确”的看法是不是一定要排斥“错误”的看法,就变成了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我们不把毛放在了“六六档案中去观察”,如果我们把他看成是从来如此的一位“暴君”,或者把他看成是一个和斯大林式的“枪决”同伙和“枪杀”人民的“刽子手”,那么就根本不存在“毛泽东问题”。因此,我们只要是把毛的“问题”放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特定背景中去观察,特别是注意观察他同那个时候的人民群众的关系和情感,那么,我们就不会把他当成为一个完全的“反面人物”,但是,这样的情形又意味着我们不能够把他象林肯、甘地、孙中山这些人物一样地放在“历史上的正面人物”的系列中去分析,所以就必然会造成了毛“归档”方面的困难。毛是一个彻底的真正的革命家,他革命的确“革”到了“老家”去了,可以说是“戴着革命的脑袋”见了马克思,但是,在他死后不久,中国共产党的一纸《决议》却几乎是完全地“否定”了他的“革命性”,实际上把他作为“一场社会大动乱”的制造者写进了《决议》。《决议》出笼后,在社会上虽然也引起了不小的反映,但是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人民对《决议》保持了沉默或者是默许,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10年前,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就没有人可以想象了。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足以说明共产党和人民就理解了毛,恰恰是在毛的“错误”出现的那个时间内,才出现了“毛问题”。“毛问题”是难理解的,深的不说,就从表面上看,也是充满了矛盾(一位陕西省农村的“测字先生”告诉我,这个“矛盾”与毛泽东性“毛”有关):他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家,但是,他在战场上不是象华盛顿那样的喊着“孩子们啊,抓狐狸”的口号带头冲锋陷阵,也不象拿破伦一样的骑在马上用马鞭直接地指挥部队作战,也不象刘伯成那样把战争的文章作得如同花朵一样的漂亮,也不象林彪那样横扫千军如卷席,也不象朱德那样的因长着老祖父式的脸为战士们所喜爱,他只是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才象《三国演义》上的诸葛亮一样的摇一摇“羽毛扇”,就这样,他摇出了一场胜利。他虽然是一个国家的首脑,可是,他除了50年代去过莫斯科外,从来就没有访问过外国,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坐在他那间高高在上的书房频频地接见外国的元首,不用说当他在1972年和美国总统尼克松“握”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手”之后,他没有对美国作出回访的事情,连美国人也认为是正常的。他虽然是一个政治家,但是他一生又热衷于哲学和历史,并且又是一个蹩脚的书法家、半路红学家和古典诗人,除了在战争年代所写的那些半政治、半军事的文章外,没有写出可供后人阅读的政治作品。他自己虽然叫别人要发扬“延安精神,艰苦奋斗”,但他自己却“后宫八百,佳丽三千”(彭得怀语),纵欲无度;他虽然被认为是一个大思想家,但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那许多优秀的作品他就没有接触,其中的许多他不熟悉,可以说是一个“想当然”式的思想家。他作为中共的首脑,没有周恩来的才华,没有刘少奇的能力,没有林彪的智慧,没有朱德的德行,没有陈云的经济,也没有邓小平的实在,但是他却有本事把所有的这些人压在了他的身下,叫他们服服帖帖地充当他的“战士”……以至于在我当红卫兵的时候真的以为林和周同我们一样,是一个级别上的毛的“战士”。他是一个“整人的专家”,你说他不残酷,刘少奇死时赤身裸体、贺龙是被饿死的,你说他残酷,邓小平、杨尚昆、陈云、彭真等人只因批判外受到了精神上的伤害外,没有受多少皮肉上的损伤,其中许多的人可以说是毫发未损……;就教育而言,他虽然不是一个杰出的人民的教育家,但是人民受到他的教育的程度之广泛和水平之高却是迄今为止的所有一位中国的教育家所不能够望其项背的。所以,就这样的情况而言,可以说由毛泽东这个名字所提起的东西都只是一些“问题”,解读这些“问题”,好象又可以构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任务或者义务。问题又在于许多的中国人不这样认为,他们把毛泽东作为一个“过时”的人物,或者认为它是一堆政治垃圾而欲弃之不顾。因此而引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人们的每一个不经意的时刻“毛泽东问题”往往会以人们所料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以至于使人们措手不及。
    
    譬如1989年,谁也不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毛泽东问题”,不只是邓小平、杨尚昆、赵紫阳不希望,大学生们也不希望,某些市民和农民也不希望,但是,有谁能够否定就在这样的时刻“毛泽东问题”又以价值或者非价值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呢?如果在1989年学生运动发生的当儿,所有的具有民主思想和民主意识以及所有的没有丧尽天良的人都认为正在绝食的大学生们是“革命的”“爱国的”,那么毛在23年前对学生运动的“革命”式的判断和“热烈的支持”的事情不就是构成了一种传统价值吗?依据这样的传统价值,全国的人民都支持学生们上街游行的情形,连警察在内都维持秩序——这又当怎么解释呢?可见,当这样的价值或者传统还裹在“毛泽东问题”里边的时候,它不能够脱颖而出的情形就是可以预料的事情了。
    
    二、无知的毛与“先知”的毛
    
    武振荣在前两篇文章中,我已经说到了毛的“先知性”的问题,把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所宣布的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失败的言论看成是“先知言论”,把它在死前所说的“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邓小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实行倒退”的话,也看成是“先知的言论”,把他所说的“中国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人民群众”“会受二遍罪,吃二茬苦”的话也加以同样的看待,从而得出了毛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位“政治先知“的结论。但是,从这样的意思中你如果去体会毛在生前批评江青时所说的“我已经是80多岁的人了,我死后看你咋办”的话的意思,毛对其夫人的悲惨结局似乎也有了一个准确的“预言”;但是你如果把这些毛对“后面的事”的预见方面的“英明”误认为他在人事方面和政治问题上的“英明”(1976年中国社会就有这样的说法:“毛主席,真英明,选了接班人华国锋!”),那就会犯错误。我的观点恰恰是要说明毛这位现代的“先知”同历史上那许多的古代先知们一样,除了说神的话语可以表现出神的水平以外,在普通的事务上却是非常糊涂的,历史上的那些宗教的先知们在神的灵感消失之后,其精神变得平平常常的现象在历史书和宗教书上到处可见,毛也是这样。在普通事务上毛已经糊涂到如此的地步:连共产党的运动、他个人的运动和人民的运动都分辨不清楚,以至于常常把这样三样不同性质的运动当成了一回事来看待。在《炮打司令部》的那个时刻中,他把共产党各级组织同刘、邓捆绑在一起用“炮”来打的行为表明了他已经在政治上丧失了判断事物的能力,也恰恰正是这一判断能力的丧失,他把一个人民反对共产党的运动当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来看待的行为就造成了他下意识地与共产党政治脱节的现象,于是,他完全站在了一个宗教的立场上并且使自己朝着宗教人物转变的事情就完全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可是,在1966年的那个疯狂的年代中,这样的事情恰恰又投合了人民反对共产党的需要。
    
    庶几,毛的政治上的无知却在朝向宗教的方面转化的过程中变化成为一种新动力。说到这里,我已经涉及到“毛泽东问题”的神秘性的一个方面了。就是说对毛的一个特定的行为你如果加以分析,闹不好你会发现你自己陷在了“二律背反”之中而不能自拔。在某些情况下,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看才是对的,可是,在更多的场合中,你只有站在它的对立面看好象才对。具体地说在我上面的问题中,你如果从政治上看出了毛的错误,那么你没有在宗教问题的层面上发现它恰恰是价值之所在,你就谈不上解读“毛泽东问题”。在《论1966年》的文章中,我指出1966年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三元化的现象:一元是共产党,一元是毛泽东,一元是人民。但是这个三元化的现象中毛却并没有发现,他还是陷在了自己的一元化的老世界观里,只不过他原来的政治的世界观变化成为宗教的世界观而已。
    
    正因为如此,1966年中国社会上巨大事变的价值逃离了毛认识事物的方式就十分的自然。所以,无论是在事中或者事后,毛想要抓住价值是很不容易的。有了这样的看法之后,即是毛“生产”了1966年的运动,但是六六运动并没有因此而变成了他个人的一场运动就成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单就“生产”的意义讲,1966年是一个“生产的年份”,这一年,共产党要“生产”,毛泽东要“生产”,学生们要“生产”,人民也要“生产”,老天爷没有办法,索性说:“生吧,生吧!你们都生吧”,于是,共产党“生”了“2月提纲”、“5、16通知”,毛“生”了《炮打司令部》,学生们“生”了“红卫兵组织”,人民“生”了“造反司令部”和“造反兵团”!其实,事情的真相是:在毛的权威干涉下,1966年的共产党的一家的“计划生育”被“打乱”了,出现了毛个人、学生们和人民群众的“无计划生育”的现象,如果要说1966年“乱”,那就是“乱”在了这里。关于这一点,毛认为这不是“动乱”,对于那些把这看成是“动乱”(其实,任何一位对中国现代历史稍有研究的人都会发现1989年的邓小平对人民运动的“反革命动乱”式的判断,最早地出现在1956年和1966年)的人发出了严厉的批评:“我看是锻炼了人民,乱了敌人”。毛这样的判断的民主性,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在重复,所以,这里主要是批评他的判断在政治上的糊涂。就糊涂着眼,毛连明智都谈不上,何言“英明”?问题却又出在了这里,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认为毛已经“英明”到了“神”的程度。可见,在毛这里,无知和英明事实上存在于同一个人的同一时间内所作的同一件事情上面了。
    
    无论怎么说,毛把一个“人民群众”反对地方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当权派的运动判断为“革命”的行为已经脱离了他个人的“动机”而完全地变成了这时候的中国社会的一项公共的政治资源了,正是藉着这样的资源,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才最后地被开发出来了!所以一个在理论上完全没有价值的人,在这里却变成了中国社会上的特定时代的价值的最大担当者——这就是毛——一个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评论他的毛!就他的那个已经失败了的“文化大革命理论”来看,中国今天的许多事情的价值与之有关系的情形也给了我以强烈的印象。就拿我们批判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事件来说吧,我们的批判水平远远没有达到毛的那个程度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的确,毛在批评和批判共产党的理论中,提出了“党内的资产阶级”的“论断”这样的论断虽然谈不上科学,但是却有着事实方面的巨大价值。在这一方面我们不如毛,我们没有拿出自己的思考成果,也没有运用自己的独特的方法,亦没有形成自己的语式——应该是事实吧。我们对共产党内的腐化现象的分析和批判还只是就事论事,没有把它同毛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为此而“敲响了警钟”的事情联系起来看,也没有把1966年人民以政治造反的方式“自下而上”地打倒了共产党的那种经验总结出来,亦没有寻找出那个运动失败的真正的原因,而这一切都同我们不能够独立自主地看待毛有关。所以我有理由这样说,在毛没有认识清楚的那些问题上,我们依然是一知半解或稀里糊涂。
    
    三、论政治的毛和精神的毛
    
    我的这篇文章虽然是在韩国写的,但是,我面对的是中国的读者,所以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你把自己的思想放开一些,思考一下我们中国所说的诸如牛头马面之类的故事会有何感想,我就不得而知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一个寺庙的壁画上最早发现了牛头马面这样的画,当时我就问奶奶:“人的身上怎么长出了牛的头和马的面目呢?”记得奶奶好象说“那时画上画的,不是真实的东西。”以后我才明白了这样的东西就叫“创作”,同古埃及的狮身人面相一样,创作同出一源,都是一类货色,都可以简单的归纳在“幻想的东西”的范围之类,但是在20世纪,当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师说“幻想也是一种真实”时,情况就为之一变。这句话的意义如果被正确理解的话,那么,就牛头马面这样的纯粹属于“幻想的东西”也许揭示出了这样的一种真理:人这样的东西,有时候也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构成的,在极端的意义上说,人的成分中有牛、马或者狮子之类的成分,就不失为错误,一个被我们现代的人称之为“社会生物学”的东西,在40多年前已经登上了科学的殿堂的事情就是最好的证明。由这样的思考,如果可以把我们可以引导到我正在议论的问题上来,那么构成毛的那些因素和成分我们即使视它具有动物学或者生物学意义也不为之过分。这样,我们在理解“毛问题”时,就可以真正地作到毛生前所说的“解放思想”。实际上说到底,毛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也不外是由天使和魔鬼这样的不同的两种成分构成的,因此我们在把他其中的一种成分单独地抽了出来,作为他的全部性质之总和的时候,我们就犯了认识论上的错误。在过去的时间里,特别是在1966年的运动中,我们只看到了他天使的一面,把他弄成了中国式的活佛加上帝;他死了以后,我们又只看到了他魔鬼的一面,认识他是撒旦加中国式的牛头马面。
    
    可见,在认识毛的问题上——这是我们中国人政治水平的一种可见性的标志——我们的“水平”才属于真正的处在了“初级阶段”。因此,我认为解读“毛问题”不只是关乎对毛个人的评价,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关乎着我们中国人的自我批评和自我评价。如果我们仅仅是谈论政治上的毛,那么目前民运刊物和民主网站上的许多文章,可以算是代表,其批评和批判的锋芒也不是不锋利,依据这样的批评和批判,对于政治上的毛,人们要求他承担中国专政、专制的总责任好象没有什么错误。事实上,这个专政和专制的体系到今天已经是传到第4代人了,因此,在批判这样的制度时采用我们中国人常常用的刨根剜底的方法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样的方式和方法若还脱离了中国人民所生活着的现实,我看就没有多少价值可以表现了。
    
    比如许多人都认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事件是毛最主要的一个错误,但是批评这个错误之于我们普通中国人和民主派来说又有什么价值呢?你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吗?显然不能!所以你批判这样的错误又有什么价值呢?正如我在今年4月份在中国民主正义党网站上发表的《论恐惧毛、非毛和出毛》的文章中所说的一样,你发动不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因为你没有如江青这样的夫人,也不是说你没有如林彪这样的战友,没有如周恩来这样的胁从,而是说那个时代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一样地一去而不复返了!所以就这样的历史而言,“发动”的“错误”“干卿何事呢?”尽管是这样,我还是想提醒我们大家:当中国社会现在已经陷入了共产党腐败的泥潭而不能够自拔时,人们就不能不跺脚而呼:“现在正需要一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如果中国有可能搞一次“中国现在要不要展开一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的问卷,我想可能有95~98%的人回答是“要!”如果我们中国的民主派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的一种政治错误,那么,在1989年的5月学生运动中,你的看法就同镇压运动的“刽子手”们的看法相一致,这些人其所以要大开杀戒,口实就是要防止“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发生。关于这一点,我从张良的《6、4真相》一书中摘录如下的话以证明我的论点,你不会反对吧。
    
    “4月20日晚,彭真(“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倒台的共产党高官,他对“文化大革命”有切肤之痛,因此也十分敏感,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作者注)打电话对陈希同说:‘这几天北京这么乱,要防止出现第二个文化大革命。’”同日,“王震打电话给邓小平:‘小平同志啊,这些学生要造反啦!’”。谁都知道王震这个地道的“屠夫”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北京造反派的重炮轰击——“打倒大军阀王震!”“打倒刽子手王震!”的巨幅标语在北京才消失了几天啊——这样的事他能够忘记吗?所以他在学生们静坐、绝食、组织“高自联”、游行、写大字报的行为中看出了第二次“造反”,那的确是“贼的眼睛最亮”。“4月26日,何东昌在教委会议上说:‘要记取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决不能够让他们把娃娃们鼓动起来’”。
    
    好了,谁都知道共产党的大官们有的时候往往把“文化大革命”叫“毛泽东鼓动娃娃们造反的运动”。谁也都知道,在他们这些“大老爷”们的心目中,“娃娃们”这个词在代表着不懂事的意义。以上的人物们把1989年的学生运动看成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不是“定性”的东西,“定性”的东西出于邓小平5月17日,在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邓小平对10亿人的中国不能“出现文化大革命”的事件作了一个肯定的说明:“如果我们现在10亿人搞多党制,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用枪炮,用拳头、木棍也可以打得很凶”。注意在邓小平上述的话中,我发现了他把1966年出现于人民中间的派性斗争和“多党制”联系起来了,于是,反对“多党制”的行为就同“反对文化大革命”就同一了。他作为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大革命”的反对者却在“文化大革命”中看见了我们许多民运人士也没有看见的“多党制”问题,并且把1989年的学生运动同它联系起来,因此,他虽然是“6.4”镇压的元凶,但是,他的看法如果可以使我们把1966年的运动和1989年的运动用“多党制”这样的线索贯穿起来,那么,我们即使在屠刀下倒了下去,也不会落得今天一败涂地的下场。问题在于邓小平已经发现了的东西,我们民运人士还在“否定”,还用“动乱”的眼光去看它。事实上也是这样,我在《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里,从我们学校、我们生产大队和我们县上所发生的两大派斗争中发现了多党制的萌芽和起源,并且对它做出了我自己的解释,没有想到在我的书稿写成的3年后,邓小平在反对“第二个文化大革命”的言论中竟然也承认了这样的问题。在这篇论毛的文章中,我当然不可能对这个问题展开议论,我只是说当中国有民主思想和民主意识的人要想在中国实行“多党制”时,你就不应该忘记在“毛问题”中它已经被一个表面上的“毛泽东外衣”给包裹住了!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你即就是把毛看成是一个政治上的牛头马面,那么,他也有着一个人的身子的事情你是不能够否认的,而那身子和你的身子比较起来一点儿也不缺少什么。
    
    上面的议论如果说出了如下的一种事情,那么,我的论证就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毛的政治行为尽管是我们应该反对而一点都不能够原谅的,但是他那种行为所曾经附带的那种精神——对不公正的制度和脱离人民的政治当权派人物造反——却是我们中国3、400年以来最最宝贵的东西,无论怎么说,我们中国人若是丧失了它,那么即使明天我们中国实现了民主制度,这样的制度在丧失了造反精神的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手中也是难以保持的!如果造反精神在毛的时代同“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愚公移山、”“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等等精神事实上被协调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在中国寻找“民主精神”而“否定”它的价值,我们能够寻找到什么就不得而知了。如果我们具有基本的精神方面的修养,那么,我们思考精神这样的东西在它的高级水平上往往同那些可怕的“魔鬼”性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就不会象那些完全缺乏精神训练的人那么的心底单纯和心境之简单了。伟大的使徒保罗曾经说过的下述的话,值得我们永远的思考:“我真是苦啊!……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是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的犯罪的律”(《罗马书》7章21~24节)。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进入到了精神的领域,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怕魔鬼,况且毛还不是一个魔鬼。毛是一个精神上的元素,这个元素只要我们能够采取价值的方式和方法去提取它,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是精神上自由的人。如果你把毛的元素当成了妖魔鬼怪,那么你就永远可能处在它的恐惧的包围之中,你就不得自由!你如果认为和世界的其它的价值一样,“毛问题”在解读后也是一种可以收藏的东西,那么你就会在精神和思想方面立足于一个广阔的空间之中。总而言之,我们若对政治上的毛和精神上的毛有一个大体上的了解,那么,解读“毛问题”,剥离和处理毛的价值,就不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四、论知识分子的毛、知识青年的毛和贫下中农的毛
    
    我还是回到第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美国学者特里尔的书中所写的关于毛的脸部形象的“知识分子说”和“农民说”的问题上来,但是,为了详细其间,我又加了个“知识青年说”。在这一论中,我就无妨讨论一下这些互相分别的毛的不同的形象,看一下我们要认识的毛的更复杂更深刻的一面。如果我们对毛要有一个确切的认识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他是一位知识分子,但是他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可以说是20世纪特有的“革命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没有在当时的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圈子”中生活过,所以身上也没有染上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贯的习气和一般的习性。如果说在他生活的那个“大动乱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们被看成是一些典型的“腐儒”的话,那么象他这样的上了“绿林大学”(毛语)的知识分子就可以单列为一类了。到战争结束之后,当他在对中国的问题进行“主观愿意”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时,19世纪产生了马克思的那个西方知识分子的问题就被他接了过来。因此,我在说到他的时候虽然不把他同马克思相提并论,但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浓厚的知识分子的话题,把毛引上了行而上学的道路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所以到“文化大革命”前后,他已经是一个从事精神和思想问题研究的知识分子了。
    
    中国现在,“毛问题”研究有一点是半“开放”的,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研究者们中间竟有人提出了“毛为什么仇视知识分子的问题”;在这样的研究中,有人作出了毛在北京大学居住其间因为受到了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许多知识分子的小瞧而对他们怀恨在心,从而一朝权在手就实行报复,当然,我认为这样的解释也可以构成一家之言,只是,我想,对于毛这个如此复杂和影响如此之大的人物的作为做如此这样简单的解释,显然也不是个最佳的方法,毛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一般来说要由他来负主要责任,另一方面也有着制度的原因,这样的制度一旦完成了对真理的宣布工作之后,就一劳永逸地拒绝了一切的真理,所以是制度性的东西造成了他同中国知识分子们的紧张关系,再加上他个人性格和心理上的许多因素,就难免会产生了人性中的那个常见的一边倒的倾向,就是我在接下来的议论中所说的“倒向”“贫下中农”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把毛看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时,一定不要把他看成是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因为如此,象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知识分子就一般被人们归类在“学院派知识分子”的那一边了。在这里,知识并不构成一种独立的价值,它必须或者必然的要变成为“革命”的一种工具,就象普通的革命士兵手中所拿的枪一样。把知识当“枪”使——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对于那些不甘接受这样的命运的知识分子来讲,“时代”就让他们坐“冷板凳”,马寅初、梁淑冥就是坐在了“冷板凳”上的代表人物,相反,象郭沫若这样的被“革命”牵着鼻子走的人变成了毛的“大红人”就不足为奇。
    
    对于那些非毛、反毛的人物来说,他们一心要把毛从知识分子的行列中踢了出去的行为我也不表示反对,如果这样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说得过去的话,那么,把被踢出后的毛放到知识青年当中去研究恐怕反对的人不多吧。在我前不久写的《民运与愤青》的文章中已经说到了毛是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知识青年的代表的问题,并且指出他在那个时期以任何人也不能够比拟的方式“抓住了”知识青年问题,并把它维系在毛泽东思想的意义上面。如果把这一切同毛一生喜欢读《红楼梦》的事情相联系起来看,半个红学家的毛同中国知识青年结下了不解之缘的情况的确不是一种巧合。无论怎么说,毛的知识程度可以接受“知识青年”的解读就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了。也许事情的奥妙就发生在这里,反正毛不是马克思式的知识分子的人物倒决定了他同中国知识青年的水平有着一个天然意义上的接近。我以为中国革命不同于西方革命的地方有一点值得强调,那就是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在没有最后形成气候和势力,所以出现了这两个阶级在革命中的“缺位”,恰恰是由于这种“缺位”使得中国人依照西方的方式所进行的“革命”大大地“走样”了,也就是说照着“葫芦”却没有画出“瓢”来。
    
    思考这样的问题,对于理解如毛泽东这样的“大革命家”是有极大的帮助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中国革命的情况就演变成为两类人的组合,一类是以极少数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一方的革命领导层;另一类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革命者的基本队伍,而在这两部分人中间,知识青年们便起了“桥梁”的作用。但是,在这里我们如果把“桥梁”理解成为“中间的力量”,那就是一个错误。“桥梁”仅仅是“桥梁”它不是可以造成“革命稳定性”的“中间力量”就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无制约、无约束的道路。就这个意思去理解“毛泽东道路”其所以能够在中国走通,主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有意或者无意地全力以赴地修建“革命的桥梁”,如果说这样的工作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胜利”的话,(见中国公开发表的毛和斯诺的谈话,谈话中毛对共产党革命能否胜利也曾经表示怀疑),那么对这样的事情的回忆或嚼味就形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思路,用王震的话讲,“文化大革命”是“娃娃们造反”的话,那么毛的“革命桥梁”的组成部分在1966年把中国的“少年人”也包括进去了就是一个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现象。
    
    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个最有意义的现象是广大的青少年在校学生们同社会上的共产党当权派就毛泽东为谁所有展开了争夺性质的斗争;在斗争中,毛表态自己站在“革命学生们一边”的行为又无意的惹起了一场革命。这样的革命如果不是“窑洞时代”的“知识青年革命”所能够解释得了的话,那么毛对它做出了“无产阶级”的解释就表明了革命的进步,也正是在这种所谓的“进步”中我们才有可能发现1966年的民主、自由运动。
    
    运动初期,一伙青少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身份之认定又无意间奠定了运动的民主的基础。就依着这样的基础,工人、农民、机关的干部以及事业单位中的员工,纷纷对自己的身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要求,便造成了1966年的“革命洪流”!所以就这样的现象来分析,1966年的“革命洪流”的发源同毛的“雨露滋润”是有因果关系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对毛作了以上的说明后,我们如果以为毛就是知识青年中的人或者知识分子中的人,那么我们就没有全面的理解毛,事实上毛还是一个人民群众中的人,用毛的时代的流行语来说,他也是“贫下中农”中的人;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解释不了毛之为神的现象。
    
    在毛最走红的那个时代,正是中国普通的工人、市民和农民,把毛当成了真正的神来敬仰,宗教化浪潮的最高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和人群中间形成的。不了解这样的情况,我们如果凭自己的想象来构造和理解民主运动的话,我们肯定不会发现1966年事件中的民主的因素和自由的价值,但是恰恰正是这些价值才是1966年价值的底实。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这些部分同毛的联系是一种正常的政治关系,那就不会存在“毛泽东问题”,这里其所以出现了“问题”,也正在于毛同这种有价值的事物的关系和联系是“宗教”的而非“政治”的,所以,我们在舍去了宗教式的解释问题的架构之外,就很难抓住它。如果我们在这样的问题上还停留在18世纪法国某些唯物论的观点上,认为宗教是傻子遇见了疯子时的产物,那么就解释不了“毛泽东现象”和“毛泽东问题”。著名的神学家饶申布士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般地说来,伟大人物不过是把人民当鱼虾看待”。乍一看,这句话的确不错,但是这样的话如果不分时间、地点和场合的到处套用,就不见得有价值,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有极少数的“伟大人物”同人民的关系的确不是普通的人际关系所可以解释的,其间的确存在着一种“非人”性质亲密或亲切。也就是说在某些历史时间中,有个别的人物在活着的时候却象神一样地“住”在了群众的“心”里——1966年的毛就是这样的人。事后我们解释这种现象,即就是“揪出”林彪、江青、周恩来这样的人,认为他们在造毛为神的活动中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也是于事无补的。
    
    任何的一个造神运动要能够成功,其中总有一些的类似于宗教的因素存在着,这样的因素往往又活跃在一个人民“上进”的时期,所以这样的现象那就应该特别的引起我们注意。我所论述的毛恰恰就在这样的事情上启发了那个时代的人民群众的觉悟,使中国人民真正地享受到了一种上进的精神生活。“精神食粮”——这个从基督教的“灵粮”的词中演化过来的语言在那个时代其所以非常流行,就完全地明白了一种时代的需求,这对于我们这个从“社会大动乱”(1919~1949年)中走了出来也不过才有“17年”时间的民族来说就不失为一个价值的东西。上述的意思若被正确理解的话,那么,我说“贫下中农的毛”的话,最明白的意思就是说毛是“阶段性”上的人民中间的人,因为谁都知道贫下中农是一个阶段性的人民的称呼,所以与这一称呼相一致的是,毛也是“阶段性”上的和人民一致的人。弄清楚了这样的意思,我们在中国人民而后的反对毛的行为中就会看出一种历史的意义来的。在这里,如果象许多的非毛的人所理解的一样,毛根本就没有同人民群众发生有价值的联系,那么,我这样的论述就纯粹多余。事实上不是这样,当中国人民在走上了民主的道路亟需要一部自己的历史,而这部历史同时包含着人民今天的行为又亟需要的精神的时候,我提出毛的问题,就值得大家深思;要不然,我叙述中的人民史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从“毛泽东问题”中走了出来(这样的行为我叫“出毛”),那么你抱怨“工人游行总是抬毛泽东像”,“农民反对腐败总是打着贫下中农的旗号”,你到底凭什么搞民主,搞什么样的民主——我就不得而知了?
    
    五、绝顶聪明的毛和绝对糊涂的毛
    
    毛不是一个中庸意义上的人,所以在他的作为中,我们往往会发现许多“极端”的东西;如何分析这些“极端”的东西,我同中国社会上那许多的因论毛而出名的专家们的意见就有了区别和分歧。依据他们的意见,被看成是“极端”的东西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非价值的东西,而我的看法却不以为然,我虽然不能说所有的毛的被批为“极端”的东西都有价值,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出这里边有价值的最大的成分。所以,我论毛的路线是从1974年《绝妙的戏》的写作时就已经可见端倪了,在这本书稿这,我在激烈地批评毛的“文化大革命理论”之际,却同时又为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唱了一曲热情洋溢的赞歌,这样以来,我的论毛的行为就一直仅仅地同毛的价值的最复杂和最难理解之点开始,直到今天。如果你认为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因而在理解“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他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你就把自己放到一个错误的出发点上了。
    
    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毛在1966年的运动中虽然起到了谁也不能够起的作用,但是这样的事情并不必然的意味着他是1966年运动的最好的解释者,恰恰我认为不是这样,我的看法是:他自己在解释“文化大革命”方面所犯的错误之大也同样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之比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1966年的事件根本上是中国人民从共产党的制度和共产党的社会中“解放”的事件,因此,就性质来讲是一个民主的事件,但是毛却因自己在这个事件的“虚妄”的身份(神)而把这个事件理解为一个“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件,就这样的意义来看,1981的共产党《决议》把他的“文化大革命”“否定”掉也是蛮有道理的;你都不想一想,共产党能够容许把一个反对它的运动长时期地放在“革命”的位置上吗?但是,毛生前所执意要作的事情就是这样,他凭着自己在党内的无与伦比的地位非要把一个人民“自下而上的、全面的打倒”共产党的运动当成为共产党“革命的一个里程碑”。
    
    就这样的意义说,毛同一个“糊涂蛋”的区别又在那里呢?我简直是看不出来!我的看法已经很明显了,毛虽然是1966年人民大解放运动的象征和旗帜,但是他对这场运动所作出的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解释显然是牛头不对马嘴。把这同我上面所说的牛头马面的话联系起来思考,人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的问题就好象有了答案。的确,在毛的1966年行为中,有一个民主的意义,但是这个意义被他个人糟蹋了却是一桩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中国有一句古话,“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就这样的意思来说,我认为毛先“辱没”了自己的意义,而后才遭到了别人的侮辱就一点也不错误。
    
    在1981年的中国共产党《决议》中打倒了毛泽东的人不就是毛泽东自己吗?任何有价值的毛泽东评论都不可能离开毛在死亡前的一年里,对自己所作出的自我评价,在这个后来被人们叫作“后事交底”的政治遗嘱中,毛藉老人死亡前常常出现的智慧上的回光返照的机会对于自己的一生作出一个十分客观的说明,这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两件事论”:第一件事——毛说是:8年抗战,3年解放战争,把蒋介石赶到那几个孤岛上去了;第二件事是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在这里,毛对“8年抗战”没有作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共产党式的说明,而只是说“请回老家”,其用词之恰当和精妙的确是前无古人的,这不但为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的后人评价留下了余地,而且也为解释“抗战时期”的国共两党的纠纷和恩怨以及国际社会的最后的干预问题都保留了充分的空间,在说到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时候,即没有说到“消灭”2字,也没有说到“胜利”二字,仅仅说“赶到那几个孤岛上去了”,就这样的话的“声音”去分析(我们中国人有“听话听音”的说法),你好象听见了一位同自己的兄弟打了一辈子架的人的在临死之前的时候自我反省式的话语,在这样的话语中如果隐藏着“请”“孤岛”上的兄弟“回家”的意思在内的话,你也就不愧为“听话的专家”了。
    
    与此相应的是在这个“政治交底”中,毛说到“文化大革命”时,省掉了“无产阶级”的字样,也没有提它的性质,更没有说它“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也没有说到它的“伟大意义”,而是强调“反对的人多”的问题,其语言之深沉是可以感动人的。就这样的话来分析,毛对“文化大革命”在他的身后有可能出现的意义上的反复的事情也许已经是有所准备了。
    
    可见“文化大革命”在被他“交给”接班人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是“人民群众的运动”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运动”——他没有涉及,这就给人们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想象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毛那种没有说出口的“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显然是邓小平的“否定”式的方式所不可能包括的。用《三国演义》(毛喜欢看的小说)上“诸葛亮死治司马懿”的情节来分析毛生前反对“复辟派”的行经,那就太有意思了。但是毛没有聪明到《三国演义》上的诸葛亮的程度,因为在上述的“后事交代”中,他虽然剔除了在此之前堆积在“文化大革命”上面的许多的华而不实的意义,但是总是“错误”的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民主”的意义放到“第二民主”的体系中去解释不可,所以,在这样的南辕北辙式的解释中,“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就越来越远离他了。毛想在我们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第二民主”(就是毛说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参阅拙作《民主与第二民主》和《论第二民主》),但是,他临死的时候都没有明白,所谓的“第二民主”只有变成为“第一民主”的“精神”,它的价值才会是永存的,否则,它就是一个真正的空中楼阁。(2004.12.20)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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